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午饭的时候？”
“不，今天下午。我刚好听说你约了贝克小姐喝茶。”
“难道说你爱上贝克小姐了吗？”
“不，老兄，我没有。贝克小姐同意我跟你谈谈这件事。”
我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指的是什么，我也没什么兴趣知道，反倒有点厌烦。我请贝克小姐喝茶，可不是为了谈论杰伊·盖茨比先生。我敢肯定他一定有什么异想天开的事，有那么一会儿，我真后悔当初踏上他那客人过多的草坪。
他什么也不说了。离城越近，他好像变得越发矜持。途经罗斯福港时，一艘远洋轮船正泊在那里，船身漆着一圈红漆。然后我们沿着一条贫民区的石子路疾驰而过，路的两旁排列着依然有人光顾的阴暗酒吧，它们是二十世纪初褪色的镀金时代的产物。接着，灰烬山谷从我们两边伸展开去，车子疾驰而过时，我瞥见浑身是劲的威尔逊太太在加油机旁喘着气替人加油。
汽车的挡泥板像翅膀一样张开。车子一路飞奔着，好像半个阿斯托里亚[32]都被我们带进了光明中——只能是半个，因为当我们在高架铁路的支柱中间穿行的时候，一辆机器脚踏车熟悉的“嘟——嘟——噼啪”声响了起来，接着一名气急败坏的警察出现在车旁。
“好了，老兄！”盖茨比喊道。我们放慢速度停下了车，盖茨比从皮夹里拿出一张白色卡片，在警察眼前晃了一下。
“行了，好了，”警察满口应承着，并轻轻地碰了碰帽檐，“不好意思，盖茨比先生，下次就认识您啦。请原谅！”
“你给他看的什么？”我问道，“是那张牛津的相片吗？”
“不是。我曾经帮过警察局长一次忙，所以他每年都寄给我一张圣诞贺卡。”
大桥上，阳光透过钢架，照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上闪闪发光，河对岸城区的楼像一堆堆白糖块一样，高耸在眼前，它们都是出于好心，花了没有铜臭味的金钱盖起来的。从大桥上看过去，这座城市永远像第一次看见时那样引人入胜，世界上所有的神秘和瑰丽仿佛都藏在其中。
这时，我们身旁经过了一辆装着死人的灵车，车上堆满了鲜花；两辆马车跟在灵车后面，拉着遮帘；还有几辆比较轻松的马车拉着亲友，从他们忧伤的眼睛和短短的上唇可以看出他们是东南欧那一带的人。这些亲友从车子里朝我们张望，在他们凄惨的出丧车队中能看到盖茨比华丽的汽车，我很替他们高兴。经过布莱克威尔岛的时候，我们的车子被一辆大型轿车超过了。司机是个白人，车厢里坐着两个花花公子和一个女孩，三个时髦的黑人。他们满脸傲慢争先的神气，还冲我们翻白眼，我看了忍不住放声大笑。
“过了这座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心里想，“什么事都有可能……”
因此，出现盖茨比这种人，也完全用不着大惊小怪。
炎热的中午。我赶往四十二号街一家电扇大开的地下餐厅，盖茨比约我在这里一起吃午饭。我先眨了眨眼，把外面马路上的亮光驱散，然后才隐隐约约认出了盖茨比，他正在休息室里跟一个人说话。
“卡罗韦先生，这是我的朋友沃尔夫斯海姆先生。”
一个鼻孔里长出两撮浓毛的塌鼻子矮小犹太人抬起他的大脑袋，打量着我。又过了一会儿，我才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发现了他的两只小眼睛。
“……于是，我瞥了他一眼，”沃尔夫斯海姆先生一边继续说着一边热情地跟我握手，“然后，你猜我干了什么事情？”
“什么事？”我很有礼貌地问道。
但很显然他并不是在跟我讲话。因为他放开了我的手，同时把他那富有表现力的鼻子对准了盖茨比。
“我把那笔钱交给了凯兹保，同时对他说：‘凯兹保，就这样，如果你再不住嘴，一分钱也拿不到。’他马上就住了嘴。”
盖茨比一手挽着他，一手挽着我，走进了前面的餐厅。沃尔夫斯海姆先生咽下了他刚想说的一句话，露出如醉如痴的神情。
“要姜汁威士忌吗？”服务员领班问道。
“这家馆子不错，但是我更喜欢马路对面那家。”沃尔夫斯海姆先生抬头望着天花板上的仙女说。
“好的，来几杯姜汁威士忌。”盖茨比对服务员说，然后，转向沃尔夫斯海姆先生，“那边太热了。”
“的确是又小又热，”沃尔夫斯海姆先生说，“可是充满了回忆。”
“那边哪一家馆子？”我问。
“老大都会。”
“老大都会，”沃尔夫斯海姆先生闷闷不乐地回忆道，“多少朋友曾经在那里聚集过，如今他们都不在人间了。我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那个晚上，他们开枪打死了罗西·罗森塔尔。我们一桌六个人，罗西大吃大喝了一夜。快天亮的时候，服务员面带尴尬的表情来到他跟前说外面有个人找他。‘好吧。’罗西说着立刻就要站起来，我一把把他拉回到了椅子上。”
