他没有率领过千军万马，但震撼过亿万人的心灵。他不是将军，但将军们说他具有大将风度。
——作者手记
胜利之后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从电视荧屏上消失了。
怪球手张蓉芳致命一击，球打在美国队员的胳膊上，横里飞出去，飞得老远老远……海曼、克罗克特望球兴叹，为失去这次难得的夺标机会而掩面痛哭。张蓉芳也放声大哭，哭得那么动情，谁也劝说不住。郎平、杨锡兰泪流满面，而几位年轻队员却纵情欢笑，笑得都合不拢嘴。紧紧地搂抱，使劲地捶打，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着实现“三连冠”之后的喜悦。不知道有没有人对泪水进行过分析研究。通常，人们把眼泪分成痛苦的泪、委屈的泪、欢乐的泪。但用这种分析方法，却无法形容中国姑娘们此时此刻泉水般往外涌流的眼泪。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复杂得连她们自己都说不清、道不白。
在这种时刻，敏感的录像师们总是不失时机地把镜头对准赛场上的胜利者和失利者。遗憾的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亿万人关注的人物——中国女排的那位沉着冷静、风度翩翩的指挥员。他在哪里呢？在哭还是在笑？……
此刻，袁伟民仍然端坐在长滩体育馆场边的木椅上。他的膝盖上摊着一个长方形的黑色塑料面的记事本，洁白的纸上写着刚刚结束的那场比赛的简况。“第244场，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中美决赛，三比○。”啊，八年时间，他指挥了二百四十四场国际比赛！每一场国际比赛之后，他都要作这样简明扼要的记载。他已经记录了整整两厚本。往常，写下这简单的几句之后，他就该合上本子了。可今天他感到还不尽意，凝思片刻，又挥动那支细小的蓝色圆珠笔，在记事本上写下了一行充满情感的话：“难忘的一九八四年八月七日晚，实现‘三连冠’。”最后这个句号，用笔特别有力。是呀，总算了却了一桩埋藏在心中多少年的心愿！他慢慢地合上记事本，将它放进随身携带的精巧黑色的小提包里。他站起身，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片空白，什么东西都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了。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欢笑和痛哭，欢呼和喧闹，他看不见，也听不见。不过，瞬间之后，往事就如汹涌的潮水向他奔腾而来，迅猛地填满了他的脑海。
他想安静一会儿，躲到运动员休息室里点燃了一支烟，慢慢地吸着、品味着。嗜好香烟的人有一句口头禅：“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他倒觉得，这赛后一支烟，才真正有品头。青烟袅袅，在他的眼前徐徐地飘散着。啊，往事如姻呀！
姑娘们笑够了、哭够了，也都聚集到这间休息室里来。哎呀，多糟糕呀！她们光顾自己高兴，又把袁指导给忘到一边去了。这可不是第一次忘掉他，而是第三次把他忘掉了。头一回，是一九八一年深秋在日本大阪，中国姑娘第一次夺得世界杯。赛前，她们与袁伟民有言在先，如果拿到世界冠军，他就得老老实实让她们蹾一次。可是，当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时，她们只顾自己高兴得互相拥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袁伟民双手抱在胸前，默默地伫立在赛场边上，入神地看她们笑、看她们哭，那神情宛如一位艺术大师在欣赏自己的一件精美佳作。第二回，是一九八二年深秋在秘鲁的首都利马，当中国姑娘们第二次登上世界冠军宝座时，袁伟民悄悄地躲开了。那次，中国女排出师不利，在分组赛中就以○比三输给了美国女排，造成了一种令人担忧的险境，在以后与古巴、匈牙利、苏联和澳大利亚几支球队的比赛中，几乎不能丢失一局，否则，就会被挤出前四名的行列。袁伟民六天六夜没有睡一个囫囵觉，两只眼睛布满血丝，当胜利来临时，他已把最后一点气力都消耗掉了。他困倦得什么也不想，只想找个地方美美地睡上一大觉。当时，姑娘们光顾庆幸艰难的胜利，又一次把他给忘却了。平日里，她们就想蹾他，但他浑身是汗，油光滑溜的，怎么也抓不住他，而且，姑娘们的心也不齐，胆子小的未冲到他跟前，就先退却了。胆子大的，抓不着他，反而被他抓住，逼到墙角刮鼻子。
“刮！自己刮十下！”他逼着被抓住的姑娘。姑娘们只好乖乖地刮自己的鼻子。后来，几经密商，她们才想出这个锦囊妙计，与他拉钩，拿世界冠军就老老实实让她们蹾一次……却总没有兑现。曹慧英、孙晋芳、杨希，陈招娣、陈亚琼五位老将离队的时候，都感到没有蹾成袁指导一次，是一大憾事。
这回，姑娘们可饶不了他了。刚进休息室，张蓉芳、郎平就逼近袁伟民：“指导，该让我们蹾一次了吧？”
袁伟民往后挪动着身子，还想躲闪。
“指导，可得言而有信呀！”周晓兰逼上去说。
看架势，今儿个是逃不过去了。袁伟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用商量的口吻说：“稍等一会儿行不行？”说着，朝门口迈步。
姑娘们生怕他趁机溜跑，急忙一窝蜂似的包抄上去。
袁伟民走到一张茶桌前停住了脚步，在烟灰缸上掐灭了香烟。然后，他冲紧紧逼上来的姑娘们淡淡一笑，说：“看你们又哭又笑的，就满足你们一次吧！”
不等他的话音落地，姑娘们便欢叫着冲了上去，抓手的抓手，抬腿的抬腿，把他高高地抛向空中，又把他低低地放到地上。蹾成了！终于蹾成了！笑声，发自内心的笑声，在屋子里激荡。蹾得真解气呀！一下，两下，三下……尽情地蹾！开心地蹾！每一次抛起和放落，都倾注着她们对他的爱和“恨”……蹾过瘾了，她们才放下他，又蜂拥而上，去蹾高大壮实的邓若曾教练和田永福大夫。
袁伟民站在一旁，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悠闲地边吸着边瞧这番热闹情景。老搭档邓若曾从一九七九年起，每逢集训，总与他同住一屋，他们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田永福大夫年过半百，一心扑在事业上，朝朝暮暮与他相随。蹾吧，痛痛快快地蹾他们吧！
“指导，我们不是在做梦吧？”蹾完之后，张蓉芳、郎平、杨锡兰又围了过来，担忧地问他。
他完全理解姑娘们的心情，但没有回答，只是一味地吸着烟。青烟袅袅，在他眼前徐徐地飘散着。往事，如烟的往事，又像潮水似的向他奔涌而来。“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到！”往事的浪涛中出现了这个最强音，展示了女排艰难曲折而又充满民族自豪感的成长之路。
“大换血”——一着震惊世界的棋。虽然惜别依依，但他还是把她们送走了。
这是八年前他走马上任的情景：在太阳宫前面的北京体育馆里，十多位十八九岁的水灵灵的年轻女孩排成一列，用好奇的目光瞧着他。他脸红了，一直红到了耳根。机灵的姑娘们瞧见他的这幅腼腆含羞的神态，禁不住想笑。但不敢笑出声，只是抿紧嘴悄悄地笑。
那天正好是“六一”儿童节。他和女排的姑娘们，犹如节日的小主人公一样，天真幼稚，充满着美好的幻想。五年以后，他和姑娘们用勤劳的汗水把幻想变成了现实，为祖国夺得了第一个女排世界冠军。第二年，她们又一次登上了世界冠军的宝座。
当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利马的阿姆多达体育馆，登上世界冠军领奖台，纵情欢呼胜利的时刻，袁伟民的思绪已经飞向了决定球队命运的“换血”问题。新陈代谢，是世间万物生长的规律，运动也如此。一个运动员的运动生命是相当短暂的，到了二十五六岁就嚷开了：“我老了！不行了！”而在社会上，这正是青春妙龄呢！一支球队若想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战斗力，必须适时地进行新老交替。用运动员的口头语来讲，就是“换血”，为队伍补充新鲜的血液。
袁伟民知道，“换血”是要付出代价的。世界上的几支女排强队，日本、美国、古巴、苏联，在“换血”以后，无一例外地都走了一个“U”形，四五年还缓不过气来。当然，要尽量缩短这个缓气期，但不管如何短，总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呀！而摆在他面前的缓气时间也就是从现在起到一九八四年夏季奥运会，只有短暂的一年半，这口气能缓得过来吗？如果不马上“换血”呢？在近期内，他的日子是好过的。但一年以后呢？一个好教练员，必须要看到一年之后、两年之后，甚至三年之后的世界排坛。正好这年十一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亚运会的比赛之后，到一九八四年夏季奥运会，中间只有一次亚洲锦标赛。而这次比赛的胜负，对我们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并不影响。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此时不换，还待何时？付代价就付代价吧！他下了“大换血”的决心。但袁伟民是个不到火候不揭锅的人，尽管他决心已定，但在任何场合都不动声色。
姑娘们可沉不住气了。大轿车离开阿姆多达体育馆之后，车上就笼罩着浓郁的离情别绪。
“晓兰，我算是熬到头了。你们不是看得起我这双腿吗，我不打球了，就可以送给你们了。”曹慧英头靠在晓兰的肩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要不，咱们一道下吧！”晓兰悄声耳语。
曹慧英笑道：“你恐怕还下不了，总得留几个老队员呀！”
一想到老大即将离开队伍，周晓兰的心中就不是滋味，泪水悄悄溢出眼眶，竟然哭泣起来。
这种情绪一下子就在几个老队员中传染开了，她们也感到鼻子酸酸的。
袁伟民微微地闭着眼睛，仰靠在汽车座椅的软背上，看上去，他是在闭目养神，其实，姑娘们的离愁别绪全在他的眼里和感觉之中。但他装作睡觉的样子，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
谁知，这种离愁别绪愈来愈浓烈。我国驻秘鲁大使举行送别宴会时，几位老队员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不等宴会结束，就一个个溜了出去，躲到盥洗室唏唏嘘嘘哭开了。也许只有泪水可以冲洗掉过早降临的依依之情。可是泪水一淌，依依之情变得更加浓烈了。她们挤在一起，默默地抹着泪水。擦掉了，又流淌出来，总也擦不干净。
袁伟民跟踪而来，他突然推开门，佯装不解地问：“怎么啦？是不是酒喝多了？……”
老队员们迅捷地抹着眼泪，想掩饰她们的秘密。也许，她们可以瞒过别人，但怎么瞒得过朝夕相处的他呢？
陈招娣抽抽噎噎地招供了：“我们要分手了……”
袁伟民笑眯眯地诘问：“分手？谁说的？”顿了顿，又对她们说，“都二十六七的大姑娘了，还净抹眼泪！快别哭了，我一个也不放你们走！”
这年的年末，他和女排姑娘们来到了印度首府新德里。离别之情又蔓延到尼赫鲁体育场。
“来，郎平，我们俩照张相！”福建姑娘陈亚琼几乎找每一个姐妹合了影。看那神情，仿佛错过这个机会，她和她们就无缘在一道拍照了。
“她要去香港跟她的男朋友结婚了。”在宽大的亚运村餐厅里，郎平悄悄地给一位记者透露了这个秘密。
十一月十九日，这位记者与女排姑娘乘坐一辆大轿车去体育馆。她们的话题，仍然离不开即将来临的依依惜别。“这是我运动生涯中的最后一场球了，我得站好这最后一班岗呀！”
杭州姑娘陈招娣感慨地说。
记者禁不住问她，“你也要引退了？”
