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就忠诚自己的土壤，
追求，就追求自己的理想。
——引自友人的诗
这是一曲振奋人心的搏斗之歌。它的主旋律，就是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
人们把体育比喻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橱窗。那么，就让我们打开中国女排这个小小的窗口，看一看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精神风貌吧！
圣保罗黎明的灯光
南美洲，巴西的繁华都市圣保罗。一九七七年夏末，午夜之后。
光怪陆离的霓虹灯还在疲惫不堪地闪耀着，车水马龙的街衢却已经空寂无人。坐落在闹市街头的A旅馆的灯火已经熄灭，一扇扇古老的百叶窗静静地垂挂着。从世界各地来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排球锦标赛的青年男女们在这儿下榻。
在一个房间里，古朴的百叶窗和深红色的窗帘把宽大的玻璃窗遮盖得严严实实，华丽的吊灯也已关熄，只有那一座台灯在散发着柔和的淡黄色的微光。两张素洁的单人床相距咫尺。周晓兰和韩晓华的眼睛已经闭上了，看样子已经进入梦乡了，其实，她们的思绪却像潮水一样起伏着。
晓兰轻轻地翻了个身。
晓华的眼睛睁开了：“晓兰，你睡不着？”
“嗯！你呢？”
两位姑娘把身子往对方挪了挪，脸冲着脸，几乎闻得着对方温热的鼻息。
晓兰是个秀美、文静而又沉稳的姑娘，她扬了扬修长的眉毛，感慨道：“明天，就是我们搏的时候了。”
晓华也感慨起来：“是啊，也许，咱们这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一次搏的机会呢！”
“睡吧！”她们又互相提醒着。
重新闭上眼睛，合上嘴唇，不再吭气，并在心里一个劲地叮嘱自己：“睡吧！睡吧！别想了！”但是，理智还是禁不住感情波涛的猛烈冲击。
晓兰的那对明净的眸子又在闪动了，她想，索性睁开眼睛，也许可以把那些滚滚奔来的思绪赶跑。她看见，那雪白的房顶竟然变成了一幅宽大洁白的银幕，映现出几个月前在香港预选赛中发生的情景：沸腾的九龙伊利沙伯体育馆，赢了球而狂抱一团的南朝鲜[1]女选手，失望而去的港澳观众，伤心哭泣的中国姑娘……那一双双哭红了的眼睛啊！
干吗要回忆这些伤心事？晓兰又紧紧地闭上了双眼。但等她再一次睁开眼睛时，房顶上又映现出两行赫然醒目的阿拉伯数字：0∶3，0∶3。
这两个0∶3，正是她们在香港预选赛中输给南朝鲜青年女排的不光彩的纪录。耻辱啊，这真是一个奇耻大辱！
不过，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她没有哭。不是她不想哭，她真恨不得号啕大哭一场。实际上，酸楚的、悔恨的泪水，已经涌到眼眶里了，她咬着嘴唇，硬是把它憋回去了。当时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好汉流血不流泪。哭，是永远也哭不赢的，圣保罗决赛时再见吧！”兴许正是这股不服输的炽热的火焰，把伤心的泪水给烧干了吧。
现在，她就躺在圣保罗闹市区的旅馆里。她们的对手——南朝鲜青年女排就住在离她们不远的房间里。明天晚上，不，应该说是今天晚上了，离此刻只有十多个钟头，她们等待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激战，就要打响了。
“她们会不会也睡不着呢？”晓兰又禁不住开口了。
晓兰说的“她们”，是指三位队友：湖北姑娘周俊芬、广西姑娘温美玲和浙江姑娘林辉。
晓华翻身坐了起来，说：“打个电话试试，如果她们也睡不着，干脆把她们叫来，再一道合计合计。”一边说，一边已经拿起电话听筒，轻轻地拨动了电话号码。
“喂，睡着了吗？睡不着？那就到我们屋来一趟吧！悄声点，不要惊动指导……”
周俊芬、温美玲和林辉，蹑手蹑脚地穿过寂静的走廊，来到晓兰、晓华的卧室。
两张单人床已经并到一块儿。五位中国姑娘趴卧在这张“大床”上，脑袋凑拢在一起。说来也真巧，这五位姑娘都出生在一九五七年，眼下刚满二十岁。山东姑娘晓华是共产党员，其他四位姑娘当时都是共青团员。二十岁，正是贪睡的年龄呀！
“南朝鲜二传好，但我们个儿高，网上比她们强。”
“她们上半年赢了我们，有点轻敌；而我们憋了一肚子气，赢球心切，斗志旺。”
“从实力看，她们还是比我们稍强一点。不过拼起来，就难说了。”
她们把自己和对方的长处、短处，都摆了个够，又互相叮嘱了一番，鼓励了一番，最后，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秘密协议”：如果输了球，谁也不许哭鼻子；赢了球嘛，可以痛痛快快地哭。
谈呀，聊呀，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凌晨四点多钟了。这时，她们才意识到自己是彻夜未眠！在临赛的前夜，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如果此事让领队、指导知道了，挨一顿狠剋是肯定的。
韩晓华毕竟老成一些，已经想到这一点了。她对大伙儿说：“一旦露了馅儿，我是队长，我来做检讨。”
晓兰是个挺有心眼儿的姑娘，她说：“会是在咱们房里开的，要检讨，咱俩一道写。”
其他三位姑娘发急了，说：“要写检讨，就咱们五个人一道写。”
晓华挺幽默地感叹道：“只要赢了球，写检讨心里也痛快呀！”
此刻，太阳还没有把黎明的曙光洒向大地，可以躺下来美美地睡上一小觉。晓华和晓兰没有把床再分开，熄了台灯，紧挨在一块儿，闭上眼，就沉沉入睡了。尽管过不了一会儿，街上就开始喧腾，但那些嘈杂的刺耳的声响并没有把她们惊醒。她们实在太困倦了。让她们安安静静地睡吧，哪怕多睡上几分钟也好。
趁她们熟睡之机，让我们来回叙一下能把眼泪憋回去的这位姑娘的一些往事……
一九七○年春天，太行山区。启明星吐射着清冷的银光，山野笼罩着月色。一位十二三岁的瘦高少女，背着草绿色的书包，神色惶惶地行走在山野小路上。她每天都顶着月色从山村出发，翻越两座荒山秃岭，步行二十多里，赶到公社小学上课。傍晚，又步行二十多里，沐浴着苍茫的暮色，从公社小镇返回荒僻的山村。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里，村上除了她之外，没有一个女孩子读书。男孩子上学的倒有几个，但他们走得快，这位刚从大城市来的少女赶不上他们。所以，朝朝暮暮，她总是只身孤影。
这是一个冬天的雪夜，纷纷扬扬的大雪覆盖着山野。放学后，她踏着积雪，爬上了一道山坡。天已黑咕隆咚的，她偶尔一抬头，看到山岭上闪亮着两团淡淡的绿光。那是什么光呀？在夏夜，山野里有飞动的萤火虫，一闪一闪的，亮着忽明忽暗的绿光。密集的地方，简直可以形成一片绿色的灯海。可是，那两团淡绿色的光，比萤火虫的小绿光要大得多，况且，现在也不是夏季呀！乡亲们给她讲过鬼火的传闻。难道她真的碰到鬼火了吗？不过，她并不相信人间真的有鬼，自然也不相信有鬼火了。那是什么光呢？她又往雪坡上走了几步，那两团绿色的光盯着她，一动也不动，使人觉得阴森可怕。这位从小在上海姥姥家长大的城市少女的心颤抖了，连她自己都听见心怦怦的跳动声，脚也迈不动步了，开始哆嗦起来。她想起来了，乡亲们说过，这山野里有狼。没有错，那一定是狼的两只凶恶的眼睛！
狼是会吃人的动物！在幼儿园里，她就听阿姨们讲过大灰狼的故事。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白雪茫茫的冬夜，在这荒山野岭上，孤身一人碰见狼！她几乎要被吓得瘫软了，身子紧靠在山崖上，连气也不敢喘。她摸索着躲进了附近山崖上牧羊人避风躲雨的土洞。
她就是周晓兰。她是随父母亲到山村落户的。妈妈是一位医生，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爸爸是一位工程师。他们本来都在太原一家工厂里工作，如今“臭老九”不吃香，被“下放”到山村来“脱胎换骨”。不过，这两位“老九”还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点知识，宁肯狠狠心，让她每天步行四五十里山路上学读书。
雪，仍然无声无息地飘洒着，山野里万籁俱寂。晓兰蜷缩在山洞里，也不知过了多久。她想，不能老这么躲着，家里人不知急成什么样子了。她大着胆子探头看了一眼，外面只有飘舞的雪花，绿色的光团不见了。可恶的狼呀，你是走开了，还是躲藏起来了呢？她不知道。她要回家，否则妈妈会急死的。她将身子探出洞外，又仔仔细细地观察了好一会儿，还是不见动静。她哆哆嗦嗦地挪动步子，向山坡上走去。开始是慢慢地走，后来就快步走，最后是深一脚浅一脚地飞跑起来。她听见后面有嚓嚓的响声，仿佛那只狼追赶着她似的。其实，那是她自己的脚踩踏雪地发出的声响。可那时，她分辨不出来，只顾跑，跑呀跑，一直跑回村里。
离家老远，她就看见那间干打垒小屋里亮着昏黄的灯光，听见从屋里传出来的说话声……她还是跑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跑着。推开门，她带着一身雪和一身寒气，一头扑到妈妈怀里，忍不住地哭了起来，哭得那么伤心，那么委屈。
这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钟了。
“晓兰，怎么啦？”妈妈忧心如焚地望着女儿。
晓兰隐瞒了路上发生的一切，哽咽着只说了一句话：“下雪天，路难走。睡吧，妈妈，我累了！”她知道，如果把真情实况说出来，妈妈、爸爸就会不让她去上学了。
几天之后，晓兰才把那天晚上的险遇，如实地告诉爸爸、妈妈。不过，她对妈妈说：“乡亲们说，狼怕打腿。我以后带上一根棍，就不怕狼了……”
冬去春来，冰雪消融，山花绽开。晓兰依然只身孤影在山野小路上匆匆而行，手里总拿着一根木棍。她的胆子大起来了。如果再遇到狼，她真的会上去跟它搏斗一番。但从那天晚上之后，她再也没有看见过那阴森可怕的绿色狼眼。也许，豺狼也是欺软怕硬的，知道这位少女变得厉害起来，不敢贸然来犯了。
后来，当她进入山西省队当运动员时，人们也发觉她的胆子特大，大得都有些惊人。
有一天晚上，她去太原一家医院看望住院的妈妈，从医院出来的路上，只有她一个人，而前头却有四个流氓拦住了去路。
流氓们向她招手，嬉皮笑脸地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过来！过来！”
晓兰的心虽然也怦怦跳得厉害，但她却显得十分镇静，大声斥问：“你们要干什么？”
流氓们又招招手：“过来，过来比比个儿！”
她什么话也没有说，一步一步默默地向前走去。
大概这伙流氓从来还没见过如此大胆的姑娘，一时惊呆了。晓兰走到他们跟前，用手使劲一拨，突然从中间穿越而过，飞快地向前奔跑着。流氓们如梦初醒，紧紧尾追着。她头也不回地飞跑、飞跑，心想：“追吧，我是运动员，你们追得上吗？”
这时，迎面驶来一辆公共汽车，刚刚打开门，她就纵身一跃，跳上车去。汽车响着引擎，疾驰而去，把几个无耻败类远远地抛在黑暗之中。
……
动乱的岁月，苦难的生活，荒漠的山野，孕育出她的独特个性：文静、内向，而又刚强、勇敢。当这种个性与祖国的荣辱感结合到一起时，顿时闪射出璀璨的光芒。
天大亮了，晓兰和她的姐妹们还在酣睡。在她那张秀丽的脸庞上，透出一种坚忍不拔的神情，仿佛在告诉人们：南朝鲜的姑娘们，等着瞧吧，今晚非赢你们不可！
重新点燃的希望之火
上午，中国青年女排做赛前练习。汽车从A旅馆出发，穿越闹市街头，向体育馆驶去。中国姑娘们无心欣赏目不暇接的异国都市风光，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在沉思，有的闭上眼睛之后还真的睡着了。
领队阙永伍心里不禁纳闷起来：“大清早怎么就打瞌睡呢？”她就追问姑娘们。起先，姑娘们还严守“机密”，但禁不起一再追问，终于有人“坦白交代”了。
车上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姑娘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着挨剋。
阙永伍是一位四十五六岁的中年妇女，个儿不算高，但清瘦有神。她望望坐在一边的指导邓若曾和曲培兰，默默地交换着眼神。
过了一会儿，机灵的姑娘们就从领队、指导们脸部和眼神的细微变化中，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喜悦多于指责。
果不然，阙永伍开口说话了：“中午这一觉，可一定得好好睡呀！”
中午，姑娘们一倒下就睡熟了。但阙永伍却像吃了兴奋剂似的，一点睡意也没有。她的思绪回到了十年前，祖国的花城广州。
一九六七年初，珠江中的小岛——二沙头。虽然是隆冬季节，岛上依然草木葱茏，修竹挺立，绿树滴翠，米兰吐香……阙永伍身穿运动服，坐在江边的石凳上，痴痴地望着滚滚东去的混浊的江水，眼里噙满了晶莹的泪花。也许这是她参加革命以后头一次掉泪。泪水，伤心的泪水，洒落在江水中。国家女排的姑娘们，站在一边，默默地注视着这位已经三十六岁而未结婚的教练，生怕她突然纵身跳进江里去。
有位队员甚至冒冒失失地问她：“指导，你会不会跳江自杀？”
跳江？她还不至于如此没有出息。但她确实感到空前的委屈和说不出来的伤心——应该说，是极度的悲愤。
再过几天，她将率领中国女排去日本参加世界排球锦标赛了。根据当时的实力，中国女排将会名列前茅。但是昨天从北京传来了“十二道金牌”，勒令她火速回去揭发交代问题。理由只有一条，因为她是排球队里的“保皇派”。这犹如从天上倾倒下来一盆冰水，泼洒在她那颗炽热似火的心上。
在即将出征的关键时刻，朝夕相处的阙指导要离开她们，女排的姑娘们就像丢掉了自己的灵魂似的，不知所措。主力队员董天姝、李杰英、韩翠青，不顾一切地奔到指导住的小楼，砰的一声推开房门，恳求说：“指导，你不能走啊！……”
阙永伍望着窗外粗壮高大的英雄树，眼泪夺眶而出，心里像刀割似的疼痛。
董天姝哽咽着说：“指导，要想得开呀，自己保重……”别的话，再也说不下去了。
几天后，“女皇”江青也降旨了：排球队不要出国，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
对阙永伍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难道自己为之奋斗了半辈子的事业，自己为之不惜牺牲一切的事业，就这样夭折了吗？难道几代中国姑娘为之贡献了青春年华的事业，就这么半途而废，毁于一旦吗？她伫立江边，默默地向大江发问，向苍天发问。但是，她得不到任何回答。她悲愤得几乎要发疯了！
猛烈的江风，吹散了她的一头秀发；滚滚的江水，卷起了她心海的波涛。
她十八岁那年，和她一起参加工作的九位姑娘都先后结了婚。她也被人追求着，“红娘”还是她的一位顶头上司。但她不想过早结婚，趁“红娘”出差之机，将男方送来的照片退了回去，并写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信。其实，当时她正在“热恋”。“恋人”就是那只白色的大皮球。
这一年，她参加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当时中国人虽到处受到外国朋友的欢迎，但“东亚病夫”的帽子尚未摘掉。有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运动员的住地，总是好奇地想看一看中国姑娘的脚是不是“三寸金莲”。当时，我国的体育技术水平是相当落后的。中国女排与保加利亚女排打了一场，第一局吃了个鸭蛋，第二局得二分，第三局得四分，三局加在一起才得了六分。在那次比赛中，只有我国著名游泳选手吴传玉获得一百米仰泳冠军，在国际体坛上，为新中国升起了第一面灿烂的五星红旗。耳听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眼看着鲜红的国旗徐徐升起，阙永伍热泪横流。在她的心底里萌生出一个强烈的愿望；献身祖国的体育事业，为祖国的荣誉奋斗终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一个像样的排球场地。她们在天津民园体育场的足球场上划了一块地方，作为排球的训练场。后来，又搭起一个席棚，作为室内球场。她们就在泥地上滚翻、摔跌，汗水和着泥土，一个个都像泥猴似的。她们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奋斗了三年，一九五六年去巴黎参加世界排球锦标赛时，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名列第六。
阙永伍因为胃严重下垂，退出了运动员的行列。但她继续战斗在排球战线上。一九五八年，她回到故乡成都，当了省女排的教练。她带的四川女队，曾经几次打败过国家队。贺龙副总理点名调她到北京工作。一九六三年，她已经三十一岁，正与一位男朋友在谈恋爱。他不情愿她走。她的母亲已经年迈，也希望女儿留在身边。但她表示，只要领导上认为她能胜任国家队教练工作，她就服从国家的需要。
她只身来到首都。痴心的男朋友一两天就给她发来一封信，催促她成家。有一封信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只要你同意，我明天就坐飞机去北京结婚。”
