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袁伟民
我的路，曲曲弯弯，曲曲弯弯，
蜿蜒在生我养我的祖国。
无论在平川还是险峰，
无论在绿洲还是荒漠，
串串脚印都这样诉说：
人生之路，在于开拓！
——电视连续剧《中国姑娘》主题歌
从美国洛杉矶回到祖国以后，袁伟民不止一次地感叹说：“这一年半，是我教练生涯中最困难的日子，当然也最难忘。”的确，通向“三连冠”之路，犹如古人惊叹不已的蜀道，曲折、坎坷、艰难。但他、邓若曾和女排姑娘们，却顽强地跋涉着、前进着，终于闯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这段险途。
在这段令人难忘的岁月里，笔者有缘几次走访袁伟民，况且，几次走访恰好又在几个不同的时期。如果有人写“三连冠”正史的话，那么，这几个片段的记载倒可以作为补白。
会议开到深夜一点……
淅淅沥沥的春雨，不停地飘洒，笼罩着美丽的厦门。船，绕着鼓浪屿行驶着。憨态可掬的海豚，跃出海面，一条、两条、八条、十条，此起彼落，壮观奇伟极了！女排姑娘们欢叫着，尽情地欣赏这雨中的海景，暂且忘却了冬训中大运动量给她们带来的劳累和苦恼。
笔者与袁伟民伫立在船头的甲板上，没有打伞，也没有穿雨衣，任凭春雨浇洒。
“五位老队员离队之后，队上的情况怎么样？”笔者问道。
袁伟民望望沉浸在欢乐中的姑娘们，说：“补充了五六个新队员，条件都挺不错，但要使她们成为像孙晋芳她们那样的优秀选手，还得费大劲呢！”
“指导，你瞧，海豚！”辽宁姑娘姜英朝袁伟民欢叫着。
袁伟民朝飞身空中的海豚瞧了一眼，径自往下说：“几位年轻选手刚进队，就享受了世界冠军队的荣誉。而她们还没有为夺取世界冠军出过力。荣誉，是个好东西，可以鼓励人前进。但如果不能正确对待，也会变为她们骄傲的资本。我真有些担心，所以，我常常敲打她们，使她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她们是中国女排的一员，但她们还远远没有达到世界冠军队队员的水平，她们需要发奋，需要磨炼，需要吃大苦……”
从游船上岸，回到下榻的招待所，虽然衣衫湿了，身上也有些发冷，但我的心情却很兴奋。我庆幸遇到了这么一个难得的随意交谈的好机会。当时，我正与剧作家沙叶新、导演蔡晓晴合作，创作一部以女排拼搏史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八日，刚过完春节，我们就登程到漳州追寻袁伟民和中国女排。我们知道，再过四五天，他们就要离开漳州去迎战来访的外国队。短短的几天，行程数千里，合算吗？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耳闻不如眼见，我们不顾一切地匆匆追赶来了。昨夜，我们坐了一天汽车，傍黑时分才抵达漳州排球集训基地，刚见面，袁伟民就抱歉地对我们说：“真不凑巧，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去厦门。厦门政府邀请我们去一天，白天游览一下名胜古迹，晚上打一场表演赛。一个冬训，我们都关在这个基地里，哪里也没有去。既然厦门观众想看看我们打球，我们就去一天吧。怎么样，你们辛苦了一天，就先在基地休息一下吧。”我们一听，不假思索地说：“走，我们也去厦门！”看来，还真不虚此行，不到一天时间，我们就结识了未见过面的几位年轻队员：杨锡兰、姜英、杨晓君、李延军、侯玉珠……更可贵的是有机会跟袁伟民做这番随意的交谈。
在集美打完表演赛，已经是夜里十点来钟了。也许是玩了一天，心有点收不拢；也许太劳累了……表演赛打得不算太理想，但还说得过去。回到漳州集训基地，已经是深夜十二点来钟了。队员们困倦了，心想，回到住屋就躺下休息，美美睡上一觉。谁知，不等她们下车，袁伟民就发话了。他说：“回屋后，分两个组总结一下，然后开全队会。”
有的队员伸了伸舌头，悄声说：“这下可糟糕了，觉睡不成，还得挨一顿剋！”
赢球的一个组在郎平屋里开会。刚落座，二传手杨锡兰就美滋滋地说开了：“咱们打得不错……”
