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春天，笔者随中国——伊朗登山探险队去世界屋脊。从西宁乘北京吉普车出发，走了九天九夜才抵达日喀则。“车过五道梁，喊爹又叫娘。”果真如此！我们一行，在五道梁熬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不眠之夜。有的头疼得好像要炸裂，有的全身瘫软如泥，有的恶心欲吐，有的呼吸极度困难，不停地发出喊叫声。五道梁的海拔高度才四千七百米，而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是八千八百四十八点一三米，空气稀薄，被称为“生命禁区”。
我们在海拔五千米的戎布寺安营扎寨。其时，我们接受了一项创作任务，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写一部反映我国登山英雄事迹的电影。这部电影名为《第三女神》，主演是刚出山的张晓敏。听导演刘玉河说，为了真实体现登山队员的生活，他们把拍摄队伍拉到戎布寺。他们尝够了高山缺氧的滋味。拍摄“雪人”张晓敏的一组镜头时，导演喊：“开始！”但不见张晓敏出场。原来张晓敏因为高山反应已晕倒在雪地上。过了一阵，自己醒过来，又跌跌撞撞地向摄影机走去。
应该说编剧、导演、演员和剧组的工作人员都付出了难以言传的代价，影片也在全国上映了，但未能引起应有的反响。扪心自问，《第三女神》远不如现实生活的真人真事生动感人。
散落在戎布河谷的数十顶帐篷组成了一个村落，这无疑是世界上最高的一个村落了。笔者与登山队员们朝夕相处，喝酥油茶，下象棋，到冰河逮鱼……当然，我们更不会忘掉采访每个队员的任务。从一九六○年“敢笑珠峰不高”，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到一九七五年“欲与天公试比高”，再度征服世界最高峰，只要是发生在登山队的每一件事，我们都有浓厚的兴趣。
登山英雄王富洲，也是这个村的村民。这位北京地质学院的毕业生，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我国的登山探险事业。一九六○年，他与屈银华、贡布一道，成了征服珠峰的英雄人物。一九七五年，他作为中国登山队的政委，与老登山队长史占春一道，指挥了中国登山队再度征服世界最高峰的那场惊天动地的艰难战斗。
要挖掘登山的材料，王富洲就是一座矿藏丰富的山。他有讲不完的登山故事，他心里装着许许多多永远值得记恋和怀念的山友。
一个大雪纷飞的春日，我们与王富洲坐在帐篷里聊天，撩开厚实而窄小的窗帘，远处就是被风雪弥漫着的神秘的珠穆朗玛峰。
地球之巅，与南极和北极一道，被称为“地球的第三极”。它以巨大的山体，举世无双的高度，雄踞在祖国西南边陲的中国边界上。藏族牧民怀着敬仰之情歌颂它：
高高的珠穆朗玛啊！
你是万山之王；
雄狮只能从你脚下绕行，
苍鹰飞过折断了翅膀。
高高的珠穆朗玛啊！
你像巍峨的城堡耸云中，
只有勇敢的人，
才能爬上你的顶峰。
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神秘莫测的珠穆朗玛峰，一直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各国的登山家们。据史料记载，对它的攀登始于二十世纪初。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八年为止，英国登山队就先后八次试图从珠峰北坡攀登，但都以失败告终。于是，有些外国登山家产生悲观情绪，说什么珠峰是“飞鸟也无法越过”的山峰。他们把珠峰北坡称为“不可攀援的”和“死亡的路线”。一个作者曾著书记录这几次失败的经过。他写道：
人类身体在任何地方所受的痛苦，未有甚于一个埃佛勒斯峰（应为珠穆朗玛峰）攀登者在登山的最后一天所受的。……他可以有完美的体格，并正在精力最强之时，但是如果他的勇气不足忍受砭骨的大风雪，神经不敢履践崔嵬悬崖的沿边，意志不能在死一样昏睡病侵袭时奋勇前进，他仍将永远不能到达顶峰。
但中国的登山英雄们却一次又一次以坚定的意志、坚强的毅力、无畏的气魄，从北坡征服这座世界最高峰。
当我们采访王富洲时，他厚道地说：“不要写我，多写别人吧！刘连满、邬宗岳、米玛扎西……那些为登山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无名英雄，都值得你们大写特写的。”他说得很真切、很感人。
据统计，我国登山队在攀登各个山峰的征程中，共计有二十三人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登山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队伍，了解了这一点，对王富洲的话就会理解得更深。
世上最高的“人梯”
据《登山运动的历史和现状》一书记载：
1960年5月25日凌晨，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总指挥韩复东，队长史占春），在突击组长王富洲的率领下，首次从北坡中国境内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登上顶峰的三名队员是王富洲、贡布（藏族）和屈银华。……我国登山运动员这次从北坡首次成功地登上珠峰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吓不倒压不垮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此书还写道：
