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到了晚上八点钟，出租车就五辆一排、热闹非凡地挤满四十几号街那一带阴暗的街巷——都是前往戏院区的。每到这时，我心中就升起了一种莫名的惆怅。出租车在路口暂停的时候，车里的人身子靠在一起，讲着听不见的笑话，欢笑一阵阵地传出来，点燃的香烟在车里造成一个个模糊的光圈。想象中，我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匆匆赶去寻欢作乐，分享他们内心的激动，于是我在心底暗自为他们祝福。
我有好久没见到乔丹·贝克了，一直到仲夏时节我才又找到了她。刚开始我觉得能陪她到各处去很荣幸，因为她是个高尔夫球冠军，她的大名无人不知，但后来我对她产生了另一种感情。我并不是真的爱上了她，而我对她产生了一种温柔的好奇心。因为大多数装模作样的言行到最后都是为了掩盖点什么，所以我觉得她对世人摆出的那副厌烦而高傲的面孔后面肯定掩盖了点什么，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那是什么。有一次，我跟她一起到沃里克参加一次别墅聚会，下雨的时候，她没把借来的车子的车篷拉上就停在了雨里，后来却说了个谎。突然间，我想起了那天晚上在黛西家里想不起来的那件关于她的事——在她参加的第一个重要的高尔夫锦标赛上，发生了一场差点闹到登报程度的风波，有人说在半决赛那一局她从一个不利的位置上移动过球。这简直要成一桩丑闻了，但后来事态平息了：一个球童收回了他说的话，另一个仅有的见证人也表示可能是他搞错了。虽然如此，但这个事件和她的名字留在了我的脑子里。
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乔丹·贝克本能地回避聪明机警的男人，大概是因为她以为，只有在对越轨行动不以为然的社会圈子里活动才比较保险。她的虚伪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她绝对不能容忍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为了在世人面前保持傲慢的冷笑，同时为了满足她那生硬、矫健的自身的要求，我想她大概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开始耍各种花招和手段、撒各种谎了。
对我来说，这完全无所谓。女人撒谎，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我只是微微感到些许遗憾，很快就忘了。我跟她曾经有过一次关于开车的奇怪的谈话。那次我俩一起去别人家做客，她开着车经过几个工人身旁，因为靠得太近，车子的挡泥板擦到了一个工人外衣的纽扣。
“你真是太粗心了，”我提出了抗议，“你应该小心点，不然你干脆就别开车。”
“我已经很小心了。”
“不，你根本不小心。”
“没关系，反正别人很小心。”她完全没当回事。
“可是，他们小心跟你开车有什么关系？”
“他们会小心地躲开我，”她依然固执，“只有双方都不小心才可能造成车祸嘛。”
“如果你碰到一个像你这样不小心的人呢？”
“我希望永远都不会碰到，”她说，“我最讨厌不小心的人了，所以我喜欢你。”
她笔直地盯着前方，灰色的眼睛在太阳的照耀下眯得紧紧的，她有意改变了我们的关系，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爱上了她。但是，我迟钝的思想和满脑袋的清规戒律，对我的情欲起着刹车作用，并且我很清醒地想到了家乡那段还没结束的感情纠葛——我每星期都会写一封签着“爱你的尼克”的信件；更重要的是，我心里总能想到那位小姐每次打过网球，她的上唇上边都会出现的一溜像小胡子一样的汗珠。不可否认，我跟家乡那位之间有点模糊的意思，只有先委婉地将它解除掉，我才能自由。
大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至少有一种最主要的美德，对我来说它就是：我认识的人里面，诚实的并不多，而我自己，恰好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个。
第四节
星期天的早晨，当沿岸村镇响起教堂的钟声的时候，时髦社会的男男女女又来了，在盖茨比别墅的草坪上寻欢作乐。
那些少妇一边享受着他的鸡尾酒一边在他的花园里闲逛，还不停地窃窃私语：“他是个私酒贩子，他曾经杀过一个人，那个人知道他是兴登堡[27]的侄子，魔鬼的表兄弟。亲爱的，给我一朵玫瑰，再往那只水晶杯里给我倒最后一滴酒。”