其他几个队员也附和着杨子的话：“是啊，咱们打得还可以。”本来嘛，好输不如赖赢。只有郎平默默地坐在那儿，没有说话。她心里清楚，新队与老队水平差老鼻子呢，打成这个样子，有什么好高兴的。不挨指导一顿剋，就算万幸了。
正在这时，袁伟民出现在房门口。他指着杨锡兰说：“杨锡兰，你开局几个球是怎么打的？就这个水平，还当孙晋芳的接班人呢！”在一般情况下，袁伟民对这位新上任的二传手总是热情鼓励的，但今晚他却存心点她，给她泼冷水。因为，他感到杨子有点沾沾自喜，需要敲打她一下。
杨锡兰脸上得意的笑容顿时烟消云散了，她绷紧脸，耷拉下脑袋，不再吭气。
袁伟民刚转身走开，一位年轻队员对郎平说：“我说咱们多说缺点，上纲越高越好，早点过关，早点睡觉。”
有的年轻队员马上附和：“是呀，太困了！”
郎平摇摇头：“那得实事求是，瞎说一气，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呀！我可告诉你们，我们女排夜里开会的最高纪录是凌晨三点……”
大伙儿看看表，才凌晨一点。唉！今晚可倒了邪霉了！大伙儿都硬着头皮，等着袁伟民和邓若曾指导的一顿暴风雨般的狠剋。
全队十二位姑娘，分组开完会后，都集中到袁伟民和邓若曾住的屋子里来。由两个小组的组长自己先做总结发言。
袁伟民要讲话了，队员们的心都禁不住扑通扑通跳动着。
“不要忘记，我们是世界冠军队。但眼下，我们并不是世界冠军水平。今晚上这场球，打得太不好了，观众们会想，世界冠军就这么个样子？我们有负众望呀！应该把世界冠军的包袱从身上卸下来，像乒乓球队那样，从零开始。其实，当我们走上领奖台的时候，世界冠军就已经成为历史。奥运会离现在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只有高标准、严要求，扎扎实实地埋头苦练，才有希望拿‘三连冠’……”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半。队员们走出指导的屋子，睡意已经消失了，她们无不在思索着袁指导的这番话语。
“不这么敲打敲打她们不行！”队员们散去之后，袁伟民对笔者一行说。
他可真严，甚至使人感到有些“冷酷无情”。
可是，三天之后，当她们在福州打完表演赛，启程回北京时，笔者在南湖宾馆的门厅里，却见到了一幅与那夜迥然不同的情景。
“蹾他！”几位姑娘一声呼叫，就包抄上去。
袁伟民一边躲闪，一边大声说：“我看谁敢？”
姑娘们不由分说，向他靠拢。有几位胆怯的，未冲到袁伟民跟前，就先后退了。姜英算胆大的，一个人冲了上去，结果被袁伟民逼到了墙角。
“刮！自己刮自己的鼻子！”袁伟民不饶她。
姜英眼看队友们不敢上来救援，只好老老实实刮自己的鼻子，一下，两下……
望着姜英刮鼻子的模样，袁伟民禁不住舒心地笑了起来。
我看到眼前的这一幕，不禁回想起一九八一年春天在郴州集训的那些日子。在场上，他总是铁板着脸，一丝不苟，可到场下，老队员们也是这样跟他闹的。正因为平日里，他跟队员们关系亲密，到了场上就能严得起来。如果一味地严，那矛盾也许就会激化。当然，这种严与亲，都是建立在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基础上的。想到此，我感到欣慰。队伍虽然更替了，但优良的队风依然如故，这支新球队，大有希望！
初到球队生活的导演蔡晓晴，则深有感触地说：“在训练场上，我看到了袁伟民个性的一面。在训练场下，我看到了他个性的另一面。”
烟雾弥漫的小屋
这是国家集训大楼一间不大的屋子。推开门，迎面扑来一股浓重的烟雾。袁伟民坐在那张小巧的书桌前，不停地抽着烟。无疑，他在沉思默想。
这是一九八三年的一个初冬之夜。不久前，中国女排在日本福冈市举行的亚洲女排锦标赛上，以○比三输给了日本队。一位老队员曾经悄悄告诉我，袁伟民在日本哭过一次。这是一个新闻，因为这位刚强的男子汉向来是有泪不轻弹的。
落座之后，他递给我一支烟。我们一边吸烟，一边聊起了这个传闻。