结婚？不行，绝对不行！她刚到北京，贺龙副总理见到她时，亲昵地叫着她的绰号，叮嘱她：“猴子，把这个队伍交给你了，一定要带好呀！”眼下，她刚上任，新队员刚刚从全国各地集中起来，白天黑夜跟姑娘们一起摸爬打滚，哪有时间结婚成家呀！球队就是她的“家”。说实在的，连写封信都没有时间！她思虑再三，不得不给这位心急的男朋友写了一封直截了当的信，“你爱我，就等我，得等几年。等得了，就等！实在等不了，也就只好吹。”那位男朋友倒也挺干脆，说他等不了。这也难怪，有几个三十好几的男人，还能再等几年呢？就这样，她的第二次“恋爱”又告吹了。
与一个自己喜欢的情人决裂，心中一点也不痛苦，那是假的。她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姑娘啊！不过，没日没夜地繁忙，使她渐渐淡忘了失恋的痛楚。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阙永伍已经是一个三十五岁的老姑娘了。在我们这个传统习惯浓厚的国度里，到这个年龄尚未完婚的，还会引来各种闲话。热心的同志们在新华社给她物色了一位忠厚老实的男朋友。阙永伍跟他见面时，照例还是那个老条件：要等几年！
等几年呢？天才知道！
调皮的女队员们经常半开玩笑地向她刺探情报：“指导，什么时候吃你的喜糖呀？”她总是这么回答，“你们不拿冠军，就别想吃我的喜糖。”
当时，日本女排被称为“东洋魔女”，正称雄于世界排坛。中国女排的口号叫“打翻身仗”，追赶的目标就是她们。中国女排与日本女排实力上的差距是相当远的。日本国家队——贝冢女子排球队来访时，中国队只赢过两局球，处于绝对劣势。日本的另一支强队——全国一般选拔队来访时，贺龙副总理很想赢一场球。“你们打赢了，我请客。”他抚摸着浓密的短胡子笑着说。回到宿舍，阙永伍半开玩笑地对队员说：“如果你们赢下这场球，我就请你们吃喜糖。”
说来也巧，中国姑娘们虽然打得很艰苦，而且眼看要败阵了，但她们最后果真反败为胜，把这场球赢了下来。汗水还在流淌，姑娘们就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喜鹊，围住指导，不住地嚷嚷：“给我们喜糖！给我们喜糖！”阙永伍想起了贺龙元帅感叹万分说的一句话——“三大球不翻身，我死不瞑目”。她笑了笑，恳切地说：“等打完世界排球锦标赛吧……”姑娘们不干了：“指导说话不算数……”阙永伍挺顶真地说：“算数，这回真的算数。打完世界锦标赛，我就结婚……”
一九六五年冬，日本女排运动员在训练中滚翻救球的最高纪录是四百多次。我们就超过它，创造五百次。“极限”训练的对象，正是今天青年女排的指导曲培兰。
当阙永伍向曲培兰交代任务时，曲培兰没有吭声，只是使劲点了点头。她知道，等待着她的将是一场多么严峻的考验！前几天，她的同伴于淑文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过一次这种训练，接连滚翻救球二百五十次，看到小于狼狈不堪的模样，姑娘们都掉泪了。女领队不敢当场掉泪，一次次偷偷跑到休息室哭。而这次，比上次还要多滚翻一倍呢……
训练是在一○一中学的操场上进行的。小曲上场时，穿一身崭新的紫红色衣裤，精神抖擞。两位男教练轮流给她扣球，一个扣累了，换一个扣。滚翻到一百多次后，小曲红润的脸色变得苍白，浑身上下汗水和着泥水，躺在地上喘着粗气，爬不起来了。球，还是不停地往她身上砸来。四周围观的上千名师生，齐声呼喊：“加油！加油！”于是她又挣扎起来，顽强地向来球扑去。
“三百……”“三百五十……”全场师生齐声数着数。
她摔倒了，挣扎着起来，再摔倒，再挣扎着起来。球，一个一个不停地飞袭而来。在她眼里，除了这白色的排球之外，一切都消失了。她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超过日本！超过日本！即使死在场上，也要超过日本！”
崭新的球衣球裤磨烂了，套在膝盖上的两层厚厚的护膝磨烂了，露出了渗血的粉红色嫩肉……
两位男教练目不忍睹，手软了，不肯再往下扣球。阙永伍流着泪，走上去，从男教练手中接过球，使劲向曲培兰扣去。一个，两个，三个，……她心里也响着一个响亮的声音：“超过日本！超过日本！”她是凭着这个坚定的信念在扣球的啊！
空旷的操场上，除了阙永伍的扣球，曲培兰的垫球和重重的倒地声，就只有师生们的哭泣声和数数声。
曲培兰奇迹般地挣扎起来，奇迹般地扑救来球，奇迹般地倒地滚翻。
“四百九十七！”
“四百九十八！”
“四百九十九！”
“五百！”当千百个颤抖的喜悦的声音一起呼喊出这个象征着胜利的数字时，曲培兰倒在地上动弹不了了。她像一个从混浊的泥水里钻出来的人一样，头发水淋淋的，身上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她多么想站起来，向观众挥手表示感谢。但她的双膝软得像海绵，站立不起来。她的双手也不听使唤，沉重得抬不起来。她躺卧在被自己的汗水浸湿的土地上，微笑着。虽然笑得很吃力，但这是一个胜利者的微笑！
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极限训练”并不一定符合科学，也许是不足取的，但那一代中国姑娘的精神和毅力，却是十分可贵，值得赞美的。
正当中国姑娘们不惜一切代价，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征途中前进的时候，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阵大动乱的狂飙，把一切美好的理想变成了泡影。
阙永伍回到北京，独自坐在那间寒冷的北屋里。她看不见熟悉的排球，见不着朝夕相处的队员，面前的桌子上，只有供她写揭发、检查用的一沓厚厚的白纸和一支陈旧的钢笔。她的痛苦达到了极点。当运动员时，她练得那么苦，连男运动员的鱼跃救球她都练会了。当教练之后，她一心扑在事业上，一次次地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如今，青春开始消失，鱼尾纹已经爬上她的眼角……她何罪之有？
女排姑娘们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也百思不得其解！为祖国争光，这不是运动员崇高的神圣的职责吗？怎么变成“为修正主义涂脂抹粉”了呢？不过，她们的理想的心火，并没有熄灭。她们盼望这场暴风雨赶快过去。到那时，阙指导还带她们远渡重洋去出征。因此，在那些内战烽火连天的日子里，姑娘们每天依然聚集到一起练球。不久，阙永伍的行动也自由了，又来训练场指导姑娘们训练。而且照样那么顶真，那么严格。有的队员关切地问她：“指导，人家不是正批你‘女法西斯’，骂你‘鬼猴’吗？”阙永伍回答说：“批归批，只要你们需要我，我就来指导。”
谁知，她们对形势估计错误了。这场暴风雨一直持续整整十年。她们失望了，开始恋爱，结婚，生儿育女。阙永伍也在三十六岁那年，与一直默默等待着她的老陈完成了终身大事。从此，一代排球明星，在中国和世界球坛上，销声匿迹了。
等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雨过去，祖国大地春暖花开的时候，人们发现，我们的祖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体育成绩大倒退，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拉开那么远了。老一代的国家队员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像董天姝等一些老队员，还站了最后一班岗，带着年轻的新队员，拼了一阵老命。但希望只能寄托在年轻一代的中国姑娘身上了……
整个午睡，阙永伍就这么海阔天空地回想往事。下午是准备会，研究如何打晚上的比赛。她不想责备姑娘们，而想赞扬她们。因为，她看到，老一代中国运动员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已经在年轻一代中国姑娘身上得到延续。而这，正是中国女排重新崛起的希望所在。埋藏在她心底的希望之火，被姑娘们重新点燃起来了！在准备会上，姑娘们没有听到领队的一句指责，有的只是满腔热情的激励！
晚上的比赛，是那么激烈！运动员刚出场，比赛还没有开始，观众台上的加油战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南朝鲜的侨民们举起一把把锃亮的小铜号，鼓着腮帮拼命吹；举起一副副呱嗒板儿，噼噼啪啪使劲打。而我们的侨胞们，则用猛烈的掌声，为自己祖国的姑娘们加油助威。场上杂乱的声响，震耳欲聋，连站在对面说话都听不清。
谁见了这种场面不紧张啊！中国姑娘们的心激烈地跳动着。
韩晓华生怕同伴们沉不住气，双手合成喇叭，大声说：“别忘了昨晚上说的，冷静，一板一眼打！”
周晓兰望望观众台，大声补充了一句：“台上闹翻天，当作没那么回事。”
比赛开局，中国姑娘就以十三比十五相近的比分失利。
小号声，呱嗒板儿声，呼喊声，响成一片。
晓兰紧紧握着拳头，附在女伴的耳边说：“重新开始！还有四局，不要泄气！”
以下的比赛，真是打得难解难分。中国姑娘以十七比十五相近的比分直下三局。
三比一，中国女排终于胜利了！
欢乐的、激动的泪水奔涌而出。中国姑娘们哭了，真的痛痛快快地哭了。六个主力，哭着抱成一团。泪水擦去了，又流淌出来。擦不干，抹不净呀，干脆任它流吧！六位主力姑娘，又紧紧地和领队、指导抱成一团。替补队员也蜂拥而上，使劲用手掐她们，掐得生疼生疼的。她们高兴得忘乎一切了。后来，别的姑娘都不哭了，周晓兰还在不住地掉泪。同伴们关切地问她：“你怎么啦，晓兰？”晓兰边哭边说：“在香港，我不是没有哭吗？现在我是在掉上半年的眼泪呢！”
这天晚上，周晓兰伏在A旅馆的写字台上，记下了一页动人的日记：“三比一打败南朝鲜，这在我国排球史上是第一次。怎么能叫我们不高兴、不欢呼、不跳跃、不歌唱呢！这时，我才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幸福。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当祖国需要我们时，我们能够为祖国、为人民争得荣誉，这就是我们运动员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快乐！”
第二天晚上，中国女队与日本女队决赛时，以二比○领先，再赢一局，就登上世界冠军的宝座了。但她们“雪耻”心切，对拿世界冠军却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眼看冠军即将到手，却打得拘谨起来，结果连输三局，反胜为败。这是多么遗憾呵！也许她们将遗恨终生！不过，这次输球，没有一个姑娘落泪的。回到旅馆已经午夜。晓兰和晓华屋里的那盏台灯，又一次亮到黎明。她们各自坐在自己的床上，相对无言，默默地收拾着行装。她们心里都在想，回国后，青年队就要解散了，恐怕没有机会报日本这个“仇”了。但是，一定要记住，将来谁进了国家队，谁就要去报这个“仇”！
阙永伍屋里的灯光，也一直亮到黎明。虽然，她为这最后一场的失手，感到无限惋惜。但她的心情却是激奋的。她关掉了台灯，拉起百叶窗，透过宽大的玻璃窗望出去，外面是满天嫣红的朝霞。她心底重新点燃的希望之火啊，就像那嫣红嫣红的朝霞一样，在炽烈地燃烧、燃烧……
挥动黄手绢唱的歌
同年深秋，苍茫的暮色，笼罩着日本的商业都市大阪。
中国女排姑娘们乘坐的大型轿车，顺着五光十色的街道缓缓向前行驶。
多彩的夜景，与中国姑娘们喜悦的心境是相吻合的。今晚，一九七七年世界杯排球赛进入最后一个高潮——发奖。应该说，中国女排的战绩是值得庆贺的。一九七四年，中国女排在世界锦标赛中只得了个第十四名。而一九七六年六月由袁伟民组建的这支队伍，只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训练，头一次参加世界比赛，就名列第四。这是我国女排自一九五三年建队以来所取得的最佳战绩。而且在世界杯的预选赛中，她们还打败过“东洋魔女”日本队。这给她们的启迪和鼓舞，也许比第四名的战绩本身还要深远得多。看来，只要努力奋斗，世界上没有打不败的对手！
靠窗坐的那位高挑姑娘，叫曹慧英，中国女排的队长。从外表看，她恬静、文雅，瓜子形的脸上，总露着几分淡淡的笑意。在赛场上，她可完全是一个“要球不要命”的姑娘，同伴们都称她为“铁姑娘”。
你看，中国队与南朝鲜队的激战正在进行。一个险球从曹慧英身边平飘而去。她飞身扑上去，球救起来了，而她倒在地板上，左腿肌肉拉伤，像撕裂似的疼痛。她用手使劲掐着受伤的部位，疼得头上冒出了汗水。本来就偏袒的裁判，看到中国队的主将倒在地上起不来，急不可待地示意曹慧英退场。曹慧英瞥见裁判那种幸灾乐祸的神情，气不打一处出，蓦地站了起来，瞪圆了双眼，忍着钻心的疼痛，继续投入比赛。这局球，中国队虽然以二分之差输掉了，但这位中国女排队长的英勇顽强的精神，却赢得了全场观众的心。“3号！”“曹——慧——英！”观众们用欢呼、用掌声，用各自喜欢的方式，表达着对她的敬意。
她从场上下来时，腿一抬就疼得像刀割似的，伤处出现了紫红色的瘀血。而第二天，中国队还有一场硬仗——对世界强队古巴。外国记者们议论纷纷，有的预测，如果中国的3号不上场，双方实力的均势就将发生变化，中国队的命运是凶多吉少。可是，第二天，当银哨长鸣时，曹慧英居然又英姿勃勃地率领众姐妹出场了，这不仅使许多记者和观众感到吃惊，也给古巴女排在心理上造成了压力。她的扣杀依然那么凶狠有力，救球依然那么奋不顾身，你简直看不出她是一位伤员。其实她的伤情还真不轻，上场前打了封闭针，在伤腿上捆扎了厚厚的几层绑带。她是一位挂了彩而冲锋不息的英勇战士啊！中国队终于以三比二击败了古巴队。
此刻，这位从小就爱唱歌的河北乡村姑娘，正在心里唱着一支欢乐的歌。今天是她运动生命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大会将颁发给她三个奖：拦网奖、敢斗奖和最佳运动员奖。
“扑哧”，她笑出声来了。不过，她倒不是为一个人独得三个奖而笑。她想起了一件往事，一件挺逗挺逗的往事。
她还不到十六岁时，已经长到一米七十七。在乡村里，每次走亲戚、赶集，都招来乡亲们好奇的目光。她那忠厚老实的父亲可犯愁了，心想，一个闺女家，手长脚丫大，再这么一个劲长下去，怎么得了！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并不新奇的老办法：裹脚！
“裹脚？”曹慧英一听，乐得腰都笑弯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姑娘，配上一双“三寸金莲”，那成什么怪模样了呢？她嗔怪地对爹说：“你也不琢磨琢磨，如今是什么时代了，还兴这个！”
后来，她的妈妈上北京姐姐家串门，姐姐问：“妹妹长多高了？”妈妈说：“别提她了，高得要命，有个坑都恨不得让她踩进去。”接着，又感叹了一番，“那么个大姑娘了，走路没个走路的样子，走着走着就来个劈叉……”姐夫一听，倒高兴了：“怎么不叫她去练体育呢？”他认识体育学院的一位教练，写了一封推荐信。
于是，曹慧英进了体院青年集训队打排球。青训队的排球班开训已经八个月了，而小曹过去连排球都没有摸过。但好动、朴实、勇敢的性格，使她与排球一见钟情。入队不到两个月，她就上场打主力了。后来，她又到八一女排打主力。一九七六年重建国家队时，她又被袁伟民看中，调来打主力。她的成长，真可谓是一帆风顺。
爸爸呀爸爸，当初多亏没有听你的，要不“三寸金莲”怎么上场，怎么为国争光呀！她望望自己的那双大脚，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喜欢。
坐在曹慧英前面的杨希，是小曹在北京体育学院青训队的同窗好友。她出身于干部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她长了一副高挑的身材，省体育队和体院的教练都看中了她，让她去打球。妈妈有点舍不得，因为杨希个儿虽高，但身子单薄，怕她吃不了那份苦。爸爸挺开通，说：“大家都说她是搞体育的料，那就让她去吧！”
一到排球班，她就天真地向别人打听：“练什么最苦？”别人告诉她，练长跑最苦。她想，“好，那我就练这个”。
起先，四百米的跑道跑一圈，脸就苍白，喘不上气来，头昏眼花。但她坚持跑，而且每星期加一圈。星期天，别人睡懒觉，她也早早起床，到运动场上跑步。最后，她竟能一口气跑下十七圈。她跟曹慧英一样，从青训队到八一队，然后调进了国家队。球越打越好，观众也越来越多。谁说排球没有人看呢？在日本，出现了一股“杨希热”，崇拜她的观众成千上万。比赛时，只要她一站出来发球，场上就发出有节奏的呼喊声：“唷要——希！唷要——希！”只要她扣杀了一个好球，场上就会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掌声。她在街头或旅馆里一露面，四周就会传来阵阵“唷要——希！”“唷要——希”的呼喊声。人们簇拥过来，跟她握手。握不上手的，哪怕摸到她的手一下，也感到欣慰。签名的纸板，一沓一沓送到她手上。她自己也记不清签写了几百、几千个名字了。有的日本青年挤到她身边，递给她一支粗大的油墨水笔，然后指指自己的胸前，让她就在他们崭新的衣衫上签名留念，弄得她不知所措。而那些日本青年就将她的手拉过去，往身上写。她也记不清，有多少痴情的日本青年穿着写有杨希名字的衣服，欢笑着狂奔而去。更令人感动的是，有两位日本小姑娘，由妈妈陪着，从几百里之外赶来大阪，目的只是请这位中国姐姐签写一个名字。还有许多球迷无缘见到这位中国女球星，就托人辗转送来对杨希的赞美和祝福的录音带，也有痴情的求爱的录音带……听说日本还成立过一个五十人的“杨希接待委员会”。从日本各地给她写来的信，装了一大麻袋。