有一次，我把那年夏天到盖茨比别墅来过的人的名字记在一张火车时刻表的空白处，表上印着“本表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起生效”的字样。现在这张时刻表已经破旧不堪，有折痕的地方几乎要断了，但那些暗淡的名字我还认得出，它们给你的印象绝对比我的笼统概括更清楚。那些人对盖茨比一无所知，却到他家里做客，好像这也表达了一种对他微妙的敬意。
让我来一一介绍吧，从东卵来的有切斯特·贝克夫妇、利奇夫妇、一个姓本森的是我在耶鲁认识的，还有韦伯斯特·西维特大夫（去年夏天在缅因州淹死了），霍恩比姆夫妇、威利·伏尔泰夫妇以及布莱克巴克全家，这帮人总是在一个角落里聚集，对走近的每一个人，他们都会像山羊一样翘起鼻孔。还有伊斯梅夫妇、克里斯蒂夫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休伯特·奥尔巴哈和克里斯蒂先生的老婆）。还有一个埃德加·比弗，据说他的头发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无缘无故地变得雪白。
我还记得有个叫克拉伦斯·恩狄的是从东卵来的。他穿着一条白灯笼裤，只来过一次，还在花园里跟一个姓埃蒂的二流子干了一架。也有从岛上更远地方来的人：齐德尔夫妇、O.R.P.施雷德夫妇、佐治亚州的斯通瓦尔·杰克逊·艾布拉姆夫妇，还有菲什加德夫妇和里普利·斯内尔夫妇。这个斯内尔在去坐牢的前三天还来喝得烂醉，他在石子车道上躺着的时候，尤利塞斯·斯威特太太的汽车恰巧从他的右手上轧过。还有丹瑟夫妇、年过六十的S.B.怀特贝特也来了，莫里斯·A.弗林克、汉姆海德夫妇、烟草进口商贝路加以及贝路加的几个姑娘。
从西卵来了一群跟电影界有这样那样关系的人：波尔夫妇、马尔雷迪夫妇、塞西尔·罗巴克、塞西尔·肖恩、州议员古利克、卓越影片公司的后台老板牛顿·奥基德、埃克豪斯特和克莱德·科恩、小唐·S.施沃兹以及阿瑟·麦卡蒂。还有卡特利普夫妇、本贝格夫妇、G.厄尔·马尔登（他的兄弟就是那个后来勒死妻子的姓马尔登的人）。投机商达·丰塔诺也来了，还有埃德·勒格罗、詹姆斯·B.费雷（诨名“坏肠”）、德·容夫妇和欧内斯特·利利——他们都是来赌钱的。当你看到费雷开始逛花园的时候，就表示他已经输得精光，联合运输公司的股票第二天肯定又将让他有利可图地涨落一番。
有一个姓克利普斯普林格的男人来的次数又多，待的时间又长，大家就叫他“房客”——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家。格斯·威兹、霍勒斯·奥多诺万、莱斯特·迈尔、乔治·德克维德和弗朗西斯·布尔，来自戏剧圈。来自纽约城里的还有克罗姆夫妇、贝克海森夫妇、丹尼克夫妇、罗素·贝蒂、科里根夫妇、凯利赫夫妇、杜厄夫妇、斯科里夫妇、S.W.贝尔彻夫妇、斯默克夫妇、现在离了婚的小奎因夫妇和亨利·L.帕默多——后来他在时报广场跳地铁自杀了。
本尼·麦克莱纳亨总是带着四个姑娘一同来。每次来的都是不同的姑娘，但模样都很像，所以看上去好像是以前来过的。她们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大概叫杰奎琳，要么就是孔苏埃拉，或者格洛丽亚，或者茱迪，或者琼。至于她们的姓氏，不是音调悦耳的花名和月份的名字，就是美国大资本家的庄严的姓氏，如果有人追问，她们就会承认他们是自己的远亲。
除了这许多人，我还能记得一些人：福斯蒂娜·奥布莱恩至少来过一次、贝德克姐妹、小布鲁尔（他的鼻子在战争中被枪弹打掉了）、阿尔布鲁克斯伯格先生和他的未婚妻黑格小姐、阿尔迪·费茨彼得夫妇、曾当过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主席的朱厄特先生、克劳迪娅·希普小姐和一个被认为是她的司机的男伴，还有一位亲王——我们管他叫公爵，也许我曾经知道他的名字，但后来忘掉了。
上面说的这些人都在那年夏天到过盖茨比的别墅。
七月底的一天，早上九点钟，盖茨比华丽的汽车沿着岩石车道颠簸着，开到了我家门口，三个音符的喇叭发出一阵悦耳的声音。这是他第一次来我家——这之前我已经去过两次他的晚会，在他的热情邀请之下时常借用他的海滩，并乘过他的水上飞机。
“早上好，老兄。今天我们一起进城吧，中午一起吃饭。”
他在车子的挡泥板上站着，以美国人特有的灵活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年轻时没干过重活，并且通过各种运动造就了这优美自然的身姿。他本来是个举止有点拘谨的人，此时却一刻也不安静：要么一只脚在什么地方轻轻地拍着，要么一只手不耐烦地一开一合。
他看出我对他的汽车流露出了赞赏的目光。
“很漂亮，是吧，老兄？”他跳下车来，以便我看得更清楚一些，“怎么，以前你从没看到过它吗？”
我当然看到过，所有人都见过。瑰丽的奶油色车子，镀镍的地方闪着耀眼的光芒，车身四处鼓出琳琅满目的帽子盒、大饭盒和工具盒，层层叠叠的风挡玻璃映射出十来个太阳的光辉。我们跨进温室一样的车厢，在绿皮椅上坐下，向城里进发。