在这次登山战斗中，中国登山队共有29人登上了珠峰8100米以上的高度，除登顶队员外尚有13名队员登上海拔8500米的高度，这在世界登山史上也是第一次。
一九五八年，为了探寻登山之路，先行考察人员从日喀则骑马走了十八天才到达戎布寺。数以千计的藏族老百姓和解放军战士饮冰卧雪修筑进山之路，不少人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次次行军，一次次突击主峰，都有写不尽的感人事迹。但这次登山中，最光彩夺目的一幕，发生在海拔八千七百米的“第二台阶”。
“第二台阶”，是横在通往峰顶路上的最艰险也是最后一道天然屏障。这是一道五米来高的陡崖，灰褐色的岩壁表面没有支撑点，只有一些很小的棱角，无法用以攀登。岩壁上虽有几条裂缝，也都只有拇指那么宽，它们之间的距离又都在一米左右，不利于登攀。此刻，一九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和刘连满正面对着这道天险。他们知道，能否通过这道天险，关系到这次登顶的成败。一九六○年，天灾人祸横行神州大地，加上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一道攀登珠峰的计划，真是困难重重。这四位突击队员中，二十七岁的刘连满是资格最老的登山队员，他从背包里掏出两个钢锥和一把铁锤，在陡崖的细小裂缝里打进两个钢锥。他左手抓住上方的钢锥，右脚踩着下方的钢锥，右手在光滑的岩壁上摸索着可以借以依附的突出点。贡布和屈银华在下面推着他的身体，王富洲蹲在一旁警惕地保护着他。
刘连满拉起左腿，身子上升了半米高，他刚要在钢锥上挂上铁锁进行下方保护时，哪知全身向右一歪，猛地擦着岩壁摔了下来。王富洲连忙收紧手中的绳子，屈银华和贡布用身体挡住了这个快要坠岩的战友。刘连满只休息了几分钟，略微定一定神，便推开王富洲递给他的氧气面罩，开始第二次冲击。这一次，他虽然上得高了一点，但还是从上面摔了下来。第三次冲击时，刘连满异常小心地控制着自己的身体，上得比第二次更高了一些，但还是摔了下来。三次攀登，三次摔倒，他实在没有一点力气了。他闭着眼睛，大口地吸着氧气，躺在那里，过了好大工夫才恢复过来。当他重新挣扎着坐起来，推开氧气面罩要作第四次冲击时，只见贡布的背影正在那块岩壁上活动。不一会儿，就在刘连满摔下来的地方，贡布也摔下来了，这已经是贡布的第二次冲击了。原来在刘连满第三次从岩壁上掉下来时，贡布说了声“我上”，便顶了上去，可是也像刘连满一样，他两次冲击都失败了。
两个同志五次摔倒，并没有动摇大家的决心。屈银华站起来，要求让他试一试。他选择了靠右边的地方开始攀登，结果上了两次，也都摔了下来，只是在岩壁上留下了几条冰爪划过的白道道。
贡布还要再试一下，王富洲拉住了他，并对大家说，这样硬拼是不行的，必须想个办法。
戴着氧气面罩、倚着背包喘息的刘连满，望着这堵阻止大家前进的岩壁，忽然向屈银华喊道：“屈银华，来，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说着便蹲在岩壁下，还找了两个背包垫在脚下，以便增加一些高度。
屈银华见刘连满让他踩着肩膀搭人梯，心想：“他一连摔了三次，还能托起我来吗？”想到这里，他拒绝道：“这怎么能行？我不干！”
“快上，抓紧时间！”刘连满又催促他。
“不成！我不干！”
“王富洲，你快讲话！”刘连满见屈银华不肯上，便向突击组长求援。然而就在这时，刘连满又感到浑身没有力气了，两腿一软，不由得跪在了背包上，前额贴着岩壁，闭着眼睛喘息起来。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地恢复过来。
“屈银华，为了任务，不要犹豫，上！”王富洲斩钉截铁地说。
屈银华瞪大眼睛，死盯着王富洲，仿佛在责怪他。王富洲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看了看手表，指了指岩壁，意思是说：“时间不早了，不能再耽误了，快上吧！”
屈银华慢慢站起来，他想到刘连满刚才三次滑下来的情景，又望了望岩壁上那几道冰爪划出的白道道，觉得利用高山靴爬这样光滑的岩壁是不行的，现在只有脱去高山靴和鸭绒袜，穿着线袜子往上攀，才能增大摩擦力。他一边想着，一边弯下身子毅然脱掉了高山靴和鸭绒袜。
按照登山队员的纪律，在高山上是连鸭绒手套都不能随便脱掉的，怎么能设想一个登山队员甘愿在接近八千七百米的高度上，忍受着严寒，完全不顾自己有严重冻伤的危险，仅穿—双线袜在岩石峭壁上活动呢？但是屈银华一心一意为了胜利登上顶峰，为了减轻战友的负担，丝毫也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
“快上！”刘连满又蹲下身来，催促着屈银华。
当屈银华蹬到刘连满的肩上时，刘连满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屈银华，注意两手用劲！贡布，注意保护！”王富洲一边叫着，一边来到屈银华身下，用力托他。刘连满终于摇摇摆摆地慢慢站起来。任凭两腿颤抖，眼里迸射金花，他仍然将身体贴住岩壁，一动不动地撑住了。
屈银华的两手在岩壁上摸索到了支撑点，两只胳膊刚要引体上升，却又滑脱下来。可是没有多久，两手又冻得麻木了，关节像是铁棍子一样，伸屈不能自如，连个较小的支撑点也抓不牢。
过了好长时间，屈银华仍然有一只脚踏在刘连满的肩头上。刘连满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底。即使我的体力全部消耗在这里，只要他们三个人的体力能保存下来就行。”所以当王富洲和贡布三番五次要求替换他的时候，他只简单地说：“你们不要争了，我能行！”说完，又闭起眼睛，默不作声了。