日本为什么会出现“杨希热”呢？袁伟民曾经向一位日本报纸的记者打听过。原因有四个：第一，杨希是主攻手，球扣得有力，打得漂亮；第二，杨希球风好，风度潇洒，无论赢球还是输球，脸上总是笑眯眯的；第三，杨希的名字，在日本语里，是“有人缘”的意思，叫起来响亮；第四，杨希的长相酷似日本电影明星、《绝唱》的女主角山口百惠。
崇拜者们，几乎到处跟踪着她。中国女排到东京比赛，他们蜂拥到东京看；中国女排到大阪比赛，他们聚集到大阪看。
此刻，在她乘坐的轿车旁边，就有她的崇拜者紧紧相随。只要车子在十字路口碰上红灯停了下来，这些球迷们就从各种小轿车里伸出头来，向她呼喊，向她挥手致意。
作为一个运动员，何尝不希望有自己的观众和崇拜者。应该说，杨希是幸福的。
中国姑娘们步入体育馆大厅时，成千上万辆汽车已把广场堵塞得严严实实。身着艳丽和服的日本女郎，已经亭亭玉立在入口处。发奖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发奖，本是激动人心的欢乐时刻。但对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来说，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刺激。第一、二、三名，站立在特制的高高的领奖台上，而中国姑娘却只能站在领奖台一边的地板上。在日本的国歌声中，太阳旗和第二、第三名所在国的国旗，在旗杆上徐徐升起。日本选手和第二、第三名的外国选手，高举着奖杯，向观众致意。而中国姑娘手上有什么呢？每人手里发了一块黄手绢，按规定，她们得不停地挥动黄手绢向得胜者庆贺。
中国姑娘们从刚才来路上欢乐的峰顶一下子跌落下来。如果地板有缝，她们真恨不得马上钻进去。轻柔如云的一方方黄手绢啊，竟重得把姑娘们的手臂都压得抬不起来了。胸前运动衣上的“中国”两个大字和闪闪发光的国徽，变成了两团火，烧得她们浑身发烧，脸发烫。过去，她们也常常听到这句话：“你们是代表祖国人民出去的。”但感受不深。此时她们才真正意识到，她们确实不是几个普通的女排运动员，而是一群中国姑娘，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她们深深感到，眼下的成绩，与祖国的地位太不相称。中国人不应该站在地板上，而应该站立到高高的领奖台上。徐徐升起的应该是我们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厅里回荡的也应该是我们雄壮的国歌。
该曹慧英领奖了。但她仍然痴痴地站在那里。同伴们捅捅她，她才迈出了脚步。她的欢乐劲儿早已烟消云散。她真不情愿去领这个奖。她心里想：“我个人即便得一百个奖，也不如全队拿一个奖杯呀！”
而杨希呢，真恨不得马上离开这儿，不，离开日本，回到祖国去。练得再苦，她也心甘情愿！
发奖仪式其实才进行了短暂的一二十分钟。但中国姑娘们却感到在这儿站了漫长的一个世纪。她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休息室的。她们默默地聚集在一起，没有人掉泪，也没有人说话，休息室里的空气仿佛已经凝固了。突然，沉寂中爆发出低沉、悲壮的歌声：
“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这《洪湖赤卫队》的歌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虽然没有任何人指挥，却唱得那么整齐；虽然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歌手，却唱得那么富有感染力。这种催人泪下的歌声，在音乐会上是很难听到的。
在歌声中，一位鬓发斑白的长者，慢慢地摘下眼镜，转过身去，匆匆走出了休息室。他就是中国排球代表团团长、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同志。他事后说，如果再待上一会儿，眼泪就要流出来了。
姑娘们唱着这支悲壮的歌，走出体育馆，登上汽车；唱着这支悲壮的歌，穿过闹市街头，一直到踏上旅馆的台阶……
当姑娘们乘坐客机，飞翔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空，飞翔在祖国寥廓的蓝天之下时，心里依然在唱着这支悲壮的歌。这歌声里凝聚着她们为祖国荣誉献身的崇高精神，凝聚着她们继续向排球运动世界高峰攀登的勇气和力量。
灵丹妙药
北京初春的傍晚。崇文门外，太阳宫体育馆门前的一蓬蓬迎春花，开得正闹。被簇簇小黄花压弯腰的枝条，竞相往前伸长着，仿佛随时准备迎接从馆里出来的女排姑娘们。
暮色由淡到浓，不久天就黑下来了。馆里灯火通明，姑娘们刚刚练完球，汗水湿透的衣衫紧紧地贴在丰腴的身上。白色的排球撒满一地，姑娘们正弯腰捡拾着。
“谁还想再加练一点儿？”教练袁伟民冲着这群疲惫不堪的姑娘大声问道。
“我加练一点儿！”一位灵巧秀气的姑娘抬起头来，抢先回答。她两只手抱着十来个排球，酷似一位杂技演员。
她叫陈招娣，家住西子湖畔，一位典型的杭州姑娘，是曹慧英和杨希在北京体院青训队的同窗，又是她们在八一女子排球队的球友。如果你在街上见到她，大概看不出她是一位女排运动员。其实，你仔细看，在她那江南女子的秀气中，却藏着几分野劲，那才是地地道道的运动员性格呢！
陈招娣把一大抱球放进粗铁丝焊成的筐子里，走到袁伟民跟前，用眼神说：“练吧！”
袁伟民用右手的五个手指，从筐子里抓起了一只球，猝不及防地向她扔了过去，招娣敏捷地往后退了几步，稳稳地将球垫了起来。不等她站稳，砰的一声，球又从教练手里飞到她的左边，她往斜里飞身迎了过去。球垫起来了，她却摔倒在地上，就势一个滚翻，又从地上爬了起来。
她的加练任务是救十五个球，如果救丢一个，就负一个球。她玩命地向球飞扑过去，滚翻起来，又飞扑过去。渐渐地，她的双腿发沉了，脸色苍白了，但她仍然不顾一切地奔跑着，滚翻着，飞扑着。当她救起第九个球时，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袁伟民可并不因此而停止扔球，他一边将球狠狠地扔过去，一边大声叫：“快！”“快起来！”
招娣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眼看球从自己的身边、头上飞了过去。她不是不想去救，实在太累了，即使站立起来，也追不上那刁钻的来球。她负了两个球了。本来是自己主动要求加练的，练一会儿不就完了吗？谁知强度这么大，难度这么高。招娣心里嘀咕开了：“袁指导呀，你也太苛刻了。”
袁指导却不动声色，他一边扔，一边不紧不慢地数着：“负三！”“负四！”……
招娣也冒火了，愣劲一上来，就不顾一切了，心里说：“扔吧！扔吧！扔吧！”忽地从地上站起身，气冲冲地嚷道：“我不练了！”走到场外拿起衣裤，就径自朝门口走去。
袁伟民这个人也挺有意思的，他不冒火，也不大声嚷嚷，只是不轻不重地说：“想练就练，不想练就不练，那不行。今天练不完，明天开始就练你。”
招娣才走出几步，猛然转过身，向袁伟民快步走来，把衣裤往地板上一扔，气呼呼地说：“练就练！”
请别误会，招娣不是一个吃不得苦的女子。她生性好强，从不甘心落后。在青训队时，有一次她的脚腕扭伤走不了路，从宿舍到训练房，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而且刚下过雪，但她拄着拐杖一瘸一拐艰难地往前走，到训练房时，拄拐杖的手上打起了许多紫红色的血疱。一位场馆的工人师傅看了感动不已，特地为她的拐杖包捆上一层厚实的海绵。有一段，她每天尿血，医生怀疑是肾炎，不让她吃盐。她自己到处找书看，发现是过度兴奋造成的，就对医生说：“不碍事的，注意一点就是了。”仍然坚持进行艰苦的训练。她的腰伤相当严重，有时打完一场比赛下来，好像腰已经断裂似的，直都直不起来。有一位医生甚至不同意她继续打球，说搞不好会造成瘫痪。她含泪恳求医生：“打到这个水平，没有为国家作出贡献就下去，我不甘心呀！”她一边配合医生治疗，一边以巨大的毅力坚持锻炼，终于延长了自己的运动生命。
这一切，袁伟民心里都一清二楚。顶撞一下他，向他发一顿火，他并不计较。说实在的，他非常喜欢招娣的这种泼辣性格，打起比赛来，她还真的拼得出，顶得住。他常说：“一个队十二个队员都应该有自己的个性，打起球来才有声有色。如果把她们性格的棱角磨平了，这个队也就没有希望了。”但此时此刻，他只是用严峻的目光瞧了她一眼，轻声地问了一声：“开练吗？”
招娣走到红十字箱跟前，撕了几条胶布，裹在手指尖上。不裹，手指尖裂开的口子，实在疼得受不了。如果从她打球算起，她用的胶布，拼凑起来至少可以做一身衣裤了。她裹好胶布，走回场去，把腰往下一猫，那意思是：“开练吧！”
袁伟民一个球一个球地扔着、砸着，招娣奋不顾身地向飞来的球飞扑着、滚翻着，好不容易把刚才的负球给补上。九个，她还是只救起了九个球，离十五个还有六个呢！很明显，招娣的动作变迟缓了。终于，她又倒下起不来了。
站在一边供球的姑娘，迟疑地不给球了。袁伟民瞪着眼，叫道：“给球！”他仍然不慌不忙地扔着球，冲着躺在地上的招娣喊：“球！喂，看球！”
一个，两个，她又负了好几个球了。她感到满肚子委屈，站起身，看也不看教练，拿起衣服，又径直向门口走去。她实在忍受不了了，世上哪有这么狠心的教练呀！如果说，真有铁石心肠的话，我看他的心比铁还硬。想着想着，眼泪涌出了眼眶，洒落在光洁的酱黄色的硬木地板上。
“走也可以，还是那句话，明天一早就练你！”身后又传来袁伟民那不紧不慢、不软不硬的声音。在平日，袁伟民那夹杂着苏州乡音的普通话，在这位杭州姑娘听来是那么亲切动听，有时她还淘气地跟他说几句婉转似莺啼的苏州土话。但此刻，他的声音不但不亲切、不动听，而是那么冰冷和刺耳，字字句句都像从冰窖里蹦出来的。
她依然往前走着，不过，脚步显然放慢了，一步比一步迟缓。快走到门口时，她站住了。她那被极度疲惫和委屈情绪弄得热昏了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理智回到了她的心中。她像一截木头被钉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袁伟民也站在原地没有动弹，目光盯着这位任性的姑娘，他像一尊石雕似的，手里还抓着一个球，一副随时准备砸出去的样子。
姑娘们用担忧的眼神望着他。她们恨他吗？恨！有时恨不得扑过去，狠狠地咬他一口。不过，事后冷静下来想想，又觉得他应该这样。不这样，怎么去赶超世界强队，怎么去为祖国争光呢！
一九七八年，简直是中国女排的倒霉年！从日本回国后不久，队长曹慧英在一次国际比赛中受了重伤，半月板撕裂，住进了医院。腿伤未愈，又发现有肺病，转到结核病医院治疗。在出访中，座车又不幸发生车祸，好几位姑娘受了伤。更惨的是，去苏联参加世界排球锦标赛，连第四名都没有保住，只落个第六名。但她们没有在厄运面前屈服，既不怨天尤人，也不灰心丧气。她们从技术上、思想上进行了认真的总结。
她们明白，冲出亚洲并非易事，走向世界更是困难。中国女排的崛起，不能靠侥幸，只有靠自己苦练巧练！
看着招娣那汗湿了的背影，姑娘们的心情是复杂的。她们深深地同情她，可又生怕这个任性的姐妹真的会离开自己的球场。有两位姑娘沉不住气了，迈动脚步向招娣走去……
正在这时，招娣也迈动脚步了。不过，她不是往前去“抢红灯”，而是来了个向后转，步子那么猛，动作那么冲地向球场走来。她回来干什么，不用问了。
加练，又继续下去了。
不知是喘息了一会儿，还是来了一股邪劲，招娣练得完全忘我了。
袁伟民见她那么奋不顾身地扑救来球，就笑着说：“招娣，可以减掉几个！”
招娣用泪眼瞪了瞪他，发狠地说：“不要你慈悲！”
袁伟民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激将法，因为他深知招娣的性格。
她终于以惊人的毅力，垫起了十五个球。
当她们淋浴后，走出体育馆大门时，那蓬蓬迎春，正在乍暖还寒的春风中，摇曳着黄灿灿的花枝，热情地赞美这群迟归的姑娘。但是，姑娘们拖着沉重的双脚，匆匆地从它们身边走过，压根儿就没有留意迎春花的多情。也许，它们何时发绿长叶，何时含苞，何时开花，她们也没有留意过呢！
回宿舍，她们得上五层楼。五层楼的楼梯有多少个台阶，姑娘们心里可清楚啦。她们用手扶着栏杆，慢慢地抬起腿，龇牙咧嘴的，有的还发出“哎哟”“哎哟”的呻吟声。每上一个阶梯，都这么艰难。上上停停，停停上上，凭借着淡黄色的灯光，互相瞧瞧，一个个都是这副狼狈相，真是哭笑不得。谁能想到，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姑娘，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运动员，上个楼梯竟这么艰难！
在女排训练场上，像招娣今晚这样的“两走两练”的情景，倒不很多。这是由她那直率、坦然而又带几分愣劲儿的独特个性所决定的。但练得这样艰苦，甚至比这更艰苦的，却大有人在。
这里是湖南省郴州集训基地。这天，温文尔雅的杨希因为大腿肌肉受伤，躺在屋里休息，记者正好访问了她，打趣地对她说：“杨希，过去见你总是笑眯眯的，今天可见到你哭了。”杨希挺实在地回答说：“我哭得可不少，不过，你们不常来看我们训练，见不着就是了。”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我们队上哪个姑娘没有掉过眼泪呀！你不知道，我们的指导呀，在训练场上从来没有说过满意的话，总是不满意，不满意。要我们往上呀，往上呀，去赶超世界强队呀。天天努力，天天达不到他的要求。还让我们天天斗争，天天打胜仗呢！一个人哪能天天打胜仗呀！就拿这二十来米的路来说吧，每天一步一步往训练房走的时候，心里都在斗争。今天身体实在太累了，伤也犯了，厚着脸皮请一次假吧，可到场上看别人都那么练，自己又不好意思开口了。忍着伤病练吧。一天练下来，浑身酸疼，饭也懒得去吃。晚上往床上一躺，是一天中最舒服的时候。可一想到明天，又犯愁了，明天该怎么练呀！人们都说，共产党人是钢铁意志，我们真是钢铁意志呀！只要你稍微松一点，就会被他盯上，抓住你补课……”
杨希就给补过一次课，而且还是在国外访问期间呢。她一口气练习滚翻救球四十分钟。两层裤子都磨烂了，两只大腿都磨破了皮，渗出鲜红的血来。夜里，随队医生给她敷药时，说：“如果让你妈妈看见，该心疼了！”也不知怎么搞的，她听了这话，眼泪就禁不住刷的流了出来。
杨希扬扬两道细长眉毛，咬了咬嘴唇，又对记者说：“我们从来都不让爸爸、妈妈看我们训练的。他们看到自己的宝贝女儿练成这副模样，非哭着把我们领回家去不可。平时回到家里，也从来不告诉他们练得如何如何苦，只是说，练的时候累一点儿，练完了就不累了。他们去看过我们打比赛。我们在场上摔了几下，他们就担心得不得了。回到家里总问：‘摔得疼不疼？’我们就说：‘不疼。’说真的，人都是肉长的，能不疼吗？不过，比起训练来，比赛算是我们最轻松的时候。还有一次，我回家去，妈见我这么瘦，一个劲地追问我，是不是练得太苦了。我告诉她，‘妈，我们运动员不能胖，胖了就跳不起来，打不了球’。妈信了，后来街坊邻居问我为什么这么瘦时，我妈还帮我说呢！”她好像突然想起什么别的事似的，话题一转，问起记者来：“你说，人有多怪呀？”其实，她并不需要别人的回答，自己笑了起来，接着说下去：“练得苦时，真想休息半天，哪怕受点轻伤休息半天也好。可是等你真受了伤，这么躺在床上，心里就不是滋味，又想马上跟大伙儿一起去练。不过，平时真休息半天时，那可宝贵了，又想美美地睡上一觉，又想写封信，又想看场电影，又想看篇小说……真不知道该怎么过才好呢！”
的确，中国女排姑娘们的生活节奏是紧张的。清晨，朝阳还没有从东方升起，她们就像一片美丽的朝霞，从宿舍飘向训练房。傍晚，夕阳已经西沉，她们才像一片绚丽的晚霞，从训练房飘回宿舍。她们常常紧张到没有闲情逸致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有时候，她们会突然发现马路两旁光秃的树木绿荫如伞，花木葱茏，于是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惊讶地欢叫起来。有一天晚上，陈招娣对记者感叹地说：“人家的青春，是在花前月下度过的，而我们的青春却在流汗、疲惫、困倦、头脑发涨之中度过，在紧张、激烈的旋律中度过。”记者回答她说：“但你们的生活过得多么有意义啊！”招娣颔首笑道：“那倒也是。我们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当庄严的国歌在我们耳畔回响，灿烂的国旗在我们头上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们是感到自己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将来，当我们都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时，回想起今天的生活，将会感到自豪，因为，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充实，我们的青春年华没有白白地流逝，它曾经为我们的祖国放射过光和热。”