陈招娣笑笑：“不是我想引退，而是我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新手上来了，不退就会挡道。”她望望孙晋芳，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可以放放心心地走了。”
陈亚琼又动情了，说：“一想到离别，我就忍不住想哭。在秘鲁，我们已经抱在一起哭过一回了。将来真分手，还不知会是个什么情景呢！”
杨希说：“少不了一场大哭！”
陈招娣话中带刺，指指袁伟民的背影，说：“那可不一定，有的人心肠硬，巴不得我们早一点走才好呢！”说着，朝记者努努嘴，意思是让记者注意袁伟民的反应。
无疑，袁伟民是听到姑娘们的这些话语的。但他充耳不闻，仍然安安稳稳地端坐着，任凭队员们怎么旁敲侧击，就是沉默不语。
陈招娣见指导不动声色，就悄声地对记者说：“这次出来，他管得比哪次都严，生怕我们的心散了，打不好球。其实他不管，我们也会站好最后一班岗的。”
从新德里回到北京不久，女排姑娘们最关心，也最害怕的那个日子终于来临了。
一九八三年元月十三日清晨，袁伟民闷坐在他的那张小巧的栗色书桌前，默默地吸着烟，默默地在思索。半年多来，他不知思索多少遍了，尽管姑娘们毫无顾忌地诉说着离情别绪，而他却把这种情感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冷静地权衡着每一个队员的去留。此刻，这种浓缩的感情终于超饱和了，爆炸了……
从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到今天，六年多时间，二千几百个日日夜夜，他和她们的心都紧紧地拴在洁白的排球上。六年，六个新春佳节，他和她们一道，离别自己的亲人，在集训基地的球场上度过。他不知多少次，不，应该说是每一堂训练课，都对她们铁板着脸。他为难她们，难得她们老哭鼻子。他不给她们过一天安静的日子，有朋友，也不让她们花前月下……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刻，他感到内疚吗？不，他一点也不内疚。这一切，她们能谅解，因为都是为了那只洁白的球。球呀，你的每一个声响，都凝聚着她们的爱；你的每一次跳荡，都倾注着她们的情。你是她们青春的伴侣，你与她们苦乐同行！说真的，姑娘们舍不得离开抚摸过千万次的球，离不开挥洒过无数汗水的球场，离不开可亲可敬的指导……他呢？他看她们长大，看她们成熟，熟悉她们的脾气爱好，喜欢她们的性格和球艺。一句话，他也深深地眷恋她们，他多么舍不得她们离开球队啊！
但理智又告诫他：她们该离队了。“三连冠”，不能靠她们了。
老大曹慧英已经二十九岁了。她患过肺病，腿骨也断裂过，至今膝盖里还固定着钢丝。领导答应过她，拿下世界杯，就让她成婚。谁知，在世界杯赛中，曹慧英宝刀不老，打苏联队时，第二局，我队以○比九落后，袁伟民派她上场，扭转了劣势。她成了中国女排的“王牌”替补。“老大不能走！”她在同伴们的一片挽留声中，又顶了一年。这一年，她过得太艰难了。每顿饭，都离不开药。该放她走了，总不能让人家打到三十出头吧！
陈招娣倒是一员虎将，什么场合，只要派她上阵，她是没有不拼命的。世界杯赛，中国队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时，陈招娣腰伤犯了，她不吭一声，一直顶了下来。但她也二十七岁了，身上的伤也那么重，怎么能让她去打奥运会呢？也该让她下了。
杨希是陈招娣、曹慧英的同辈人。她的接班人郎平已经成为世界著名扣球手了。不应该再留她了，也让她下吧！
二传手孙晋芳，是当今世界上最佳二传手之一，离了她，队里会失去“灵魂”。按理，该让她继续打下去。但她能再顶两年吗？她的腰伤老犯。有时打一场比赛，球赛打完了，她的腰也直不起来了，连向观众招手的劲都没有了……走，就让她走吧！虽然杨锡兰的水平与小孙比，要差一大截，但也只好给她压重担了。
陈亚琼弹跳那么好，年纪也不算大，二十五岁，再打两年也才二十七岁。他真想留她。但她全家都居住在香港，她的男朋友三天两头从香港打电话来催她去办喜事，一次电话费就得花二三十元。唉，人家有人家的特殊困难，下就下吧。副攻手的苗子还有几个，培养也还来得及……
他非常清楚，这几员虎将走了以后，中国女排将从高峰上跌落下来，重新去品尝输球时的苦果，他这个指挥员，将面临从未有过的困境。但为了奥运会，为了那个令他朝思暮想的“三连冠”，他认了。他下了“大换血”的决心，也宣布了这个决心。今天，离队的姑娘们就要走了，待会儿就要开送别会。也许，二楼会议室都已经布置好了。她们要走了，他送一点什么礼物给她们作纪念呢？几乎是不假思索，他就想到了球。对，正是那只洁白的球，把他和她们连在一起的，体现着她们的战斗情谊。送给每个离队的老队员一只排球吧！
他从没有使用过的新球中，挑出了五个。又从笔筒里挑出那支日本的粗黑的油笔，用他那熟练的行书在一只新球上写下了两行字：“曹慧英同志离队纪念。中国女排，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三日。”给孙晋芳、杨希、陈招娣、陈亚琼，每人都写了一个。
二楼会议室的长条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水果、花生、瓜子、糖……欢送会的气氛很浓。但姑娘们却默默地坐着，耷拉着脑袋，没有人说话，更没有笑声，空气显得很沉闷。到会的领导说过话之后，会场上就出现了长时间难堪的沉默。寂静得可以听到队员们的喘气声，甚至连掉到地上一枚针也可以听到声响。最后，还是袁伟民说了几句话。他用那缓慢的语调说：“你们要离队了。过几天，我站在队伍跟前，再也看不见你们这几张熟悉的面孔了。球场上，也听不见你们这几个熟悉的嗓门了……”说到这里，他停住不往下说了。兴许，他也是说不下去了。五位老队员把头埋在同伴的怀里，会场上响起了一片唏唏嘘嘘的哭泣声。她们连头也不敢抬，只要互相看上一眼，就非抱头痛哭一场不可。袁伟民和几位领导只是默默地吸着烟，没有人再说话，沉默、沉默，长时间的沉默。要是在往日，桌子上的这点东西，早就被一扫而空了。可今天，却没有人去动。哪有心思嗑瓜子呀，她们有满肚子的话想说，可是又一句也说不出来。如果用“此时无声胜有声”来形容，那是最恰当不过了。送别会就这么散了。五位老队员，每人捧着队里送的那只洁白的球走了，走向自己的故乡，走向新的生活……
五位老将同时引退，国外报纸哗然了。世界排坛的人士，有的为这个大胆的战略决策叫好，但多数人担心：中国一下子就换下去这么多名将，女排实力能恢复过来吗？看来袁伟民也逃不过那个“U”形，这个弯还小不了。日本女排总教练山田重雄说，“中国女排五位老队员的引退，使我们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他满怀信心地把日本女排的目标定在奥运会金牌上。美国女排教练塞林格更是雄心勃勃，发出了“拿第二名就是失败”的誓言。国内广大观众也忧心忡忡，“大换血”之后，中国女排还能实现“三连冠”的宏愿吗？
能吗？袁伟民！他沉默着，没有回答。
哭，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形象。他沉痛地说：“从今天开始卧薪尝胆。”
对输球，袁伟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但万万没有想到会输得这么惨。
一九八三年秋，在日本举行亚洲女排锦标赛时，中国女排以○比三输给了日本队。从一九七九年以来，中国女排与日本女排交锋十五场，这是第一次输球。虽然这场球的胜负，并不影响中国参加奥运会比赛的资格，但这场球在精神上投下的阴影却是那么大、那么重。
新上任的队长张蓉芳和副队长郎平哭得像泪人儿似的。当年她们亲手从日本队手里夺来的冠军，今天又亲手送还给日本队了。越想越窝囊，越想越伤心。回到休息室里，张蓉芳还一个劲地哭。她总不服气会输给日本队，但事实上就是输了，而且是○比三惨败。
更令人难受的还在后头呢！大会工作人员通知袁伟民：“一会儿领奖时，日本队上十五人，请你们也上十五人。”
上十五人？姑娘们一听炸了。我们全队，连两个教练，加上一个大夫，总共才十五人呀！这就是说，领奖时，袁指导、邓指导、田大夫都得上台。中国队拿了两次世界冠军了，按惯例，领奖时教练从来不上台。这次，输了球，倒要他们上台，姑娘们百思不得其解。
“指导，你们不能上！”张蓉芳边哭边对袁伟民、邓若曾说。
“指导，你们别上！”这是队员们共同想法。怎能让袁指导、邓指导去受这份刺激呢？不，不能这么做。
袁伟民望望这群沉浸在失败痛苦之中的姑娘们，冷静地说：“把眼泪擦干净。哭，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形象。我们都上，要笑着往外走。”
队员们怔怔地望着指导，她们知道，他下了决心的事，任何人也阻拦不了。
袁伟民耐心地对队员们讲：“比胜负更为重要的是经验。输了，我们就承认输了。但我们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我们的目标是奥运会。我们要赢得起，也输得起。来日方长嘛！马上发奖了，走，笑着往外走，谁也不许哭！”
袁伟民带头往外走，跟在他后面的是邓若曾教练，再后面是年过半百的田永福大夫。张蓉芳、郎平、周晓兰……边抹着眼泪，也一个个跟了上去。
日本队总教练山田重雄，长长的头发梳理得格外整齐，穿一身黑色西服，已经神气地和日本女队员们一道，登上了最高一层领奖台。袁伟民抬头望望山田重雄的那副神情，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向来赛场上总是一家欢乐一家愁。唐代诗人杜牧不是有一首《题乌江亭》的诗吗：“胜败兵家事不期，含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不计一场之输赢。有沉必有浮，咱们走着瞧吧！他依然沉着地往前走，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地登上了领奖台。升旗、奏歌……触景生情，张蓉芳、郎平的泪水又往外涌了，流淌到脸颊，掉落到领奖台上。袁伟民望了她们一眼，没有说话，但她们明白，那严峻的眼神告诉她们：“别哭！要笑！来日方长嘛！”
这位在如此重压下有泪不轻弹的硬汉子，在老华侨蔡世金为他们举行的送别宴会上却感动得差一点哭了起来。两年前，也是在这家豪华的饭店里，蔡老板为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设过盛大的庆功宴。这次，虽然输球了，但蔡老板仍然热情如初，又摆下这丰盛的欢送宴席。我国驻日本国大使宋之光，公使、参赞、工作人员、华侨，都来赴宴欢送。宴会开始时，蔡老板端起酒杯，说：“你们输球了，但你们不要难过……”他在劝慰女排姑娘们，但自己却痛哭起来，老泪挂满了脸腮。望着老人那副忍痛劝慰的神态，袁伟民感到了深深的不安和内疚。
中国驻日本国大使宋之光也说了一番鼓励的话。中国民航驻日本国办事处的一位负责同志站起身，也诚挚地说：“前年，你们拿了世界冠军，我们派当年周总理的专机驾驶员来接你们。这次，你们输了，我们依然把头等舱的座位留给你们。”
输了球，挨一顿骂，袁伟民倒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想不到从华侨到祖国亲人，没有半句责备，有的只是谅解、同情、鼓励。听着这些烫人的话语，他心里更难受了。
使馆的同志请袁伟民说几句。他慢慢地站起身，接过话筒，沉默了片刻，宴会厅里响起了他那不急不慢的声音：“两年多以前，也是在这里，在座的大都来了。那次，大家是来给我们庆功。这次不一样了，我们输球了，○比三，自己夺的杯子，自己……”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感到喉咙有点哽咽，两眼也热乎乎的，拿话筒的手微微地颤抖着、颤抖着……