屈银华好不容易在岩壁上打进几个钢锥。他略略休息了一会儿，伸手抓住最上边的一个钢锥，抬起了踩在刘连满肩膀上的那只脚。然而他这只脚在岩壁上左蹬右踩，总也找不到支撑点。贡布看得清楚，赶忙举起冰镐，把冰镐尖插进岩缝里，屈银华借助镐尖做支点，一脚踏上去，开始上攀了。
“连满，屈银华已经离开你的肩膀了！”刘连满听到王富洲这句话之后，才“哦”了一声，紧擦着岩壁慢慢坐了下来。
屈银华用了一个多小时，才上到“第二台阶”的顶部。他想喊下面的同志上来，可喊不出声；他想向他们招手，胳膊却抬不起来；他想站起来，两条腿却不听使唤。他只能趴在那里，呼呼喘息。这时，他才感到两只脚还没有穿上靴子呢。等到下面的同志用绳子帮他把靴子吊上去，他那冻僵的双手几乎不会穿靴子了，两脚在剧烈地胀痛。
等到四个人都上到“第二台阶”之后，天色已经黑下来。他们在这块陡崖上竟花掉整整五个钟头。
本来想赶在天黑之前登上珠峰，可眼下已天黑了，还有一百多米高的路程。氧气用得差不多了，刘连满的行动更加困难了。怎么办？只能前进，绝不后退。他们召开了党小组会。王富洲说：“登上珠峰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没有氧气也要前进！”屈银华说：“如果现在就后退，我这个共产党员有什么脸回去见人呢？”刘连满表示：“不能走，爬也要爬上去！”
考虑到刘连满的身体，党小组会决定刘连满留下来，其他三人继续向顶峰前进。
现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当年的记者郭超人在《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一文中，对刘连满有着如下一段动人的描述：
刘连满正躺在一块避风的大石头旁休息。严重缺氧使他的两耳在嗡嗡发响，眼前在一阵阵地迸散着“金花”，他开始进入一种半昏迷的状态。不过他的心里还非常明白。他正在被人们称为“死亡地带”的高度上，窒息的危险随时都会发生。他习惯地拉过身旁的氧气筒，气压表上的红针表明还剩下最后几十个压力的氧气。但是，他的眼前出现了正在向顶峰冲击的战友的背影。他知道他的战友们从顶峰胜利归来时，将比他更需要氧气的支援。他决定宁愿自己忍受窒息的痛苦甚至死亡的威胁，这最后一点氧气也必须留给战友。他毅然地把氧气筒放回原来的地方，自己昏昏地睡去……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昏睡的刘连满感到四肢在严寒中越来越变得麻木了，心脏在缺氧下跳动得越来越急促了，他清楚地意识到死神正在一步步向他扑来。在这个时刻，多少往事涌上他的心头。……刘连满多么想活下去啊！他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强烈地感到，他应当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活着就是幸福，就是胜利，就是一切。然而他更加深刻地感到，三位正在同顶峰搏斗的战友比起他来更应当活下去，因为他们正肩负着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啊！……他担心自己在昏迷中停止了呼吸，战友们不知道他的氧气筒里还保存着氧气，他又挣扎着坐起来，用铅笔在日记本上给战友们留下了一封短信：
王富洲同志：
我没有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艰巨任务。任务交给你们三个人去完成吧！我这氧气筒里还有点氧，留给你们三个人胜利回来时用吧，也许管用。
你们的同志 刘连满
在接近顶峰的时候，王富洲等三人的氧气用完了。他们抛掉了氧气瓶，继续艰难前进。
在地球之巅，抛掉氧气瓶，无疑等于抛掉了生命！无氧登顶，他们需要忍受肉体上多么巨大的痛苦啊！但是，他们创造了世界登山史上的奇迹：
“王富洲等三人征服了珠峰。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四时二十分。”王富洲在日记本里艰难地写下了这行字。贡布帮王富洲撕了这页日记，放进一只白色的羊毛织的手套里，埋进了细石堆中。留在峰顶上的还有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主席半身的塑像。
当三位登顶英雄怀着成功的喜悦下山时，刘连满正从昏睡中醒过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让三位战友吸他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的最后几十个压力的人造氧气。三位登顶队员接过氧气筒，禁不住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被人们颂扬一时的“人梯精神”，就源于一九六○年的这次登顶战斗中。刘连满是甘当人梯的英雄。在登山队中，还有许许多多以自己的痛苦和生命筑起通往顶峰之路的无名英雄，他们将与“人梯精神”一样，永存史册。
邬宗岳，你在哪里？
十五年之后，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支由登山英雄王富洲担任党委书记、登山家史占春担任队长的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共计四百三十余人（共中运动员一百七十九人，包括女运动员三十六人，科考、气象、通信、医务、运输、后勤和新闻工作人员二百二十余人），浩浩荡荡挺进戎布寺，再次向世界最高峰挑战。
一九六○年，由于是摸黑登顶，未曾留下登顶时的图片资料。国际登山界颇多微词，有的干脆不认账。这口气，一憋就十多年。由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机遇一错再错，一直拖至七十年代中期才得以实现。