道是无情最有情
如果说，袁伟民在对待陈招娣的加练问题上，有点“过分苛刻”的话，那么，他对待这堂训练课的态度，简直可以说“冷酷无情”了。
坐落在山坡上的餐厅，灯火明亮。餐桌上银白色的火锅，炭火红红，水已经沸腾，冒着缕缕的热气。伙房里，厨师们已切好菜，配好作料，烧热锅，只等坐落山坡下的那幢训练房灯光一灭，就马上动手炒菜。但一直等到晚上七点多了，训练房的灯光依然那么明亮。管理员下去看了一趟，回来说：“看来一时还完不了，先退了火再说吧！”
厨师们等着也没有事干，干脆去看姑娘们训练。
训练是从下午两点开始的，绝大多数姑娘都已练完，场上只剩下新手汪亚君没有完成任务了。四川姑娘朱玲和上海姑娘周鹿敏为她垫球、传球，她的任务是扣杀二十组快攻球。三个好球为一组。如果三个球中扣坏一个或扣出一个一般球，这组球就不算数。如果扣坏两个或扣出三个一般球，就得负一组。起先，小汪还不大在乎，心想到下课时总能扣完。谁知越扣负得越多。看到那么多人在一边陪着自己，她心里更不好受。扣着扣着，她弯腰站在那儿说：“指导，肚子饿了，练不动了。”
袁伟民将球放下，说：“休息一会儿再练吧！”
厨师们真想劝说大家先去吃饭，但他们知道，在训练场上，他们是不便插嘴的。他们用同情的眼光瞧了瞧小汪，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小汪喝了几口白开水，又开始扣球。扣了一阵，倒下起不来了，趴在地板上哭着嚷道：“今天我可完不成任务了！……”
厨师们一听，眼泪刷刷的流出来了，有的转过身，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往外走。在场的记者看到这个情景，也禁不住掉下了眼泪。
袁伟民对站在一旁加油的几个队员说：“你们有谁愿意帮小汪扣的，可以上来扣。”
话音刚落，两位姑娘挺身而出。袁伟民一看，原来是四川姑娘张蓉芳和扣球手郎平。
可是，情况并不妙。扣到八点多钟，还剩下好几组。郎平举手喊道：“指导，休息一会儿吧！”她独自走到一边，偷偷抹着眼泪。而小汪因为自己连累了这么多人，心里更不好受，哭出声来了。
这时，几乎所有的队员都朝袁伟民瞪眼，虽然谁也没有骂出口，但心里一定都在骂他、恨他。而他呢，仍然站在发球线上，手里拿着球，笑眯眯地喊：“加油呀！加油呀！”实际上，这“加油”声又何尝不是为他自己喊的呢！他也已经在场上站了六七个钟头了！
扣杀再度开始时，场上出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情景：所有的队员都把火气冲着袁伟民来了，垫得好，传得好，扣得狠。她们精神高度集中，团结一致，每球必争，达到了玩命的忘我程度，不知扣出了多少个罕见的漂亮球！
训练结束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像这类事，绝不是偶尔发生，于是，袁伟民给一些观看过他训练的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冷酷无情”的人。
不过，这位训练场上的“无情人”，一走出训练房，就判若两人了。你看，他和姑娘们一道汗水淋漓地从训练房走出来了。有一位姑娘，眼泪还挂在脸颊上，嘴噘得老高。显然，她还在生他的气。袁伟民笑嘻嘻地打趣道：“噘得太高了，都可以挂两个油瓶了……”姑娘先是把脸往旁边一扭，不理睬他，接着就猛冲过去，使劲捶他的背，然后是破涕为笑，骂他：“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呢？”
在这一捶一笑中，场上结下的“怨恨”，顿时烟消云散了。
其实姑娘们一点也不恨他，相反，那么愿意亲近他。他搬入新居时，淘气的姑娘们集体敲了他一次“竹杠”：“袁指导，恭贺你乔迁之喜。请——客，吃馄饨！”
袁伟民笑道：“晚上，你们自己动手！”他急忙给爱人打了个电话，因为他自己对烹饪术是一窍不通。
袁伟民的新居在新落成的高层大楼里，是个两间居室的套间。姑娘们人未到，声音先到，一进屋，就沸腾开了，先像走马灯似的在两间房里浏览了一番，对房间的布置摆设，发表了一通评论，然后，就撸上衣袖，各显神通。陈招娣发现袁伟民插不上手，就过去跟他下象棋。
袁伟民的爱人郑沪英，在六十年代也是一名排球运动员。虽然她早已成了妈妈，性格还是有运动员的特点：坦率、热情。她一边招呼着姑娘们干这干那，一边也跟着说、跟着笑。
姑娘们说了个够，笑了个够，吃了个够，告辞而去。袁伟民和妻子小郑发现，糖盒空了，瓜子皮撒了一地，桌子上厚实的玻璃板也碎了。不知是哪位姑娘在上面切香肠，手头重，给打碎了。肉馅还剩了一大堆，显然是买得过多了……
如果要指责袁伟民“冷酷无情”，他的妻子最有这个权利。
大年初二，外面到处是爆竹声和穿红着绿走亲访友的人们。而“排球夫人”郑沪英却感冒发烧，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她把身边的唯一亲人——七岁的小儿子叫过来：“袁粒，妈病了，你去找男排的叔叔，到医务室给妈拿点药来！”
平时挺淘的儿子，这时突然变得懂事听话了，点点头跑出门去。
第二天，小郑的病情不见好转，而孩子又发起高烧来了。娘俩躺在一张床上。亏得邓若曾教练的爱人蔡希秦来串门，看到这个情景，留下来照顾了他们娘儿俩一天。
袁伟民呢？春节前夕就和邓若曾带着姑娘们南下冬训，正在衡阳为观众打春节表演呢！
一年四季，他什么时候把这个家放在心上啊！她在南京怀孩子时，反应重，呕吐难受，他工作忙，没有回去照顾她。生孩子时，他工作忙，没有回去看望她。孩子都牙牙学语了，还不认识这个爸爸呢！后来，好不容易把她调到北京，照理说，就在身边，可以多照顾照顾了。但她到北京三年，他竟然没有在家过一个团圆年。
忙！忙！忙！他总是没完没了地忙！平日里，早上顶着星星走，晚上顶着星星回。走时孩子还在熟睡，回来时孩子早已进入梦乡。他偶尔也陪夫人看一场电影，但总是那么心不在焉，往往看了后面就忘了前面。可过去他是一个电影迷啊！她交代给他的事，他往往忘到九霄云外，但对外国强队的那些女选手，对她们的长长的名字和身高、打法，却可以倒背如流。他对队里的十几个姑娘的脾性也了解得那么透彻，甚至每个队员在喜怒哀乐时的神情动态，他都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
是的，她有权利怨恨他！但是，说来也怪，她一点怨恨之意也没有。过去，她也为我国女排赶超世界水平流过汗。今天，虽然不打球了，她的心与女排姑娘们的心仍然是相通的。她把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姑娘身上，而自己的爱人是这支年轻队伍的教练，所以，她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默默地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就连自己和儿子同时病倒的消息也不写信告诉他。而每当他带队出国打比赛，她又为他和她们担惊受怕……
朝夕相处的姑娘们了解他，相亲相爱的妻子了解他，也许，了解得最深的莫过于他的老搭档邓若曾。虽然，邓若曾到国家女排当教练是一九七九年的事，但他俩相识在六十年代初期。
一九六二年，袁伟民从江苏来到国家男排时，邓若曾是这个队的队长和著名的二传手。袁伟民也打二传。他们为了祖国的荣誉，情感交融在一起，汗洒在一起，共同尝过胜利的欢乐，也一道吃过失败的苦酒。一九六六年八月，当世界排球锦标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举行时，他们曾用红卫兵的语言发誓：“誓把捷克（世界冠军）拉下马！”那次激战，起先，中国男排使人眼花缭乱的快攻，把捷队打蒙了，拿下了第一局和第二局，来了个二比○的下马威。眼看，世界冠军的桂冠，就有希望落到中国队的头上。谁知形势急转直下，捷队加强了封网，钳制了中国队的速度，以十五比十一赢回第三局。第四局、第五局，虽然打得难解难分，但中国队最后还是输掉了。当时，主要是怕输的包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输了，回国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方兴未艾的红卫兵会对他们采取什么“革命行动”？越怕输，就越输，事情就这么怪。
为了打这一仗，他们奋斗了多少年，吃了多少苦呀！攻球手马立克的左臂脱臼，掉了又捏上，捏上再打，先后掉过一百多次。攻球手祝嘉铭膝关节出水，凸起那么高，一抽就是20CC。抽完了打，打了又出水……袁伟民为了鱼跃救球，摔在地板上，碰掉了两颗门牙……如今，这一切努力和心血，都付之东流了。不轻易弹泪的男子汉们，躲到浴室里号啕痛哭起来。喷洒的热水和着忏悔的泪水，一道往下流淌。他们是沐着痛苦的咸涩的泪水洗了一个永生难忘的澡啊！
他们又背着怕输的沉重包袱出战南斯拉夫队，结果又以一比三惨败。中国队不用说夺冠军，就连前八名也无望了。南斯拉夫队为他们意想不到的胜利，高兴得抱成一团，在地上打滚。而中国的年轻人傻在场上不知所措。他们输傻了。他们事后说：“当时，真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浑身上下没有了一点力气。”
应该说，袁伟民是这支失败队伍中的一个胜利者。由于他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大会授予他“最佳全面运动员奖”，发给他的奖品是布拉格的著名工艺品——一只雕花玻璃杯。然而，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全队都输掉了，个人得个杯子有什么意思呢！出于礼节，他还是上台把杯子领回来了。有能力拿冠军，却未拿到，这个滋味有多难受呀！世界排球锦标赛四年一届，一个人的运动生命有几个四年啊？什么叫遗憾终身？这就叫遗憾终身！后来，他把这个精美的雕花玻璃杯摔掉了。他不愿看到这个失败的纪念物！然而，理想的火焰，在他心底始终没有熄灭。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周恩来总理指示恢复排球队时，他毅然担任了国家男排的队长和二传手，一直打到三十五岁才下战场。
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对袁伟民来说是一个值得永生记忆的美好日子。这天，国家体委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群十八九岁的姑娘交给他，重新组建成国家女排，并委任他担任主教练。这天夜里，袁伟民失眠了。他是那么兴奋，兴奋得心都发颤了。他默想着，“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她们身上，让她们去实现我们的理想……”
袁伟民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新的不遗余力的努力。
一天晚上，有人敲袁伟民的门。开门一看，站在他眼前的是壮壮实实的邓若曾。他刚从国外工作归来。在大动乱的岁月里，他失望过，感到自己为之奋斗了整个青春的理想破灭了。但后来，排球队恢复了，他又看到了希望。他振奋起来了。他想：“我们不行了，但可以培养下一代去争、去夺，中国人总有一天要夺到世界冠军的。”只要有工作，他就抢着去干。他到基层体育学校辅导小孩子们打球，带青年女排出征。如今，他看到袁伟民挑起了女排这副重担，又主动找上门来了。
他一见袁伟民，就坦率而诚恳地说：“小袁，我来当你的助手，咱们一道合作，把女排搞上去。”
说出来是这么简单明了的一件事，他却已经酝酿了好久了。邓若曾的妻子蔡希秦也是一位“排球夫人”，是六十年代国家女排的队员。她了解自己的丈夫，也了解袁伟民。她问邓若曾：“你好强，袁伟民也好强。你们好比两条强龙。两条强龙的力量合到一块儿，咱们女排就有希望了。如果两条强龙相斗，那可不得了呀！……”
邓若曾虽然朴实憨厚，但他听懂了妻子的弦外之音。他说：“这点，你放心吧！我一定全力协助小袁工作。我已经四十多岁的人了，不图别的，只图女排翻个身。需要出力时，我往前。有名的事，我往后。”
当时，国家队的教练韩云波已调往八一队工作，袁伟民正在物色一位新搭档呢，他想到了邓若曾。如今，这位老队长亲自登门来了，他是多么高兴啊！
说起来，他俩搭伙也有不利的地方。邓若曾打球的资历要比袁伟民长。而且，“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还分属于两派。但他们互相了解对方的为人，有着他们共同的理想和抱负。即使在派仗打得热火朝天的那些岁月里，他俩也没有红过脸。
袁伟民紧紧握着邓若曾那双粗大厚实的手：“咱们一起干！”
从此，他们又开始了患难与共的生活。每当冬训时节，他们总住一个屋子。一天训练下来，姑娘们精疲力竭。这两位四十开外的指导，也背酸腰疼，浑身疲乏。但他们睡得很晚，一起琢磨新的战术，新的打法，一起研究第二天的训练计划。他们总是互相关心，互相体贴，互相支持。陪练、身体训练一些需要花体力的事，邓若曾总是主动揽起来，让袁伟民腾出手来，多观察队员们的技术、战术。而当队员们与邓指导发生矛盾时，袁伟民总是把责任揽过来，维护邓指导的威信。有几次，队员们练着练着与邓指导顶起来了，袁伟民就从邓若曾手里接过球：“我来！”于是，他把矛盾，把队员的火气和怨恨，都引到自己的身上来。他们总是这样互相补台，而从不互相拆台。
他俩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袁伟民比较内向，喜欢思索，爱看书。邓若曾是个实干家，性格比较粗犷，喜欢钓鱼，爱好唱歌。他向姑娘们学了不少支优美的歌曲。吃完晚饭，他常常坐在桌前，戴上那副黑边的老花眼镜，对着歌片轻声哼唱起来。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说实在的，他唱歌的水平并不高，唱着唱着就跑调了，有时调子还跑得挺远挺远的。淘气的姑娘们一边笑，一边拿录音机往邓指导面前一摆：“来一个！”
邓指导一本正经地问：“来个什么呢？”
姑娘们将他的军：“当然，来个最拿手的。”
“好！”邓若曾在录音机跟前站得笔挺，像演员开唱之前一样，先酝酿感情。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姑娘们知道他迟早会跑调的，都躲到他身后偷笑去了。有时实在憋不住，就笑出声来。但邓若曾已经进入了角色，旁若无人地继续唱着，而且唱得那么动情……
就是敞开你的想象力，也很难想象得出，这么一位爱唱轻柔抒情歌曲的邓若曾，竟然就是在训练场上充当“打手”的那位一丝不苟的邓指导。要知道，他那势大力沉的扣球，不知把姑娘们扣哭过多少回啊！在“冷酷无情”上，他堪与袁伟民相比。他们同是一对“无情人”！但在他们的“无情”之中，却又包含着那么丰富的人类最美好的感情！
香港的鲜花
喧腾的九龙伊利沙伯体育馆，突然静寂下来了。中国女排与南朝鲜女排的决赛，已经打到最后一局的最后一个球。如果中国姑娘再赢一分，就将以三比○的优势取胜，成为一九七九年亚洲排球锦标赛的冠军！
头一天，中国女排已经以三比一击败日本女排。日本女排自一九六二年登上世界冠军的宝座之后，一直称雄亚洲和世界排坛，被称为“东洋魔女”。从一九七六年中国女排重建以来，虽然也赢过日本队几场，但日本队认为，在重大的国际比赛中，日本队仍将击败中国队。这次，中国姑娘们团结奋战，立于不败之地。郎平漂亮的重扣，孙晋芳高超的传球，张蓉芳、陈招娣的顽强拼搏，周晓兰出色的拦网，使得成千成万观众眼花缭乱。外国记者评论说，中国女排的崛起，意味着“东洋魔女”称霸亚洲局面的结束。
最后一个球的争夺，是那么激烈！白色的大皮球忽儿飞到网的这一边，忽儿飞到网的那一边，紧紧地吸引着几千双观众的眼睛。
“砰”一声，郎平的一记重扣，激起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像海涛击岸，像山洪暴发，像飞瀑倾泻。观众们蜂拥到场子里，将一束束散发着馨香的鲜花，献给教练、领队和姑娘们。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为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兴奋得紧紧抱成一团。两年前，她们唱着“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离开日本；今天，她们在香港让欢乐的泪水尽情流淌。鲜花，是观众们送给她们的，她们又将鲜花撒给观众。鲜花撒向哪里，哪里就激起一个欢乐的旋涡。人们都希望抢到一支中国姑娘撒出来的鲜花带回家去，插到花瓶里，让家人分享这难忘的欢乐。
中国姑娘手中的鲜花撒光了，她们高高举起双手，向沸腾的观众致意。
“亚琼，把这一束花送给你爸爸！”领队张一沛走到一位瘦高个的女排姑娘身边，将一束鲜花交给她。
