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创作谈
曾写过一篇叫作《民工》的小说,在那篇小说里,我讲述了一对父子回家奔丧的故事,那个故事的结尾很悲惨,在奔丧的过程中一直饥饿着的父与子,忙碌完之后,因为饱餐了一顿,恢复了悲痛的能力,看到眼前空落落的现实,躺在炕上大哭了一场。那一次讲述耗掉了我很多心血,从那里走出,本以为我会轻松起来,可是作品发表后,一段时间以来,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一直不安,一直觉得我做了一件极不道德的事,仿佛我是一个歹徒,是我将这两个人劫持并一点点推到悬崖,逼到了绝路;我把他们丢到悲惨的境地,又撒手不管,扬长而去了。关键是,在奔丧的过程中,不管他们多么悲惨,他们毕竟一直在忙碌着,一直被参加葬礼的人们簇拥着,在簇拥着的忙碌中,日子怎么说也是不难对付的,可一旦静下来,生活回到日常情态,回到天高地远,回到漫长和孤寂,他们该怎么办?他们该是什么样子?
就这么折腾几天,我做出一个决定,我决定再回到他们心中,回到他们的生活中,管一管他们的心灵和生活,为他们的心灵和生活负负责任。我所说的负责,自然并不是救救他们,我救不了他们,事实上在人的精神苦难面前,谁也救不了谁,能救的,只有自己。我是说,为了对得起我的人物,我能做的,只有把自己置身于正身处灾难的民工的日常中去,只有努力过滤掉事件,放慢镜头,记下他们精神濒临绝境时的自救过程。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日常,是生活最本质的状态,也是人最难对付的状态。事件总是暂时的,瞬间的,而人在事件中,又往往因为忙碌,因为紧张,体会不到真正的挣扎。事实上,人类精神的真正挣扎,正是在日常里,在一个人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光里。然而,就像日常是难以对付的一样,在作品里表现日常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否做好,我只是在努力着。
2002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