戎布河谷里，飘动着五星红旗，高音喇叭里响起登山队员的豪言壮语：
登山健儿志气豪，
敢与天公试比高。
饮冰卧雪何所惧，
定教珠峰红旗飘。
为了实现自己的豪言壮语，中国登山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向顶峰冲击的征程中，第一个献出宝贵生命的是登山队的副政委邬宗岳同志。
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由邬宗岳和米玛扎西带领的登顶突击队宿营海拔六千米营地。晚上大本营与邬宗岳通话，命令他们利用五月六日的好天气向主峰发起突击。
每个队员都背着二十五公斤的东西，负重前进。邬宗岳的背包里，除了自己的装备和食品之外，还装有电影摄影机、电影胶片、报话机和信号枪。为了拍下高山心电图，身上还穿着电极衣。他年逾四十，人也有些发福，在队里被称为“胖子”。一天行军七八个钟头，眼看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爬起山来也格外吃力。
五月二日下午七时，他们越过第一道险关，抵达海拔七千零七米的北坳营地。三日凌晨三时，他就坐起身，推醒队员们，摸黑出发。前面海拔七千四百五十米处是一个大风口，风力往往都在十级左右。风刮得让人无法站着走，只能爬着前进。前几天，邬宗岳带领队员冲过两次大风口。暴风卷着积雪和碎石，搅得天昏地暗。气温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好几位队员被飓风刮倒，在冰坡上滑坠了十多米，脸部和手脚都被冻伤、刮破。冲了三个多钟头，才前进一百多米。最终，他们的冲击一次次被暴风雪击败了。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大本营下令他们下撤。但队员们哭着依然往风口里冲。邬宗岳含泪下死命令让队伍下撤。今天，是他带领队伍第三次冲击大风口。
狂暴的高空风，并不因他们是常客而有所收敛，依然像千百头猛兽，以雷霆万钧之势向登山队员们扑来，仿佛要把这些固执的来访者推下万丈深渊，统统吞噬。结组绳被狂风刮起来，成了一条条悬在空中的弧线。狂风夹着冰冷的雪粒，像千万把钢刀钻进人们的衣领、袖口和一切可以钻进去的地方。衣服褶子的地方也塞满冰雪，不少人脸上结了一层冰壳，哈气住鼻孔中冻成冰霜，走几步就要用手把冰霜搓下来，防止冻坏鼻子。队员们如同披上了银白的盔甲，一长串队伍顿时变成了一条银色的巨龙，在肆虐的暴风雪中顽强地搏斗着，逆风而上。
邬宗岳侧着身子，使脸部避开雪粒的打击，他心里很清楚，今天能否冲过大风口，对征服珠峰的整个战斗有很大的影响。“不要说是刮大风，就是天上下刀子，也要冲过去！”他心中叮嘱自己。
风太大时，他们趴在冰坡上，贴在岩石边；风稍为小一点时，便向上挪动，一寸寸地攀登，一步步地向前。直到下午五时，队伍才冲过大风口，来到海拔七千六百米营地。
这儿虽然已离开大风口，但风依然刮得很猛烈。高山帐篷刚拿出来，就被巨风刮向空中。人们使劲控住它，像拉着一匹狂怒的野马。
“压住！压住！”邬宗岳用嘶哑的声音大声呼喊。
搭一顶小小的帐篷，竟然花费了三个多小时。
只能住四个人的帐篷，此时却挤进去了七八个队员。邬宗岳又指挥别的队员搭建起两顶帐篷，才最后一个钻进帐篷。
在这支突出队伍中，有五位女队员。大本营连夜来电祝贺她们打破了我国女子登山高度的全国纪录。邬宗岳鼓励五位女队员说：“你们登上这个高度，很不简单呀！你们打破了潘多、西绕一九六一年创造的全国纪录。但这个高度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希望你们突破八千二百米，登上顶峰，为中国妇女争取更大荣誉！”
五月四日，他们到达海拔八千二百米营地。虽然已经下午七八点钟，但依然阳光灿烂。帐篷上挂起一面党旗，邬宗岳为女队员桂桑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桂桑眼含热泪，面对庄严的党旗宣誓：“党啊，我把生命和鲜血全部献给您，誓为共产主义事业永远冲锋向前！”
邬宗岳向大本营汇报完工作，就躺下做心电图测试。在海拔八千二百米高度，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做过心电遥测。邬宗岳为了配合高山生理组的科考工作，静静地躺卧着。心电是心脏活动产生的一种生物电流，非常微弱，它的电压只有1—2毫伏，约为普通手电一节电池电压的千分之一，它的频率要在一千倍以上。从大本营出发时，高山生理组的同志千叮咛万嘱托：“邬副政委，这次你是现场指挥，心电资料能不能拿下来，关键就在于你了。”生怕高山生理组的同志们不放心，邬宗岳脱下外衣，将电极衣穿到最里面，用沙哑的声音说：“这下放心了吧，你们的任务就由我们结组来完成。”邬宗岳专门找高山生理组给讲了一堂如何在高山上操作心电遥测课，每个操作细节都问得很仔细。连日来的高山生活使他感到太疲倦了！他的嘴唇干裂得渗着血丝，但他心中牢记着自己的承诺。他冒着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严寒，解开衣服，把电极衣上的插销固定在心电发射机上，裸露着双手和双脚，涂上电极膏，全身放松……他的心电信号立即传到二十里之外的大本营。世界上第一张海拔八千二百米高度的心电图，清晰地出现在大本营的心电接收机上。
邬宗岳是个闲不住的人，做完心电遥测，他走出了自己的帐篷，来到米玛扎西的帐篷里，找这位登顶突击队的副队长商量高山摄影问题。离开大本营时，他与米玛扎西一人带着一台摄影机，他们决定米玛扎西走在前面，邬宗岳走在后头，一前一后，登顶过程的镜头就不会漏掉了。