陈亚琼好像刚刚从梦中惊醒，这才想起来，她在香港的父亲今晚特地来看她打球，此刻还在观众台上呢！
她用感激的目光望望领队，接过鲜花，就向观众台上飞奔而去。
观众都争相伸出手向她要花，亚琼赶忙用抱歉的口吻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束花，是送给我爸爸的！”
她的爸爸和她的小侄子看见她了！他们眼里闪动着泪花，双手向她伸过来，要不是前头有拥挤的观众挡着，他们会向她飞扑过来的。小侄子很自豪地对周围的观众说：“她是我姑姑！她是我姑姑！”是啊，有这么一位当中国女排主力的姑姑，他多高兴，多自豪啊！
“爸爸，你高兴吧！”亚琼将鲜花送给老人，“这是我们领队送给你的！”
老人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真好！谢谢领队，谢谢大家！”
老人出神地打量着站在跟前的女儿，含着泪花的眼睛看着她，就像隔着一层水，女儿变得模糊起来了。他记得，自己离家时，亚琼才是一个六岁的娇女孩，想不到十七年后，她长得这么高，出落成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国家女排运动员。
“爸爸，今天晚上我回家住，住几天再回北京去！”亚琼说完跟老人摆了摆手，就往场里走去。
夜已深沉。亚琼靠在汽车软垫上，闭上双目，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紧张、激烈的比赛，已经告一段落。女排的姐妹们，明天就将凯旋，而她将与在香港的亲友团聚，过几天与内地球队的集体生活迥然不同的香港生活。
四年前，她母亲从内地来香港与父亲团聚，内地就只留下她一个女孩子。母亲想把女儿带走，对亚琼说：“一块儿走吧！”亚琼态度是那么坚决：“你们走吧，我要留下来打球！”那时，她与排球结下姻缘实际上只有两年时间。
一九七二年深秋，十六岁的亚琼从侨乡永春到福州的亲戚家串门。福建体委的一位同志见到了她，连声说：“好，好。”亚琼也不知道好什么，疑惑不解地望着对方。
过了一会儿，那位体委的同志给她送来一套崭新的运动衣裤和一双运动球鞋，叮嘱她：“明天，你就到省女子排球队去！”
她瞪大了惊愕的眼睛，天真地问：“去干什么呀？”
那位同志诙谐地说：“你不是喜欢跑步吗？你就跟在她们后面跑步吧！”
第二天，福建女排的队尾，就出现了这个瘦高瘦高的姑娘。她每天准时到，从不迟到早退。队里见新来的这位姑娘为人纯朴老实，就将保管室的钥匙交给她。这是一件不太有人愿意干的苦差事：每天练球前，她得先去打开门，拿出球来。而每天练完球，她得将球背回屋里去，没有气的还得打好气，然后上好锁。这件事，她一直干到一九七八年调往国家队前夕，才把钥匙交给另一个队员。
按照流行的体重计算法，一个人的标准体重，应该是身高减去整数，用零头乘二。亚琼当时的标准体重应该是一百五十二斤，而实际上她只有一百○二斤，太瘦弱了。所以，有的人怀疑她练不出来。但亚琼心里却挺有主见，她想，在队里，我年纪最小，个子最高，而且还在长，为什么就练不出来呢？她憋了一口气，非要练出来不可。
她练得确实太苦了。老队员练完了，省队的教练姚自立总要给她加点“小菜”，再练点防守技术。她的确太瘦弱，人们都戏称她为“钢铁将军”，因为滚翻救球，只要一倒地，就听到她的骨架碰撞地板发出的声响。疼痛是可想而知的，但她还是勇敢地往下倒。她的两条大腿的胯部，着地多，磨破了皮肉，鲜血渗流。刚刚结上痂，滚翻几次，又磨烂了。就这样，烂了好，好了烂。有时，实在疼得无法着地，她就用男子的鱼跃动作救球。久而久之，她的拦网姿势竟然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男子式地跨步上。但有谁知道，她的这一“绝招”是怎么得来的呀！
到了国家队以后，她的最大苦恼是扣球老慢半拍。二传手孙晋芳给她传来一个时机很好的球，但她常常扣不上。为这件事，她急得不知掉过多少眼泪。孙晋芳像位温存的大姐姐，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总是说：“亚琼，不要紧，这个球算我的！”越是这么说，她心里越是不好受。她明白，自己的扣球动作有毛病。毛病在哪里呢？队里专门把她的扣球动作录了像。教练跟她一起看，一起分析。同伴们也帮她“会诊”，她自己也朝夕苦思冥想。有一次，她往墙上甩打实心球，一口气甩打了几十个以后，又上场练扣杀。不知怎么搞的，这天她扣杀得比往日都顺手，受到了姐妹们的称赞。
“今天是怎么回事呀？”亚琼自己心里也挺纳闷，“兴许是刚才甩实心球甩的。”从此，每天训练完了之后，她总要一个人抱着沉重的实心球甩，一甩就是几十个、上百个，直甩得胳膊发酸发麻，甚至抬不起来。这样甩了一段时间，她扣球的动作协调起来了。
……
父亲的寓所是舒适的。吃过夜宵，又与家人聊了一会儿之后，她躺下休息了。连日的劳累、兴奋、紧张积攒在一块儿，她是困乏了。但她并没有马上入睡，思想的野马又脱缰而跑了。她在想她的事业：打败了日本和南朝鲜队，冲出了亚洲，不过是实现了多年来最低的夙愿，中国女排的口号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她在想她的姐妹们。她们此刻一定跟自己一样，也没有睡着吧？是啊，真正的目标还在前头。她们不会在掌声、鲜花和庆贺的酒浆中沉醉，她们将继续不懈地努力，奋勇地攀登，为祖国人民去摘取世界排球运动的王冠……
大松博文
在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之后，应该写一写这位日本人。因为他在中国排球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特殊的作用。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五日，一位中等个儿，健壮如牛的日本中年人来到了中国。他就是当时奥运会冠军日本女子排球队的著名教练大松博文。他应我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来担任为期一个月的排球教练工作。
自从日本女排在头年荣获奥运会冠军之后，大松实际上已经不摸球了。当时曾有一位日本记者问过他，“大松先生，你现在想什么？”大松直率地作了如下回答：“我想美美地睡一觉，然后陪着我的妻子好好地吃一顿饭。”
但是，当他接到中国的邀请后，又拿起球来了，一个人到体育馆进行了半个月的自我训练，然后才来到中国。
对中国运动员的训练是在上海市南市体育馆进行的。这是一种马拉松式的大运动量训练。他分两班训练中国女运动员，先训练几个省队，然后训练联队。时间是从中午十二点到晚上十点，后来又延长到晚上十二点，甚至翌晨一点。且不说他每天要打出几百几千个变化多端的球，光在场上站立的时间就长达十二三个钟头。
大松的训练是很严的，严得人们都骂他“魔鬼大松”。特别是他创造的那种滚翻救球，使中国姑娘们摔得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腿一瘸一拐的，连站都站不稳。有的姑娘练到后来简直是瘫在地上动不了了。但大松还是一边叫，一边将球猛砸过去。一些被他训练过的姑娘，至今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一位当年北京队的队员这样回忆道：“练到后来，我头发晕，眼发花，房子也旋转起来了。但我还得不停地去飞扑大松打来的球。他穿的是条绿色的短裤，扣球时一动一动的，仿佛是两盏绿色的灯笼似的。我不顾一切地紧紧盯着那两盏绿灯笼，奔跑着，扑救着。这时，世界上除了那两只朦朦胧胧的绿色灯笼和模模糊糊的白色皮球之外，我什么也看不见，仿佛连我自己也不复存在了……”
有一位山东姑娘实在忍受不了了，瞪圆了眼睛，大声骂道：“你这个鬼大松，我跟你拼了！”
大松问翻译这个姑娘说什么？翻译机灵地告诉他：“她说，大松你练吧，我才不怕你呢！”
其实，大松已经从姑娘圆瞪的双眼里听懂了她骂什么了。因为，在日本，那些女排选手也这么瞪着怒眼骂过他。
但是，大松还是被中国姑娘的顽强精神感动了。姑娘们咬牙切齿地忍受着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极限训练”。泪水忍不住流出来了，用手抹去，还在扑救来球，而且脸上还露出笑容，虽然是一种哭笑，但毕竟还在笑！有位四川姑娘练到昏倒在地板上，醒来后还让同伴扶着她去接大松不停打来的球。十八九岁的姑娘，正是爱打扮，爱美的时候，但她们在摔伤的背部和臀部绑上了厚厚的海绵，两个膝关节也套上了厚厚的护膝，变得臃肿不堪。大松事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尽管变成了那样难看的姿势，但中国姑娘们用手敏捷地抹去眼泪和头上的汗水，仍然紧紧跟随我训练。她们这时已完全忘掉了自己，拼出去了，这可以说是一种庄严的悲痛。”
而那次意外的长跑，更使这位严峻的日本教练感动得眼圈发红。
那天，上海举行盛大的群众示威游行，通往体育馆的交通完全被堵塞。大松是上午十一点进体育馆的，当时游行队伍还没有完全展开。而联队下午三点钟准备出发时，车辆已无法通行。
联队从上海市体委打电话到体育馆，告诉大松这个情况，说队伍可能要迟到一个半小时。大松一点也不通人情，固执地嚷道：“我不管游行队伍堵塞交通还是大轿车开不过来。必须准时进馆，汽车开不动，那你们就马拉松跑过来！”“好的，那我们就跑去。不过，就算拼命跑，也得跑一个钟头。”联队的人说。“一个钟头正够时间。说四点钟到，就必须四点钟到。你们马上开跑吧！”大松说。
一个小时以后，中国姑娘们汗水淋淋地跑到体育馆向大松报到了。
不容易动感情的大松，两眼发热，眼圈红了。他连忙询问她们是怎样跑来的。
姑娘们说，街上都是人，她们是穿过游行队伍的缝隙，绕小巷跑来的。大松打量着姑娘们，只见她们头发湿透贴着脸，身上热气腾腾，衣衫水淋淋的，流的汗比一堂训练课还多。
他马上拿起电话，告诉他下榻的宾馆服务员，快送五十个苹果来。他要奖赏这些顽强的中国姑娘。他说：“如果在日本，即使让跑来，也不会真跑来。最后只能说声‘没办法才迟到’。而中国队员却穿过层层的游行队伍，不停地跑到球场。这些年轻人，只要想做什么，就无论如何要做到。这种精神是伟大的，是一种大有希望的惊人力量。”后来，他又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本来，中国人就有不屈不挠的性格。把这种性格带到了球场上，她们就有了一个绝不动摇的信念：为了国家，一切都要忍耐克服。”
中国姑娘的顽强精神，使大松感动；而中国观众盼望振兴中国体育事业的精神，又使他感到惊讶。
一千人的体育馆，每天座无虚席。许多人一直看到深夜才散去。看到中国运动员练不动时，满座的观众就一起拍手呼喊：“加油！加油！”
于是，练不动的姑娘慢慢地挣扎着开始活动。于是，观众们的呼喊声更响，就像阵雷一般。这又给场上的姑娘们注入了神奇的力量，使她们重新站立起来。于是，掌声、呼喊声越发响了。这成百上千的观众不是旁观者，仿佛是自己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大松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的斗志可以唤起千百人的呼喊声；而千百人的呼喊声，又能激起一个人的斗志。这种光景，在别的国度里是看不见的。”
在中国，最使这位日本教练折服的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日理万机，却以那么大的热忱关注着中国排球事业的发展。这个印象，他是从与周总理的一席长谈中留下的。
五月二日晚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周总理坐到大松夫妇中间，难忘的长谈开始了。后来，大松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对这次长谈作了详细的记载。
周总理兴致挺高地说，奥运会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拿冠军时的情景。你当时的心情，我是非常了解的。后来你的夫人哭了，你的两位千金也抱着尊夫人哭了。无论由谁来看，比赛以前的场上情况，都是苏联队赢的可能性较大。可是一旦比赛开始，你的选手们是压倒的胜利。大松，我对于那些选手的力量，的确佩服。
周总理这么一说，气氛就活跃起来了。接着，周总理问大松，我刚才听说，大松教练有时打选手，有的时候骂，这有点问题，能不能停止呢？
大松说：“周总理，我没有恶意，不是恨她们。我像教训自己的妹妹或孩子那样对待她们。要是说，你们都快累倒了，休息休息吧。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就会瘫下去。这，总理你是知道的。要加强意志品质，就要那样。就要刺激她们，干什么哪！别老发呆呀！再这样就给我滚回山东去！这样一骂，眼看要倒下的队员就会猛然振奋起来。不激起这样的精神，而在筋疲力尽感到坚持不了的时候停止训练，到什么时候也改变不了现状。”
周总理默不作声，两眼炯炯有神地望着他。
大松继续往下说：“我认为如果怜悯运动员，那练习就无法进行。骂的本身就是爱的表现。这和侮辱完全是两码事。不打屁股，就真要倒在地上不动了。这样做，总理也许想，这不是把运动员当牛马呢？但是并非如此。狮子把幼狮顶下山谷，不正是培养幼狮爬坡的本领吗？老麻雀在小麻雀长得差不多时，为了唤起它离开巢窝的精神，也是一连数日不给吃的，这不使人认为是残酷吗？我就是抱着这种心肠训练运动员的。不管别人怎样想、怎么说，只要队员们能理解就行。”
周总理耐心地说，可是这样就不好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就提到不许打人和骂人。还有一条是不许调戏妇女。无论如何对女队员是不许打骂的。
总理把军队的纪律拿出来了，但大松仍然不能接受。他说：“周总理，我是你请来当教练的。我不会侮辱交给我训练的队员的。我只是全力以赴使她们提高技术，使她们成为有坚强意志品质的队员，是为了希望中国成为排球的世界冠军。正因为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才做您要我别做的事情。我请总理对我所做的事不要作声。”
周总理说，那哪行啊，我们有那样的纪律，而我请来的教练破坏了这个纪律，我却对此保持沉默。大松，你想想，那能行吗？队员要拿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找我，怎么办呢？……
大松说：“周总理，我在您面前骂队员，您就把耳朵塞上；打队员，就请您把眼闭上，您就装没听见也没看见。”
周总理换了一个坐姿说，大松，你这话是从何讲起呢，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大松说：“我曾经对中国的教练和医生们讲过，妇女和男子是有区别的。体质上大有不同。男子一开始练习，便拿出十分力量。所以，一垮下来，就是力量已经用到头了。然而，女选手在开始练习的前十分钟，虽然很有战斗精神，不久，也会倒下来。这不是她们惜力。这是因为女性的身体先天是如此的。过两三分钟，是会恢复的。过不久，她们又不行了，又要倒了。这时，如认为她们真不行了，那就不对头，还是要刺激她们起来。不这样锻炼，就不能有充分的训练。外表和实际是不同的，这是因为，精神方面较弱，体力也与男子有异。”
周总理又问，这样猛烈地训练，会不会对妇女的身体产生坏影响呢？这一点，有没有问题？曾经从医学观点研究过吗？
大松说：“完全没有问题，这并不是我信口开河。我曾经和一位详细观察选手状态的医生全盘研究过，不仅对于每一名女选手的脾气，就是对于她的体质，也比选手自己都认识得更清楚。甚至哪一位选手当时的状态是好是坏，也完全知道得清清楚楚。由于有了这一长期经验，在训练中国女选手的时候，从每一位选手的态度和动作，以及面颊、嘴唇的颜色等就可以了解，这位选手的疲劳程度如何。……所以，周总理，您完全不必担心。绝对不会把选手练死或者练伤的。当然还有妇女们另外担心的事。我在十三年来，一共训练了近八十名选手，每一位都结婚了，都有了孩子。其中，还有生双胞胎的，母子都健康得很呢！”
周总理听到这里，突然哈哈哈朗声大笑了起来，关切地问，生双胞胎的那一位，母子三人健在吗？
“都健在呀！”大松答道。
周总理又大笑起来。
大松在后来回忆起这次难忘的长谈时说：“周恩来先生非常平易近人，但他有惊人的观察力。在轻松的交谈中，他却看到问题的根本上。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见过许多总统和总理，却没有见过像中国总理周恩来那样关心排球事业的总理……”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大松将离开中国回国。在离别的前夕，他还进行了最后一次训练。送别晚宴是在深夜举行的。在席间，他动感情地说，中国有这么多顽强好学的女选手，有这么好的观众，有这么关心排球的国家总理，不拿世界冠军是说不过去的。他送给每个中国姑娘一条毛巾，意味深长地说：“我送给你们毛巾，是希望你们今后流更多的汗水……”