姑娘们第一次看到袁指导的两只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泪水。她们赶紧低下头去，再多看一眼，就会哭出声来。她们耷拉着脑袋，不出声地抽泣着，泪水洒落在铺着洁白台布的餐桌上。
袁伟民手持话筒，默默地伫立着，没有再往下说。他知道，再说下去，泪水就会涌出眼眶。不，不能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哭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形象。他用最大的意志控制着自己，足足憋了三分钟，硬是把泪水憋回去了！
三分钟不算长，但姑娘们感到仿佛他沉默了至少有三个钟头似的。
“自己把杯子送掉了。”宴会厅里，终于又响起袁伟民那不急不慢的声音，“不过，如果着眼大局，从全面来考虑，明年能把奥运会冠军拿下来，那么这次付出一笔学费，也是值得的。”说到这儿，他又停了下来。
人们注视着他，无不等待着他往下说。
“有沉就有浮！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卧薪尝胆……”他稍微加重了一点语气，说得很沉痛但又很自信。如果用“掷地有声”来形容，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有沉就有浮。”在羽田机场候机室里，袁伟民紧握蔡世金的手，再次说出了这重达万钧的五个字。
就甘心这么下台吗？虽然士气降到了冰点，他却顽强地用心中的烈火融化冰。
谁都明白胜负乃兵家常事，但当女排输了球之后，舆论的压力还是铺天盖地而来。袁伟民还真不知道舆论的压力这么厉害。
杨锡兰的桌子上堆满了观众来信。看一封，她脸上就增添一层阴霾。“你还是孙晋芳的接班人呢！我看，你倒是中国女排通向‘三连冠’的绊脚石！”她扔下信，起身拉开房门，噔噔地从六楼跑到二楼，敲响了袁伟民的房门。
“袁指导，我干不了了。”一进屋，杨锡兰就委屈地说。
袁伟民深深地了解她。这是一个倔强的姑娘，很少哭鼻子，不过，一旦掉泪了，说自己干不了了，就说明问题已相当严重。要是站在面前的是老将孙晋芳，他早剋上了，因为再剋，孙晋芳也是公认的全国最佳二传手。而眼下这个新二传，不剋，她还会气馁呢！所以，对杨锡兰，他总是诱导、启发，很少跟她板脸。当她本人不在场时，他还多次对老队员说，杨锡兰是个新手，大家要多关心她、体谅她。今天，杨锡兰要撂挑子了。他决心要扭转她的情绪，重新鼓起她的雄心壮志。
“你真的不想干了？那好呀，你就回‘八一’队吧！”他望望杨锡兰，冷冷地说。
杨锡兰有几分吃惊，指导今儿是怎么啦，既不剋几句，也不安抚几句，就这么痛快同意自己走了。她用疑惑不解的眼神直愣愣地望着他。
“不过，你就甘心这么离队吗？我看，你的性格是不会甘心的。”他终于加重了语气说她了。他吸着烟，观察杨锡兰的反应。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关切地问：“你是不是收到了很多信？”
杨锡兰点了点头。
“挨骂了吧？”
杨锡兰两眼红红的，又使劲点了点头。
袁伟民不客气地说：“如果你现在就下台，那你没有伤，年龄也不大，只能说明你是被人骂下台，赶下台去的。”
杨锡兰的犟劲上来了，不服气地说：“我干吗要被人骂下台、赶下台……”
袁伟民等待的正是杨锡兰这番话，杨子的好胜心终于被激起来了。他连忙趁热打铁：“一个人应该有点压力。你知道大庆有个王铁人吗？他说过，井没有压力出不了油，人没有压力轻飘飘。不过，压力太大了，就会把人压垮。你有压力，我就没有压力？”是的，他的压力一点也不比杨锡兰轻，他也收到了许多国内外来信。信里有人指责他用杨锡兰不当。有人还建议他赶紧到南京把孙晋芳调回来。有的同行也好心地告诫他，如果继续用杨锡兰，他将栽在她的手里。但是他顶住了这些压力，没有动摇。他相信这位天津姑娘会成熟起来。在香港超级女排明星赛中，我队分别以三比二险胜美国队和日本队，不也是她当二传手的吗？关键是鼓起她的干劲来。
“杨子，我们可不能让压力给压垮呀！舆论有时是真理，有时也不一定是真理。中、美、日三个队实力水平差不多，只要我们努力，就有希望赢她们……”他和杨子推心置腹地谈了很长时间。
杨锡兰回到宿舍越想越内疚，是啊，怎么光看到自己压力大，想不到指导的压力比自己还大呢？他顶住了，自己也要顶住，没有打出个名堂来，怎么能轻易下台呢！不，她不甘心下台。
新队员表现出来的是胆怯，怕挑不起重担。老队员呢？思想就更复杂了。
冬天的夜晚来得格外早，才五点来钟，训练房里就黑下来了。房顶的灯，大多已经关灭，只留着几盏还照耀着排球场。姑娘们相继拎着绿色的塑料桶，洗澡去了。偌大一个空场上，只有张蓉芳和郎平还坐在地板上，互相压腿。压完腿，她们也拎起塑料桶，准备去洗澡。这时，她们发现，靠墙根还放着一只塑料桶。谁的呢？她们一看，便认出来了，是周晓兰的。人呢？跑到哪里去了？
“晓兰！晓兰！”张蓉芳亮开嗓门，大声呼叫。
其实，周晓兰就闷坐在训练馆那个平时不开的门厅里。队长的呼喊，她听得清清楚楚的，但她不答应。她想一个人这么静静地待一会儿，想一会儿心事。
日子过得太艰难了！身上有伤，练也练不动了，输了球，还得挨骂。新队已经不是世界冠军队的水平了，观众可不管，仍然以老队的水平来要求你。自己只有从输到赢的经验，哪尝过从赢到输的滋味呢！早知有今天，还不如当初听人劝说，跟五位老队员一道下来呢！拿了两次世界冠军，体体面面下来，多好呀！哪个运动员不希望自己有个美好的结局呀！如今可好，想练嘛，年岁毕竟不饶人，身上伤又多，要顶下年轻队员的大运动量，实在太难！找个理由退下来嘛，“三连冠”还没有实现，她又咽不下这口气。想找队友们聊聊嘛，宿舍里的气氛总是那么沉闷，往日的嬉笑声都让这场球给输掉了。几次走过袁指导房间，想推门进去找他诉诉苦，可他那么忙，眼看他一天天在消瘦下去，作为一个老队员，在这困难时刻，分担不了他的忧愁，反而增添他的负担，她于心不安，唉，真难哪！
“晓兰！晓兰！”郎平在喊她。
“晓兰！晓兰！”张蓉芳在喊她。
她没有回答，还是托着腮在沉思。
喊声越来越近，两位老队友终于找到这个平日没有人来的僻静的门厅里来了。
“晓兰，你怎么啦？”两位老队友一边拉她，一边担忧地问。
晓兰仰起清秀的脸，说：“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我只是想一个人这么静静地待一会儿。”
两位老队友自己的心境也不好。她们太能理解晓兰的心情了。她们不再拉她，也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离开了。
晓兰就这么一个人默默地呆坐着，在一个灯光照不到的角落里默默地呆坐着，很久，很久。后来，邓若曾来喊她回去，她还是没有吱声，悄悄躲进了淋浴室，任泪水与热水一起往下流淌……
吃晚饭时，袁伟民端着饭菜，坐到晓兰的身边。饭桌上，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只是机械无味地咀嚼着饭菜，空气沉闷，沉闷得酷似夏天暴风雨来临之前一样令人可怕。
袁伟民吃完饭，拿起碗筷，站起身走了。临走时，轻声地说了一句：“等会儿上我屋里来一趟！”虽然，他没有点晓兰的名，但晓兰明白，这句话是对她说的。袁伟民都已经走出几步了，她才点了点头。唉，她可真是心事重重呀！
这是袁伟民和邓若曾的宿舍，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除了靠两边墙放着两张单人木板床和两张小小的书桌之外，其余的空间几乎被各种装着杂物的纸箱和排球塞满了。
周晓兰推开门，迎面扑来一股刺鼻的烟雾，她不禁呛得咳嗽了好几声。
这些天，袁伟民觉得心里发闷。尽管气管炎又犯了，但憋不住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又吸了一口烟，说：“你一个人躲在训练馆里哭了？挺困难的，是不是？”
周晓兰没有回答。
袁伟民简直是在自言自语：“是啊，挺难的。队伍是新的，又输了球，新的老的各有各的想法。你难，我也难……”也许是气管炎在折磨他，也许是烟雾呛得他，他不断声地咳嗽，说不下去了。
他喝了一口水，止住了咳，望着晓兰问：“你怎么办呢？想走吗？如果你想走，我可以放你走。你走吗？”他知道晓兰是个要强的姑娘，存心用话激她。
果然，她果决地回答说：“不走！”
袁伟民微微地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你会这么回答的。‘三连冠’还没有实现，碰到一点困难，就半途溜走，我相信你不是那号人。”
触到周晓兰的心病了，她忍不住哭了起来。她是很少掉泪的，但这次却哭得那么伤心、那么动情。
袁伟民没有劝说，也不去安慰，径自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他戒过两次烟了，长的一次戒了六个多月。可从日本回来之后，他又开戒了，而且吸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凶。他不说话，不时地干咳着。
也许是这声声干咳，使周晓兰慢慢地停止了哭泣。
“既然你不甘心走，就得像个样。你打不了主力了，就当好替补，像当年的曹慧英、杨希一样，你还可以为‘三连冠’出力。我管一队多，二队照顾不过来，你多帮助我操点心……”
周晓兰抬头望了指导一眼，她觉得这一阵子他突然苍老了许多，白发也出来了，脸上皱纹多起来了，仿佛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老头似的。她使劲抹着仍在流淌的泪水，几乎是用恳求的目光望着袁伟民，说：“指导，你别说了。你的事那么多，难处那么大，我真不该让你为我分心。”她站起身，边朝门口走，边说：“我自己回去好好想一想，想上两三天就会想通的。”
周晓兰的话是对的，这段时间，袁伟民真是忙得团团转，白天忙着训练，晚上忙着找人谈心，每天回家，总是十一二点。他的爱人郑沪英虽然也忙了一天，却总是等着他，想和他说几句话，给他一点安慰。可袁伟民回到家里，就筋疲力尽，话也懒得说了。看着妻子为他操心的神情，他十分不安。妻子带孩子，做家务，忙工作，已经够累了，还能再给她添事？有一天清晨，他临走时，干脆对妻子说：“沪英，现在事情太多，忙不过来，以后晚上不回来了。”郑沪英望望丈夫，没有说什么，回身取来一条毛围巾，关切地叮嘱他：“天冷，气管炎又犯了，围上一点……”袁伟民顺从地围上了围巾，骑上车就走了。一去就是十天半月，才回家露露面，看来，今天晚上他准是又不回家了！
送走了周晓兰，袁伟民又点燃起一支香烟，屋里弥漫的烟雾更浓重了。他无法止住声声令人挠心的干咳，也无法抑制内心不平静的波涛。他知道，这一天迟早是会来的，但想不到这么快就来了。○比三输给日本队后，队伍的心散了，没有当年去夺冠军的那股气了。输球，他不怕。世界上哪有常胜将军呀！况且，队伍刚更新，付点学费，是难免的。但那股夺冠军的气不能没有呀！现在队伍的情绪波动很大，老的埋怨新的不争气，新的也有情绪。人心不齐，这怎么行呀！其实，就眼下的水平来说，依他看，中、美、日三家实力都差不多。他担忧的是怕散了心，丧失了士气。眼下，光抓技术也没有用，他得花大力气把中国姑娘头一次去拼人家的那股气重新鼓起来！
夜，已经很深了。窗外，寒风呼啸。袁伟民依然端坐在烟雾中思谋和求索……人们说，女排正处于冰点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比喻不无道理。不过，在冰点之下，仍有烈火在燃烧。只要他心中的火焰不熄灭，那就可以把姑娘们的心火重新点燃。
而袁伟民心中的火焰是不会熄灭的。他收到很多观众的来信，有骂的，更多的却是鼓励、支持。有个青年观众一口气写了二十多页，提了十几条建议，他给女朋友写情书也没有下这么大的功夫吧！虽然说的是外行话，可他那颗火热、滚烫的心，使袁伟民的心更加热乎起来。有这么多赤诚的心，这么强烈的支持者，女排姑娘们的心火是会比以往燃烧得更炽烈的！袁伟民坚信着。