袁伟民一本正经地说：“输球之后，队员们哭了，尤其是毛毛和郎平哭得很伤心，自己亲手夺来的杯子，又亲手丢掉了，心里不是滋味。我对她们说，别哭，把眼泪擦干了去领奖。我告诉她们，来日方长嘛，我们要赢得起，也要输得起。我是没有掉泪。她们说我哭，可能是指在蔡世金老板举行的欢送酒会上。那天，蔡老板说着说着，自己哭了。轮到我讲话时，我确实很激动，才说了几句，就哽咽得说不下去了，我感到眼窝有些发热发潮，我拿话筒的手也在微微发抖，我足足沉默了几分钟，才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没有让泪水流出来。这次输球，我们要承认，就是没有打过人家。一家报纸上登一篇文章，说了好多输球的客观理由。其实，输了球没有必要去找客观原因，输了就是输了，认真总结一下，吸取教训就行了。队伍‘大换血’之后，新老配合还不协调，付点学费是难免的。输球，我倒不怕，只要不丧失士气就行……”
我问他：“这次输球，对士气影响大不大？”
他点点头：“大得很呢，老的有些埋怨新队员，而年轻队员又产生了畏难情绪，怕挑不起这副重担。这些天来，我没有抓多少技战术，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抓思想上了。人心不能散，只要我们队伍有当年去日本夺世界杯那股劲，我就不发愁了。”
用队员们自己的话来说，实际上那个时候士气已降到了冰点。袁伟民也常常愁眉不展，显得疲倦憔悴。白天训练已经够累了，晚上还得一个一个找队员们谈心。他明显地消瘦下去了，乌黑的头发里也生出了白丝，仿佛一下子变得苍老了许多。每天回家都很晚，妻子总想跟他谈点什么，但他一回到家就感到疲倦不堪，沉默寡言。后来，他干脆对妻子说：“队上的事儿多，我住集训大楼不回家了。”
每天晚上，队员接踵而来找他谈心。
杨锡兰的压力太大了，她收到了不知多少信，尽管鼓励者不乏其人，但骂她的也大有人在。有的观众甚至直截了当地这么写道：“杨锡兰，你是中国女排通往三连冠的绊脚石。”杨锡兰自然是一肚子委屈。自己打二传不久，怎能一下子达到孙晋芳的水平呢？这么要求她，公平吗？她敲响了袁伟民的房门。
“指导，我干不了了。”一进门，这位天津姑娘就直截了当地这么说。
袁伟民望望杨锡兰，一本正经地回答：“干不了，你可以走。回‘八一’队，还是……”
杨锡兰万万没有想到指导会这么对待她。如果骂她一顿，她倒会感到舒服一些。
其实，袁伟民非常熟悉杨子的个性，这是有意在激她。
“可是，我得告诉你，你年龄不大，身上也没有什么大伤病，你走，完全是给人骂下台、赶下台的……”袁伟民不等杨子表态，就不轻不重地说。
果然，杨锡兰急眼了，她说：“我偏不下台，我偏不离队……”
这时，袁伟民才平心静气地问她：“压力很大吧？信很多吧？”
杨子点点头。
“挨骂了吧？”袁伟民又关切地问她。
这个不爱哭的姑娘委屈得淌出泪水来了。
袁伟民点燃一根烟，吸了一口，说：“你知道大庆有个王铁人吗？他说过一句话，井没有压力出不了油，人没有压力轻飘飘。有点压力还是好的，不过，我们不能被压力给压垮了。我也收到了许多信，大多是出谋划策的，当然也有骂的，我觉得有人骂总比没有人理我们强。观众还不是希望我们拿三连冠？”
杨锡兰带着深沉的思索走了。老队员周晓兰又找他来了。
“难吧，你很困难吧？”袁伟民问她。他已听说，下午训练结束后，周晓兰一个人躲到训练馆的门厅里默默地坐了很长时间。她二十六七岁了，身上又有伤病，练起来确实困难重重。
不等周晓兰回答，他很自信地说：“三连冠还没有拿到手，你是不会甘心离队的。不过，你留队，就得干出个样子来。打不了第一线，就像当年曹慧英那样当个好替补也行！”
周晓兰双眼哭得红红的，站起身告辞。她说：“指导，你事情那么多，我真不该分你的心。我自己去想，想上几天就会想通的。”
她走了！他仍然一个人在抽烟沉思。
“这一天，迟早是要来的。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日子真不好过呀！要做她们的工作，把她们的劲重新鼓起来。我们不能保冠军，而是要有一股去拼、去搏、去夺的劲头。现在外面舆论很大，仿佛我们拿三连冠没有希望似的。其实，有时舆论并不是真理。我看，中国、美国、日本三个队的水平相差不多，关键看这一年多的训练。自古华山一条道，我们没有退路，有路也不能往后退，走到山顶上去拼吧！我认为，只要把工作做好了，冬训中再把技战术好好抓一抓，我们是有希望夺取三连冠的。”
说话中，他老抽烟，屋里的烟雾都有点呛人了。而且，一到冬天，他的气管炎也犯了，时不时地咳嗽。
“你能不能少抽一点烟呀！”我说。