前几年，这位闻名遐迩的日本教练，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了。在冈山他的墓前，竖立着一块小小的墓碑，是他的那些已经当了妈妈的排球队员送的，碑文只有六个字：“有志者事竟成”。
年轻一代的中国女排运动员，与大松并不相识。但她们常常听指导和老一代的女排运动员谈起他。的确，他是值得我们记恋的。
十五年前，中国姑娘曾经问过大松：“你们是怎样练成世界冠军的？”
大松回答说：“对人来说，最苦的莫过于战胜自己。运动员和我本人都牺牲了一切，集中精力于排球。一连多少年除了三天年假，一天也不中断练习；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前，一天的练习时间长达十二小时；不断地想出了和做出了世界上没有做过的事——结果就是世界冠军。”
这是一个多么有启迪的回答啊！
警惕翻船
一九八○年五月十四日夜，上海飘洒着绵绵春雨。中国女排与日本女排的比赛刚刚散场，观众如潮水一般从徐家汇雄伟的体育馆里涌流而出。场内的观众已经散尽，但体育馆门前依然簇拥着一堆一堆的人群。他们冒雨站在那儿等待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有的想靠得近些目睹她们的风采；有的想跟她们握一握手，表示一下祝贺胜利的诚意；还有一些姑娘们的亲友，想跟她们说几句亲热的话语。
今晚，中国女排着实使上万观众受了一场虚惊。三局球，每一局开始时中国姑娘都处于逆境：头一局以九比十三落后；第二局以九比十二落后；第三局，先是以一比八落后，接着又以九比十四落后。总之，这几局球，中国队只要再输两分、三分甚至再输一分，就要败北。许多观众的心都提到了喉咙口，连气都不敢大口喘。但是每一局都出现了戏剧性：中国姑娘只要一打到九分，就奋起直追，比分挟摇直上，一口气追上六分、七分；而日本队的比分，仿佛被钉死在电子显示牌上，再也动弹不得。最后，中国姑娘竟然以三比○又一次击败了日本女队。
过瘾啊，看得实在过瘾！犹如乘一叶扁舟，在江河里穿风越浪，虽然担惊受怕，却能饱尝那种惊心动魄的情景。
一位署名“一个敬佩你们的人”当即给女排写信：“我对别人的要求严格得近乎苛刻，然而看了你们的球赛，却不能不赞不绝口。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宝贵品质。技术上的过硬固然难得，但精神上的过硬更难得。日本女队是以顽强著称于世的，而她们却遇到了比她们更顽强的人。你们的顽强精神，使我深深地相信，在你们的心目中，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你们打出了队威，打出了国威。你们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一群工人在信中写道：“一个人，一个国家，贫穷落后并不可怕，怕的是失掉了方向和信心。只要敢于正视现实，立志赶超，艰苦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是没有攻不下的难关的。我们的党和国家是多么需要像你们这样不说空话，踏实苦干的实干家啊！”
……此时，相识的与不相识的人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着那些中国姑娘们。
“毛毛的球打得真嗲！”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说。
“毛毛场上的风度也穷嗲呀！”一个壮实的青年附和着。
“毛毛”是一个备受赞美的人物。
“毛毛”是谁呀？她就是十二号，四川姑娘张蓉芳。她从小就有一股“毛劲”，敢和男孩子一道爬树上房，敢跳进冬天的寒流中搏风击浪。直到如今，仍然保留着一股可爱的“毛劲”——泼辣顽强。小时候，人们叫她“小毛毛”，如今长成姑娘家了，只好把“小”字去掉，叫她“毛毛”。
她刚上场时，你一点儿都看不出她的“毛劲儿”：微微地弓着腰，左手轻轻地放在背后，两只眼睛细眯着，好像刚刚睡醒，有点睡眼蒙眬的样子。她的个儿，跟陈招娣一样，一米七十四，是队里最矮的。总之，她的神情没有什么惊人的地方。但是，只要哨声一响，她就变了副模样，精神抖擞，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像一位很有经验的老猎人，眯着眼，是为了紧紧盯住她的猎获物。无论是飞身垫球，还是跃起扣杀，动作都是那么敏捷、快速、准确。扣杀过去的球奇巧刁钻，往往使对方防不胜防。有时因扣杀过猛，摔倒地上，但只要一见来球，又会猛然一跃而起，杀对方一个神出鬼没的回马枪。她灵巧得像山野里的一只猴，勇猛得似丛林中的一只虎。在赛场上，她那张汗水涔涔的脸，总是那么丰满红润，那么光彩照人，透出一种特有的健美。用队长孙晋芳的话来说：“毛毛在场上那才水灵呢！”
……雨还在悄没声儿地飘洒着。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这绵绵细雨，犹如从天上垂挂下来的千千万万条银色的彩线，在夜风中轻柔地摇曳飘动。日本客人已经出馆，乘车回下榻的宾馆去了。但仍然见不到中国姑娘的身影。人们开始不满起来。有人大声议论道：“想见一见都这么难，中国女排也太傲气了！”
突然，从体育馆门口走出一个人来。人们引颈而望，以为女排姑娘们开始往外走了。谁知，走出来的人是体育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他站在台阶上，大声地对观众们说：“请同志们回家吧，中国女排正在馆里补课呢！”
“补课？”观众们不解地嚷了起来。
工作人员说：“是的，是补课。她们说，今晚的球赛没有打好……”
“打得好！打得顽强！”观众不平地喊叫起来。
说句公道话，这场球应该说是打得很精彩的。袁伟民、邓若曾也承认这场球打得不错。在补课开始之前，袁伟民对围拢过来的姑娘们说：“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场球比一路领先顺利赢下来还有价值。过去，落后时，我们就没有信心去追赶。而领先时，又怕人家追赶自己。现在，落后时不慌乱，能反败为胜，这是可贵的。这是我们的队伍走向成熟的标志。”
的确，中国女排这些年来经过挫折、失败、胜利的考验，已经成熟起来了。这次在南京举行的国际女子排球邀请赛中，她们先后以三比一和三比○胜了美国队和日本队。在而后的访问比赛中，再次以相同的比分，赢了这两支强队。今晚是第三次以三比○胜日本女排了。
袁伟民望望不太情愿补课的姑娘们，心平气和地说：“但是，我们要很好想一想，为什么三局球开局时都落后呢？我看，还是我们轻敌了、骄傲了！虽然在准备会上大家也讲了要防止骄傲情绪，但是打起比赛来，还是提不起神。”他停顿了片刻，又语意深长地说下去，“今天补课，就是为了让大家记住，我们开始成熟了，但不能骄傲，如果骄傲了，将来总有一天会阴沟里翻船的。奥运会是四年一次，而我们一个人的运动生命有几个四年呀？请大家好好想一想！”
本来，有些姑娘对这次补课，心里并不服。她们想，好输不如赖赢，不管怎么说，我们是赢下来了呀！但听指导这么一分析，也就没有再吭气，顺从地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又练上了，一直练到午夜十二点多。当她们淋洗完毕，回到上海市体委招待所时，黄浦江畔的海关大钟传来悠扬的钟声，已经深夜两点钟了。天明之后，她们就将各奔东西，有的去杭州，有的上南京、苏州、无锡……
毛毛将回她的故乡——成都。她这趟回乡与别的姑娘心情不一样，既不是探亲访友，也不是重游故地。在那儿等待她的将是一个庄严的党支部大会。共产党员们将讨论她的入党转正问题。再过几天，她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一想起这件事，她的心情就非常激动，把睡意全赶跑了。
她是在十三岁的时候自动找到成都后子门人民体育场要求当排球运动员的。从此，失误、苦练、进步；再失误，再苦练、再进步，使她一步步走向了成熟。
她刚进四川女排时，五个老队员带她一个新队员。她们之中已经有四个成了妈妈了，但仍然和她这个十多岁的女娃娃一道摸爬滚翻。毛毛心里既感动又不安。她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好好练，赶快接她们的班。”
有一场比赛，四川女排打得不顺，毛毛在场上该救的球不救，该扣死的也随随便便扣过去就算了。
回到住地，教练严肃地问她：“毛毛，你今天怎么啦？该救的球，为什么不救？”毛毛坦率地说：“我想，反正这场球要输，打好一个球也没有什么意思。”教练摇摇头，心想，“她呀，还不懂得每球必争的意义呢！”
后来，毛毛写了一个赛后总结，在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
一九七六年夏天，她刚进国家队不久，就参加了一场与秘鲁女排的比赛。毛毛传了一个球给四号位的主攻手，没想到，传出了一个刚刚过网的“探头球”，自己的主攻手打不着，却被对方的攻球手一锤子打死了，而且打得那么脆。
一九七七年，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中国女排与美国女排交锋。毛毛怕美国大高个拦网，心里一直嘀咕。果然，她几次扣杀过去的球，都被美国高大的队员挡了回来。打不死，心里不服，再打，又被挡了回来。虽然，这场球中国队以三比二险胜，但因为多输了两局球，而失去了争夺冠军的机会。
这两场球深深地刺激了这位四川姑娘。她苦苦思索着：“我的个子是爹妈给的，就这么高，再往上长是不可能的。但是，先天不足可以后天补呀！”
袁伟民对毛毛的要求也是格外严，分外高。他希望这个精灵的四川姑娘进攻上有绝招，防守上更娴熟，虽然毛毛自己已经练得那么刻苦，但他有时还要给她补“课”。
毛毛对传球有点“犯怵”，他就专拣传球练她。
球，一个前，一个后，一个左，一个右，变化多端地向毛毛袭来。毛毛不吭不响地奔跑着、抢救着，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袁伟民给的球难度却更大了。练到后来，毛毛火气也上来了，将球接住，狠狠地往场外一扔。
袁伟民严厉地说：“捡回来！”
毛毛犟着不动。
袁伟民问：“想不想练？不想练就下去吧！想通了再练！”
下去？我偏不下！毛毛与招娣在这一点上略有不同。你说不让练，她偏练。一边哭，一边练。哭是哭，练还是狠练。那神态是，我练死在场上，也不会下去的。
正是这种可爱的犟劲，弥补了她的先天不足，使她练就了一身好球艺：眼快，手快，脚快，球路刁，打吊结合好，防守垫球强。这次在南京国际女排邀请赛中，美国女排身高一米九六的海曼，在毛毛的扣吊面前也无可奈何。她不再怕高个，相反，高个被她制服了。
毛毛成熟起来了！在多少次激战的惊涛骇浪中，她像中流砥柱一样，稳稳地屹立其间！
第二天，在向故乡飞驰的列车上，她在沉思默想：一个球队在走向成熟的时候，应该警惕因为骄傲而翻船，那么一个人在走向成熟的时候，难道不也应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吗？
中国的“铁榔头”
世界上还有什么幸福能超过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呢？
四十七次列车离开北京，冲进茫茫夜海，风驰电掣般向南、向南……
在卧铺车厢里，一位高挑个儿的姑娘，凭窗眺望。她颀长，结实、健美，微微卷曲的黑发拢在脑后，分扎成两绺，轻巧地垂挂着。深红色的运动衫领子，悄悄露在深蓝色的外套上，仿佛是一枝“出墙”的红杏。虽然我们看见的是她的背影，但可以感觉到，在这位姑娘的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蓬勃的朝气。
车窗外，一片漆黑，夜色正浓。只有点点灯火，偶尔从她眼前向后飞逝而去。郎平啊，你是在欣赏祖国大地的夜景呢，还是在沉思默想？也许是那瞬息即逝的灯火，把你带回到昨晚为全国十名最佳运动员授奖而举行的晚会上去了吧？
对这位刚满二十岁的北京姑娘来说，那确实是永生难忘的。当她接受鲜艳的花束和银色的奖杯时，座无虚席的首都体育馆里，爆发出海涛般的掌声。何止是到会的一万八千人在鼓掌呢，她仿佛还听到投她票的十几万球迷的掌声和没有投票机会的千千万万普通观众的掌声。她手捧鲜花和奖杯，激动得含泪欢笑了。
她欢笑，但并不沉醉。她深深地懂得，自己是代表女排集体来领奖的。排球运动是一个集体项目，赢得的每一个球都要经过几位同伴之手，都凝聚着战友们的汗水和心血。个人球艺再高，如果没有同伴的合作，也将一事无成。她想起了朝夕相处的同伴们：风度翩翩的老大姐孙晋芳，沉着顽强的张蓉芳，敢打敢冲的陈招娣，文静果敢的周晓兰，憨厚纯真的陈亚琼，埋头苦干的曹慧英，和蔼可亲的杨希，沉静灵巧的张洁云，聪慧灵敏的周鹿敏，腼腆壮实的梁燕，活泼爱笑的朱玲，还有那严厉而又亲切的指导、领队……总之，她想起了队里的每一个人。
当她和妈妈随着潮水般的人流涌出体育馆时，她用一条驼色的拉毛围巾，几乎把整个脸都严严实实地遮掩起来，只露出那双明亮的眼睛。奖杯呢？它装在一只又长又大的橙黄色的提包里。她一点也不炫耀个人，她把自己融进了普通观众的行列。
回家的路上，她的思绪像滔滔的江水在汹涌澎湃。
银杯啊，怎么这样沉？啊，那里面盛满了自己和战友的汗水。
银杯啊，怎么如此重？啊，那里面装着祖国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回到家里，已经夜深了。但郎平的爸爸、妈妈还围着银光闪闪的奖杯看呀看，总也看不够。郎平的爸爸，是个球迷。而她的妈妈，却一点也不懂体育。当初，女儿要去打球，妈妈投的是反对票。她看到女儿身体瘦弱，不放心让她去。而爸爸呢，却苦口婆心地说服她。女儿到了球队之后，只要在北京打的球赛，他总要去看。在外地打的比赛，如果他出差路过，那也非看不可。其实，开始时，他对排球的打法也不是很懂，只不过是为女儿打好而高兴，为女儿失误而焦急、惋惜。郎平开玩笑地对他说：“爸爸，你看球，真比我在场上打球还紧张呢！”而妈妈的关心，是别具一格的。她生怕女儿吃不好，每次外出都给她带吃的，什么凤尾鱼呀，糖果呀，总是一装就是一满袋。一九七九年夏天，郎平在四川打比赛，给她姐姐写信说身体不太舒服。妈妈知道了，悄悄给女儿寄去两斤巧克力。巧克力送到郎平手上时，已经化了。郎平手捧着滴着咖啡色糖水的包裹，心里比那炎夏的天气还热。妈妈呀，你可真是一片慈母心啊！近两年来，妈妈也开始看球了。她身体不是很好，多半是在电视里看女儿打球。
郎平回家时，妈妈问她：“哎呀，你们怎么老摔跟斗啊？”
郎平告诉她：“妈妈，那是打球需要，存心摔的。”
妈妈可不管存心还是不存心，心疼地说：“往后不许那么使劲摔！”
郎平跟妈妈说不清，只得笑笑说：“妈，我们以后摔轻一点……”
自从郎平到国家队打球以后，几乎没有机会跟妈妈、爸爸在一起过个团圆年。如今，离春节只有几天时间了，而且她又患着感冒，妈妈是多么希望女儿留在身边多住几天啊！但是女儿的心早已飞了。中国女排不在北京，前几天已经去湖南郴州冬训了。她决定明天就南行，去追赶自己的队伍。温暖的战斗的集体，像一块强大的磁石，深深地吸引着她。
南行的列车，呼啸着飞速向前。此刻，郎平已经困倦了。她曲着腿，躺卧在狭窄的铺位上，沉沉睡着了。趁她酣睡的时候，让我们掀开她打球的简历表看一看。
从孩提时代起，她练过绘画，迷过音乐，又幻想过当飞行员，还想过当工程师。十三岁那年，父亲带她去体育馆看了一场国际排球赛。她惊喜地发现，平日上体育课托不了几下就往地上掉落的排球，在运动员们的手上竟然那么听话，这简直是令人陶醉的艺术啊！于是心里萌生出一个新的理想：当运动员！
别看她现在身高一米八四，可当时还只有一米六几，长得又细又高，体重只有七十多斤，体质很孱弱。但她不管这些，自信自己能当一个好运动员。她跑到北京市第二业余体校报名。那儿的教练张媛庆觉得她太单薄了些，犹豫了片刻，竟然出人意料地同意收下了这个瘦弱的女孩。
她盼着有一天自己也能穿上印有“北京”字样的运动衣，代表首都人民参加比赛。于是，她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成千上万次地挥动长臂苦练枯燥乏味的基本功。有一次，她的脚扭伤了，怕回家后妈妈不让她来体校，就星期天也不回家。平时回家她也不忘带个球回去，对着墙壁托球，弄得墙头上印满了排球的痕迹。两年后，她跻身于北京女排的行列，而且成了主力队员。但是，她又多么盼望有一天胸前的运动衣缀上庄严的国徽，代表祖国人民去与世界强队争胜负啊！一年之后，她的愿望又实现了。袁伟民决定起用这位不满十八岁的年轻姑娘参加第八届亚运会，而且让她顶替著名的主攻手杨希，打四号位。
在泰国曼谷，郎平像一颗奇异的新星，在排坛上升腾而起。在与南朝鲜队的比赛中，她那力大势沉的凌厉劈杀，森严凶狠的拦网，为中国队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她被称为“中国女排的新兵器”。可惜在迎战“东洋魔女”日本女排时，她的脚扭伤，影响技术发挥，扣杀常常不能奏效。而且在日本姑娘的严密防守面前，她的扣杀也暴露出过于单调平板的弱点。没有打完一局，袁伟民就把她换下来了。比赛结果，中国女排以○比三败北。一位观众来信指责说：“不该在这种关键时刻，起用一个没有把握的新手，这是中国女排的教练用人不当。”这对一帆风顺的郎平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刺激。她感到委屈。于是，她又把目光瞄向世界几个强队的主攻手，发奋追赶。不到一年工夫，她的发奋努力就结出了成功之果。一九七九年末，在香港举行第二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时，她为中国队荣获冠军立下了战功，被人们誉为中国的“铁榔头”。中央电视台播放比赛实况录像时，荧屏里是一片“郎平！郎平！”的呼喊声；荧屏外也是一片“郎平！郎平！”的欢呼声。她确实像一把当当响的铁榔头，发挥了振奋人心的威力。她的进攻力量，得到了世界排球界人士的高度评价。人们把她称为堪与美国身高一米九六的海曼和古巴的玻玛列斯媲美的世界三大主攻手之一。