他同情她们，但一想到奥运会，又不得不横下一条心。其实，他自己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从联邦德国打完不莱梅国际女排邀请赛回到北京，已是一九八四年一月下旬，离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没有几天时间了。人们都以为他会在北京过一个团圆年了！八年来，他还没有在家跟亲人过过一个年节呀！但是，就在年关临近时，他把队伍拉走了。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住进了湖南郴州排球集训基地。如若论山水风光，郴州并无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尤其是冬季，这里成天阴雨绵绵，十天半月也见不到一次暖人的阳光。训练基地坐落在北湖公园里，这里名为公园，除了一群关在笼子里的猴子外，简直无处可玩。袁伟民说：“正因为郴州无处可玩，我才选中它作为这次冬训的场地。”
这是袁伟民出任中国女排教练以来的第八个冬天，也是最枯燥、最艰难的一个冬天。
在联邦德国与美、日两队的比赛中，有赢有输，士气和信心有所增强，用队员们的话来讲，拿奥运会冠军是“有希望没把握”。而袁伟民这次冬训的目的，正是要让运动员们树立起“奥运会冠军非我们中国人拿不可”的坚定信念。
袁伟民是很少给妻子写信的，即使写信，也极少谈自己的困难，多半是询问一下那个聪明透顶而又十分淘气的儿子的近况。但这年冬天，他写了一封破例的信。
“沪英：这个冬天可真不好过呀！队员们累得够呛，几个老队员都快累得受不了了。我的身体也不如从前了，疲倦得不行。过去，再疲倦，只要见到那只球，就来神了。可如今，见到球居然也兴奋不起来了。每天走到训练房门口就发愁，都不想往里走……”
郑沪英拿信的手，禁不住微微颤动了起来。一个从不向她诉说难处的人，一下子就说了这么多，可见他困难到什么程度了。她也曾是一个女排队员，打过国家二队。她与袁伟民的相识、相爱，正是靠那只飞来飞去的排球为媒介的。人们都说他们之间的结合，是一种“排球姻缘”。在事业上，支持丈夫，她是无条件的。她默默地毫无怨言地承担起全部家务，能不让他分心的，从来不让他分心。每年春节，别人家亲亲热热地团聚，而她只能跟年幼的儿子厮守在一起。有一年春节，她病倒在床上，儿子也病倒在床上，多么需要他在身边照料一下，哪怕是到医务室取一趟药，或者倒一杯水……而他却远在他乡正带着队伍在衡阳为观众打表演赛。儿子给汽车撞伤了，她也死死地瞒着，不告诉他。尽管她知道，他是个严父，儿子最怕他，但他也最喜欢儿子。她不能让丈夫分心，只要他专心地把女排搞上去，她心里就高兴。这种感情，这种默契，大概只有像她和他这样有着共同心愿的夫妇才会具有。可这一年来，眼看丈夫变得比过去苍老、消瘦、沉默，她真想劝他：“伟民，下吧，你别干了！”可是，他能下得来吗？连她自己心里也明白，这是没有可能的事。人的感情呀，就这么复杂！
“我站在场上，胃也常常隐隐作痛……不过，再难也要度过这第八个冬天。冬天过去了，春天就会来临的。你知道，要战胜别人，首先要战胜自己。而世上最难的莫过于战胜自己。眼下，我们正苦苦地在跟自己斗，在战胜自己思想上、体力上、技术上的困难。我常跟队员们讲：我们要冲着奥运会冠军去。我们每天都要问一问自己，你为去奥运会作出了什么贡献？不拿下奥运会冠军，不实现‘三连冠’，我们是不会甘心的。”
读着丈夫的信，郑沪英的心里更焦灼不安了，这样下去，他的身体会垮的呀！唉，拿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呀，就这副犟脾气，就这个要强的性格。作为他的妻子，作为一个老女排，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她能做的，只有支持，用她的整颗心去支持他走出眼下的困境。
正像他信中所说的，袁伟民在训练基地每天都在向困境冲击。清晨他刚刚起来，就感到精疲力竭，站在训练房门口，不愿往里迈步。但在他身后跟着十二位姑娘，他能踌躇不前吗？他硬着头皮带头往里走。球场里摆着一筐筐洁白的球，怪事，真是怪事，一向视球为生命的他，今儿个却厌烦起球来了。他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美美地睡上一觉。但理智提醒他，要绝对摒除厌球情绪，抖擞起精神来，像往日一样拿出教练的威严来！……
“张蓉芳，把大家的精神提起来！”袁伟民大声地喊。
“加油！加油！”张蓉芳立即喊了起来。
“加油！加油！”队员们一齐呼喊。
在加油声中，姑娘们来神了，他也来神了。训练紧张地进行着。练着练着，周晓兰突然倒地了，两片游离物——骨片，突然卡进膝关节的骨缝里，腿既不能伸直，也不能弯曲，疼得她倒在地板上直冒汗。袁伟民走过来瞧了瞧，没有说话。他见大夫过来了，就径自回到场上，继续他的训练，仿佛地板上没有躺着这个重伤号似的。
练着练着，一只急速飞来的球猛然打在郎平的脸上，顿时她眼前直冒金星。她用一只手捂住脸，一只手向袁伟民站立的方向伸了伸，要求请一小会儿假。郎平走下场去，走到墙根，面墙而站。袁伟民只用眼睛瞟了郎平一眼，没有走过去，却对场上的队员严声喊道：“别停下来，继续练！”
他正在练老将张蓉芳，让她从四号位跑到二号位扣球，扣完了，再从二号位跑到四号位扣球，一趟九米，一趟又一趟，直跑得张蓉芳浑身水淋淋的，上气不接下气，脸色苍白……
这哪里是球场呀，分明是战场！轻伤不下火线，前赴后继……如果只看训练场上袁伟民的这副神情，人们一定会得出“冷酷无情”的结论。无怪乎许多记者、观众在私下悄悄问队员们：“你们的袁指导跟魔鬼大松一样严酷吧？”而队员们的回答却总是这样：“这要看怎么说了。在球场上，从来看不到他的笑容，他确确实实是严厉的，甚至可以说是冷酷无情的。但他的心可好了，下了场，跟我们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就像一位可亲可敬的兄长。”姑娘们给他的结论是，“一个热水瓶式的人物”。
但是这个漫长的冬季，他有点反常，即使下了训练课，也很少见到他和队员们说笑、打闹。他们都在困境中挣扎，哪有心思开玩笑呢！
累了一天，夜晚谁都不愿动弹，最理想的是往床上一躺，盖上厚厚的棉被，舒舒服服地睡觉。但是，他躺不住，他把郎平找来了。已经聊过多次了，每次谈到拿奥运会冠军这个节骨眼儿上，她就回避、躲闪。而他呢，穷追不舍，非得亲耳从她嘴里听到这个决心不可。
“郎平，谈谈你最近有什么想法？”他又开始逼她了。
郎平却答非所问：“我自己努力，我保证可以做到。”只说了这几句就沉默不语了。
袁伟民眼看逼不出那句话，就点她了：“郎平，你的最大特点是不断地追求。在业余体校时，你盼望进北京青年队；到了青年队，又想打北京市队；打上北京市队后，眼睛就盯着国家队；当了国家队主攻手后，你又把眼睛盯着世界最著名的扣球手。现在，你打了两次世界冠军，被称为世界著名扣球手了，你是不是满足了，不想再去夺去拼了？……”
郎平感觉到袁指导的语气非常重，她有些吃不住劲了，便说：“指导，你不是常说，光有拼搏精神还不行，得靠物质基础吗？亚洲锦标赛时，我和毛毛不都拼老命了吗？光我们死拼顶用吗？……”显然，她对年轻队员还有些不够信任。
袁伟民的话，也变得更加尖锐，一针见血地告诫她：“郎平，我看你现在有点只看物质不看人了。年轻队员们不也在进步吗……”
郎平不言语了，默默地端坐着，也许是在思索指导刚才说的这一番话语。
袁伟民不放过她，语气很重地说：“郎平，我看你是在为自己留后路，这不行！你们几个老的都没有下死心去夺奥运会这个冠军，这个冠军能拿到手吗？你们这副精神状态，怎么去带动新队员呢？”
郎平带着袁伟民在她脑海里打下的这个重重的问号走了。回到屋里，哪里还有睡意。她摊开日记本，思索着，写着，苦恼着……
这时，袁伟民又把队长张蓉芳叫到屋里。
“你是一队之长，你要大胆管理队伍。眼下，只管你自己埋头苦练可不行，你得管大家，带动大家……”袁伟民才说了几句，张蓉芳的眼睛就红了，不一会儿，眼泪就像泉水似的往外流……
她感到太委屈了！她多难呀！五位老队友离队时，她就在成都老家得了急性胰腺炎，住了二十多天医院，人瘦了，回到北京，别人都差点认不出她来了。那时，队伍去漳州冬训，只好她自己一个人到北京体育馆活动活动。这么久不摸球，手痒痒得不行，发一个球过过瘾吧，可是浑身一点劲也没有，连球都发不过网。扣个球吧，跳不起来，不但球扣不着，反而一屁股瘫坐到地板上。几个月前还是一员使美国、日本队望而生畏的虎将，如今却变成了这副病恹恹的模样，想想也伤心！当时，郎平是代理队长。郎平从漳州写信给她，说新队与老队可不一样，等回到北京，她队长的职务就要交差了。坏了，八成队长的头衔得落到这个老大的头上了。自己能不能打球还成问题，还当什么队长，她拿定了主意，等袁指导一回来，就跟他说……
她年岁最大，球龄最长，威望又高，这个队长的职务非她莫属！她倒是个痛快人，推不掉，那就当吧。在其位，就得谋其政。一支老中青三茬人组成的队伍，又处在这么一个特殊困难的时期，难免会发生各种碰碰撞撞的事。她倒真管，用她自己的想法去管她们。她也知道，这些想法一下子是达不到的，但她还是这么去要求她们。矛盾层出不穷，虽然队友们不会当面顶撞她，但有时也给她脸色看。她恨铁不成钢！管深了队友们不高兴，管浅了袁伟民又数落她管得不严，这个队长实在太难当了！
“指导，我干不了这个差事，您另请高明吧！”今晚，张蓉芳终于赌气地要扔乌纱帽了。
袁伟民虽然熟悉她、赏识她，眼下也同情她，但一点也不迁就她。他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一点也不客气地说：“毛毛，我看你还是对队伍没有信心……”
张蓉芳不再说话了，光流泪。她怪年轻队员不争气，又怪袁伟民太不谅解自己。我的日子过得多难呀！指导，你知道不知道，我每天晚上都拿着日历卡发愁，我是一天一天划着日历过日子的呀！我够忍气吞声的了，你还老不满意。就我好说话，尽责难我。受不了，真受不了！她出声地哭了起来，越哭越伤心，越哭越委屈，一时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袁伟民点燃一支烟，铁板着脸，只是一口接一口地吸着，不说一句安抚的话。
张蓉芳不停地哭着哭着，任泪水往外流淌，任委屈往外吐。不知哭了多久，她才抽抽噎噎地说：“好吧，我再试试吧！”
袁伟民深知，毛毛是个从来不说大话的人，她能说“我再试试吧”这句话，也就够了。毛毛站起身，正要往外走，袁伟民才说出了一段动情的话：“毛毛，我们女排是个集体，我们都拴在一条登山的结组绳上。只要有一个队员滑坠，就会造成全队滑坠的危险。”
毛毛没有再说话，转身走出了房门。
夜晚十点，是熄灯时间。袁伟民在走廊里招呼着：“关灯！关灯！”队员屋里的灯，一盏一盏熄灭了。只有一个屋的灯还亮着，那是陈招娣和杨希住的房间。他信步向这间屋子走去，走到跟前，轻轻敲了几下门。
他的脚步声和敲门声，两位老将是熟悉的。但这么晚了，他还有什么事找她们呢？
推开门，袁伟民“唉”地一声长叹。她们从来没有见过指导这么长吁短叹的。招娣是个直性子，不禁有几分担忧地问道：“袁指导，你怎么啦？”
袁伟民在床沿上坐了下来，对她俩说：“这个冬训是苦呀，比哪一次都苦。我真同情她们，她们早早地都躺下了，都累了，累得都受不了了，这都是我整的呀！其实，我自己也到了崩溃的边缘了，连进球场都犯愁。可是一想到奥运会的目标，想到‘三连冠’的任务，我又不得不横下这条心。我们是要有拼搏精神，但还得有过硬的技战术，不掌握几手新招，怎么能对付得了美国和日本队呀！”
陈招娣和杨希，都是第一次听自己的老指导如此坦诚地向她们诉说苦衷。在她们当队员时，他总是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深深地藏伏在心底。没想到，他又接着向她俩诉说：“这段时间，邓指导爱人住医院，来不了。我的心事，我的情绪，无人可讲。我一点也不能流露给队员们，如果流露出来，就会像病菌似的，一下子就传染给队员。你们最了解我，我只能给你们讲讲。”
