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洁琼
1948年冬，我在北平燕京大学教书。11月中旬的一天，解放军像天兵一样降临北平西北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香山、颐和园这一带很快就解放了。就在那个时候，民进的马叙伦同志已从香港转入东北解放区，他在哈尔滨写信给我们，请我爱人严景耀代表民进去华北解放区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后来接到人民解放军四野先遣部队负责人刘道生同志的通知，我们就在1949年1月中旬，从北平西郊八大处出发去华北解放区，同行的还有民盟的费孝通和张东荪。一行4人由8名解放军战士陪同乘大卡车前往，第二天傍晚到达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沿途被战争破坏的道路坑洼不平，断墙残壁，弹痕累累；同时有农民运粮支援前线的队伍，灯光闪闪像一条长龙，甚为壮观。同车的解放军战士给我们讲了许多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情况和军民一起打美蒋的故事，一路有说有笑，忘却了行车颠簸的疲劳。
到石家庄时，吴晗夫妇迎接我们，还遇到不少燕京、清华两校的同学和平津来的朋友。我第一次进入解放区，看到石家庄生气勃勃的新气象，使我感觉犹如到了另一个世界。第二天，我们从石家庄坐吉普车去平山县西柏坡，这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使我难忘的是，我们在那里幸福地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并同我们共进晚餐。我1939年在江西吉安和1946年在南京见到过周恩来，毛主席是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将我们逐一介绍给毛主席相识。吃晚饭时，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同我们边吃边谈。毛主席谈笑风生，说话很幽默，气氛十分轻松，我们初次见到人民领袖的那种拘谨心情很快就消散了。
饭后，我们随毛主席走进他的办公室。这原是一间普通农民的住房，摆设简单朴素。我们围着书桌而坐，亲切交谈。周、刘、朱、任也在座，谈话直到深夜。记得毛主席那晚的谈话范围很广，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认为召开新政协的时机逐渐成熟，希望各民主党派着手做好准备。他还详细询问平津上海一些民主人士的情况，并谈到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使我们了解新社会的美好前景。他还指出要把美国政府当权者同美国人民区别开来，对帝国主义不能存在幻想，要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
离开西柏坡后，我们又去李家庄，那里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我们深夜到了李家庄，见到林伯渠、李维汉等负责同志，还有很多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翦伯赞、楚图南、田汉和夫人安娥、胡愈之和夫人沈兹九等人。我们欢聚一起，学习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讨论国内形势和战犯名单。林伯渠还与我们同群众一起共度春节，扭秧歌，演节目，热闹得很。
那时候，统战部已提出了一个《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草案，内容包括新政协的参加人员，开会的时间地点以及应讨论事项等。据说中共中央在10月间已将这个草案分别转达给在东北哈尔滨的沈钧儒、章伯钧、蔡廷锴等人和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马叙伦等征询各党派人士的意见。经过多次电报往返协商，于11月底达成了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协议。决定新政协的筹备会由各党派、各团体和无党派等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筹备会的任务是负责邀请参加会议的各方代表人士，起草新政协文件。筹备会地点原定在哈尔滨，后因北平迅速得到解放，就改在北平召开。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我们在李家庄听到喜讯，群情振奋。2月1日，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和金城、周子健等率领我们乘两辆大卡车连夜返回北平。途经保定休息，县长亲自为我们烧水冲茶，热情招待。解放区的县长竟没有官气，我印象很深。途中听说北平正在收编傅作义的部队，怕遇到游兵散勇不便进城，我们就从城外经过石景山直奔燕京大学。到达时已至深夜，同车的民主人士只好分住在两个教室，也有几位朋友就住在我的家里。
2月2日举行人民解放军入城典礼，前门大街两旁人山人海，红旗如林，锣鼓喧天。我们夫妇同胡愈之、沈兹九、田汉、安娥等几位朋友站在正阳门城楼上，看到解放军队伍浩大、军容威武、步伐整齐、纪律严明，在群众一片欢呼鼓掌声中通过前门城洞。我非常激动，欢乐的热泪夺眶而出，中国人民经过百年浴血奋战，古老的北平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获得全国解放的胜利日子也快到来了。这个胜利归功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归功于伟大的人民子弟兵。晚上，当时的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和政委刘亚楼设宴招待我们，共同欢庆北平和平解放的胜利。
我们回到北平后，先住在东交民巷华安饭店，受到中央统战部的热情接待，后来住进当时最高级的北京饭店。有一天，一位同志代表劳动大学来访，说是邓颖超介绍他来找我的。他希望我能协助动员香山慈幼院迁到城里来，院址由慈幼院选好，一切搬迁费用由劳动大学负担。我不知道劳动大学是什么机关，就去请教钱俊瑞，才知道劳动大学就是中共中央的代号。我就与留任的社会局长接洽，并找香山慈幼院的负责人一起开会商量。会后这个局长逃走了，香山慈幼院的负责人在西安门大街找到一所房子，就迁到城里来。后来我才知道香山的双清别墅就是毛主席初到北平时居住的地方。
2月25日，在东北和天津的民主人士50余人同一天都回到北平。翌日，北平市党政军和工青妇等团体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我们先到北平的都去参加了。
1949年3月上旬，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3月25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我们都到西苑机场去欢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进入北平，那天的欢迎场面也是异常热烈的。当时，周恩来、李维汉领导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我们与他们的接触机会就比较多了。周恩来和林伯渠还单独宴请民进领导人讨论有关筹备新政协和民主党派的前途问题。