列车急速南行、南行。郎平恨不得列车飞驰得快些再快些。经过三十来个钟头漫长的旅途生活，她终于在郴州与自己的队伍相聚了。她是那么高兴，才离别几天，宛若几年。
郴州的春天，细雨绵绵，无休无止，仿佛是穹隆漏了似的。训练基地坐落在北湖公园里。公园不算大，但有山有水，有楼台亭榭，有喷水池，有金鱼，有群猴，姑娘们的宿舍后面还有一片桂花树林。但郎平是无暇欣赏这一切的。除了饭堂、宿舍之外，只有在那座竹席棚顶的简易训练房里才能看见她挥汗如雨的高大身影。
对郎平来说，这是一次极为平常的训练课。暮色已经降临，姑娘们都已完成了任务，拖着疲惫的身子向宿舍走去。但她还在里面练习发球。袁指导给她的任务是再发三组球，每组三个好球，如发两个一般球或两个失误球，就得再加一组。场里除了郎平砰砰的发球声，就只有袁伟民的裁判声：“一般！”“失误！”她发了好一阵，任务不但没有完成，相反又加了几组。郎平抚摸着酸疼的肩膀，有点发急了。她透过墨绿色的球网望了望教练，袁伟民不动声色地伫立着，双手紧抱在胸前，那神态是说：“完不了，别想下课！”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郎平自言自语地说：“我奉陪到底！”她发狠地拿起球，又砰砰地发了起来。
“停！”袁伟民神态严峻地走了过来，“不要发菜球！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
什么叫菜球？郎平当然明白。顾名思义，菜球就是送给对方吃的小菜，即没有威胁力的“和平球”。比赛时，好不容易争回一个发球权，发菜球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郎平暗暗责怪自己，怎么发出菜球来了呢？不行，绝对不行。她走动了几步，挥动了几下胳膊，又叉着腰沉思默想了片刻，重新开始发球。
砰砰的发球声，“好球”“好球”的裁判声，一直响着响着，响到很晚很晚。当郎平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训练房时，一位记者半开玩笑地悄声问她：“指导会不会存心整你？”她用手抹了把脸上的汗水，微笑道：“那可说不准。”袁伟民知道了此事，风趣地说：“今天没有。不过，‘整’过她不少次就是了。”
新春佳节来临了，宿舍的走廊上挂起了四盏古色古香的大灯笼，住屋外面的墙头的窗户上悬挂着缀满“梅花”的树枝。女排的姑娘们也休息了一天，开联欢会，放鞭炮，吃花生，嗑瓜子……这些瓜子是哪里来的？是郎平用她所获得的、首都新闻单位举办的“十佳”运动员评奖的奖金买的。
年初二，她们应衡阳市人民的邀请，去打表演比赛。打完比赛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但领队和指导却不让姑娘们走，说是要补一补课。
“郎平，你怎么不动弹呀？”指导点着名呼叫她。
郎平站在场地外边，依然不动。她正不舒服呢。
教练走过来，又一次问她：“怎么啦？”
郎平说：“指导，我有点恶心，想吐。”
教练心里明白，但他还是说：“想吐就吐，吐完了再上场补课！”
教练的心肠就是狠，不近情理！不过，郎平却没有埋怨的意思，你不让她上，她自己还想上呢。她清晰地记得，去年春天，她们出访美国，从香港到斯普林斯，坐了二十多个钟头的飞机。这座高原城市海拔两千多米，疲倦加高原缺氧，使她们非常不舒服。晚上练习时，八个姑娘边练边吐。吐还要练。当时她们真恨教练太不体谅人。但第二天打比赛时，她们却感到精神很好，以三比一赢了美国女排。在整个访美比赛中，她们取得了六胜一负的战绩，其中在旧金山一场，有一局还使美国队吃了一个“鸭蛋”。只有这时，她们才真正明白，教练为什么不顾她们呕吐还要狠心坚持训练。练为战啊！这天晚上，郎平也是怀着这种心情，坚持把课补完的。
这就是袁伟民的“整”。所谓“整”，就是有意制造困难，用各种意想不到的手段，来磨炼她。
说也奇怪，郎平却喜欢指导的这种“整”。虽然有时“整”哭了，觉得苦得受不了，但下来后又感激指导，希望指导以后再“整”自己。因为她明白自己在队里挑大梁的地位。世界上的几个强队，谁不研究她？他们把她的技术动作拍成电影，录了像，正在作为“强敌”，研究攻克的对策。要想使榔头继续敲响，就得不断锤炼。而教练的每一次“整”，不都是对自己的一次锤炼吗？
千锤百炼吧，中国的“铁榔头”！有朝一日，当祖国人民需要你“一锤定音”时，切盼你能够敲得重重的、响响的，敲出我们的国威来！
把掌声分给她一半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般人看排球比赛，往往把自己的热情，全部倾注在“一锤定音”的攻球手们身上。而内行的观众，却总把自己的掌声和欢呼声，分一半给场上的灵魂——二传手。
二传手孙晋芳，是中国女排的队长。身材匀称，体格壮实健美。在高个如林的同伴中，她的个头并不算高，也许还稍微矮了一点。两只眼睛是细眯着的，一流汗，就眯得更细。难怪同伴们都亲昵地称呼她“小眯”。不过，透过那细眯的眼缝，闪射出来的却是机敏、聪慧而又幽默的目光。她的神态从容不迫，颇有一种大将风度。
仔细的观众不难发现，场上每一个球，在杀向对方之前，几乎都得经过她的手。而她的传球技艺，高超得惊人。无论多么险恶的来球，只要经过她的手一调整，一缓冲，顷刻间就化险为夷，变得平和起来。对于她的球艺，一位体育记者曾经作过如下的描写：“如果说向她飞来的球像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烈火，那么，从她手里飞走的球已经变成一缕缕袅袅青烟……”自然，这是艺术夸张，不过，看她打球时又确确实实有此种感觉。
孙晋芳是江苏人，说一口像音乐似的婉转动听的苏州乡音。小时候，人家都说她瘦弱得可以被一阵风刮跑。胳膊肘也细得像一掰就能折断。一位弱不禁风的姑苏少女，怎么会成为闻名世界的优秀运动员呢？是学校里的体育老师看中了她，把她推荐给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此后，命运之神就使她和排球结下了不解之缘。
她朝夕苦练的动人情景，是难以一一描述的。让我们展示其中的一幕，而且是她在训练之余自我苦练的一幕。
石城南京，孝陵卫宿舍的走廊里。孙晋芳和她的球友张洁云正在练习托球。也许是走廊的廊顶过于低矮，或是两边的墙壁过于拥挤，托不了几下，球就碰落地上。但她们不泄气，捡起球，又一下一下托起来。三伏天，南京是闻名全国的大火炉，闷热得厉害。室外有的是空旷的天地，干吗非要在走廊里练球呢？这是大有道理的：在这又矮又窄的地方如果能传递自如，那么到空旷的球场上传球就更加得心应手了。汗，汗，如雨的汗！原来蓬松漂亮的头发，湿淋淋的，已经黏到一块儿去了。运动衣衫的颜色被汗水浸染得由浅变深，只要轻轻一拧就可以拧出一摊汗水。她们简直像两个刚刚从水里钻出来的人。一边托，一边数，一、二、三、四……一直数到五百多下。廊顶仿佛突然升高了，墙壁和门窗也似乎向两旁闪开，狭小的走廊啊，宛如变成了一个无边无垠的空间。更神的，还是孙晋芳的那双手，仿佛变成了两块磁石，吸引着飞舞的白球。
有一双挥洒自如的手固然是至关重要的，但作为一名优秀的二传手，还必须具有宽大的胸怀。用姑娘们自己的语言来形容，那就是心里要能撑进去一条船。二传手是无名英雄，掌声一般都冲着攻球手，而责怨却常常落到她的头上。而她的自尊心又强，脾气又倔，心海里还曾经有过不少阻挡船只撑进去的暗礁。
这是发生在一九七九年夏天的一件事。中国女排访日比赛的最后一场。中国队轻取前两局，从第三局开始，处于逆境。新手郎平的重磅扣杀，屡不奏效。孙晋芳提醒她：“郎平，注意攻球线路！”郎平竟然毫无反应。过了一会儿，郎平冲着她说：“给球高一点！”小孙心里掠过了一丝不悦的阴影。球，在场子里飞过来飞过去，仿佛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无情之物。其实，它还是有情有义的。运动员的喜怒哀乐，即使是瞬息的变化，都无不在它的身上反映出来。尽管袁伟民还不知道场上发生了什么矛盾，但从性格外露的苏州姑娘撇起来的嘴巴上，已经洞察到小孙心里有了不痛快事。他叫暂停，把她换了下来。因为场上的局势正吃紧，袁伟民不能离开指挥岗位，便叫坐在身边的邓若曾去跟她谈谈。
邓若曾心里窝了一肚子火。他是队里谁人都知的恨铁不成钢的婆婆嘴。心是好得没法子说，嘴上却数落你个够呛。他对孙晋芳说：“不管场上出现什么矛盾，你也得把球打好。有什么事，下来再解决，这是祖国荣誉攸关的事！……”
小孙重新上场时，嘴倒不撇了，也想扭转败局，但遗憾的是怎么也扭不过来，最后还是输掉了这场球。
回国后，领队和教练又相继找她谈心，党小组也开会帮助她。起先她心里还不服。心想，一个新队员，在场上竟然不理睬一个老队员和场上队长的提醒，而且还用那样冲的口吻要求老队员，未免太那个了吧！她跟郎平住一个屋，有几天进进出出都相对无言。但小孙是个心里藏不住事的姑娘，有天晚上，终于开口了：“郎平，那天场上，你对我的提醒怎么理也不理呀？”郎平惊讶地问：“你提醒我什么来着？场上吵闹得太厉害了，我一点也没听见呀！”
糟糕，真糟糕！原来是自己误会了人家。当然，郎平年轻气旺，性子也直，老扣不死球，心里焦急，说话口气可能冲了一点，但郎平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何况这是一个误会呢。即使郎平真的责怪她，自己也应忍辱负重，以祖国荣誉为重呀！输球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她与主攻手配合失调是一个不可饶恕的过失。要知道，在二传手与主攻手之间，是不能有半点疙瘩的。她悔恨自己心胸不宽阔，决心继续磨炼自己，要把心海中的暗礁一块一块炸平。
看，她是用多么顽强的意志在磨炼自己呵！
明明她是忍受着腰伤坚持训练，但指导却一个劲地点她的名：“小孙，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她不知为此类事抱过多少委屈：又不是我不好好练，干吗老盯着不放呢？指导却说：“你是队长，是全队的灵魂，对你要求就是要不一样。”有时，袁伟民还存心找茬“整整”她。
那天是孙晋芳一个人练防守，不知怎么回事，她的嘴又撇了起来。袁伟民和邓若曾心想，今天就要整整你的这个倔脾气。他们对场上的其他队员说：“你们都不练了，过来看小孙练！”小孙一听，更不高兴。打了这么多年球，她还是头一次碰上这一招呢！我又不是没有完成任务，干吗要跟我这么过不去？但当着这么多队友的面，不好发作，只得强压着心里的火气。
袁伟民对围拢过来的姑娘们说：“今天小孙什么时候说练顺了，就完事。”他不停地给她扔球，小孙前后左右扑救。姑娘们站在一旁为自己的队长呐喊加油。小孙的脸仍然绷得很紧，一丝笑意也没有。
第二次休息之后，孙晋芳终于说了：“指导，我气顺了。”但脸上还是没有一丝笑容。
袁伟民心里也明白，嘴上说是顺了，心里并没有顺。不过，对孙晋芳来说，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这句话来，还是很不容易的。
当晚，袁伟民找这位同乡谈心。他推心置腹地对她说：“心里的疙瘩还没有解开吧？”小孙突然来了一句：“我的犟劲是向你学来的呀！人家都说你当运动员时，比我还犟呢！”袁伟民笑笑：“犟劲也有好坏之分。你不要学我不好的那种犟劲嘛！”小孙脸上终于有了笑容。袁伟民语重心长地接着说：“不是我和邓指导要你小孙拜倒在我们脚下，服服帖帖地顺着我们。不是的，这是场上的需要，事业的需要。你想想，你是场上队长，我们的指挥，我们的战术意图，都是要通过你去实现的。一局球，我们只能暂停两次，每次只有半分钟。我们的意见再好，你不去况现，也等于零。况且，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情绪起伏，会直接影响队员，影响胜负……”
这些亲切、真诚的话语，像一股温煦的春风，吹进了她的心扉，她的气，真正顺了。
船呀，终于撑进了她的心海！她熟知每一个同伴的性格、脾气、身体和技术，比赛时总号着她们的脉搏给球。郎平的性格爽朗，兴奋时容易跳早，球要给高些。她身体疲惫时，容易跳不起来，球要给近网，不给远网。招娣敢打敢拼，是一员虎将，但有点愣，发急时，不能轻易给她球，而要提醒她：“招娣，别急！别急！”毛毛勇敢倔强，技术全面，什么球都能打，不过给球还是宁近毋远，宁矮不高，宁快不慢。晓兰性格内向，稳得住。亚琼不能埋怨，要多鼓励。梁艳年轻，眼疾手快，给球的速度要跟得上……
凭着她对每个同伴的这种细致的了解和充分的信任，也凭着每个同伴对她的了解和信任，六个上场队员默契得恰似一个人一样。你看，在发球前的一刹那，同时有两三个攻球手把手伸到身后，向她发出打什么战术的信号。她如电的目光飞扫而过，灵敏的头脑迅速进行分析，而且马上用手势回答同伴……于是，一套套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打法：平拉开、短平快、交叉、背蹓……纷纷呈现在你的眼前；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就由她导演出来；一支支悦耳的乐曲，由她指挥而生。
一位观众写信赞扬她：“……看你打球，使人想起了听交响乐，在你的指挥棒下，可以演奏出各种各样旋律不同的优美乐章。”
现在，孙晋芳已经是一位“世界优秀的二传手”，是一个成熟了的沙场老将。但她的年龄也随着增大了，今年已满二十六岁。“老”与伤又往往是一对孪生姐妹。腰伤较重，病痛常常折磨着她。在赛场上，她始终是那样斗志旺盛、生龙活虎，一走出赛场就往往直不起腰来。去年南京国际女子排球邀请赛时，中国女排力挫日本队和美国队。为了打好这次比赛，她赛前打了“封闭”针。发奖那天，中国姑娘们高举奖杯向观众致意，孙晋芳不得不用手扶着自己的腰。
如果把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比为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孙晋芳就是一条闪闪发光的金线，把颗颗珍珠串联在一起，中国女排才成为闪耀着奇光异彩的战斗集体。
应该把欢呼声和鼓掌声分一半给她！
女儿国里的小伙子
如果说，孙晋芳是赛场上的无名英雄，那么，他则是中国姑娘“走向世界”的一块闪光的铺路石。
在南国的小城郴州体育馆里进行的表演赛，已经打了好一阵了，突然观众台上爆发出一阵愉快的笑声。那些本来就爱笑的女孩子们，已经笑弯了腰，笑出眼泪来。
笑源就在一个混杂在中国女排姑娘队伍里的小伙子身上。他穿着一身紫红色的女运动服，正在场上跟姑娘们一道打球呢！据说，有位女排姑娘受了伤，上不了场，他就顶替了她的角色。如果不细看，你几乎分不出他是姑娘还是小伙子。他的个头，比招娣、毛毛，孙晋芳稍高一些，但比起郎平、晓兰和亚琼来，却要略矮一点。今年二十四岁，年龄倒跟几位老队员相仿。身材匀称、秀气，鼻梁挺直而高耸，肤色白皙，爱脸红，老是那么腼腼腆腆的，还真有几分姑娘味儿。
人们不禁会问：“中国女排里怎么掺和进来这么一位小伙子呢？他打哪儿来？……”
一九七九年初秋，一趟四十六次列车离开福州，向北京飞驰。依窗坐着一位清清秀秀的小伙子。从他高挑的个头和服装上，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年轻的运动员。他仿佛有什么心事，一直默默地端坐着，眺望着金色的原野。突然，他轻轻地摇了摇头，脸也红了起来。
他情不自禁地伸手摸摸装在衣兜里的介绍信。原来，他是福建男子排球队的一名青年运动员，如今北上是去国家女子排球队报到。一个男排运动员，到一支女子排球队去干什么呢？
刚接到领导上的通知时，他心里也这么纳闷地思考过。
省体委的同志告诉他，国家女排很快要去香港参加第二届亚洲排球锦标赛，需要一个男陪练。
啊，他是去当陪练的。一想起今后将整天跟姑娘们生活在一起，他的心就禁不住怦怦地跳动起来。他是那么腼腆，总觉得一个男子汉到姑娘堆中去，挺不自在，怪不好意思的。不过，他心里却清晰地记着队友们的临别赠言：“好好干吧，为我国女排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出一把力！”
不管小伙子心里是怎么想的，列车已经按照自己的运行轨道，轰隆隆地把他带到了北京。
小伙子刚来女排时，那么多姑娘用各种目光打量他。姑娘们笑着、说着，大大方方的，脸都没有红，而他的脸却一直红到了耳根，连头都不敢抬起来了。
怎么称呼他呢？他姓陈，名忠和。叫陈忠和吧，好像不够尊敬。叫陈指导吧，他又那么年轻，比几位老队员还小一两岁。不过，姑娘们是够精灵的，眼睛一眨，就能想出一个主意来。她们在“陈指导”前头加了一个“小”字。
“小陈指导！”“小陈指导！”也不管小伙子同意不同意，姑娘们就这么亲亲热热地叫开了。