两位老队员知道，今晚指导流露出来的苦衷，充其量也只是他全部苦衷的百分之几而已。陈招娣细细地端详着坐在眼前的这位硬汉子，他乌黑的头发中，已滋生出少许白丝。眼角，鱼尾纹也明显地增多加深。他是变老了，变老多了。一想到这，心里怪酸的，真不是滋味。她真想对袁伟民说：“袁指导，你真该卸任。”但转念一想，在当今他不干谁干呢？她找不出话语来安慰自己的这位老指导。还是说点别的，放松一下他过度劳累的大脑神经吧！
“袁指导，我有一个建议。”陈招娣一本正经地说。
“说呀，有什么高见尽管说。”袁伟民凝神倾听。
谁知，陈招娣跟他开起玩笑来了。她幽默地说：“往后你不要笑，千万别大笑。”
袁伟民用那双布满红丝的聪慧机敏的眼睛盯着陈招娣。
招娣架不住了，未语先笑。她边笑边说：“你一笑呀，脸上就霞光万道……”
真是“愁开心”！开的是一种令人酸楚的玩笑。袁伟民理解招娣的一片好意，没有像平日那样还击，也没有说什么，站起身，说：“你们陪练也挺劳累的，早点睡吧！”说完，打开门，回屋去了。
灯，都关了，走道里一片漆黑，只有袁伟民的屋里还亮着灯。招娣、杨希都躺下了，但一点睡意也没有。袁伟民那一声接一声的干咳，不断透过门窗传到她们的耳朵里。这一声声咳嗽，敲击着她们的心。她们真想起身去敲开他的门，为他打开窗，把呛人的烟雾给放出去，然后替他关上灯，迫使他早点躺下安睡。但她们没有这么做，她们知道，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正是他聚精会神思考明天训练计划的宝贵时光……
午夜了，整座宿舍楼的灯都熄灭了，袁伟民吸完最后一支烟，也沉沉入睡了。但还有两个人没有睡。她们在游泳池畔的高坎上，身穿深色的羽绒衣，边走边悄声地说着话。她们就是队长张蓉芳和副队长郎平。与袁伟民谈完话后，她们一点睡意也没有。睡不着，就出来走走吧。起先，她们互相发牢骚，诉说各自的苦衷，往后是互相劝慰，互相鼓励。在这万籁俱寂的冬夜里，袁伟民偶尔发出的每一下干咳声，都传得很远很远。
“袁指导还在咳嗽呢！”张蓉芳捅捅郎平。
“他真瘦多了，老多了，眼窝也凹进去了。他说我们，还是为我们好呀！咱们俩是老队员，应该为他分点忧担点愁。”郎平动情地轻声细语。
“别让他老为我们俩分心了，我们分分工，找新队员聊聊。”张蓉芳也轻声地说。
她们正谈得起劲，突然眼前亮起一道明晃晃的手电光。
“谁？”一个男人粗重严厉的吆喝声。
“是我们呀，女排的。”她们回答道。
那个男人走过来了，她们认得，他是集训基地烧锅炉的老人。老人也认出她们来了，关切地说：“都一点多钟了，天这么冷，你们怎么还不睡觉？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是啊，明天早晨六点还得出早操呢，该睡了！人呀，可真有意思，平日里，就盼望能多睡一会儿，哪怕是一分钟，一秒钟。星期天，虽然只放下午半天假，她们就高兴得什么似的，至少中午可以美美睡上一大觉呀！可今儿晚上，白天练得那么累、那么乏，还这么折腾自己，不知不觉聊到后半夜了，真该死。她们匆匆向那幢黑魆魆的两层楼走去。她们相信，犹如这黑夜的尽头是黎明一样，严冬过去就会是一个春天，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
塞林格一反常态，为他点燃一支美国烟。透过打火机的光亮，他看到了这位美国教练的心理状态。
美国洛杉矶长滩体育馆的记者室，顶多也就二十多平方米，却拥挤进来几十名各国记者。塞林格先袁伟民一步来到这里，已经被记者们紧紧包围起来了，数不清有多少黑色长形话筒伸到了这位美国教练跟前。
中、美女排的第一个遭遇仗刚刚结束，美国女排以三比一赢了世界冠军中国队，塞林格出人意料地给他的中国对手袁伟民来了一个猝不及防的下马威。这场球，在国际排坛和大洋彼岸的中国本土上，都引起了震惊和轰动。因为，奥运会前夕，在苏联里加和彼得格勒，中、美、日、苏女排举行过一次对抗赛。中国队每战皆捷，取得了六战六胜的辉煌战果。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认为中国女排夺取奥运会冠军困难重重，如今却变成中国女排在奥运会夺冠呼声最高了。这场球一输，在许多中国观众的心里笼罩上一层浓重的阴云，他们又把心提到嗓子眼儿上了。当然，也有许多观众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场球输得有名堂，肯定是袁伟民打出去的一张战略牌，就连老成持重的日本女排总教练山田重雄都错估了局势。这天晚上，他看完第一局，就起身回奥运村去了，他认为中国队将稳操胜券。中外记者更是惊讶不已。此刻，疾风暴雨似的提问，正向塞林格倾泻而来。
塞林格的神态显得很激动，但他话语不多，只是简单地回答了几句。他对记者们说：“这场球，主要胜在发球上，网上也占了优势。海曼打得非常好，我看她出了不少汗，替下来让她休息了一会儿。整个队都打得非常好，我很满意。”
的确，他是非常满意的。自从一九七五年就任美国女排教练之后，塞林格严格地训练美国姑娘。他一天训练八小时，一年之中只有在圣诞节前后放假。他的座右铭是，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全身心地从事排球运动。美国女排的姑娘们信赖他，无不遵照他的座右铭行事。她们没有一个人结婚，也没有一个大学毕业，朝朝暮暮跟着他苦度时光。据说，海曼有一次从美国飞往日本访问，在空中做了一个排球梦。她梦见一连串的排球向她飞袭而来，急忙用胳膊去挡，结果手表碰到座椅的硬物上，把表壳玻璃都撞碎了。塞林格和他的女队员们每天都在梦想把世界冠军的金牌挂到自己的脖子上。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失去了一次次夺冠的机会，而这次是天赐良机，奥运会在美国本土举行。正如塞林格在头年香港超级明星赛以二比三输给中国后对记者所说的，“你们瞧吧，明年比赛时，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们一边了”。虽然，塞林格心里也明白，这场球的胜与负，对奥运会女排决赛权的争夺并无影响，但他毕竟给中国对手来了一个下马威。实现奥运会冠军的目标，已近在咫尺了。
塞林格明明知道，美国女排在争夺冠军时，可能仍然会遇到他的中国对手。而且，他自己也承认，美国女排通往冠军宝座之路上，最可怕的对手是中国女排，但不知他出于什么动机，当记者们问他对形势有何展望时，他闭口不提中国队，而心有余悸地大谈秘鲁队。他说：“现在，美国女排的姑娘们最担心在决赛时被秘鲁队打败，重现一九八二年第九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决赛时的情景。”
这时，袁伟民挤进了记者室，一下子就把记者们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刚才，记者们在赛场上已经看到了中国姑娘们输球之后无限懊丧的情景。是啊，每局都领先，到头来又输掉了，能不可惜，能不遗憾吗？不过，他们从这位四十多岁的中国教练脸上却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懊丧情绪。一位来自台湾的华侨陪同，怕袁伟民在记者招待会上碰到难堪的局面，一再劝说他：“袁教练，你可以拒绝出席！”但袁伟民对他说：“不，那不行！球输了，人不能输呀！”他毅然带上队长张蓉芳和副队长郎平两员主将向记者室走来。
记者们的职业特点，使他们对败者有着格外浓厚的兴趣。
“袁教练，请教一个问题，中国、美国和日本女排，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连环套，日本怕中国，中国怕美国，而美国呢又怕日本？”一位年轻的西方记者发问。
这位西方记者提出的问题，是近几年来在国际排坛和新闻界流行的看法，但袁伟民始终不赞同这种论点。他向记者们先讲述了近些年来中国队与美国队交锋的战绩，然后发表了自己结论性的意见。他说：“我们赢得多，输得少，我们不存在怕美国队的心理。但中美两队的实力差不多，关键是临场发挥。至于美国队与日本队的情况，塞林格自己说，他们怕日本。”
当然，记者们是不会放过中国队输给美国队这场球的。
袁伟民冷静地对这场球赛作了分析。他对记者们说：“我们的队长张蓉芳发挥正常，但一传和接应差。虽然每局都领先，但美国队赶上来后我们有些慌张。这种情况以前很少出现，说明我们在思想上有一定压力和包袱。今天比赛的焦点是网上争夺……美国队防守出色，比一九八二年世界锦标赛时有进步。”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关键输在情绪不够稳定上。”
“请对下面的比赛谈谈看法。”记者中有人提问。
袁伟民略微思考了一下，又望望站在一旁的塞林格，说：“我们会在技术上做充分的准备，也会在心理上调整好，今天晚上回去就做工作。现在谁都想争这个冠军，谁都有压力，问题是看谁处理得好。”
中国教练的回答，实在而坦率，态度始终不卑不亢，给人一种充满自信的感觉，但又不说大话、绝话。他刚回答完记者的提问，塞林格就过来跟他握手。而且，塞林格还拿出一盒美国烟，递给袁伟民一支，“咔嚓”按动打火机的开关，为袁伟民点烟。袁伟民在俯首点烟的刹那间，透过明亮的火光，瞅了一眼这位美国教练。塞林格的那张严峻的脸，是颇具特色的，额骨突出，轮廓鲜明，仿佛是用刀斧雕刻出来的一样。美国女排二传手格林曾经用一句话对自己教练的脸作过精彩的描绘。她说：“开始人们会不喜欢这张脸，那些几乎谁都不怕的人也会害怕这张脸。”而此刻，袁伟民看到的不光是这表面的严峻，他惊讶塞林格今晚的一反常态。因为，谁都知道，塞林格有一副傲慢的性格，不用说赢了球他傲，就是输了球，他也从不服气的。前不久，在彼得格勒一位记者采访他，问他在美国怎么挑选队员、怎么训练队员，他却答非所问，突然冒出一句：“昨天晚上，我们赢了你们国家队一个十五比○。”其实那场球，美国队只是以三比二险胜，但他却只提那个十五比○，使在场的苏联队教练满脸通红下不来台。但今天晚上，美国队赢了中国队以后，他为什么采取这些一反常态，与他傲岸个性格格不入的行动呢？是不是他赢得有点心虚呢？他最清楚这场球是怎么赢下来的，决赛如遇到老对手，会碰到什么麻烦。他傲不起来，袁伟民透过打火机的火光，洞察到的塞林格的这种心理状态之后，心里暗暗高兴。
回奥运村，坐班车得四十来分钟才能抵达。一路上，袁伟民就在思索着塞林格这个人。
塞林格那张独特的脸和他独特的个性，都是与他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塞林格出生在波兰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的父亲被纳粹分子抓走，后来就死于纳粹的枪口下。一九四二年，他刚满五岁，纳粹分子又将他和他的妈妈抓进了集中营。一九四四年的一个黑夜，塞林格和他的妈妈被押上了一辆囚车，准备拉出去处死。可囚车开到一个峡谷时，前面的桥被炸断了，混乱之中，他和妈妈躲在桥下的沼泽地里，终于死里逃生。他当过以色列国家女排教练，一九六九年以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学习运动生理，先后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世界各国女排的教练中，有博士头衔的教练，也是少见的。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他率领的美国女排就成了中国女排走向世界冠军道路上的一只拦路虎。袁伟民永远也忘不了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五日这个傍晚，中美两队在秘鲁海岸的契克拉约打了一场遭遇战。塞林格指挥的美国女排打疯了，竟然以十五比六，十五比九和十五比十一，三比○，就轻而易举地击败世界冠军中国队。塞林格的这一手，把袁伟民和中国姑娘逼到了濒临绝境的悬崖上去了。如果中国队在下面与古巴、苏联、澳大利亚和匈牙利队的四场比赛中，哪怕丢失一局，就有可能被挤出前四名半决赛的圈子。为了走出塞林格设下的困境，袁伟民六天六夜不得安宁。