“戒过两次烟了，可最近又抽上了……”看来，眼下要他戒掉是有困难了。
告别袁伟民出来，已是深夜了。宽阔的体育馆路上，寒风呼啸，行人稀少。身上感觉有些冷，但心里却很激奋。我想，只要袁伟民、邓若曾他们的心火不灭，那队员们的心火就会重新燃烧起来，而且会愈燃愈旺。
避暑山庄的秋色
避暑的时间早已经过去，秋天的离宫是宁静的，尤其入夜之后，真是万籁俱寂。在山庄里的一间平房里，我终于又一次得到机会与袁伟民、邓若曾促膝闲聊。
时间是一九八四年九月中旬，他们和女排姑娘们已经走出困境，在美国为祖国赢得了“三连冠”的伟绩。他带领女排姑娘到离宫小住三五天，边休息，边总结。
“讲点报纸上没有的内幕新闻吧！”我们请求道。
他回顾了中、美、日三家教练为夺奥运会冠军而争斗的种种有趣的往事。
他先回顾了美国队的一些往事。他说：“塞林格这个人是很有个性的。赢球时不必说了，就是输球时，他也不认输。但这次在分组预赛中赢了我们之后，却有点一反常态。在记者招待会上，他递给我一支香烟，还亲自为我点火……当时，我想了很多。我觉得，从塞林格的这个行动中，多少反映出他的一些心理活动。因为他最清楚，那场球美国队是怎么赢下来的。四局球，我们都领先，但最后以一比三失败了。主要输在我们自己背包袱，求胜心切上。只要我们把包袱卸掉，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塞林格心里也明白，如果决赛时中美再相遇，将会出现什么麻烦……美国队是很想赢的，赛前，塞林格公开讲了，这次拿亚军就算失败。决赛输球之后，美国好几位队员都哭了，哭得很伤心。塞林格带队苦斗了十年呀，这次就在美国打比赛，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他们一边，没有拿到冠军，遗憾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哭完之后，到休息室里，美国队员们又跳舞了。因为，拿奥运亚军，对美国队来说，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听说，你跟日本队总教练山田重雄斗红了眼，有这么回事吧？”我好奇地打听。
袁伟民点了点头，说：“奥运会冠军只有一个，美国想拿，日本也想拿，我们也想拿。看来，斗是必然的。不斗怎么办呢？出国前，我国研究《孙子兵法》的老将军郭化若同志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叮嘱我要斗力又斗智。我与山田已经斗了好多年了，他是日本队现任总教练，也是日本队‘三连霸’教练，很有威望。日本队的第一线教练是山田的一位得意门生，但在苏联四强对抗赛中输给我们后，山田公开宣称，为了打败中国队，他将亲临第一线指挥。这次到了洛杉矶，他不跟我说话，见了面也不打招呼，我带队伍到训练场，我们从这个门进，他就带队从那个门走。我想，他可能要给我们造成一种神秘感，不让我们知道他们有什么新技术，同时，也可能还记着苏联的那场输给我们的球……中、日两队比赛时，山田真的到现场指挥，但我们抓住了日本队的弱点，打得比较顺手，直到发奖仪式快开始时，我们还没有说过一句话。我看见他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想，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我们该握手言欢了。但我们是胜者，如果主动走过去跟他握手，也许会造成误会。我没有走过去。但最后他终于向我走来了，我们俩握了握手。他说了一句话，‘祝贺你们三连霸’。我也对他说了一句话：‘你也是三连霸的教练嘛！’我们还是握手言欢了。”
“许多观众都说你有大将风度，无论赛场上多么紧张，你都能沉得住气。”我把观众们对他的印象告诉他。