队员们都入睡了，邬宗岳虽然也很困乏，但他心里惦着明天的任务，睡不着。他坐起来，点燃煤气炉，想先把冰化成水，明天早上可以省点化冰的时间。
在海拔八千米的高山上，空气极为稀薄，气压也低，一小锅冰化成水需要一个钟头时间。再把水烧开，还得花一个钟头。即使水开了，也只有七十多摄氏度。一个队员翻身，不小心碰了炉子一下，邬宗岳赶紧扶住铝锅，生怕谁不小心再碰锅，他干脆用手扶住，一直到水烧开。他小心翼翼地把锅端到帐篷的角落里，用自己的鸭绒背心把锅包好，才躺下迷糊了一会儿。
天刚亮，队员们就起身做饭。掀开鸭绒背心，打开锅盖，看见一锅开水。他们知道，邬宗岳又是一夜没有好好休息。
五月五日，他们向八千六百米营地进发。
邬宗岳殿后，不时拍摄队员们奋勇向上攀登的镜头。来到八千五百米高度时，邬宗岳实在累得不行了，他在一块大岩石上坐了下来，对同一个结组的新队员小夏说：“你来帮我一下，把我背包里的报话机取出来，你带上它，赶快追上队伍。到达营地后，交给副队长米玛扎西，不要忘掉与大本营的联络时间。”
小夏不安地问：“你呢？”
邬宗岳说：“我再拍几个镜头，拍完就走。”
小夏见邬宗岳不断喘气，就劝他吸点氧气，邬宗岳说：“没关系，还不到那个地步。氧气留到最紧急的时候再用。”
小夏还不愿先走。
邬宗岳急了，说：“听从命令！拍电影也是政治任务。你忘了一九六○年，因为黑夜登顶，没拍下电影，不是有人就往我们脸上抹黑，硬是不承认我们登上去了吗？快走，不要耽误联络时间。”
“那——你快来啊！”小夏与两位藏族队员结组一边往上走，一边回头叮嘱邬宗岳。两小时后，小夏他们三人赶上了队伍，抵达八千六百米营地。
小夏忙把报话机交给米玛扎西。米玛扎西立即开机向大本营报告：“我们第一突击队已经在下午八点到达八千六百米营地，请大本营指示。”
“你们是不是都到了？”大本营问。
“都……”米玛扎西刚要回答，小夏急忙插话：“邬副政委还没有到。”
米玛扎西焦急地问：“怎么搞的？”小夏说：“他让我先送报话机上来，他在后面拍几个镜头……”
大本营焦急地问：“邬副政委现在的位置在哪里？请回答！”
大本营下达命令：马上点起火给邬副政委照路，一定要寻找邬副政委的下落。
黑夜茫茫，邬宗岳，你在哪里啊？
几个队员脱下了鸭绒背心，火柴划了一根又一根，鸭绒背心仍然没有点着。
“手电筒！”米玛扎西大声喊着。
能收集的手电筒都收集起来了，一齐向山下照射。
“邬宗岳……”齐声的焦急呼喊。
呼喊声在黑夜茫茫的雪山回荡，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这是一个令人焦急不安的夜晚，时间仿佛被固定在岩石上，每分钟、每秒钟都显得那么漫长。
邬宗岳是四川省云阳县人。一九五一年，他十七岁那年怀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满腔热情，在重庆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九五六年，转业到成都铁路第二工程局工作，获得了“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优秀职工”的光荣称号。后来他又进入成都地质学院学习。一九六○年初，他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参加了登山队。十多年来，他为我国登山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九六○年，第一次参加登山活动的邬宗岳，克服千难万险，把登山物资运上了珠穆朗玛峰海拔八千五百米的高山营地。
一九六一年，在攀登新疆境内的一座高峰时，他奋身救战友，荣立一等功。当时，他的一位队友，掉进了冰裂缝十多米深处。这位队友背着沉重的背包，一下子被紧紧地卡在冰裂缝中，无法动弹。邬宗岳不顾个人安危下到裂缝中去抢救。他一直下到比那位遇险战友被卡之处还要深的地方，奋力用双肩扛着战友，连续战斗了六个多小时，才把遇难战友救上来。
一九六四年，他与其他九名队友一起登上了希夏巴玛峰。同时，还拍摄了我国队员征服这座海拔八千零一十二米高峰的电影，荣立特等功。
他多次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曾经有人问他：“想到死的危险没有？”他说：“我们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但一旦需要，就要挺身而出，视死如归。”就在这次进山前，他的妻子叮嘱他：“你已经四十多岁的人了，要注意身体，要注意安全。”邬宗岳说：“你放心吧，我会注意的。但是干革命就要有牺牲的准备。”
邬宗岳失踪了！战友们一直找不到他的踪迹。
后来，下撤迷路的队员发现，在一个峡谷上空，有群老鹰在不停地盘旋。鹰群下面乱石堆上，躺着一具尸体。他们走近一看，那就是寻找多日找不着的邬宗岳同志的遗骸。他们不顾危险和劳累，捡来山石，把邬宗岳的遗骸埋了起来。他们伫立在山石堆成的墓前，久久地默哀，以寄托沉痛的悼念。安息吧，敬爱的邬副政委！他们只能如此了，他们无法将邬宗岳的尸体从海拔八千三百米高处运回大本营。
米玛扎西——雪山之魂
失去了指挥官，又遇大风，两次突击均以失败告终。俗话说，上山不易，下山更难。
从海拔八千二百米营地下撤时，年轻队员小邸躺在帐篷里不起身。登山实践已经证明，海拔八千米以上，空气稀薄，高山风猛烈，氧气不过地平面的四分之一，如果一个人留在那儿，等待他的无疑只有死亡。可不管人称“大胡子”的队长米玛扎西怎么劝说，小邸仍然躺在帐篷里，不肯站起来下山。高山风猛烈地呼啸着，把积雪吹刮得满天飞扬。时间不等人呀，“大胡子”没有招了，他瞪着大眼，对小邸怒吼：“你下不下？不下，你会死在这里的，明白吗？”
小邸居然回答：“死就死，你别管了！”