塞林格又在心理上给袁伟民施加压力，他不止一次地对记者们说：“我们要尝尝世界冠军的滋味。”而且，他得意地拍了拍衣袋，拿出一个小本子，说，“这里面有各种图表，是电子计算机算的，这里面有人走的路线，球走的路线，运动员跳起的高度。中国队员的详细材料，我这个小本子全有。”一时间，塞林格的“电脑排球”，成为魅力无穷的新闻。
袁伟民是讲究科学的，他了解到，塞林格在美国与电子计算机专家阿里尔博士合作，对我国女排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塞林格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来发展排球运动，确实不愧为一位有头脑的教练。但他认为不能迷信“电脑排球”，他对记者们说：“电子计算机只能算出各队的技术状况，而对人的意志品质、潜在能力，是无法计算的。”
果然，后来塞林格的“电脑排球”在东道主秘鲁队面前失灵了。袁伟民目睹了美、秘两队的比赛。秘鲁队聘请了一位名叫拉米列斯的当啦啦队长，此人曾在一九七八年世界足球杯赛中被评为“南美最佳职业啦啦队长”。比赛时，拉米列斯身穿红色运动服，手持电喇叭高喊：“PERU！”（秘鲁）观众席上几百个电喇叭同时呼应，噪音使人们互相说话都听不见，塞林格和他的队员们都显得烦躁不安，情绪出现了波动，结果在小河沟里翻了船。杀出重围的中国女排，失去了与美国女排决一雌雄的机会……
洛杉矶的夜景是很美的，但袁伟民一路上只顾想自己的心事，压根就无暇欣赏。啊，他认准了，塞林格与美国女排的致命弱点，就在于情绪容易波动。打疯了，她们是只虎，但一旦把她们的气势压了下去，她们也会变成一只猫。
真是一个不眠之夜啊！袁伟民苦苦地为球队的命运思索着、思索着……
大将风度的背后是什么？他说是“自信”。
袁伟民跟两位裁判（巴西人和联邦德国人）握手的时候，他感到他们的手冰凉得出奇。紧张啊，一家是东道主美国队。一家是世界冠军中国队。即使是经验再丰富的裁判，也无法不紧张。
球赛，险象环生，空前激烈。
观众，狂呼乱叫，如痴如醉。
亿万双眼睛追踪着那只在长滩体育馆上空飞驰的圆球。在大洋此岸和彼岸，不知有多少颗心悬到了喉咙口。面对着如此激烈的争夺，人们怎能沉得住气呢。
突然，站在裁判椅上的巴西裁判掏出一块黄牌，向中国教练高高举起，不住地挥动。黄牌，这是一种警告！谁违犯了场规？是袁伟民吗？不会的，这些年来，他指挥沉着冷静，从来没有违犯过场规。是邓若曾吗？不会的，他总是挨着袁伟民坐，有事只是不时告诉袁伟民，从来不大喊大叫。那么，究竟中国队的指挥员中，谁违犯了场规呢？
“Doctor！Doctor！”巴西裁判冲着中国队的随队医生田永福高声喊叫。
医生，本来是最冷静的人。可这位田大夫，每到比赛紧张的关键时刻，总是沉不住气。赛前，姑娘们跟她开玩笑说：“田大夫，只要你一叫，我们就来劲！给我们加油呀！”如果，田大夫是一位普遍观众，那他就是喊破嗓子，也无人管他。可是，他是随队大夫，就坐在教练的身边。按规定，在球场里面的人，是不允许大声对队员们喊叫的。
袁伟民朝田大夫摇摇手：“田大夫，你别喊了，再喊，裁判会让你离开场地的。”
田大夫顺从地点了点头，他不再喊叫了。可当比赛又一次进入白热化时，他又忍不住了。他觉得应该为队员们添点劲。他不敢朝场上高声呼喊，但不喊又憋不住，他只好背过脸，朝观众台喊叫，“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任凭场上的形势变化起伏，袁伟民总是那么镇定自若、冷静沉着地坐在那条矮凳上，不喊不叫，不急不躁，不傲不笑。从他的脸上，压根儿瞧不出赛场上的胜与负。仿佛他是一个局外人，场上的变化跟他无关似的。当然，这全然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他的心紧紧拴在那只来回飞动的大圆球上。他全神贯注地谛听着球发出的每一个声响，捕捉着场上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他总是不失时机地站起身，要求暂停。他在赛场上的形象，使人感到他是那样胸有成竹，那样风度翩翩。多少人为他的这种风度所倾倒。就连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们也竖起拇指夸赞他的这种“大将风度”。
可是，每当记者向袁伟民提出“大将风度”时，他总是谦逊地笑道：“不敢当！不敢当！如果非要我回答，大将风度的背后是什么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其实就是自信两个字。我在比赛场上，之所以能比较沉得住气，主要是靠这种自信心，对自己的指挥有信心，对自己的队伍有信心。一九七六年，我刚走马上任当教练时，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沉得住气的。记得，那时在首都体育馆跟秘鲁国家女排打比赛，我坐在场外又喊又叫，真恨不得自己上场去打，比运动员还运动员。我这个人过去脾气也是很暴躁的，不像现在这样沉得住气。看来，一个人的性格、脾气，在长期的工作中，经过种种磨炼，是可以变化的。”
记者的职业习惯就是爱刨根问底。
“袁指导，那么你的这种自信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记者追问他。
他笑笑，讲述起郎平在这场奥运会女排决赛前后的情景。
胜利者，自有胜利者的欢乐；失利者，自有失利者的苦恼。庞大的奥运村里聚居着来自一百四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八千名运动员。这里是欢乐与苦恼交汇的场所。从幢幢高楼的窗口里，既飞出了歌声、笑声，又飘出来叹息声、哭泣声……
中国女排虽然以三比○轻取日本队，但主攻手郎平此刻却坐在楼下草坪的一条木椅上默默流泪。昨天打日本队，她发挥得很好，还是输给美国队那场球在折磨着她。这些天来，人们见了她，总要说几句鼓励的话，“郎平不要背包袱，放开打！”“郎平，明天就看你的了！”“郎平……”哎呀，不就是我打美国队没打好嘛，可没打好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干吗都冲着我说呀！本来是人们的一片好意，她却当成包袱背起来了。她觉得大家有些不信任她，她委屈得一个人躲在这儿悄悄哭泣。
袁伟民听说郎平在楼下草坪上哭，就派张蓉芳去把她叫上楼来。
张蓉芳找到了郎平，见她那么伤心，心里就不免有几分焦急。她问：“大郎，怎么啦？”
不问则已，一问倒使郎平哭得更伤心了，泪水不断往下流淌，哭到后来都哭出声来了。
张蓉芳见郎平这一哭，更加焦虑不安起来。她也不说别的了，只是说：“大郎，袁指导叫你上楼去。”
郎平边哭边说：“没有什么事，我自己能想通的。”话是这么说，可哭得更厉害了，抽抽噎噎，上气不接下气。
张蓉芳性子直，一急眼，话就说得重了。她说：“郎平，你平日里挺懂事的，今天是怎么啦？明天，我们就要跟美国队打决赛了，年轻队员看你这么哭，会怎么想？别哭了，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说着说着，她自己也急得哭了起来。
后来，还是袁伟民下楼把郎平叫回屋去。
“六个人打，打不好就冲我来，不相信我，明天可以不上我嘛！”郎平边哭边委屈地诉说着。
袁伟民那双并不算大却特别有神的眼睛，紧紧盯着郎平，但没有马上说话。他吸着烟，也许是借吸烟的空儿在思索着该说的话语。
沉默了好一阵子，他终于开口了。不过，郎平等来的不是袁伟民的抚慰，而是一顿结结实实的狠说。
他一下子就把矛盾捅开了。他说：“大家叫你不要背包袱，是鼓励你嘛！你有什么好委屈的呢？前几年，同志们这么说你，你肯定不会当成包袱背，而会当成一种鼓励自己前进的力量。为什么现在这么说你，你就当成包袱背了呢？你拿过两次世界冠军，当了几次‘十佳’运动员，又是世界著名扣球手，输不得了。是不？上场球，你就是没有打好嘛！世界上哪有常胜将军呀！输球不要紧，问题是怎么转败为胜。我看，你还是个人得失考虑得多了。明天我们就打美国队了，你的这种委屈情绪必须彻底扭转过来。”不知是烟呛，还是气管炎又犯了，他接连咳了几声。
这一顿狠剋，倒把郎平剋舒服了。她停住了哭泣，一对泪眼不好意思地望着袁伟民。
刚停住咳嗽，袁伟民又接着说：“谁不相信你了呀，我是指导，我相信嘛！”
郎平没有再哭泣，也没有再说话，只是在自己的心里直埋怨：哎呀，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呢，同志们说我，还不是为我好？我真不该在这种紧张的关键时刻还分他的心……
袁伟民回到宿舍，躺下了，但睡不着。他了解郎平，重说她一顿，并无坏处。但在这决赛的前夕，剋得这么重，她受得了吗？他有点不放心。
第二天开准备会时，他让队长张蓉芳主持，自己坐在一旁悄悄地观察郎平的神情。
“小杨，你……”
“毛毛，你……”
袁伟民发现，郎平又像往日一样，以主人翁的态度一一向队友们提出了自己的希望。他感到欣慰。决赛开始后，他还在观察郎平。每打出一个好球，郎平就紧握双拳，在场上兴奋地跑动。这是郎平达到最佳竞技状态时的一个习惯的动作。好了，“铁榔头”又要逞威风了，袁伟民虽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内心里却暗暗地感到高兴。
“自信心，就建立在赛前扎扎实实的工作上。对每个上场的队员，赛前我都要一个个做她们的工作，消除她们的顾虑，解决她们的困难。到赛场上，只要她们正常发挥，我还有什么好焦急的呢？当然，更大量的工作不是在赛前，而是在平日。在冬训时，我们让大家一次次看日本、美国队打比赛的实况录像，找了男队员当海曼、克罗克特……进行艰苦的模拟训练。对付世界各强队的技战术，我们对队员进行过严格的考试……”
知己知彼，成竹在胸，这就是袁伟民的自信心！
当然，他并不是没有失误的时候。出乎意料的失败，也是有过的。但可贵的是，即使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他也能控制自己，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依然能做到镇定自若。
“你难道就不紧张吗？”记者好奇地问他。
袁伟民老老实实地说：“事关祖国荣辱，能不紧张吗？我也紧张，紧张得睡不好，吃不下，人也消瘦了许多，但临场指挥时，也许是我把注意力都放在琢磨对策上去了，别的什么也顾不上去想，也没有精力去想。我也有害怕的时候，不过，那不是在比赛进行的过程中，而往往是在比赛结束之后。用我们的口头语讲，就是后怕。”
啊，三军易得，良将难求！
他在记事本里写了“立功”两个字，并且破例地和她握了手。
十四比十四，中美女排决赛第一局达到了白热化的最高潮。中国女排是在十四比九领先的情况下，被美国队追上来的。人们真担心中国队重蹈十一月三日晚上的覆辙。如果，美国再赢两分，那这场球就很难打了。因为，一旦美国队打疯了，就会成为一只威武的老虎！
这时，中国队拿到发球权，杨晓君正往底线走去。袁伟民不失时机地站起身，要求换人。袁伟民一招呼，侯玉珠——一个瘦高个儿姑娘，走上场，替下了杨晓君。
侯玉珠，可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新手呀！袁伟民，在这节骨眼儿上，怎么派她上场呢？不等人们想清问题，侯玉珠已走到底线外面，抓起一只洁白的排球。她不慌不忙地在地板上拍打着球，仿佛是在熟悉那只球的弹跳性能。拍打几下之后，她抓住球，伸出左手，把球稳稳地托了起来。她挥动右胳膊，猛然一击，球急速地向对方球场飞去。啊，飞过网了！啊，怎么还往后飞？要飞出界了！美国队员也以为这个球出界了，但球向界内下落，落到了一个谁也不伸手去救的空当里。
得分！十五比十四，侯玉珠一发即中，为中国女排赢得了至关重要的一分！姑娘们高兴得跳了起来。队长张蓉芳急忙奔跑过去，拍打了一下年轻的队友，祝贺她，感谢她。