在过去一个月里，我跟他曾有过五六次谈话，但我发现他没多少话可说，这让我很失望。所以我渐渐觉得我当初把他看作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是不对的，他更像是隔壁一家豪华的郊外饭店的老板。
那次同车之行实在让我有些窘迫。我们还没到西卵镇，盖茨比就把他文绉绉的话打住了，用手拍打他穿着酱色西装裤的膝盖，显出犹疑不决的样子。
“我说，老兄，”他出其不意地大声说，“你到底是怎么看我的？”
我一下子有点发蒙，只好含糊其辞地搪塞他。
“算了，还是让我来告诉你我的事情吧。”他打断了我的话，“你肯定听说了很多闲话，我可不希望你对我产生什么误会。”
我这才知道，那些他客厅里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他一直都知道。
“上帝做证，我跟你说的都是老实话。”他突然举起右手，仿佛准备接受上天的惩罚似的，“我出生在中西部一个有钱的人家，不过家里人都死光了。我在美国长大，在牛津受教育——我家祖祖辈辈接受的都是牛津教育，这是家庭传统。”
说完，他斜着眼睛看了看我——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乔丹·贝克会说他在撒谎。他说“在牛津接受教育”这句话的时候，急匆匆地一带而过，吞吞吐吐又含糊其辞，一副心虚的模样。有了这样的怀疑，我就觉得他说的这些话都有点不靠谱，我猜他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中西部什么地方？”我随口一问。
“旧金山[28]。”
“哦。”
“我家里人都死了，所以我继承了很多钱。”
他的声音很严肃，仿佛在为家族的突然消亡悲痛。有一刻我怀疑他是在耍我，但看了他一眼之后，我便知道不是我想的那样。
“后来，我就跟那些年轻的东方王公一样，到欧洲各国首都去当寓公——巴黎、威尼斯、罗马，有时候搞点珠宝收藏，当然主要是红宝石，有时候打打狮子、老虎，有时候画点画，都是为了消遣，同时让自己尽量忘掉好久以前的一件伤心事。”
我好不容易才憋住笑，他的话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他那一堆陈腐的措辞，让我在脑子里勾勒了这样的形象：傀儡戏里一个裹着头巾的“角色”，在布洛涅公园[29]里追着打老虎，一边跑一边有木屑从身子的每个孔洞往外漏。
“后来，战争开始了，老兄。对我来说，这倒是莫大的宽慰。虽然我想方设法去找死，但是冥冥之中好像有神灵保佑着我。战争刚开始，我被授予中尉军衔。阿贡森林战役中，我带领两个机枪连的小分队勇往直前，结果因为两边都有半英里的空地，步兵无法跟上推进，于是我们一百三十个人，十六挺刘易斯式机枪，在那儿待了两天两夜。等到后来步兵开上来的时候，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中发现了三个德国师的徽记。于是我被提升为少校，所有同盟国政府都给我发了一枚荣誉勋章——其中甚至包括亚德里亚海上那个小小的门的内哥罗。”
小小的门的内哥罗！他仿佛把这几个字举了起来，并冲着它们点头微笑——他了解门的内哥罗动乱的历史，并对那儿人民的英勇斗争怀有同情之心。他完全理解那个国家所有的情况，而正是这些情况使得小小的门的内哥罗小小的心发出了这种热情的颂扬。此时此刻我的怀疑变成了惊奇，简直就像匆匆忙忙翻阅了十几本杂志一样。
他伸手到口袋里去掏，于是一块系着缎带的金属片滑进了我的手掌心。
“这一个就是门的内哥罗给我的。”
我惊异地发现，这块金属玩意儿竟然好像是真的。那上面刻着一圈铭文——“丹尼罗勋章，门的内哥罗国王尼古拉斯”。
“翻过来。”
“杰伊·盖茨比少校，英勇过人。”我念道。
“我还有一件随身携带的东西，是在三一学院校园里照的，属于牛津时期的纪念品，我左边那个人现在是唐卡斯特伯爵。”
相片上有五六个年轻人，穿着运动外衣，悠闲地站在一条拱廊下，背后可以看见许多建筑物的尖顶[30]，盖茨比也在里面，手里拿着一根板球棒，看上去比现在年轻一点，但也年轻不了多少。
这样看来，盖茨比刚刚说的都是真的了。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画面：在他那座大运河上[31]的宫殿里挂着一张张五色斑斓的老虎皮，他打开一箱箱红宝石，借它们浓艳的红光来稍稍抚慰一下他那颗破碎的心。
“今天我有件大事要请你帮忙。”他一面说，一面很满意地收起他的纪念品，“因此我觉得应该让你了解我的情况。我不希望你把我看成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其实，我经常跟陌生人打交道，因为我想东飘西荡，好尽量忘记那件伤心事。”他犹疑了一下，“今天下午你就可以知道那是件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