“‘罗西，那些杂种要找你，就让他们进来，但你千万不要离开这间屋子。’”
“那时候已经是早上四点钟了，掀起窗帘就会看到外面天已经亮了。”
“他去了吗？”我天真地问。
“当然去了。”沃尔夫斯海姆先生把他的鼻子气呼呼地向我一掀，“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还回过头来说：‘别让服务员收了我的咖啡！’说完，他就走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那伙人朝他吃得饱饱的肚皮放了三枪，然后开车跑掉了。”
“其中有四个人坐了电椅。”我想起了这件事。
“连贝克在内五个。”他带着对我感兴趣的神情把鼻孔转向我，“我听说你在找一个做生意的关系。”
他这两句话听得我莫名其妙。这时盖茨比替我回答道：“不是，他不是那个人。”
“不是吗？”沃尔夫斯海姆先生似乎很失望。
“我跟你说过我们改天再谈那件事嘛。他只是一位朋友。”
“对不起，我弄错人了。”沃尔夫斯海姆先生说。
一盘鲜美的肉丁烤菜端了上来，于是沃尔夫斯海姆先生忘掉了老大都会的温情气氛，有滋有味地大吃起来。同时他缓慢地转动着两只眼睛，把整个餐厅巡视了一圈；接着他又转过身打量了一番靠着我们后背坐的客人。我想，如果我没坐在这儿的话，他肯定会把我们的桌子底下也巡视一遍。
“我说，老兄，早上在车子里的时候我恐怕惹你生气了吧？”盖茨比伸过头来跟我说话。
那种笑容又出现在了他的脸上，可是这次我无动于衷。
“我不喜欢故弄玄虚，”我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坦率地说出来你要什么，为什么非得通过贝克小姐。”
“哦，请你相信这绝对不是什么鬼鬼祟祟的事情，”他跟我保证，“你知道的，贝克小姐是一位大运动家，她绝对不可能做不正当的事。”
突然他看了看表，跳了起来，匆匆离开了餐厅，留下我和沃尔夫斯海姆先生在桌子上。
“他要去打电话，”沃尔夫斯海姆先生一边说，一边目送他出去，“是个好人，是吧？一表人才，并且人品极好。”
“是的。”
“他出身牛劲[33]。”
“哦！”
“他上过英国的牛劲大学。你知道牛劲大学吗？”
“听说过。”
“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之一。”
“你认识盖茨比很长时间了吗？”我问道。
“认识好几年了，”他心满意足地答道，“战争结束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他。我跟他谈了一个小时，就知道自己遇上了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于是我对自己说：‘他就是你愿意带回家介绍给母亲和妹妹认识的那种人。’”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了下来，“我知道你在看我的袖扣。”
我本来并没有看，但他一说我就看了看——它们是用几片小象牙镶造的，看上去有点眼熟，又有点奇怪。
“它们是用精选的真人臼齿做的。”他跟我说。
“真的！”我仔细看了看，“这个主意不错。”
“是的。”说着他把衬衣袖口缩回到衣服里面，“不错，在女人方面盖茨比是非常规矩的。朋友的太太他连看也不看。”
这个刚被夸完的人回到了桌边。沃尔夫斯海姆先生一口喝掉自己的咖啡，站了起来。
“这顿午饭吃得很高兴，”他说，“现在我要扔下你们走了，免得你们两个年轻人嫌我不知趣。”
“别着急，迈尔。”盖茨比说道，但你从中丝毫感觉不到他的热情。沃尔夫斯海姆先生则象征性地举了举手。
“你们对我这老一辈的人倒是很礼貌。”他严肃地说，“不过你们坐在这里谈谈体育，谈谈年轻女人，谈谈你们的……”他又把手一挥，代替了他没有说出来的那个名词，“至于我嘛，已经五十岁了，就不再打搅你们了。”
他跟我们握了握手，然后转身离去。我看到他那忧伤的鼻子好像又在颤动。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我说了什么得罪了他。
“他有时会变得很伤感，今天又是他伤感的日子，”盖茨比解释说，“他是百老汇的地头蛇，在纽约是个人物。”
“他到底是什么人？是演员吗？”
“不是。”
“牙科医生？”
“你说迈尔·沃尔夫斯海姆？不，他是个赌徒。”盖茨比犹疑了一下，接着若无其事地补充说，“一九一九年非法操纵世界棒球联赛的那个人就是他。”
“非法操纵世界棒球联赛？”我重复了一遍。
我愣住了。竟然会有这种事！我记得一九一九年世界棒球联赛被人非法操纵的事，但是我一直以为那是一连串必然事件的结果。我从来没想过有人会像一个撬保险箱的贼那样专心致志地愚弄五千万人。
