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及利亚标志着一段杂糅的记忆，糅合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中深味贫寒的孩提时代，以及后来，与阿拉伯人和其他族裔人群之间愈行愈深的隔阂。早年的眷恋与后来的流亡并存，到了阿尔及利亚危机期间，深重的流亡感更让他抑制不住对家园的眷恋。他在书中写道：“他每一回离开巴黎去非洲都是一次节日，他的心灵敞开，心满意足，他刚刚完成了一次优雅的逃离，他一想到警卫们的脸就会发笑。”“雅克”分明就是阿尔贝自己。
所有这些都是紧紧围绕着“孤独”形成的张力。即使是中篇小说《堕落》里的克拉芒斯——他或许是加缪所有作品中最无可救药的一个主人公兼自厌症患者——也曾自陈，“甚至可以说，今天周日一座体育场里逼近高潮的足球赛，以及我以无比的热情喜爱的戏剧，是这个令我感到无辜的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场所。”在“无辜的世界”，“仅有的场所”，“即将失去”的感觉也在喷薄欲出。自觉要下地狱的克拉芒斯，竟也和加缪本人一样，能从运动员、演员身上找到存在的质感。
与之相反的是巴黎的主流知识分子界，那些人的思维中有着太多的成见，宁可拿着一本没有读完的《存在与虚无》夸夸其谈，也不愿谦逊地面对一个自己所不了解的问题。在巴黎，加缪首先感受到了出身上的弱势：他没有进过哪一所巴黎精英学校，而是阿尔及尔本地中学的一名获奖学金的学生，并在当地报名读的大学。而萨特、阿隆、梅洛·庞蒂、保尔·尼赞这些人一律出身于像巴黎高师这样的精英学府；其次是体质的先天不足，加缪因肺结核而无法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而这门考试几乎是跻身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必由之路。最终，托了第三共和国的义务教育制度之福，加缪才得以晋身巴黎主流社会，当年他的诺贝尔奖受奖演说出版时，他将它题献给了自己的中学老师：路易·热尔曼先生。
从年来到巴黎之后，加缪就没有停止过对这里的抱怨。法国是沦陷了，一片悲凉之中，那些拿着高等教育文凭的家伙还在骚扰他厌烦的神经。在给阿尔及尔的好友加林多修士的信中，加缪写道：“这里很有意思，我看到一堆一堆的人，‘一大半是些伪大人物’，但是，我把我的私人世界带到了他们中间。我从不把自己最核心的部分显露出来——这样我会有一种诡异的力量感。”物以类聚，跟他混得好的大多是些运动员、戏剧演员、歌人和舞者，社会背景也都比较次，而一谈起知识界他就没好气，“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我总觉得要为点什么事道歉。”巴黎的哲学圈也一直不欢迎这个总是“把私人世界带到他们中间”的人，集体冷落他，抨击他的幼稚，称之为“面向中学生的哲学家”，那些割不断的故乡情愫让这个外乡人脆弱敏感，拒绝直面冷战政治的残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