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源期
中国的避讳始于何时？现在所知影响最大者有两说：
其一，避讳起源于殷商。宋朝学者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中说：“殷人以讳事神而后有字。”他说，殷商时代的人敬鬼神，避讳死人的名字，如果提到这个人时就用他的表字。但早在唐代就有人主张避讳不始于殷商，孔颖达在解释殷、周礼俗的不同时说：“殷尚质，不讳名。”（《礼记正义·檀弓上》）意思是说殷朝人质朴，不避讳人名。
其二，避讳始于周朝。春秋时期，鲁桓公向大夫申询问关于给儿子起名的事，申在回答时指出不能用国家、山川、官职、牲畜、器物等名称为孩子命名，其中涉及了避讳的问题。他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牲畜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左传·桓公六年》）申说，周朝人用避讳来敬事鬼神。名字，人死了就要避讳它。所以用国名来命名，既然国名不能改，那么这个人名就废了；用官职来命名，这个官职就废了；用山川来命名，这个山川的名就要更改了；用牲畜来命名，由于避讳而不用这些牲畜来作牺牲，就废弃了祭祀；用器物来命名，由于避讳而不用其物，就要废弃礼仪了。
避讳始于殷商，目前尚无充足的证据，避讳始于周朝，却有很多例证。
1.《周官》所载
《周官》也叫《周礼》，传说是周公所作。书中记载西周的官员职守、典章制度等。其中“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周礼·春官·小史》）
小史职掌各邦国的志书，掌管帝系世本等资料，辨别君主辈分的远近亲疏。若有祭祀的事情，负责告诉国王有关忌讳之事。忌，死日为忌；讳，死者之名为讳。
2.司徒、司空改名
司徒，是周代官名，为三公之一，掌管民户、土地、徒役等事。晋僖侯名叫司徒，为了避讳，晋国便把司徒改为中军。司空，是周朝掌管土木工程的官员，为三公之一。宋武公名叫司空，为了避讳，宋国把司空改为司城。这都证实申关于“以官则废职”的论述是有道理的。
3.范献子聘鲁
鲁昭公二十一年（前512），晋国大夫范献子出访鲁国。范献子问具山和敖山的事。由于鲁献公名叫具，鲁武公名叫敖，所以鲁国人不敢说出两山之名，只能用两山所在的乡名来回答。范献子问：“不为具、敖乎？”意思是说，不称具山和敖山了吗？鲁国人说“先君献、武之所讳也”。鲁国人说，那是我们已故国君献公和武公的名字。范献子回到晋国以后，告诫他的知心朋友说：“人不可以不学，到鲁而名其二讳，为笑焉，为不学也。”（《国语·晋语九》）范献子说，人是不可以不学无术的。我到鲁国访问时说出了他们避讳的两座山名，被人所笑，就是不学无术造成的。
（二）雏形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国家。从此帝王成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了体现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帝王及其祖先的名字是全国都要避讳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避讳制度是与封建帝制相始终的。秦、汉、三国时期避讳制度已经发展到了雏形期。其特点是制度已经确立，但还比较宽松。
1.秦号楚为荆
战国时期，秦庄襄王即秦始皇的父亲，名字叫子楚。为避讳“楚”字，秦国人把楚国称为荆国。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三年“楚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于淮南”。《史记正义》：“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史记正义》解释说，秦国称楚国为荆国，因为秦庄襄王名字叫子楚，避讳楚字，所以称楚国为荆国。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发布议帝号的诏令中说：“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这道诏令中说，楚王献出青阳以西的地盘，不久又背叛了盟约，攻打我们的南郡，因此我发兵讨伐，俘虏了他们的国王，于是平定了楚国的大地。
这都是秦朝避讳楚而称荆的例证。