“大胡子”伸出手，就是一巴掌。也许，这是他第一次打人。他觉得手掌热乎乎的，很不自在。他甚至感到惭愧和内疚。可是，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却把小邸打清醒了，他居然艰难地站了起来。“大胡子”紧紧地把这位汉族小兄弟抱在怀里，充满柔情地说：“小邸，我打你，我不对，你下山后找队长反映，狠狠批评我好了。”说着，他把小邸的结组绳与自己的结组绳连到一起。他们一行三人，小邸在前，“大胡子”“压阵”，走在最后。一旦发生滑坠，他要尽全力保护战友。
“大胡子”历尽艰险带着两位队友往山下走。他们来到了被称为“白色死神”长年肆虐的北坳。几百米的冰墙陡壁，随时发出冰崩、雪崩的隆隆声。这里是登攀珠穆朗玛峰的第一道天险，说得悬一点，是个处处布满死亡陷阱之地。
三位精疲力竭的登山者，坐往北坳顶上，望着冰雪茫茫的去路，不免有些胆寒。
小邸又坐着不肯往下走了。
“大胡子”像哄小孩似的对他说：“小邸，再忍一忍，下了北坳就好走了……”不等小邸回话，自己又往下说，“你走在前面，我们走在后面，发生滑坠，我会保护你的……”
小邸顺从地站了起来，迈动脚步往冰雪陡崖走去。
也许是无力，也许是胆怯，刚走出几步，右脚与左脚打绊，小邸跌倒了，而且迅猛地往下滚去。他一滚，把“大胡子”他们也拉倒在冰雪坡上，一道往冰雪陡崖滚落。
滑坠！可怕的滑坠！三个人都飞速地往下滚落、滚落……“大胡子”一边滚，一边寻找机会，用冰镐猛烈刨进冰坡里。但下坠的速度与力量都太猛烈，冰镐把居然“咔嚓”一声断裂了……
他们依然往下滚落，在死亡地区往下滚落……在北坳脚下接应他们的女医生和登山队友们，眼望着他们往下滚落而无能为力，有的人已哭出声音来了。
死亡——十有八九他们是要为登山事业光荣献身了。
无情的北坳啊！可恶的冰崖啊！
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他们居然在一个冰崖边上停住了滑坠。三个人倒挂在三个点上，他们一个个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小邸爬到米玛扎西跟前，双腿跪着，痛哭地说：“我该死，是我连累了你们，你打我吧，拿冰镐把我扎死吧……”
米玛扎西瞧了他一眼，问了一句：“站起来，看看还能不能走？”
小邸顺从地站了起来，迈开脚步，虽然踉跄，但还能往前挪动。
“跟我往下走！”“大胡子”以一种不容商量的命令口吻说。
三个刚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登山队员，在一条红色的结组绳——他们的生命线连接之下，悲壮地向山下走去。
女医生目睹了这一切，感动得热泪盈眶。在这高山上，人是特别容易动感情的，更何况面对着这惊险而悲壮的场面呢！
“大胡子”躺在低矮的高山帐篷里，他的身上伤痕累累，一条腿受了重伤。
女医生给他上药，安抚他。“大胡子”可不是那种懦弱者，他永远是个乐天派。
即使在这种艰难处境中，他仍然有说有笑。他看看女医生那弱不禁风的模样，反而关切地问她：“大夫，你们上这么高，能受得了吗？”
女医生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医学院毕业后，就被登山事业吸引到这空气稀薄的世界屋脊上来了。虽然她也像一般姑娘那样，有—种天生的娇气，还爱吃点零食，说话有点嗲，但她个性中有一种非常可贵的东西——较真儿。她十分好强，而且有一颗善良的同情心。她的丈夫——登山队的一位后勤人员，爱她爱到了如此地步——不许她上高山。因为每次上高山，无情的紫外线会把她的脸晒脱一层皮。当山上发生雪崩的消息传到大本营时，女医生坐不住了，她跑去告诉丈夫：“山上需要我，我要上山去救援队友们。”
谁知，她的丈夫把眼一瞪，不容分说地嚷了起来：“不许去！”
这太伤她的心了！她那颗善良的心，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身为登山队员却会如此对待她上山的请求，救死扶伤，乃医生之天职。她不顾丈夫的反对，不辞而别，跟着抢救队伍来到了海拔六千多米的北坳脚下。有生以来第一次上这么高的雪山，她难受得头疼、恶心，躺在帐篷里动弹不得。而且，嘴唇干裂，什么也吃不下。但当米玛扎西等一行发生险情时，她几乎忘掉了一切，包括她自己，不知哪儿来了一种神奇的力量，使她站立起来，投入了抢险的行列。
像米玛扎西这种伤情，至少也得先在六千米营地休整三五天才能下山。但米玛扎西得知山下正要组织最后一次冲击珠穆朗玛顶峰的战斗，就怎么也躺不住了。
他恳求女医生：“大夫，让我下山吧！”
女医生睁大了眼摇头：“不行！不行！”虽然语调很柔软，但神态却十分坚决。
“我求你了。一个老登山，能在冲锋时退却吗？大夫，求求你放我下山吧！”女医生面对这位铮铮男子汉的恳求，动心了。但她明知，“大胡子”的腿伤太重，是无法走下山去的。
她准备药针，说：“我给你注射一针封闭试试，看看能否走动。”
打完针，米玛扎西忽地站立起来，拄着一根冰镐，走出了帐篷，缓缓地，一瘸一拐地，向山下——登山大本营艰难地走去。
望着“大胡子”那倔强的身躯渐渐消失在冰塔林中，女医生哭了，激动得哭了。事后，她对笔者说：“人们常说，有的人是特殊材料铸成的。我在六千多米的雪山上，真的看见这种特殊材料铸成的人了。和这种人在一起生活，软弱者也会变得坚强起来。”
回到大本营，米玛扎西走起路来—拐一拐地，十分艰难。当他得知前四次行军队伍减员很大，重新组织突击队只有十七个人。他向登山队党委报名：“突击队，算我一个！”
队党委的同志说：“你的腿摔伤了，每天打封闭，住大本营走动都困难，还能上山？”
米玛扎西把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充满自信和乐观地一再请战：“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算上他，十八人！