他更不好意思了，自己是一个省队的普通队员，而她们都是闻名遐迩的国家运动员，这么称呼他，怎么敢当呢？
“我是来陪练的，叫我小陈吧！”他真诚地这么恳求着。
姑娘们一边笑，一边说：“别那么谦虚了，小陈指导！到时候，手下留点情就是了。”
陈忠和根据教练的要求，上场陪练了！别看姑娘们在下面一声一个“小陈指导”的，在场上完不成任务急眼时，可会拉脸了。有一次，他发球，姑娘们垫球。有一位姑娘老完不成指标，就埋怨他，说他的球发得太狠太快。起先，只要姑娘们一嚷嚷，他就依着她们。发球时，软一点；看球时，松一点。可是，袁伟民和邓若曾两位教练不依，一再叮嘱他：“小陈，对她们要严一点！”
他感到为难啊！松一点吧，两位教练不满意；严一点吧，有的姑娘给脸色看，夹在中间的滋味儿，真不好受呀！
夜晚，他躺在床上，暗暗思忖：“我到国家队来是干什么的呀？是来陪练，而不是迁就。我应该当主人，而不应该当客人！”
两位教练也常常鼓励他：“小陈，大胆要求她们，我们给你撑腰！”
这天，姑娘们练习发球。小陈站在网的那边当裁判。每个姑娘的指标是发十五组球，每发三个好球算完成一组。
球，飞过来，落在地上。这个球是好是坏，还是一般，全凭小陈一句话。如果他松一松，任务完成得就快。如果他紧一紧，完成任务就难。
大多数姑娘的任务都完成了，还剩下两位姑娘没有完成指标。发球是这天训练的最后一项任务，她们都希望早一点完成，可以早点休息。晚上还有一个吸引人的电视剧，姑娘们都想看一看。所以，球刚一出手，姑娘们就一起呼喊“好球”！小陈明白姑娘们的心意，说实在的，看到她们酸疼得胳膊都抬不起来的模样，也打心眼儿里同情她们的困难处境。但是，他还是一丝不苟，秉公裁判，喊道：“一般！”
姑娘们急了，冲着他喊：“哟，这个球还一般？”
小陈听见了，头也不抬。发球的姑娘见他毫无改判的意思，只好挥挥胳膊，重新开始发球。
小陈默默地站在那儿，不慌不忙地继续裁判着：“好球！”“一般！”“失误！”……
他心里明白，平日训练得严，正是为了比赛时过硬。反正姑娘们拿他也没有法子，总不能冲过网来揍他吧！何况，在他的身后，还站着两位严厉的指导呢！
下了训练课，有的姑娘淘气地说：“小陈指导，你也厉害起来了！”嘴上是这么说，其实，姑娘们都喜欢他对自己“严”。在场上拉了脸的姑娘，下来后就找他道歉。
他总是红着脸笑笑，挺恳切地说：“我是陪练，任务就是陪你们好好练，我要对你们负责呀！”
他做什么事都这么认认真真的。为了赶超世界上的几个强队，需要有假想敌。他又扮演起这些假想敌来。而他过去对自己要扮演的对象，连一次都未见到过。他耐心地向两位教练和女排姑娘们了解情况，自己又一遍遍地看录像，白天夜晚细细琢磨，一招一式地模仿，居然还真的模仿得惟妙惟肖。
于是，姑娘们除了称呼他“小陈指导”之外，又称呼他那些扮演的外国名手们的名字。上场时，他的动作，他的架势，多么酷似那些模仿对象啊！但他的性格，却依然那样朴朴实实；他的表情，依然如此腼腼腆腆。
像“小陈指导”这样的小伙子，在中国女排这个集体里，其实并不罕见。如果把先后来当过陪练的小伙子的名单都开列出来，那将是长长的一串。如果，再把那些默默地作着自己的贡献的随队医生也加上去，那么，这支无名英雄的队伍，就更可观了。无名英雄们为中国姑娘攀登排球运动的世界高峰，铺筑一道道前进的台阶。但在比赛场上，你见不着他们的身影；在光荣榜上，你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在电视荧屏里，你看不见他们的面容。
不过，他们确确实实又是“女儿国”里的忠诚公民。他们生活在中国女排这个可爱的集体里，把自己的美好希望融化在姑娘们的理想中……
爱情啊，请你晚一点来
人类的生命在延长，而运动员的“运动生命”，因为人才辈出的加速，却在缩短。对一个运动员来说，能创造优异成绩的“黄金时代”是很短暂的。
女排姑娘们深深意识到这一点，惜时如金，把自己的精力高度集中到心爱的排球事业上。
但是，她们并不是生活在“真空”的社会里。在那些雪片般飞来的观众的信件中，未免也夹杂着一些青年人的求爱信；在那千百万的球迷中，总少不了一些痴情的追求者。甚至，还有从异国送来的温情。但是，不适时机撒下的种子，是不会发芽开花的。面对着一封封情意缠绵的求爱信，面对着一件件别有一番情意的礼物，面对着一张张小伙子英俊的照片，姑娘们不知多少次虔诚地祈求：“爱情啊，请你晚一点来！”
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爱情还是悄没声儿地降临到她们之中的几个老队员身上了。
社会上不是流传过姑娘找对象的“十条”吗？什么一套家具，二老倒贴，三转一响，四季服装，五官端正，六亲不认……还有什么收音机要带照片，缝纫机要带锁边，自行车要带冒烟……那么，我们女排姑娘交“朋友”有什么条件呢？
一位排球姑娘曾经这么考验过她的“朋友”。她显得很苦恼的样子，向她的“朋友”诉说：“唉，我老了，又有一身伤，打不了那么久了，你赶紧打‘报告’吧！”她的“朋友”一听，赶忙摇头，挺为难地说：“那怎么行呢？现在国家正需要你出力……”这位姑娘笑了，高兴地说：“你呀，凭这一条，就‘达标’了！”
当然，别的条件还有，但这是诸条件中至关重要的一条：她们的“朋友”必须在事业上全心全意地支持她们！
老队长曹慧英身体康复之后，已经二十四五岁了。在社会上正是青春妙龄，而在体育运动员中却已经列入“老”字辈了。如果讲名誉地位，她提了干，入了党，还当选过人大代表，应该说，一个优秀运动员所能得到的，她都得到了。况且，有的医生还不同意她继续打球，说搞不好造成肺穿孔，后果就不堪设想。见好就收，见台阶就下，这不正是有些人津津乐道的吗？但是，曹慧英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艰难困苦的路。她对她的“朋友”说：“一个人的运动生命本来就不长，我一住院一疗养，又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我要尽量延长一点，哪怕再打上两三年也是好的。过了这几年，要想再为祖国争光，那就没有机会了。吃点苦，流点汗，甚至冒点风险，都是值得的。这样做了，将来回想起来，自己就不会后悔。”她望着“朋友”问道：“你支持吗？”她的“朋友”早已听懂她说这番话的良苦用心了，爽朗地笑着说：“慧英，你打吧，打多少年，我都等你，等你哪一天不打球了，咱们再结婚。”曹慧英归队时，周晓兰、郎平、陈亚琼等几位新秀已经成长起来。她虽然打不上主力了，但她心甘情愿当替补。她想：“到关键场次，哪怕能上去顶一局半局也好呀！”如今她已经二十七岁了，是队里名副其实的“老大姐”。她身上虽然有伤病，但英勇泼辣并不减当年，还是那副“要球不要命”的劲头。
二传手孙晋芳的“朋友”，对体育的爱好本属一般，但自从结识了小孙之后，仿佛受到了传染，也迷起排球来了。有一次，小孙拿着“朋友”来信，笑着对队友们说：“你们看，他多有意思啊，本来不爱看电视，放我们的‘网上群星’时他去看了，从头看到尾。”其实，何止去看电视呢，他还订阅了《体育报》，浏览各种体育刊物，见到有关排球的消息、资料，统统剪下来，贴成一本。他对小孙说：“你是搞体育的，应该搜集资料。眼下，你既然顾不上，我来帮你搜集。”
球队登上飞机出国访问。一位刚刚交了“朋友”的姑娘，从舷窗俯视着渐渐变小了的送行的人们，眺望着渐渐远去的美丽的首都，陷入了沉思默想：
“以前是自己孤身一人，到哪里都无所谓。现在不一样了，有个人牵着自己的心。要干一番事业，就必然得抛弃一些东西，作出一点牺牲。少见面或暂时不见面，也可以算是一点小小的牺牲吧！……人是要有点精神的。特别是一个青年人，要为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去奋斗。如果整天沉浸在绵绵的情意之中，就会丧失自己的理想，使精神空虚，甚至葬送自己的一生。要把爱情作为动力，更好地激发自己的干劲，更好地工作，这才是八十年代青年应取的态度。……朋友，再见吧！任务的顺利完成，将会给我们以后的见面带来更加绚丽的色彩！让我们在广阔的天空里比翼齐飞吧！”
深深的海洋
炎热的夏天，女排的姑娘们到秦皇岛海滨做十天半月的休息和调整。比起训练馆和体育馆来，浩瀚的大海，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往日，不断向她们飞袭而来的是白色的大圆球；而今，展现在她们眼前的，是大海上数不清的洁白的雪浪花。往日，她们脚下踩踏的，是坚硬、光滑的地板；而今，在她们脚下向远方伸延的，是潮湿、细软的沙滩。往日，在她们耳边响着的是砰砰的击球声；而今，在她们耳际轰鸣的，是大海的浪涛声。姑娘们爱大海！爱日出和日落的壮观，爱狂涛巨澜，爱辽阔和粗犷……
大海扬波，靠地球自转、潮汐和飓风；那么，姑娘们心海里的波涛，靠什么力量激荡呢？
这里，不妨展读几封观众的来信。
一位大苗山的瘫痪青年在信中写道：“今天是我二十六岁生日。往年过生日，我都是在极度痛苦和悲伤中度过的。我是个患风湿瘫痪病的青年，已经在床上度过了十二个年头。可是，今天，当听到你们胜利的捷音后，我哭了，是幸福和激动的眼泪……”
北京的一位大学生在信中写道：“现在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体育能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当国歌奏响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谁能不为此感到骄傲，真恨不得对着茫茫的苍天、茫茫的大地，喊一声：‘我是一个自豪的中国人！’而这一切一切令人感动不已的成绩的得来，全靠你们平时的汗水、战时的毅力和拼命精神，你们是当今当之无愧的最可爱的人。”
河北的一位省政协委员竭力赞扬排球队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他在来信中说，全国同胞只要有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就能早日实现“四化”。这位老人向中央建议，将“坚忍不拔”的精神定为“国魂”。
一位年轻的教师在信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由于你们的胜利，为国家民族争得了荣誉，唤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也唤起了我对国家前途的信心，使我心灵深处的一潭死水重新荡漾起希望之波。我以前看不到出路，只是徘徊。现在我看到了，为了民族，为了中华之觉醒，我们这一代不能徘徊，要奋斗、奋斗！”
这些信件，是我国女排在香港世界杯排球预选赛获胜后收到的。不是几十封几百封，而是成千累万，从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像雪片般向她们飞来。观众们除了表示庆贺之外，高谈阔论的并不是排球，而是“精神食粮”“国魂”“理想”“信心”“希望”……居住在首都的青年们，则把她们请去，尽情地向她们抒发被排球所激起的爱国热。她们永远忘不了，来到北京大学时，青年学生们一边高呼着“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一边把她们裹进了人流。从西门到礼堂，只有一二百米的距离，学生们却抬着她们，簇拥着她们，走了一个多钟头。沿途，学生们挤掉的鞋，不下于上百只。
数不清的观众来信，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犹如千万股滚滚的爱国热流，汇成了一个汹涌澎湃的海洋。观众们的每一句热情话语，少先队员们送来的每一条鲜艳的红领巾，幼儿园小朋友们寄来的几分硬币，港澳同胞语重心长的叮嘱……这一切无不在姑娘们的心海里掀起一阵阵浪涛。姑娘们清晰地听到，每一个浪涛都在响亮地呼喊：“为国争光，振兴中华！”
当读者们读到这篇拙作时，引人注目的世界杯排球赛该结束了。笔者写作时，尚无法预测这次世界大赛的结果。赛前，中国女排的姑娘和她们的指导都十分清醒，争夺世界冠军的道路并不平坦，赛场上将是一连串翻江倒海般的大搏斗。当然，与四年前相比，中国女排的阵容更整齐强大了，技术、战术也有了显著的进步，她们堪称世界第一流的队伍。用运动员们自己的话来说，离顶峰只差一个台阶了。用徐寅生的话来形容，中国女排与世界冠军只隔着一层纸了。但要登上这最后一道台阶，要捅破这一层纸，并非易事。不过，不管征途上有多大的困难，我们的姑娘们都决心奋力去登攀。四年前，姑娘们唱着“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的歌，从日本回来。这次她们该唱着一支什么歌回来呢？
当今世界排坛强手如林，赛场的风云是很难预测的，会出现某些偶然的因素。但无论胜败，三十年来她们为“走向世界”所作的努力，她们代代相传的为祖国荣誉而拼搏的精神，都是值得赞扬和讴歌的。使人欣慰的还有，就在她们身后，比她们更年轻的一批新手已经成长起来，并且正迅速地走向成熟。她们将不间断地拼搏下去、追求下去……
她们追求的目标是世界冠军吗？是的，又不尽然。她们一代一代苦苦追求的，是祖国母亲的伟大前程啊！
写在末尾的话
春节的爆竹，还在空中鸣响，我就匆匆南行，到湖南的小城——郴州，去追赶中国女排了。
行前，听说袁伟民的爱人和孩子病了，特意去看望了她们。袁伟民的爱人郑沪英千叮万嘱，别将她们娘儿俩病倒的消息告诉她的丈夫。她说：“他那么忙，别让他为这些事分心。”邓若曾的爱人蔡希秦，送来一小包花生米，托我带给她的丈夫。她深情地说：“他爱吃这个，带一点意思意思吧！”她的独生子，十多岁了，但身有残疾，至今没有上学，父亲不在，闹得挺厉害。小蔡几乎管不住他，心里煞是烦恼。前些天，她写信给邓若曾时，情不自禁地流露了几句。她说：“我真后悔给他说这些事。你一定要告诉他，孩子现在好了，没有什么事，让他放心。”
列车在夜色中南行，我的思绪被这两位“排球夫人”朴素而又深情的话语，深深激动。丈夫为了排球事业，南征北战，顾不了家，妻子不仅无怨言，不责备，而且默默地承担着繁重的家务，承受着生活中的各种烦恼，全力支持和激励丈夫努力工作……人们常说，在眼下的中国，一个家庭里，如果有一个人在事业上要有所作为，多半就得有一个人做“垫背”，作出一些牺牲。这两位“排球夫人”（六十年代的排球女运动员），不正在作着这种牺牲，支持丈夫在事业上的奋斗吗？
从她们身上，我又联想到成千上万曾为女排赶超世界水平流过汗、出过力的中国姑娘和她们的教练、领队。六十年代，我当体育记者时，曾经在许多地方目睹过女排姑娘们的冬训生活。千百个姑娘，汗水和着泥水，在中国大地上滚翻救球的壮烈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她们虽然已无缘登上世界排球运动的峰顶，但无疑都是中国女排走向世界道路上的一块块闪光的铺路石。
不过，以往我还没有一次机会，像这次这样，与中国女排姑娘们朝夕相处。郴州，以它特有的绵绵阴雨迎接我这位北方来客。在那里，我住了二十余天，但只见到过半个晴天。无声无息的雨丝，仿佛永远也拉不断、扯不完似的。说实在的，她们的训练生活，远不如比赛场景那么好看。但从训练中，又能看到许许多多在比赛场上看不到的动人情景。生活是那么单调，训练是那么艰苦，但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却心甘情愿默默地忍受着……
深夜里，我躺在床上，耳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苦苦地思索着。中国女排创建近三十年了，她的成员更迭了不知多少，但有一种崇高的精神，却在每一代运动员中闪闪发光。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呢？啊，那是一种伟大的爱，对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深沉的爱。正是这种深沉的伟大的爱，使中国女排新老运动员们为此忘我，如此痴情！
同样是这种深沉的爱，激励着我，点燃了我心中写作热情的火焰。今年夏天，北京是格外的炎热，但我内心的激情比这天气还要火热。在一天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伏案挥汗写作。在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里，我匆忙地写下了这些粗糙的文字。
记得，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那么，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者，则更应该是自己同时代人的一名忠实秘书。写完此文之后，笔者又深感遗憾。在应该讴歌的千百位中国女排姑娘中，笔者只不过接触到一二十位。她们之中的绝大多数，笔者至今还无缘相见。这样，就难免把大量动人的事迹遗漏掉。如果把众多姑娘的事迹都包容进来，那么，这幅画卷肯定要壮伟得多，动人得多。
1981年7月初
注释
[1]1992年中国与韩国建交，不再称其为南朝鲜，而称其为韩国。此文写于八十年代，故保留“南朝鲜”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