到了汉朝，儒家经典中规定的生不避讳，死后避讳的总原则已被突破。当朝皇帝的御名，也要避讳了。那么天下臣民怎么知道当今的御名呢？于是便产生了“颁讳”制度。
2.颁讳于天下
“汉法，天子登位，名布于天下，四海之内，无不咸避。”（《隋书·礼仪志四》）汉朝的法律，天子登上皇帝的宝座，把御名颁布于天下各地，四海之内，没有不加以避讳的。
这是历朝颁讳制度之始，皇帝颁布名字于天下，法律又有明文，可以减少触讳犯罪之人。但是，“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汉书·宣帝纪》）尽管颁讳于天下，但是“触讳以犯罪者”仍然不少，这便引起了汉宣帝的高度关注。
3.汉宣帝改名
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刘据的孙子。汉武帝晚年，宫中迷信盛行。汉武帝病了，他怀疑是巫术诅咒所致。江充说是太子刘据所为，刘据起兵讨伐江充，激战五天，刘据兵败被杀。他的妻子、子女受到株连，也都被杀。汉宣帝在婴儿时就被投入监狱。管理监狱的官吏邴吉派两名女犯轮流给他喂奶。后来遇到大赦，他被送到祖母史良娣的娘家收养。在十八岁时，他被大将军霍光迎入宫中，登上天子宝座。汉宣帝原名病已，当上皇帝后，便改名为“询”，还特意颁布改名诏书：
“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汉书·宣帝纪》）
诏书中说，听说古代皇帝的名字，让人们难于知晓而又容易避讳（指非常用字）。现在老百姓有很多是因为给朝廷上书时触讳而犯罪的，我很可怜他们。我改名为询。所有在本诏令之前触讳的，一律赦免。
“病”、“已”，是常用字，人们使用的频率高，触讳的几率也大。“询”虽然也是常用字，但使用频率相对较少。汉宣帝的这个考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它告诉我们在西汉时期因犯讳而获罪的人不是个别的，汉宣帝对百姓因上书而获罪者很同情，所以改名。汉宣帝是汉代的中兴之主，像这样的开明皇帝毕竟是为数不多的。
4.刘备回答孙吴使者
三国时期，吴蜀结盟。孙权把妹妹嫁给刘备，两国关系很好。当时刘备为荆州牧，治所在公安。孙权想要与刘备共同夺取蜀郡，派使者劝刘备与他共同出兵。但刘备也想自己夺取蜀郡。刘备对使者说：“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将欲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何肯守此坐须老乎？今同盟无故自相攻伐，借枢于操，使敌承其隙，非长计也。”（《三国志·先祖传》注引《献帝春秋》）刘备说，现在三分天下，曹操已有其二，他将要饮马沧海，在吴国会稽阅兵。怎么肯守在这里，等待老年的到来呢？现在我们同盟国之间无故互相攻打，把主动权借给了曹操，使敌兵乘机钻空子，不是长久之计。
其中“借枢于操”本应为“借权于操”。为避孙权的名讳，而把“权”字改为“枢”字（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九）。
5.刘封临死不忘避讳
三国时期，蜀国的将领刘封被刘备收为养子。刘封与孟达被派往前线抗魏，孟达投降了魏国，被魏文帝任命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为平阳亭侯。他写信劝刘封也叛蜀降魏，刘封坚持不投降。后来刘备责罚刘封逼反孟达，诸葛亮担心刘封刚猛难制，劝刘备除掉刘封。刘备于是“赐封死，使自裁”。刘备定刘封死罪，让他自己了断。刘封叹息道：“恨不用孟子度之言！”（《三国志·刘封传》）刘封说，遗憾的是没有听信孟子度的劝告！那么，孟子度是谁呢？就是孟达。孟达，字子敬。刘备的叔父名叫刘敬，为了避讳，把“敬”改为“度”。刘封临死还没有忘记避讳刘敬的名字，可见避讳制度已经深入人心。
6.陈震移文问讳
三国时期蜀国人陈震，字孝起，是南阳人。曾任北部都尉、汶山太守、尚书令等职。孙权称帝，蜀国派陈震为使者，向吴国祝贺。为了完成任务，他进入吴国国界，给吴国边关将领发出《文牒》，其中有这样的话：“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践界踊跃，入则如归。献子适鲁，犯其山讳，《春秋》讥之。望必启告，使行人睦焉。”（《三国志·蜀书·陈震传》）
文中说，不才陈震，充当使者，奉命出使，结好贵国。踏上国界，兴奋不已，进入贵国如同回家一样。当年范献子出使鲁国，触犯了具、敖二山的名讳，被《春秋》所讥笑。贵国避讳之字，请来信告诉我，以使我不犯讳而完成睦邻友好的使命。
7.魏元帝下诏避燕王讳