过了一分钟我才反应过来。我问道：“他怎么会干那个？”
“他就是看中了机会。”
“他怎么没坐牢呢？”
“他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他们逮不住他，老兄。”
我抢着付了账。服务员把找的钱送来时，我看到汤姆·布坎南在拥挤的餐厅的那一边。
“跟我来，”我说，“我看到一个熟人，过去打个招呼。”
一看见我们，汤姆就跳了起来，朝我们这个方向迈了五六步。
“你最近去哪儿了？”他急切地问道，“你总也不打电话来，黛西简直要气死了。”
“这位是盖茨比先生，布坎南先生。”
他们随便握了握手。忽然，我发现盖茨比脸上流露出一种不自然的窘迫表情，这倒真是不常见。
“这阵子你到底在干些什么？”汤姆问我，“这儿这么远，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吃饭？”
“我来这儿是和盖茨比先生一道吃午饭的。”
我转身去看盖茨比，却发现他不见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一天——
（当天下午，乔丹·贝克挺直地坐在广场大饭店茶室的一张直靠背椅上，为我做了以下的叙述）
我正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走，一半走人行道，一半走草坪。因为我穿了一双英国鞋，在软绵绵的地面上走，鞋底的橡胶疙瘩会留下印痕，所以我更喜欢走草坪。我还穿了一条新的方格呢裙子，有风吹过的时候，裙子会随风飘扬。当时所有人家门前的红、白、蓝三色旗也在风中展得笔挺，并且好像很不以为然似的发出“啧——啧——啧——啧”的声音。
黛西·费伊家的旗子和草坪都是最大的。她是路易斯维尔所有小姐中最出风头的一个，刚刚十八岁，比我大两岁。她穿白色的衣服，开一辆白色的小跑车，家里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泰勒营那些青年军官个个为她兴奋着迷，个个想独占她晚上的全部时间——“至少，给一个钟头吧！”
那天早上我走到她家门口时，看到她的白色跑车停在路边，车上坐着她和一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中尉。两个人全神贯注地彼此对视着，完全没有看到我，直到我走到离他们五步远的地方。
“嘿，乔丹，请你过来。”她出其不意地喊道。
在所有年纪比我大的女孩当中，我最崇拜的就是她。现在她要跟我说话，这让我觉得很光彩。她问我去不去红十字会做绷带。我说去。然后她请我告诉他们那天她不能去了。黛西说话的时候，那位军官就一直盯着她看——用的是那种每位姑娘都会巴望的神态。我觉得那真是浪漫极了，以至于后来这个情节一直记在我心里。那个军官的名字叫作杰伊·盖茨比。从那以后大约四年多的时间，我就没再见过他——后来我在长岛遇到他，也没想到原来二者是同一个人。
那一年是一九一七年。到第二年的时候，我有了几个男朋友，同时也开始参加比赛，所以就很少见到黛西。她来往的那帮朋友都比我年纪稍大一点——如果她还跟人来往的话。到处传播着关于她的荒唐谣言——有一个冬天的夜晚，她母亲发现，她正收拾行装，准备到纽约去和一个即将赴海外的军人告别，家里人成功地阻止了她。但从那天起，有好几个星期，她都不跟家里人说话，并且从那时候起，她再也不跟军人一起玩了，她来往的就只是城里那几个根本不能参军的平足或近视的青年。
直到第二年秋天，她才变得跟以前一样活跃起来。战争结束后，她参加了一次初进社交界的舞会，听说，二月份她跟一个新奥尔良来的人订了婚。六月份，她跟芝加哥的汤姆·布坎南结了婚。路易斯维尔从未有过那么隆重的婚礼。男方请的客人足足有一百位，包了四节火车车厢一同赶来。他们还在莫尔巴赫饭店租了整整一层楼，婚礼的前一天，他送了她一串珍珠，估计值三十五万美元。
我是她伴娘中的一个。婚礼举行前夕，有场送别新娘的宴会。在宴会开始之前半个小时，我去了她的屋子，看到她穿着绣花的衣裳，美得像那个六月的夜晚。她一手拿着一瓶白葡萄酒，一手捏着一封信，喝得烂醉，躺在床上。
“恭……喜我，”她口齿不清地咕哝着说，“我从来没喝过酒，今天喝得可真痛快。”
“你怎么了，黛西？”
我当时真有点惊慌失措，我还从没见过哪个女孩醉成那个样子。
“喏，心肝宝贝，”废纸篓放在床上，她从里面乱摸了一会儿，翻出了那串价值不菲的珍珠，“把这个拿走，还给它的主人。跟所有人说，黛西改变主意了，就说：‘黛西改变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