自己一上场就得了一分，侯玉珠心里也乐滋滋的。她又站到底线之外，不慌不忙地托起了球……
美国队吃了一闷棍，有些心慌了，这是不是中国队的“秘密武器”呢？她们记得，记者在赛前问袁伟民中国队有没有“秘密武器”时，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们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在比赛中，发现我们有什么新的技术，如果认为是秘密武器的话，那么我们就算有。”这个发球不算“秘密武器”，又算什么呀！此时美国队员的心情是，谁都希望侯玉珠的球不要发到自己的防范区域里来。
球，侯玉珠发出的第二个球，又急匆匆地向美国队的后方飞去。美国的一位队员慌慌张张将球垫起，但垫过劲了，球直接往我队飞来。这是一个“探头球”。等它一在网上露头，郎平就高高跳起，挥动“铁榔头”一锤砸了过去。
啊，好一个落地开花球！
十六比十四，电动计分牌终于跳出了这个亿万中国观众久久盼望的数字！
郎平扣完球，自己高兴得一蹦老高。她和队友们一齐向侯玉珠跑去，欢快地拍打着这位年轻的队友。侯玉珠心里直乐，为自己的两个发球成功而乐。
侯玉珠怎么也想不到，她的指导袁伟民，此时正往他的那个黑色塑料封面的记事本上写下了两个字：“立功！”在那个记载着二百四十四场国际比赛简况的记事本里，还是头一次出现这两个充满感情的字。而且，当中美两队交换场地时，袁伟民又走到场边，跟侯玉珠紧紧地握了握手。这是一次破例的握手。八年来，他第一次在赛场上跟一个自己的队员握手，而且握得那么紧，那么使劲。当袁伟民握着侯玉珠的手时，侯玉珠感到快慰。事后，张蓉芳告诉她：“你的福气多大呀！我打了八年球，拿了两次世界冠军，打过不知多少好球，可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荣誉。袁指导从来没有在赛场上握过我的手……”侯玉珠这才意识到，原来这次握手，是袁指导给她的一个特殊荣誉。她感到了这次握手的分量，同时也开始后怕了。
她的后怕是有道理的，塞林格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是美国胜了第一局，那么全场比赛的结果很可能就不一样了。”塞林格认为，美国失利的转折点就是这两个球。袁伟民后来在总结时讲：“侯玉珠的这两个球，从某种意义上讲，奠定了我们‘三连冠’的基础。从第二局起，美国就失去了信心，一蹶不振了。”
这两个球，无疑将写进中国女排“三连冠”的史册，而且将永远留在各国观众的记忆中。人们在赞扬侯玉珠的同时，无不称赞袁伟民用兵有方。
还是一九八三年七月，在香港打世界女排超级明星赛时，袁伟民第一次发现侯玉珠的发球有点“怪”。他琢磨开了，如果把这种“怪”发展一下，她的发球就会成为很厉害的一个“绝招”。
当袁伟民将这个想法告诉侯玉珠时，她笑着说：“指导，我的发球不行。”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发球有什么不同一般之处。袁伟民不再说什么了，他决计让她多练，直练到她自己也认为自己的发球确实有特长为止。
在漫长的冬训中，袁伟民给她订了一个练发球的计划，常常为她开“小灶”。训练课快结束时，他走到侯玉珠跟前，不容商量地说：“侯玉珠，发十个球！”发十个球还不容易，用不上一会儿就可以完成指标了。其实，这十个球并不好发，发坏一个要罚一个，往往发上几十个、上百个也完不成任务。不知多少次，同伴们都下课去洗澡了，而她还一个人站在底线外面的地板上，一次又一次地挥臂击球，直练得胳膊都酸疼得抬不起来。袁伟民站在对面的球场上，不停地说：“坏球，加一个！”说也怪，吃了一个时期的“小灶”发上千个上万个球之后，果然，她自己也相信自己的发球不同一般了。有一天，她怀着感激的心情对袁伟民说：“指导，你说我的发球有特长，我信了。”
袁伟民说：“不过，你的特长，还得到赛场去经受考验！”在他看来，作为教练，就是要为运动员提供拼搏的机会。
这次在洛杉矶，中国队头一场打巴西队，袁伟民就派侯玉珠上场。这位二十刚出头的福建姑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场面，上场后就慌神了。拿着球，往底线外一站，心就怦怦怦跳得慌，竟然不知道怎么将球发出去。愣了一会儿神，不发不行呀，发了两个球，一个碰网，一个出界。她被换了下来。这下可好，不挨指导一顿狠剋才怪呢！她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这顿剋。她觉得，剋一顿是活该的，谁叫自己这么没出息呢！她焦急地等呀等呀，一直等到下一场打联邦德国的比赛，袁伟民也没有数落她一句。在袁伟民看来，一个年轻的新队员，头一回打这么重大的比赛，慌点神是难免的。打联邦德国队，他又派她上场了。侯玉珠眨巴着那双细细的聪慧的眼睛，望了望袁伟民，感到有几分惊讶。不过，她心里明白，教练仍然相信她，相信那个不同一般的发球。这次，她不像上次那么慌神了，几个球都发过去了，也许是由于紧张的心理状态并没有完全消除，“邪招”未能充分显示出来。第三场，打美国队，她又上去发球了，还是发得平平常常。打日本队，是重要的一仗，袁伟良还派她上场。她心想，袁指导一而再、再而三地派自己出场，说明我的发球还真行。这么一想，神情就镇定了，发过去的球也显出了威力，还真的使日本队吃了亏。
到中美女排决赛时，袁伟民不派她上场，她都有点跃跃欲试了。她心想，场上打得那么紧张，袁指导怎么不派我上去发几个球呢？当比分出现十四比十四时，袁伟民终于出她这个“奇兵”了。侯玉珠往场里走，心里是那么兴奋，仿佛她不是去打一场决定中国队命运的奥运会决赛，倒轻松得仿佛跟平日的训练一样。什么叫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呀？这就是一个运动员的最佳竞技状态。
“我的这种最佳竞技状态，是袁指导帮我调整出来的。”侯玉珠感激地这么说。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兵有方，用兵如神，袁伟民都是当之无愧的。
他们斗红了眼。但发奖仪式即将开始时，山田重雄终于向他走来。他们握手言欢了。
发奖仪式即将开始，中国、美国、日本女排姑娘们都登上了领奖台。而三位教练——袁伟民、塞林格、山田重雄照例是不上领奖台的。他们三位曾经为了奥运会金牌斗红了眼的男子汉，伫立在赛场边上，等待着给他们祖国带来荣誉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袁伟民顾盼了一下前后左右，他发现刚刚摆脱记者们追问的塞林格，站在离他不远的一边。刚才，在那间记者室里，不少记者在责难塞林格。这位被人们称为“冷面孔”的犹太人，说了那么多动感情的话。他对记者们说，他感谢美国政府让他一家人入了美国籍。感谢美国信任他，把女排交给他。这十年，他做了很大的努力，才使美国女排从默默无闻，变成世界强队，第一次拿到了奥运会的银牌。他激动地说：“我是问心无愧的。但是，如果大家认为我还有欠缺，欢迎大家提出来。”塞林格说这番话的时候，袁伟民就坐在一旁。在赛场上，他千方百计要斗败塞林格。而此刻，他又设身处地地为塞林格着想，深深地同情他。他真希望记者们适可而止，不要对塞林格穷追不放。他想，塞林格只能这么说，否则还能说什么呢！当然，苦苦奋斗了八九年，到头来仍与世界冠军无缘，对于塞林格和美国女排姑娘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平心而论，塞林格使美国女排跻身于世界诸强，使世界排球技术出现了一个众彩纷呈的局面，而且还击败世界冠军中国队，应该承认，这位美国教练是有功的。他的英名，也将留在排球发展的史篇中。袁伟民与塞林格，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握手言欢了。
但站在他身后的日本队总教练山田重雄，自从斗红了眼以后，至今还没有打过一个招呼，说过一句话。袁伟民朝山田望了望，只见山田站在那儿动也不动，没有任何走过来握手言欢的意思。他真想转身向这位日本老教练走去，跟他握一握手。但理智告诉他，不能这么做。一个得胜者，主动走到一位败将跟前去握手，人家不会误会吗？喔，你赢了，来跟我握手了。你瞧，这个人多得意啊！对，不能走过去。
山田重雄在日本有着很高的威望，深谙韬略，老谋深算。在世界排坛上流传着一个“老狐狸”与“小狐狸”斗智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苏联教练阿夫维里齐亚和青年时代的山田重雄。六十年代末期，日、苏两支女排队伍正争雄于世界排坛。一九六八年上半年，年轻的山田重雄带领日本女排去苏联参加两队的对抗赛。阿夫维里齐亚佯称苏队的主攻手鲁斯卡莉有病，把她藏了起来。苏联的舆论界作了巧妙的配合，谎话说得天衣无缝，对抗赛鲁斯卡莉果然没有出场，日本队赢了。这下，山田深信不疑了。可是，在下半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鲁斯卡莉突然露面了，使日本队猝不及防，失去了问鼎冠军的机缘。“老狐狸”计胜一筹。山田吃了这个亏后，千方百计图谋报复。时隔六年，阿夫维里齐亚率队去日本打对抗赛。山田除派六名队员应战外，让全部替补队员在场上做记录，详细地记下了苏联队的技战术。同时，动用一部十六毫米的摄影机，拍下了苏联队的比赛实况。山田还让所有可能接触苏联教练的人，都去接触阿夫维里齐亚，从各个侧面了解苏联教练的脾性。因为他深知，一支队伍的风格，是离不开这支队伍教练的脾性的。在这年举行的世界锦标赛上，他大胆起用白井和松田打二传，给了苏联队一个措手不及，拿了世界冠军。在一九七六年蒙特利尔的奥运会上，山田指挥日本女排击败了苏联队。接着，他又带领日本女排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赛中夺魁，实现了“三连霸”的伟业。“小狐狸”智高一着，终于斗败了“老狐狸”。
纵观排球发展史，看起来，为了各自祖国的荣誉，斗是必然的。拿这届奥运会来说吧，世界冠军就一个，世界三强都盯着它。日本说，不拿冠军不回乡。美国声称，“拿第二名，就是失败”。而中国队呢，不夺冠，就无脸见江东父老。究竟冠军谁属呢？那就只好斗了，斗智又斗力。
袁伟民与山田的斗，应追溯到一九七九年在香港举行的亚洲女排锦标赛。那次，袁伟民经过三年的探索，找到了一条女子排球运动的“中国道路”。它既不同于苏联队的高超高打，也不同于日本队“防守第一”的打法。中国女排走的是一条网上与防守结合，全面发展的独特之路。在那次亚洲锦标赛中，我国女排先后击败了南朝鲜和日本女排，第一次登上了亚洲冠军的宝座。赛后的一天，山田重雄突然敲响了袁伟民的房门。袁伟民没有想到这位名噪一时的日本排坛权威人物会来看他，有点喜出望外。他热情而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说真的，他当时还摸不透山田这次造访的真正用意。
刚一落座，山田就赞扬了中国女排的长足进步，他热情洋溢地说：“希望中国队打败日本队、苏联队和美国队，成为世界冠军。”
袁伟民感谢山田的鼓励，但还在心里琢磨着山田说这番话的用意。
山田沉默了一会儿，一双眼睛不住地瞧着袁伟民。袁伟民感觉到山田还有更重要的话要说。
果然，山田又热情地说了起来：“我想为中国队夺取世界冠军出点力，到中国给你当顾问。”边说，他边注视着袁伟民的反应。“我这儿有美国、苏联、日本队的录像资料，我可以统统带去给你们看……”
袁伟民很有礼貌地回答说：“谢谢您的好意。不过，这件事，我做不了主，回国后，我一定将您的愿望转告排协。”
尽管这位年轻的中国教练，说话彬彬有礼，但山田已感到将来恐怕是自己的一个并不好对付的对手。