魏元帝曹奂称帝，他的父亲燕王曹宇上表贺冬至节，在表内自称为臣。魏元帝发布诏书：“非宗庙助祭之事，皆不得称王名，奏事、上书、文书及吏民皆不得触王讳，以彰殊礼，加于群后。”（《三国志·三少帝纪》）诏书说，不是宗庙助祭的事情，都不得称燕王的名字，奏事、上书、文书中以及官吏、百姓都不得触犯燕王的名讳，以彰显对燕王的特殊礼遇，在诸王之上。
8.已迁之主应如何避讳
曹魏时期，尚书省官员问“已迁主讳”应如何处理？王肃主张“今可太祖以上去墠乃不讳，讳三祖以下。唯《诗》、《书》、临文、庙中不讳”以及“臣妾不得以为名字”，“言事不讳”。（《全三国文》卷二十三）墠，古代祭祀时，除地为墠，即清扫干净平地。“去墠”指辈分更高、关系更远的祖先。王肃所说的大意是，太祖（曹操）以上的祖先排到“去墠”辈分的就不避讳了，避讳三祖（高祖、曾祖、祖父）的名字。只有《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臣妾不得以皇家远祖的名字命名，在上书言事时可以不避讳。
9.五十六旧君名讳之争
三国时期，汝南郡主簿应劭建议为建武已来56位君王避讳，“以为后生不得协也”。建武，是东汉皇帝刘秀的年号（22—55）。协，指同名。应劭的意思是后人不得与56位君王同名。吴国宰相张昭引经据典加以驳斥，他指出《礼记·曲礼》：“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张昭说孤儿从小还没来得及认识父母，父母就死了，这类孤儿可以不避讳祖父母的名字。骨肉至亲尚且可以不避讳，不仅限于同名，更何况异姓的56位君王呢？（《三国志·张昭传》注）
10.孙休造字为四子命名
三国时期，吴主孙休虽算不上一代英主，但他给自己的儿子命名却坚持了“难犯易讳”的原则，《吴录》中记载了他的一道诏书：
“人之有名，以相纪别，长为作字，惮其名耳。《礼》，名字欲令难犯易讳，五十称仲伯，古或一字。今人竞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瞽字伯明者也，孤尝哂之。或师友父兄所作，或自己为。师友尚可，父兄犹非，自为最不谦，今孤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音如湖水湾澳之湾，字莔，莔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音如兕觥之觥，字，音如玄礥首之礥；次子名壾，壾音如草莽之莽，字昷，昷音如举物之举；次子名，音如褒衣下宽大之褒，字，音如有所拥持之拥。（见图）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弃避。其普告天下，使咸闻之。”（《三国志·孙休传》注引《吴书》）
孙休诏书说：人有名字，用来与他人相区别，长大时作表字，是害怕提到他的名字。《礼记》中记载，给儿子命名，使这个名字难于犯讳，容易避讳。五十岁时，以老大、老二相称呼。古人有的没有名字只有一个表字。现在的人比赛着起美好的名字，美好的表字，又让名和字相互配搭，可是其所作所为和好名好字不相符合，这都像给瞎子起表字叫伯明一样可笑，我曾经耻笑过这种现象。有的是老师、朋友给起的表字，有的是父亲、兄长给起的表字，还有的是自己起的表字。老师、朋友给起的表字还算可以吧，父亲、兄长给起的表字就不对了，自己给起的表字最不谦虚。我给四个儿子起的这些名、字，都不与社会上所用的字相同，特意把旧字汇合在一起创造的。文字的八种体式，增减笔画，因事而生。现在作这名字，名和字不相配搭，再加上字形仅有一个，很容易避讳。要普告天下，使人们全都知道。
孙休以“难犯易讳”的标准为儿子命名，其初衷自然不错，但矫枉过正，弄巧成拙，“造无况之字，制不典之音”。（《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裴松之注）即硬造没有过的字，制作不典雅的读音，实属不伦不类，招致后人耻笑。虽然可笑，但他勇于矫正时弊，对于“竞作好名好字”的形式主义风气，痛加批判，而且以身作则，为自己的儿子命名作字，也是难能可贵的。
11.陆逊答诸将
三国时期，吴国将领陆逊，字伯言，出身江南士族，孙策之婿。历任东西曹令史、海昌屯田都尉。善谋略，掌吴国兵权。黄武元年（222），刘备伐吴，孙权任命他为大都督，以火攻破蜀军连营。后官至丞相。当初，吴国将领孙桓讨伐刘备，被蜀军包围，向陆逊求救。陆逊不同意出兵援助。诸将说：“孙安东，公族。见围已困，奈何不救？”诸将说，安东将军孙桓，被围受困，为什么不救援他？陆逊回答道：“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卒，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陆逊说，安东将军深得士兵的拥戴，城池坚固，粮食充足，没有可以忧虑的。等到我的计策展开以后，不救安东将军，安东将军也能自己解救自己。其中“城牢粮卒”的“牢”字本应是“坚”字，因避孙坚的名讳而改作“牢”字。（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九）