他沉思了一会儿，笑道：“其实，我早先性格也比较急躁。记得我指挥第一场国际比赛时，急得在场外又喊又叫，真是比运动员还运动员。我都恨不得自己上场去打比赛。我是在指挥比赛中锻炼出自己的这种性格的。我这八年来一直跟塞林格、山田他们打交道。他们都是很有个性的教练，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从他们那里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说真的，我有什么风度呀，如果非把我的冷静沉着看成什么大将风度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在这种风度的背后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自信。对自己，对自己的队员，充满信任感。”
“难道在千钧一发之际，你就一点也不紧张，你不怕输了球会挨骂？……”我追问他。
他回答得很实在：“当场不紧张，一紧张，脑子一乱，就无法指挥比赛了。怕是有的，不过不是在现场，而是在事后。这叫后怕。”
即使是在承德半总结半休息时，像这天晚上这样促膝谈心的机会，也是仅此一次而已。找他的人太多了，他太忙了…
没有时间交谈，我们就参加总结会，听他在会上的发言。
杨锡兰发言时，他听得那么入神，生怕漏掉一字一句似的。应该说，杨锡兰的总结发言是很有水平的，条理也非常清楚。袁伟民虽然没有说什么赞扬的话，但看得出，他是满意的。
他说：“杨锡兰这一年多日子过得不容易。拿了‘三连冠’，她哭得那么厉害，我是理解的。现在，你是世界冠军队的二传手，这一点已经铁板钉钉了。但是，你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你跟孙晋芳比，跟世界优秀二传手比，还有差距。也就是说，你还应向世界最优秀二传手的目标努力。”
袁伟民的话说得不多，但既肯定了杨锡兰的进步，又指出了她今后努力的方向，真是言简意赅呀！
侯玉珠不太爱说话，可袁伟民老点她的名：“侯玉珠，你说说打美国队时发的那两个球！”
对这两个发球，袁伟民是看得很重的。在比赛现场，当侯玉珠发完这两个球之后，他当即就在记事本上写下了两个字：“立功！”当中国女排在决赛中赢了关键的第一局之后，袁伟民站起身，走到侯玉珠身边，跟她紧紧握手。这可不是一次一般的握手，他带队八年，还从来没有在赛场上跟一个队员握过手。难怪队长张蓉芳事后都很羡慕地说：“我不知打过多少好球，可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个荣誉！”
当侯玉珠总结发言之后，袁伟民说：“你还可以再想想，这两个球得很好地总结一下。以后，当你侯玉珠往发球点一站，就要使对方感到害怕……”
尽管离宫已是秋风秋雨时节，但女排姑娘们还是痛痛快快游玩了一番。爬山、游湖、骑马……但无论她们走到哪里，都会有围观者，有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本子递上来，等待她们签名留念。甚至饭前饭后，都有许多观众等候在饭厅外面请她们签名。从美国回到祖国，已经一个多月了，这种签名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她们都记不清签写了几百几千个名字了。有的队员开玩笑说：“真比打球还累。”
袁伟民跟姑娘们一样，走到哪儿都得签名。当地的同志生怕累着她们，千方百计劝阻观众。但再劝阻，也不停地有人闯到住处来。
袁伟民对队员们说：“今天上午，你们去骑马玩的时候，我被请去给几十位教授、学部委员讲球去了，讲完之后，他们都让我签名留念。这件事，使我很感动，也使我想了很多很多。这些教授、学部委员们，都是声望很高的有大学问的人，为什么要我这个教练签名留念呢？我想，签名这是他们寄托爱国之情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的名字，与祖国荣誉连在了一起。其实，就我个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练而已。我们女排的胜利，离不开党和人民的关怀和支持。签名，是一种还情，还我们欠广大观众的情。再累，也不能有厌烦情绪。签一次名，就满足了一颗爱国心。我是这么想的，希望大家也这么做。”