米玛扎西打过封闭针，与十七位队友一道，向珠峰发起最后一次冲击。
虽然，他的最高登山纪录只有八千六百米，离峰顶还差二百多米，但他在中国登山队登上顶峰的征程中，却是一位贡献惊人的无名英雄。
为了写电影《第三女神》，笔者曾在怀柔水库的登山营地住过半年多时间。第一次见面，米玛扎西就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一位个子高大皮色黝黑的汉子，站在水里，向站在埠头上的几位藏族姑娘撩水。姑娘们生怕衣衫被泼湿了，东藏西躲。她们越躲闪，水中的汉子撩泼得越来劲，他放怀大笑，得意扬扬。藏族姑娘们的野劲上来了，几个人都跳进水里，一齐向汉子进攻。水声、笑声，把附近的人们都招引了过来。看清那位汉子的面貌了，说实在的，那汉子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既不是那高大的身躯，也不是被高原紫外线晒黑的皮肤，而是那一脸又浓又黑的络腮胡子。难怪人们都不称呼他的名字，而爱叫他的绰号——大胡子。
这一脸络腮胡长得可不一般，以至于友谊商店的门卫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一天，“大胡子”路经友谊商店，见外国人从店里抱出大包小包的商品，禁不住停步往里瞧了瞧。他知道，外国人进的地方，中国人是不容易进去的。谁知，门卫却一个劲地往里请他。他有些惊讶，但既然人家有请，那也不妨进去看看。商品比外面丰富，而且有些是外面商店买不着的。他转了一圈，最后看中了一件儿童玩具冲锋枪。他花了几十元，为他心爱的儿子买下了这把枪。出了店门，他一个劲地玩枪，嘟嘟嘟，枪口还真冒光。他高兴得不得了，儿子准会喜欢。回到怀柔住地，这把枪使许多藏族队员眼红，他们也想买。又一个星期日，在米玛扎西的带领下，七八位藏族队员来到友谊商店。这次，他们可被拦在门外了。他们这才发现，上次是门卫错把“大胡子”当作古巴人了。这件事，为米玛扎西的大胡子增添了些许传奇色彩。
后来，笔者与米玛扎西聊过多次，他那乐天派的个性，那男子汉的风度，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离开了登山队，一直未见到这位藏族登山家。
人也真有缘分。一九七八年，当我们随队进藏采访时，居然在拉萨的八角街上邂逅。离老远，他就热情地招呼我们。
老友重逢，分外亲。我们聊呀聊呀，总也聊不够。
米玛扎西以他那特有的豪爽之情，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我们应邀而去。落座之后，他给我们倒了一杯清香醇美的青稞酒。酒逢知己千杯少，我们回忆往事。当时，米玛扎西在西藏自治区乒乓球队当领队，老带着队伍在内地训练比赛。他有两个孩子，正在上学。家也布置得挺像样。按一般情理来说，生活过得还挺舒适。但米玛扎西抚摸着满脸络腮胡子说：“我这个人在山里过惯了，总想念那些冰峰雪山，想念那些登山界的伙伴们。我还不死心，我还要进山……”一口气不知说了多少山。在我们的印象里，他对山依然像过去那样一往情深。
不错，他是山里人，他的属性是山。
打从西藏归来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去登山队了。米玛扎西也只是深藏在我们记忆中的一位普通而又光彩夺目的藏族朋友而已。
有一天，遇到一位在北京的登山界老朋友，他告诉我们：“知道吗，今年在陪日本登山队侦察北坳时，我们牺牲了三位队友。”
笔者急切地问：“谁？”
“米玛扎西……”
我们先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继而是悲伤得难以自制。
啊，大胡子，我们的藏族朋友，你真的又去山里了，而且永远长眠在那终年冰雪不消的珠穆朗玛女神的怀抱里了。你是巍巍雪山之魂！
在我们的心中，你永远不会死。你的彪悍形象，你的豪爽笑声，你的英雄业绩，与珠峰长存，你不会死！据说，凡是长眠冰雪中的人都不会死。冰川是流动的，尽管流动的速度极其缓慢，但它一直在悄然地流动着。总有一天，你会随冰川的流动，再出现在大自然中。也许是千年之后，也许是万年之后。但你不会消失，永远不会消失……
我们坚信着自己的想象！
奇迹——地球之巅上的七十分钟
五月二十七日，天还未亮，登顶突击队队员们就醒了。他们从帐篷外边刨来一锅冰雪，点燃了煤气炉，开始烧水做饭。
早晨八点，九名登顶突击队队员背上了氧气瓶和登顶用的东西，身披灿烂的霞光，告别突击营地，踏上了征途。那红色金属觇标，是北京工人日夜赶制出来的；那小型报话机，是浙江工人的新产品；那色彩鲜艳而暖和的鸭绒衣，充满上海工人的心意；那一瓶瓶宝贵的氧气，无一不是战友们爬冰卧雪送到高山营地上来的。有的同志自己缺氧晕倒了，醒来后不肯吸一口，他们说：“我们是运氧的，不是来吸氧的。氧气，留给登顶用……”突击队员们想到党的关怀、人民的支持和全队战友的期望，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仿佛全队战友，八亿人民都在跟他们一起攀登世界最高峰。
将近九点，第一梯队索南罗布、贡格巴桑、大平措、次仁多吉四位同志已经胜利地越过“第二台阶”，正坐在岩石上等候第二梯队的战友一起前进。过了十几分钟，第二梯队的桑珠、阿布钦已经勇敢地翻上“第二台阶”。结组的第三个人，是身穿红色鸭绒衣的女将潘多，她站在金属梯的顶端，正往上攀登。她的脚两次离开了梯子的顶端，但两次都没有翻上去，全身悬挂在陡崖上。在她后边的罗则和侯生福一边保护着她，一边热情地给她鼓劲：“潘多，你是四亿中国妇女的代表，上！”
潘多抖擞精神，用牙咬住结组绳，左手拉住陡崖上悬挂下来的保护绳，右手扒住岩石棱角，右脚向上方跨出去，往上使劲，终于翻上去了。