（三）过渡期
晋朝时期，不仅对庙讳要避讳，而且对帝王的谥号也要避讳。庙讳，指皇家祖先的名字。谥号，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依据生前的事迹给予称号。可见避讳的范围已经扩大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处于过渡阶段。其特点在于消化理解儒家经典。其意见不一，因而争议较多。
1.晋武帝下诏避三帝之讳
孔晁上书时触犯了国讳，自己上书认罪。晋武帝司马炎颁布诏书，原谅了他的过错，并指出“博士孔晁上书犯帝讳，后自上又触讳，而引‘诗书不讳’、‘临文不讳’。有司奏以慢论。诏曰：‘晁自理顷所称引虽不与今相值，然情有所由，其特原之。然则自今以后，三帝（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晋文帝司马昭）讳，情亦瞿然。长吏以上，足闲礼法，可如旧科。’其余散官以下，但有谬语者，不可具责。又古者内讳不出宫，但勿听以为名字。至于吾名，但在见避过礼，其或过谬，皆勿却问，以烦简书也”。（《全晋文》卷二《原孔晁上书犯讳诏》）
博士孔晁上书犯了皇帝的名讳，后来他自己上书为自己辩护时，又触犯了皇家庙讳。他还引用“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加以辩解。主管官员上奏章对他以不尊重皇帝论处。晋武帝颁发诏书：“孔晁为自己辩护，所称引的内容虽然与现在说的不是一回事，但是那是有来由的，特加原谅。然而从今以后宣帝、景帝、文帝的名讳，应多加小心，不要触犯。上级长官娴熟礼法，可按旧的法规来要求。其余的下级官吏，即使有说错话触犯庙讳的，也不要太过于责备。还有在古代内讳（妇女的名字）是不出宫门的，只是不听任臣民把内讳做名字。至于我的名字，只是避讳得超过礼仪的规定，或者有过分谬误，都不要去追究，增加文书的麻烦。”
2.皇后讳勿下发
晋武帝时期，“有司奏，故事皇后讳与帝讳俱下。诏曰，《礼》内讳不出宫，近代讳之也”。（《南齐书》卷九）主管官员上奏疏说，按惯例皇后的名讳与皇帝的名讳一同颁下。晋武帝下诏说：《礼记》上说皇后的名讳不传出皇宫，到了近代才避讳皇后的名讳。他认为这是不对的，皇后的名讳不要下发。
3.七庙讳字议
晋朝在乙丑年（305）颁布诏书从晋宣帝（司马懿）以来的庙讳字，京兆府君（司马懿之父司马防）以上的祖先名字都没有颁下。针对这种情况，孙毓发表了议论。他说：“乙丑诏书班下，尊讳唯从宣皇帝以来，京兆府君以上，皆不别著。按《礼》士立二庙，则讳王父以下。天子、诸侯，皆讳群祖，亲尽庙迁，乃舍故而讳新……《礼》大夫所有公讳，又曰子与父同讳，明君父之讳，臣子不可以不讳也。范献子聘于鲁，问具敖之（应为二）山，鲁人以其乡对曰：‘先君献武之讳也。’此时献武已为远祖，邻国大夫犹以犯讳为失，归而作戒。著于《春秋》。大晋龙兴，弘崇远制，损益因改，思臻其极。以为京兆府君以上，虽不追王，列在正庙，臣下应讳，礼有明义。宜班下讳字，使咸知所避。上崇寅严之典，下防僭同之谬。”（《通典》卷一百四）
孙毓说，乙丑年诏书颁布下来，敬避讳字，只有晋宣帝（司马懿）以来的庙讳字（懿、师、昭、炎）。京兆府君（司马懿之父司马防）以上祖先的名字都没有写上。按《礼记》记载，士，立二庙，避讳祖父以下的名字。天子、诸侯都避讳一群祖先。超过宗庙供奉的限度，神主迁入祧庙，才舍弃旧的而避讳新的。……《礼记》说：‘大夫的处所有公讳’，又说：‘父亲与儿子共同避讳，说明君主避讳的，臣子不可以不避讳。’范献子出使鲁国，问起了具山、敖山，鲁国人用二山所在的乡名来回答，说山名是已故君主献公、武公的名讳。这时献公、武公已是远祖了，邻国的大夫还认为有犯讳的过失，回国后还作为鉴戒告诉知己不可不学无术。这件事被著入《春秋》（此指《国语》，又称《春秋外传》）之中。晋朝龙兴，尊崇弘大远古的制度，增减内容，沿袭或改变，都想要达到完美的境界。认为京兆府君以上的先祖，虽不追尊王号，列在正庙，但是臣下应该避讳，《礼记》上有明白的表述，应该颁发下讳字，使臣僚都知道该避讳的字。往上说是崇奉恭敬严肃的典章，往下说能防止僭越同名的谬误。
这只是一篇议论文章，可能没有被采纳，从《晋书·宣帝纪》记载，自司马卬以后的第八代生征西将军司马钧，司马钧生豫章太守司马量，司马量生颍川太守司马儁，司马儁生京兆尹司马防。司马防就是司马懿的父亲。卬、钧、量、儁、防，《晋书》中没有避讳这几个字的记载。因此可以断定这篇议论没有被采纳。