那时候，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许多无党派人士都住在北京饭店，社会活动很多。统战部经常邀集大家开会通报时局消息，讨论政治问题。南京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团来北平和谈，但国民党没有诚意，言而无信，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0日夜半，毛主席发布渡江命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4月23日就一举解放南京。消息传到北京饭店，我们欣喜若狂，我整夜未能入睡，实在太兴奋了。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经过协商酝酿，积极准备，便在1949年6月15日至1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筹备会负责进行新政协一切的筹备工作。其中心任务是：商决并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决定新政协开会的时间、地点及议程；拟定新政协的组织条例；制定共同纲领草案；提出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方案。
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有各党派、各团体、各方面共23个单位，134人。我是代替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代表汤桂芬同志参加筹备会的。
筹备会分为6个小组，分别负责各项筹备工作。我参加第四小组的工作，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由董必武任组长，黄炎培任副组长。在筹备会期间，第四小组同志先以漫谈形式，广泛交换意见，并推举张志让等7人先准备一个讨论提纲，提交小组讨论。筹备会闭会后，本小组全体同志在7月8日又召开一次会议，根据原先准备的提纲讨论，对于国家的名称、属性、政府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机构的名称以及所属机构的建立等等重大问题都逐一进行了讨论，达到基本一致的意见，并推定董必武、张奚若、阎宝航、王昆仑、张志让等5人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这个草案经过征询专家意见和筹备会常务委员的反复讨论，又多次修改，在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原则通过，准备提交新政协正式召开大会时讨论。我在这个小组讨论过程中学习了不少东西，增加了很多新的政治知识。
当时讨论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是非常认真的，充分发扬了民主，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例如对国家名称问题，许多人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称，黄炎培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但张奚若说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因为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两字，最后我们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又如对于国家的属性也明确写在组织法之内，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和四个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性质。
这个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政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新政协执行其职权，选举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组织政务院、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到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并通过宪法后，这个组织法也就完成了历史的任务。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了。我是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八个正式代表之一参加的。这八位是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听、林汉达和我。我的爱人严景耀是作为民进的候补代表参加的。大会设立六个分组委员会，我参加了宣言起草委员会。毛主席致了开幕词，向全世界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无比兴奋，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响彻会场。
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选出63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会议还选出180人组成第一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9月30日会议胜利闭幕，在闭幕式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号召全国同胞进一步组织起来，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及委员宣布就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首都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隆重举行庆祝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从未见过的壮观场面，心情十分激动，禁不住流下了欢乐的热泪，引起了我的很多回忆。
我是从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同爱国的进步学生接触中，逐渐认识共产党的。抗战开始后，我于1938年到江西参加战地服务工作，接触到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在庐山全国妇女座谈会上，我认识了邓颖超同志。1939年周恩来到前方视察路过吉安，我幸蒙接见，使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正确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有了认识。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影响下，我走向革命，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积极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反分裂、争统一的爱国民主运动，参与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和创建工作。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和第一届全体会议，更使我受到一次思想教育，认识到统一战线的强大生命力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成就，认识到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有着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