无疑，“三连冠”已使他成为一个全国深受敬佩的著名人物。但在承德这层峦叠嶂包围的山庄里，我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像在球场上一样有着清醒头脑的人。
他的“告别词”
这是一次令我终生难忘的送别会。
两年前，在这间会议室里送别过曹慧英、孙晋芳、陈招娣、杨希和陈亚琼五位老将。今天，女排姑娘们又在这里送行，但送别的不仅有队长张蓉芳、队友朱玲，而且还有她们朝夕相处的教练袁伟民。
会场的气氛是沉闷的。过了好一阵，杨锡兰才开口说话。她说：“一个运动员碰上一个好教练可真不容易……”说不上几句，两眼红红的，泪水就流淌出来了。
其实，袁伟民要离队的消息，她们早就有所耳闻。前不久，她们出访香港等地回来，正在海南岛的天涯海角参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在新闻节目里广播了，袁伟民经国务院任命，将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当天，在五指山的腹地通什的一个酒会上，张蓉芳就代表姑娘们向他敬过酒。张蓉芳用幽默的语气说：“袁指导，祝贺你高升，以后可别忘了我们女排……”
想不到，离别的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临了。从心里来讲，袁伟民去担任更重要的工作，她们也感到高兴，但他不再当教练，又使她们感到惋惜。离别患难与共的教练，心里当然还是难受的，依依之情笼罩着整个会场。
袁伟民说话了。这是一篇充满着情感的“告别词”！
“这一天总会来的，新老交替是一种规律。教练，也总有一天要更换的。”
“就我本意来说，并不想离开球队，但这事也不由自己做主。我打了十八年球，三十五岁才不打球。又当了八年教练。跟排球打了二十六年交道，对排球是有很深的感情的。所以，今天要离队，我也是怀着依依之情的。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之后，我会碰到许许多多新的困难。昨天晚上，有一位观众打电话找我，说足球队又输了，你知道吗？你抓排球有办法，能不能也抓一抓足球？位置不一样了，人家对你的要求也就不同了。凭我原有的那一点知识，是远远不够用的，我要重新学习，很好地向老同志学习，向周围的同志学习，边学边干。不过，既然干，我就要把工作干好。”
“我当运动员时就一直在做冠军梦，但我们男排一九六六年参加世界锦标赛时，只拿了一个老九。当了中国女排教练后，我就把拿冠军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运动员身上。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当然，功劳属于队员们，归功于全国排球界的支持，归功于党和全国人民的关怀，我只是做了一个教练应该做的事……现在，我走了，队长张蓉芳也走了，但我相信你们能把我们女排的路坚持下去。我们要向二十年长盛不衰的乒乓球队学习，从零开始。当然，这不是说不能失误，不能输球，但在任何情况下，为祖国荣誉拼搏的精神一定要保持下去。”
“我们不能满足于‘三连冠’。胜利是暂时的，眼下的优势也是暂时的，不前进就会后退，因为世界各个强队都在努力，都在进步。这一点，希望大家都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走后，工作上可能会碰到一些暂时的困难，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我相信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工作会越做越好。而且，我还在体委，以后会经常见面的……”
他离队了！他走进了国家体委办公大楼，他的工作岗位不再是球场，而是办公室，但正如他自己说的：“今后，在工作中，我仍然要发扬女排的拼搏精神。”人们正期待着他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新的贡献。
1984年末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