4.褚爽上表称太子名
晋朝人褚爽，字茂弘，小名叫期生。少年时期就受人称赞，谢安曾说：“若期生不佳，我不复论士矣。”长大以后，喜欢老庄学说，曾任中书郎、义兴郡太守等职。孝武帝太元十九年（394）七月，义兴郡太守褚爽上表称太子名，下太学议。助教臧焘议：“按《礼记》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又云：‘君之于嗣子，亲则父也，尊则君也。’如此则太子虽国之储贰，同于臣列。以君前臣名之义言，则爽表未为失礼。然史籍所载，人臣与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称太子名者。今省无先比，即其验也。昔武皇帝代尚书仆射，山涛启事称皇太子而不言名。山涛中朝名士，必详典式。其不称名，当有理趣。特以皇太子储君，名讳尊重，不敢指斥故耳。”徐乾议：“《礼记》曰，夫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按夫人国之小君，君之一体，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讳，则太子何嫌乎？又《礼》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又周公告父皆称武王名，益可明矣。”（《通典》卷一百四）
助教臧焘讨论说：“按《礼记》说：‘在父亲面前，儿子称名；在国君面前，臣僚称名。’又说：‘国君对于嗣子，从亲情上讲，是父亲；从尊卑上讲，是君长。’像这样，太子虽然是国家的储君，还是和臣僚相同，从‘君前臣名’的意义上说，那么褚爽的表文不算失礼。然而史书上所记载的人臣与人主的谈话，以及臣僚上表没有称太子名的，现在的台省机关，没有先例，就是验证。从前，晋武帝（司马炎）代理尚书仆射的时候，山涛写的《启事》称皇太子而不称名。山涛是朝中名士，一定详知典章样式，他不称名，应当有理由。特别因为皇太子是储君，他的名讳尊重，不敢直呼的缘故罢了。”徐乾讨论说：“《礼记》说，夫人的名讳，虽在君前回答问话，臣僚也不回避。夫人是国家的皇后，与国君是一体的，是太子的母亲。夫人尚且不讳，太子有什么嫌疑？还有《礼记》记载：君前臣名，父前子名。还有周公向父亲报告，称周武王（姬发）的名字，更加可以证明了。”
从中可以看出，太学里的意见不一致。臧焘以山涛《启事》称太子而不名为理由，认为褚爽的表文称太子名违背旧例。徐乾以周公向父亲报告称武王的名字为理由，认为褚爽的表文称太子名不违背礼仪。
5.吴兴郡奏章犯“春”字讳
晋元帝宠妃姓郑，名叫阿春，她从小失去父母，又无兄弟，先嫁给渤海田家，生一男而寡居。后被晋元帝纳为夫人，生下简文帝（司马昱）。简文帝即位，追尊她为会稽太妃。太元十九年（394），孝武帝（司马曜）追尊她为简文宣太后。此时距她去世已有68年。因为吴兴郡的奏章犯“春”字讳的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都官郎傅让、尚书王劭议并谓：“不应复讳。”尚书陆纳等并谓：“故应讳。”
王尚书谓：“朝臣所讳君之母妻讳者，以是小君故耳。君之所生，非小君也。亦不上讳榜，非群下所应讳。且琅琊夏侯太妃、章郡恭惠君章皇太妃讳，并不颁下。今（应为令）天下同讳，宜更详之。”王尚书说：“朝臣所避国君的母亲、妻子之讳，是因为她们是皇后的缘故罢了。国君的生母不是皇后，也不上讳榜，不是群臣所应避讳的。”况且琅琊夏侯太妃、章郡恭惠君章皇太妃之讳，并没有颁发下去。让天下共同避讳，应该更“详细研究”。
右丞戴谧议云：“朝臣所讳君之母妻，施于小君，非君之所生。所生之讳，不上讳榜，非群下所宜讳也。窃谓如此则不唯奏事太后不应讳而已，恐门号、县名亦不宜改，颁于天下，而阖朝之臣，陈事不避。悠悠人吏，犯者不问，官号独易，余莫之讳。将于大体有不通邪？父之所讳，子无不讳。君之所讳，臣其不讳乎？施于小君，诚有其文，母以子贵，亦有明义。若以事经至尊应讳，但奏御太后不讳，一朝之事，讳不并行，复是所疑。”
右丞戴谧讨论说：朝臣所避讳的是国君的母亲、妻子，这种避讳施用于皇后，不是国君的生母。国君生母的名讳，不上讳榜，不是群臣所应当回避的。我认为这样不仅向太后奏事不应回避而已，恐怕门号、县名也不应该改变而颁布于天下。满朝臣僚陈事不避讳。很多官吏，犯讳的不问。只有官号改易，其余的都不回避。恐怕将在大体上有不通之处吧？父亲所避讳的，儿子没有不避讳的。国君所避讳的，臣僚岂能不避讳呢！用于皇后，实有条文，母以子贵，也有明确的定义。若因为事情经过皇帝应该避讳，只是向太后奏事不避讳，那么一朝的事情，避讳与不避讳不统一，又是会使人生疑的。