送走山田之后，袁伟民在思索，一个队总得有自己的风格。六十年代前期，我们走的是苏联的路，六十年代中期，也学过日本大松的一套。无疑，学人之长，对我们都有好处。但要超过日本和苏联队，就得沿着这几年已开创的“中国道路”走下去。看来，这件事要得罪这位日本权威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山田回到日本后，不见袁伟民有邀请他当顾问的动向，心中有些不快。不久，日本《排球杂志》上就登出了一篇他评说袁伟民和中国女排的文章。
山田的文章这样写道：
这五六年间，我一直在看中国的排球发展，给我的感觉她们没有任何变化。所变的，只不过是运动员的体质好了。
如果我们与中国打五场，日本可以胜三场半，而中国有取胜可能的只有一场半。日中两方实力是七比三，日本占优势。
郎平主宰一切。她进入国家队充其量也不过一年的时间，就担当主攻手，在队里起主导作用，补当主角，这实在是够可怜的，她的扣球不猛，毫不足惧。
中国女排的二传手孙晋芳基本功不足，没有自己的风格。只要继续用她做二传手，充其量世界上拿个三四名，若要纠正，可能来不及了。
我在香港的报纸上见到了比赛后一记者的采访报道，袁总教练讲：“我们在去年和今年到日本进行远征，对她们做了充分的研究，其成果在今天已经体现出来了。”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以前，说学习、学习，现在已经不是谈学习，而是说起学习效果来了。这些话应该在你拿到奥运会金牌后再说，而不应该现在说。
中国女排材料好，就是厨师差。袁总教练使用队员能力差。攻击战术虽然用了不少，可是这些完全是日本的玩意儿，没有一样是袁总教练自己创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袁总教练还够不上谈论世界的资格。小岛既有作战经验，又善于用兵，袁总教练根本不能比。
在野的山田重雄，在文章末尾向在台上的日本队教练呼喊：“小岛，你就把美国作为对手吧！”
见到此文的朋友，劝袁伟民看完了之后，不必让队员们看。此文偏颇较大，生怕队员读后会影响士气。但袁伟民细细拜读之后，倒觉得这篇文章对队员们颇有教益。他召集全体队员开会，一字不落地将译文念了一遍。没有想到，山田的文章竟成了一纸动员令，姑娘们听后，气呼呼地说：“山田，你等着瞧吧！”
不久，中国女排出访大洋彼岸的美国，以六胜一负的战绩，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后来，山田带队来福建漳州训练，托体育报的一位记者捎信给袁伟民。他对那位记者说；“请转告袁总教练，我写那篇文章，是有意刺激他和中国女排，希望他们能拿世界冠军。”
且不论是有意刺激还是无意刺激，袁伟民和中国姑娘们对他是感激的。因为，他们有了这个刺激，才更有发奋的激情。
小岛在一九八二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失利之后，山田重雄和他的得意门生米田一典出任日本女排的总教练和教练。而且，在福冈举行的亚洲女排锦标赛上，他就给刚刚经过新老更替的中国女排泼了一盆冷水。他还破例地让袁伟民亲自带领中国女排走上亚军的领奖台，想从精神上挫伤一下中国教练和中国队员。看来，当年的“小狐狸”，已变成了“老狐狸”。
但是，袁伟民毕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赫赫英才。面对像山田这样老成持重的日本强汉，他胸中自有宏韬大略和浩然正气。
“帅不倒，兵不散。”果然，一九八○年夏天，在苏联举行的四强对抗赛中，山田重雄在袁伟民统率的中国女排面前就掉以轻心了，他带去了不少记者，安排了日本的“黄金时间”进行实况转播。没想到，袁伟民经过半年多的卧薪尝胆，已经使中国女排走出了困境。中、日两队在里加第一次交锋时，山田坐在主席台上，手里拿着一个录音机，边看球边解说边录音，神态潇洒。可是，随着场上比分的变化，袁伟民发现，山田渐渐不讲话了，到后来就沉默下来，神情甚至有点发愣。输了第一场后，山田亲自找米田和队员们研究对策，尤其是精心布置了如何对付郎平、张蓉芳的战术战略。而且，仍然安排晚上的“黄金时间”向日本国内转播比赛实况。等到比赛快开始时，他才发现中国队没有出郎平和张蓉芳。这下日本队的队员们有点慌乱了，而中国队新上场的两位年轻小将姜英和侯玉珠，又打得格外漂亮，第一局竟然打了日本队一个十五比二。山田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也只好承认：“中国没有派出最好人选，就把我们打败了。只好加油，在奥运会上击败对手吧！”山田公开宣称，为了打败中国队，他将亲临第一线指挥。不过，袁伟民使他在日本电视观众面前丢了面子，他有些恼火，竟责怪袁伟民连起码的国际比赛常识都不懂。
袁伟民只是淡淡一笑，比赛嘛，斗智又斗力，兵不厌诈，你们不也常用嘛！
当山田与袁伟民在美国洛杉矶相见时，山田故意不予理睬。只要袁伟民带着中国姑娘从这个门进去，他就立即率领日本姑娘从那个门走掉。袁伟民心想，山田如此做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技术保密，造成一种神秘感，让袁伟民猜不透日本队有什么新的绝招；二是余恨未消。看来，他们确确实实为这个奥运会冠军斗红眼了。
其实，不说话也是一种无声地斗，更深沉更隐蔽地斗。甚至半决赛中、日两队相逢时，他们也不打招呼。山田真的亲临观场指挥比赛。可惜，中国队打得太顺，几乎是抓住日本队的弱点打，使日本队无还手之力，以三比○轻取。在比赛过程中，袁伟民几次观察了山田。当山田见大势已去时，神情有点沮丧，一而再地指挥失当……
体育界有一句名言，“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比赛总有胜负，如今斗完几个回合了，总不能还像冤家对头似的，应该握手言欢了。再过一会儿，就要发奖了，此时不和解，还待何时？
山田重雄终于挪动脚步了，袁伟民发现，山田是朝他走来的。袁伟民转过身，准备迎上去，山田走到中国对手跟前，站住了。两人对望着，都伸出了手。山田握着袁伟民的手说：“祝贺你们获得‘三连霸’！”语气诚恳，态度自然。袁伟民为山田的这种姿态所感动，真有不少话想对他说。说实在的，他对这位日本老教练是十分尊重的。无疑，山田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教练员。虽然，为了祖国的荣誉，这几年来不得不跟他斗，但在斗之中也向他学习了不少有益的东西。但这些他都没有说，只是真诚地说了一句话：“山田先生，您也是‘三连霸’的教练呀！”
他们相视一笑，手没有放开，他们终于握手言欢了。
此时，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响了，在那使人热血沸腾的旋律里，千千万万观众看到，袁伟民通体闪耀着一种生动的、独具魅力的异彩。是的，此刻，他是作为一个中国男子汉的典型形象，堂堂正正地站到了世界人民的面前。在他的身上，不仅有我们民族坚忍而智慧、含蓄而大度的传统品性和气概，而且也融进了社会主义祖国荣誉的血液。
他闲不住，每天都在还债，还他欠下的人情债。
在洛杉矶，一位记者问他：“袁教练，你们已经实现‘三连霸’了，你现在想的是什么？”
袁伟民实实在在地回答说：“回到北京之后，我想休息一下。八年来的南征北战，太疲倦了。”
确实，八年来，他付出的太多太多了。本来他是一个爱好十分广泛的人，读小说、练书法、看电影、电视、下象棋……但是为了事业，他舍弃了众多的爱好，把全身心都扑在排球上，简直是离开排球就无法生存。结果呢，他自己成了排球“疯子”，而他的队员呢，也都成了排球“傻子”。但想成就一件大事业，都少不了这种“疯子”和“傻子”。
正因为这些年来，袁伟民变成了事业上的“疯子”，他欠下了数不清的人情债。妻子、儿子、母亲、兄弟姐妹、同学、朋友、观众……
从洛杉矶载誉归来，刚刚到达首都机场的卫星大厅，他就把别人献给他的一束献花，送到妻子郑沪英面前，深情地说了一句：“这束花，献给你吧！”
八年来，他欠她的人情债有多少呀，谁也说不清，只有他们两口子自己才知道。一束鲜花，还得清这么重的债吗？礼轻情意重，她满足了。她满脸通红地接过这束鲜花，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
他来到北京火车站，登上了南行的列车。一上车，他就被旅客们认出来了。于是他就开始为旅客们签名，签在手帕上、工作证上、笔记本上、白纸片上……敏感的记者也挤过来了，把话筒伸到他的嘴边。谈什么呢？他动情地说：“这次回苏州，是去还情的。故乡有我的老母亲，有我的姐姐，有我儿时的同学、老师。这些年来，朋友们给我写了许多信，我顾不上回，这次回去看看他们，跟他们聊一聊……”
姑苏小城轰动了。故乡人为出了这么一个中外闻名的人物而自豪。来看望他的人，成天络绎不绝。相识的、不相识的，都来看望他，跟他聊聊天。但是，不管多忙，每天他都要老老实实地在他年迈的妈妈身边坐上一阵子。母亲已经八十多了，无时无刻不强烈地思念生活在远方的儿子。但是，他已经四年没有回来看望老人家了。风烛残年，见一次少一次，母亲几乎天天唠叨着儿子。前些日子，电视转播奥运会女排比赛的实况，一有袁伟民的镜头，家里人就急忙喊起来：“妈，你看，伟民，伟民！”等老人擦擦眼睛往电视上看的时候，儿子早就消失了。这些天，母亲老抚摸着儿子，生怕他猛然间就会消失。她不停地给儿子讲述他小时候的一桩桩淘气的往事。袁伟民虽然话语不多，但只要这么静静地坐上一小会儿，母亲就高兴。而对他自己来说，也算还了母亲一点情……
都已经到了初秋时节了，袁伟民才得空带女排姑娘们到承德避暑山庄休整了五天。搞完了总结，好不容易有半天空暇，就被住在隔壁的一批来承德开学术会议的教授、学部委员和专家们给请走了。
“袁伟民，给我们讲讲奥运会吧！”教授们请求他。
袁伟民向来尊敬这些有大学问的人。既然是教授们有请，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一聊，就是一个半天。聊完了比赛情况，教授、专家们纷纷递上笔记本，要他签名留念。因为人多，教授、专家们就自然地排成了一队，一个个挨着让他签名。袁伟民握笔的手在微微颤抖着，他太激动了。
后来，他跟队员们谈了当时的思想活动。他说：“我袁伟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练员，而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的教授、专家、学部委员。为什么他们要我签名呢？因为我们的名字与祖国的荣誉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不能把签名看成是一种负担。不是的，签名，也是向观众，向人民还情。凡是要我们签名的，无论是熟人还是生人，无论是老者还是少年，我们都要签，我们签上的是一个个普通的名字，但我们却满足了一颗颗爱国的心……”
当然，袁伟民更忘不了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赵紫阳总理还设宴请过他们。
什么叫情重如山呀？这就叫情重如山。袁伟民老爱讲这样一些话：“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归功于集体。我是排球队的一个成员。我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排球队这个集体。”
他说的不是客套，全是真心话。凡是欠下的人情债，他都要还。他说：“我知道，这些人情债我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还不清的，但我还要还，在教练工作岗位上要还，以后不当教练了，在别的工作岗位也要还，一直还下去、还下去……”
啊，他就是这样一个气概非凡而又富有情感的中国男子汉！
1984年秋末写于北京五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