突然，从陡崖上落下来—颗小石子，落到罗则的嘴唇上，马上冻住不动了。罗则伸出舌头，想顶掉它，但舌尖也给冻住了。他只好把小石子含进嘴里，过了—会儿化了，才吐了出去。这里的气温是多么低呀！但是天气再冷，也冻不住登顶队员的战斗热情。罗则和侯生福为女战友胜利征服“第二台阶”而高兴，他们也加快了动作，迅速攀上了“第二台阶”。
九点半，两个梯队的九位战友，在“第二台阶”顶上会合了。从这里到顶峰，高度只有一百四十多米，大约一华里的路程。这在平地走起来，十多分钟也就够了。但他们却整整走了五个钟头。这最后的一段里程，每前进一步，都面临着艰苦的考验；每登上一个新的高度，都要战胜重重困难。走着走着，突然索南罗布感到身后的结组绳紧了一下。他回头一看，只见贡嘎巴桑摇晃着身子快倒下去了。可不能倒下呀，倒下就会坠落到深不见底的冰川。索南罗布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一把将战友拉住，紧紧地搂在自己怀里，给他吸氧。贡嘎巴桑睁开眼，顽强地站立起来，又迈开沉重的步子，跟着战友往上攀登。不久，他们来到了波浪形的冰雪坡上。贡嘎巴桑又晕了过去，倒在雪地上。索南罗布又把氧气面罩给他戴上。战友们热情地鼓励说：“巴桑，你看，顶峰就在前面了，坚持一下，我们就胜利了。我们九个人，要一起胜利地踏上顶峰……”贡嘎巴桑的嗓子沙哑了，说不出话来。但他握紧拳头，举了举，表示一定坚持走完这最后的冰雪山路。
剩下最后几米雪坡的时候，他们看到峰顶上被高空风卷扬起来的雪雾，仿佛是献给勇敢来访者的雪白的哈达。胜利已经在望，那呼啸的山风，好似嘹亮的进军号角。骤然间，他们双腿注满了神奇的力量。上去了！终于上去了！北京时间下午两点三十分，九名中国男女登山运动员——潘多（女）、索南罗布、罗则、侯生福、桑珠、大平措、次仁多吉、贡嘎巴桑、阿布钦，胜利地从北坡再次踏上了地球之巅，在世界登山运动史上又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地球之巅高高飘扬起来了。她是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的光辉象征。
屹立在地球之巅，放眼望去，云海茫茫，群峰起伏，世界上没有比这儿更高的地方了，云雾、山峦……一切都在他们的脚下。这些登山队员都有大体相同的经历，其中藏族队员，都是翻身奴隶的后代，大多数自己还当过奴隶。昔日的旧西藏呀，巍巍的喜马拉雅山，堆积的是农奴的仇和恨；滚滚的雅鲁藏布江，流的是农奴的血和泪。今天，他们成了国家的主人、大自然的主人。站立在地球之巅，他们的感情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汹涌澎湃。他们用激动得微微颤抖的手打开报话机，向大本营、向队党委、向全国人民报告振奋人心的喜讯：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三十分，我们九位同志已经胜利登上了世界最高峰。请大本营向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报告喜讯！”
接着，他们就围着报话机，高举起冰镐，一声接一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用汉话喊一遍，再用藏语喊一遍。嗓子好的，亮开嗓门喊；嗓子哑的，用他们的心在欢呼。
九名登顶队员深知，珠峰已经踩在脚下，但任务还未完成。于是，他们根据分工，在地球之巅那块一米左右宽、十米左右长的冰雪坡上，开始了新的战斗。
鲜红耀眼的测量觇标，在地球之巅端端正正地竖立起来了。测量人员利用它计算出八千八百四十八点一三米这个最精确的珠峰高程，外国人测的八千八百八十二米的数字将从地图上消失。突然，一阵狂风袭来，觇标顶端的红色圆笼被刮得有点歪斜了。歪一点，就会影响测绘的精确性。不行，得重新竖一下！说起来一句话，可在这世界的最高点上，行动有多困难呀！登顶英雄们明知艰难，但他们仍然围聚到觇标周围，一边大口大口喘着气，一边扶正圆笼，一锤一锤敲打冰锥，加固尼龙绳……
潘多同志躺卧在顶峰狭窄的冰雪坡上，开始做心电遥测。不一会儿，她那红色的鸭绒衣裤上已经堆积了一层白茸茸的雪花。严寒、山风侵袭着她，冻得她不住地打哆战。这样躺卧着，随时都有冻伤的危险。这一点，作为一个老登山队员，潘多心里是很明白的。但是，她知道，在世界最高峰上做心电遥测，还是世界上第一次。她叮嘱自己：“一定要配合山下生理组的同志，把这次心电遥测做成功！”她住心里不停地默念着，“镇静！镇静！……”身子还是冻得不住地打寒战。但她坚持躺卧着，闭上了眼睛，千方百计使自己镇静下来。她一直这么躺着，躺了七分钟，最后深深喘了一口气，全身一放松，世界上第一张记录世界最高峰上的登山队员的心电图，终于做成功了！
地球之巅的冰雪样品、岩石标本采集齐了！
献给毛主席的带有美丽花纹、色泽鲜亮的峰顶岩石挑选好了！
生动记录这次人类征服大自然光辉业绩的照片、影片拍摄下来了！
九位登顶队员在世界最高峰上停留了七十分钟。他们忘记了吸氧，忘记了疲劳，忘记了休息，唯独没有忘记任何一件党和人民交给的工作。这是在“生命禁区”创造的一个奇迹——在地球之巅争分夺秒战斗了七十分钟！
登山代有才人出。继史占春、王富洲那一代老登山之后，又涌现出本书所写的索南罗布、潘多这一代登山家，眼下新一代青年登山家李致新、王勇峰等正走红国际登山界。高峰座座遍布全球。我国年轻一代登山家已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大洲去征服座座高峰。登山探险与科学考察相结合，使登山事业富有永恒的生命力。我国的登山家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