尚书令王彪之说：“凡训体宪章，经典无文者，则当准已行之旧令。”
尚书令王彪之的意见是说：大凡体现宪章，而无经典条文的，就应当按以前的旧令执行。
又说：“且四海之人，皆小君之臣妾，非所生之臣妾也。以小君之讳列于讳榜，故天下同讳。所生之讳，不列讳榜，故天下不同讳。于时主相贤明，朝多俊彦，今所应准。”
王彪之又说，况且四海之人，都是皇后的臣妾，不是皇帝生母的臣妾。因为皇后之讳，列于讳榜，所以天下人共同避讳。皇帝生母之讳，不列讳榜，所以天下人不共同避讳。当时皇帝、宰相贤明，朝廷多杰出之士，现在所应遵照执行。
“中兴有八帝，迄今上五帝有所生，岂可四帝所生，普天下不讳，而简文帝所生，独率士同讳之乎？谓王尚书、傅郎议为允。”（《通典》卷一百四）
王彪之还说，中兴以来到当今皇帝，有八位皇帝，五位皇帝的生母中，怎么可以四帝的生母普天下不避讳，而简文帝生母，单独普天下都避讳呢？我认为王尚书（王绍）、傅都官郎的建议稳妥。
总之，一派意见认为，皇帝为生母，小皇帝为父皇的生母避讳，臣子也应该避讳；一派的意见认为，皇后上讳榜，皇帝生母不上讳榜，上讳榜的要避讳，不上讳榜的不避讳，不能为会稽简文宣太后避讳。从讨论的结果看是反对为郑太后避讳一派占上风，但是上上下下却没有认真执行，还是照避不误。
6.上司犯父讳
晋朝的右将军王遐，他有一个属官刘昙任右将军府参军。刘昙的父亲叫刘遐，与顶头上司王遐同名。从刘昙的角度看，是王遐犯了他的家讳，他请求辞职。博士谢诠讨论说：“按礼诸侯讳祖与父，大夫、士并讳伯父母及姑。又父，子之所天，尊无以比。宜听解职。”博士许干讨论说：“按礼君子不夺人亲，故《孝经》云：资父以事君而敬同，是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昙自列父与将军同名，圣朝垂恩，不许昙解，可使换官。”（《通典》卷一百四）
博士谢诠讨论说：“按《礼记》记载，诸侯避讳祖父、父亲的名字，大夫、士同时避讳伯父母、姑姑的名字。还有，父亲像儿子的天一样重要，其尊贵没有能比得上的。应该允许他辞职。”博士许干讨论说：“按《礼记》所载，君子不剥夺人的亲情，所以《孝经》说事父与事君，敬爱之情是相同的，因此要为尊者讳，要为亲者讳。刘昙自己列出父亲与将军同名，朝廷施恩，不允许刘昙辞职，可以让他改换官署任职。”
7.父子的尴尬相同
晋朝大臣王舒，字处明，少年时期，为他的从兄王敦所看中，因为天下动乱，不被当时人所了解。于是，潜心学问，不务虚名。明帝时任会稽内史，苏峻叛乱时，他与郗鉴等起兵赴难，平定叛乱之后，他被封为彭泽县侯。他的儿子王允之，字深猷，自号北溪。王允之从伯父王敦谋反，他将这一信息报告给父亲，他们父子与宰相王导一起向皇帝报告，王敦被平定后，又在征讨苏峻时立功，封他为番禺县侯，历官江州刺史。
“时将征苏峻，司徒王导欲出舒为外援，乃授抚军将军、会稽内史，秩二千石。舒上疏辞以父名，朝议以字同音异，于礼无嫌。舒复陈音虽异而字同，求换他郡。于是改‘会’字为‘郐’。舒不得已而行。”（《晋书·王舒传》）
当时将要征讨苏峻的叛军，宰相王导想要把王舒派出京城，作为外援，任命他为抚军将军、会稽内史，官阶是二千石。王舒上疏以父亲名叫王会为理由辞官，朝廷讨论认为字相同，读音不同，在礼仪上无妨碍。王舒又上疏陈述读音虽不同，可是字同，请求改换其他的郡。于是朝廷把“会”字改成“郐”字。王舒没有办法，只好去赴任。后来，同样的命运又落到他儿子的身上。
“东晋康帝咸康八年，诏以王允之为卫将军、会稽内史。允之表郡与祖会名同，乞改授。诏曰：‘祖讳孰若君命之重邪？’下八座详之。给事黄门侍郎、谯王无忌议以为《春秋》之义不以家事辞王事，是上行之乎下也。夫君命之重固不得崇其私。又国之典宪亦无以祖名辞命之制也。”（《通典》卷一百四）
东晋康帝咸康八年（342），皇帝颁诏任命王允之为卫将军、会稽内史。王允之上表文说会稽郡与祖父王会的名字相同，请求改换官职。皇帝发布诏书说：“祖父的名讳与君王的命令，哪个重要？”把这件事下发到八座（五曹尚书、二仆射、一令）讨论。给事黄门侍郎、谯王司马无忌认为《春秋》的大义主张不因为家事推辞君王之事，这是上级往下级推行的事情。君王命令重要，本来不应该把私事提得很高。还有国家的法典宪章也没有因为祖父的名字而辞掉君王命令的制度。
父子二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有着同样的尴尬局面。父亲虽得到解决，但也很勉强，儿子则不但没有解决，反而遭到一顿批评，只能怪他命运不佳罢了。
8.同僚犯私讳
太元十三年（388），朝廷任命孔安国为侍中，孔安国是孔愉之子，他认为黄门郎王愉与他父亲孔愉同名，上表称：“王愉名犯私讳，不得连署，求解。”（《晋书·礼志中》）他在表文中说，王愉的名字，犯了我的私讳，在行文时不能一起签署名字，请求辞职。主管的官员上奏疏称：“名终讳之，有心所同，闻名心瞿，亦明前诰。而《礼》复云‘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无私讳。又云：‘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岂非公义夺私情，王制屈家礼哉！尚书安众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佑犯父讳，求解职。明诏爰发，听许换曹，盖是恩出制外耳，而顷者互相瞻式，源流即启，莫知其极，夫皇朝礼大，百僚备职，编官列署，动相经涉。若以私讳，人遂其心，则移官易职，迁流莫已，既违典法，有亏政体，请一以断之。’从之。”（《晋书·礼志中》）
主管官员说，人的名字在人死时加以避讳，人心是相同的，听到死人的名字，心里就敬畏他。在以前的诏诰中已载明。《礼记》又说：“在君王的处所里没有私家的避讳，在大夫的处所里，有公家的避讳，没有私家的避讳。又说诵读诗书时不避讳，书写文书时不避讳。这难道不是为公义而剥夺私情，为君王制度而使私家的礼仪受委屈吗！尚书官安众男先前因为中兵曹郎王佑的名字，犯了他父亲的名讳而请求辞职。朝廷公开发布诏书，允许他换一个单位去当官。这是例外施恩罢了。可是近来互相观望攀比，这种前有源头，后有流水的方式已经开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尽头。皇朝的礼制重大，百官各有职务，把官员编制到各个机构，一处有动，便要牵涉到别处，如果因为私家的避讳而调动，人人遂其心愿，那么就要官员流动，变换职务，变换不停，没完没了，既违背法典，又有害政治体制。请断绝一切这类无理要求。”皇帝批准了这份奏疏。
如果是一两个人因为同僚名犯私讳而请求辞职或调动，也未尝不可。但是，封建朝廷机构庞大，人员众多。同僚名犯私讳者一定不在少数，其例一开，将会搅乱全局，使整个官僚机构停止运转。由此可见，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可惜解决得为时已晚。这一年离晋朝的灭亡，仅仅三十余年了。
十六国时期，南燕皇帝慕容德改名也与避讳制度有关系。
9.慕容德的诏书
据《南燕录》记载慕容德的改名诏书：
“汉宣帝悯民犯讳，故改名。朕今增一备字以为复名，庶开臣子避讳之路。”
意思是说：汉宣帝可怜官员、民众因犯讳而获罪，所以改了自己的名字。我今天在名字中增加一个备字作为双名，希望能开辟出一条减少臣民因犯讳而获罪的道路。
慕容德作为一位鲜卑族出身的皇帝，他比较了解中原地区的民俗文化，尤其是避讳文化，其实他的单名德字，是一个最常用的字，无论是大臣上书，朝廷议事，还是百姓说话，都经常用德字，臣民最容易犯讳而获罪。增加一个备字，变成双名备德，依据“二名不偏讳”的规则，臣民因犯讳而获罪的几率要小得多。可见慕容德确实是一位善于向前贤学习，为臣民着想的开明皇帝。
10.巨源杖的由来
《谈薮》记载：“后魏邢峦迁殿中侍御史，尝有疾，策山桃杖。”帝问：“此何杖？”答曰：“巨源杖。”这段话是说北魏的邢峦升任殿中侍御史，成了太武帝拓跋焘的近臣。邢峦曾经病了一次，拄着一柄山桃木的手杖来上朝。皇帝问他：“这是什么杖？”他回答说：“是巨源杖。”《谈薮》的作者庞元英在按语中说：“巨源，山涛字。太武帝讳焘，故不敢言山桃。”作者的按语告诉我们，晋朝的竹林七贤之一山涛字巨源，北魏太武帝叫拓跋焘。因为“桃”、“涛”，都是“焘”的嫌名。邢峦不敢说是“山桃杖”，也不敢说是“山涛杖”，害怕触犯道武帝的嫌名，但对皇帝的问话又不能不答。只好用山涛的表字“巨源”来代替，于是便出现了“巨源杖”。从这个例证中可知，北魏时期，北朝也施行了避讳制度。
在封建社会里，皇权至上，皇家祖先的名字，称为庙讳。庙讳神圣不可触犯，一旦触犯，必获重罪。为减少臣民的触讳犯罪，朝廷实行了颁讳制度。在朝堂上张榜公布避讳之字，称为讳榜。自汉魏以来，历朝都有讳榜。到了南北朝时期，就有人提出要取消讳榜。
11.讳榜之争
在南朝方面，陈朝大臣王慈上表主张取消讳榜。他认为：“朝堂榜志，讳字悬露，又非绵古，事因中世，空失资敬之情，徒乖严配之道。”（《南齐书·王慈传》）王慈是说，朝堂上设榜，避讳之字高悬榜上，裸露在外，这不是远古就有的制度，事情盛行于中古时代，失掉敬重祖先的情怀，背离严父配天的道理。
皇帝下诏让群臣讨论此事。博士李撝说：“据《周礼》，凡有新令，必备铎以警众，乃退以宪之王宫。注，宪，表悬之也。”（《南齐书·王慈传》）李撝说，据《周礼》所载，凡是有新的诏令，一定要敲锣宣告，来让民众警惕触犯它，然后，退回宫中，把诏令悬挂起来。注解说，宪，是悬挂公布的意思。
太常丞王僴之说：“尊极之名，宜率土同讳，目可得，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则知之者绝。知之者绝，则犯触必众。”王僴之是说，尊贵到极点的皇家名字，应该天下所有之人共同避讳。眼睛可以看，口中不可以说出来，口中不可以说出来，那么知道这些字的人必定断绝。知道这些字的人断绝了，那么触犯这些字的人，一定会众多。
仪曹郎任昉说：“颁讳之典，爰自汉世，降及有晋，历代无爽。今之讳榜，兼名义训，‘邦’之字‘国’，实为前事之证。名讳之重，情极斯敬，是故悬诸朝堂，搢绅所聚，将使起伏晨昏，不违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从。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之或废！”（《南齐书·王慈传》）
任昉说，颁布皇家避讳的典章制度，自汉代以来，下到晋朝，历代遵行不改。现代的讳榜，兼有字义的解释，“邦”的字义是“国”，就是前代解释字义的例证。皇家名讳的重要，臣民恭敬到了极点，所以把它悬挂在朝堂之上。这里是士大夫聚会的场所，使他们从早晨到黄昏都离不开讳榜，避讳的方法，明显容易。这是恭敬皇家名讳的深旨所在，哪里就废弃了什么亲情典章了呢！
经过这一番辩论，王慈取消讳榜的建议没有被批准。
12.王俭关于朝堂讳训的建议
南朝大臣王俭，字仲宝，是琅琊临沂人。他生而父亲王僧绰遇害，为叔父王僧虔所养。数岁袭爵豫章侯，娶宋明帝的阳羡公主，官拜驸马都尉。他专心学习，手不释卷。历官秘书丞，撰成目录书《七志》四十卷，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到了齐朝，任右仆射领吏部，封南昌县公，朝廷的一切制度都是王俭所议定。后来开博士馆，把四库书全都放在王俭的家里，宾客满堂，应接自如，他常说：“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以此来比喻自己。死后谥号文宪。
“晋武泰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讳与帝讳俱下。诏曰：‘礼内讳不出宫，近代讳之也。’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讳训。仆射王俭议曰：‘后讳依旧不立训。礼天子诸侯讳群祖，臣隶既有从敬之义，宜为太常府君讳。至于朝堂榜题，本施至极，既追尊所不及，礼降于在三，晋之京兆，宋之安东，不列榜题。孙毓议称京兆列在正庙，臣下应讳，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马道敬议安东府君宜上榜，何承天执不同，即为明据。’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讳者，皆改。宣帝讳同。二名不偏讳，所以改明天门为北掖，以榜有‘之’字与‘承’并。东宫承华门亦改为宣华云。”（《南齐书·礼上》）
晋武帝泰始二年（266），主管部门上奏章提出，按惯例皇后讳与皇帝讳一起发下。晋武帝发诏书说：“《礼记》规定皇后的名讳不出皇宫，到了近代才避皇后讳。”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太常寺进呈朝堂讳训（指对讳榜上所列讳字的解释）。仆射王俭建议说：“依据惯例皇后不立讳训。《礼记》规定天子诸侯避讳众祖先，臣僚奴隶有随从尊敬之义。应该为太常府君（齐高帝的祖父萧乐子）避讳。至于朝堂列榜题讳，本来是极其重要的，既然追尊所达不到，按礼仪降在三等，晋朝的京兆府君（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宋朝的东安太守（宋武帝刘裕的祖父东安太守刘靖），都不列入讳榜题名。孙毓称京兆府君列在正庙，臣下应该避讳，而不列在朝堂讳榜上。宋朝初年，博士司马道敬建议东安府君应该列上讳榜，何承天坚决不同意，就是明显的例证。”那些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名讳的都改正。宣帝（齐高帝的父亲萧承之）讳也相同。二名不偏讳，所以改承明门为北掖，因为讳榜上有“之”字与“承”字并列。改东宫承华门为宣华门。
王俭的建议，总结了晋、宋、齐三朝对先祖庙讳处理事宜，即晋朝对司马懿之父司马防的庙讳不列入讳榜，宋朝对刘裕祖父刘靖的庙讳不列入讳榜，齐朝对萧道成之祖萧乐子的庙讳也不列入讳榜。从此不难看出，秦汉建立起来的避讳制度，经过魏晋南北朝以来三个世纪的消化理解，研讨争论，得到了大致的认同。终于过渡到了避讳制度的兴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