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振
1949年10月1日，开国伟人毛泽东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抑扬顿挫的浓重湘音如滚滚春雷，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飞遍全世界。翻开那岁月尘封的历史，再现开国大典那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讲述一串串鲜为人知的故事，展示新中国光辉形象的设计秘闻，使你知晓我国国都、国号、国旗、国歌、国徽、国印、国庆、国乐、国礼、国服的来由，让你了解开国历史，领略伟人风采，目睹人民智慧，深知建国宏图，更加爱我中华、建我中华、强我中华。
一、共产党建都北平第一仗
几辆美国中型吉普车的马达正欢快地吐着一股股青烟。毛泽东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向西柏坡这个被称为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红色指挥部的办公处环视了几周，此时是1949年3月25日。远在千里之外的大江南北，百万雄师正按着他的伟大部署飞渡长江天堑，直捣蒋介石的南京总统府。运筹帷幄的毛泽东深信挥师南下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饮马长江，解放武汉，解放长沙，解放广州，解放全中国。习惯于惊人之举的毛泽东，指挥枪林弹雨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他又率领周恩来等中央首脑机关的全体同志，跨上了进京建国的新征途。他一脚踩在车的踏板上，一脚站在地上，面对同志们，左手叉腰，右手在空中有力地一挥：“我们今天进京赶考，一定要考个好成绩，决不能当李自成。”身经百战的毛泽东何出此言？原来不少人对中国共产党选定北平为国都大有怀疑，他们说：“共产党能打天下，但不能治理好一个北平。”这番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面对古都北平，污水横流，杂草丛生，破烂不堪，一派衰落景象。就连垃圾也有几百年的历史，特别是明清以来沉积了大约近百万吨的历史垃圾，还有上千年的“精神垃圾”——娼妓、赌博、迷信、黑社会、吸毒贩毒等等。这且不说，还有亡新中国之心不死的日本、美国、法国、德国特务及国民党的特务，他们都带着最先进的敌特工具，纷纷潜入到京城，有的用高薪雇用亡命之徒，有的指派得力干将，有的寻找替身掩护，他们丧心病狂地采取了古今中外最残忍的毒辣手段和方法，妄想炮轰天安门，破坏开国大典，刺杀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扼杀新生政权。面对如此复杂而又严峻的形势，曾有人担心地说：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北平建成新中国的首都其艰巨性不亚于“三大战役”。但一向善于在逆境中取胜的毛泽东，比这想得更远更周全。他进城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委任彭真为首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不懂就向内行学，他请来了清华、北大、燕京几所名牌大学中专门研究建设、治理大都市的著名教授吴晗、梁思成、王明之、严镜清、陈明绍、翁独健等人；还从苏联请来了专家工作组，组成了专门班子，全面、科学地规划首都的建设。面对当时百废待兴的特殊形势，毛泽东对首都的建设规划提出了大政方针，大意是：既利用旧城，又要保护好历史名城的风貌；既要建设一些必要的新设施，又要对旧城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造；既要着眼于现在，又要考虑到将来。为了打好建都这一仗，毛泽东叫大家各抒己见，多献良策。专家们经过实地考察及科学论证后，为把首都建设成全国的政治、文化、科学、教育、经济等中心，制定出了百年规划大计。建都的战斗一打响，就有73000多名清洁大军带着800多辆汽车、3200多辆人力车、32000多辆兽力车走上了街头，经过长达5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搬走了城内所有的大小新老垃圾山。对城内所有的“精神垃圾”更是进行了大风暴式的清垃除垢的群众运动。查封了所有的鸦片馆、妓院及赌场，打击贩毒的首恶分子、罪大恶极的老鸨及赌场老板。禁毒、禁娼、禁赌，取缔黑社会及封建迷信团伙，镇压黑老大。“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一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管是几百年的历史垃圾，还是千余年的娼妓与鸦片垃圾，人民群众一发动起来就一扫而光，净化了首都的环境和社会风气，为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为建都赢得了第一仗。在秘密战线上，毛泽东更是神机妙算，他指挥彭真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等人，迅速破获了由国民党特务总头子毛人凤坐镇指挥的段云鹏东北特务重大暗杀行动组，以及李安东等7名直接受美帝指挥的炮轰天安门的国际间谍案。在改造、建设、利用旧北平的“特殊战斗”中，由于毛泽东重用人才，此役打得更是漂亮。中央首脑机关建在北平旧城7.8公里的中轴线上，不仅节约了另辟新址的大量资金，还使古都悠久的历史遗产得到完整的保存，并能使已衰落的名城再度焕发繁荣与辉煌。今天整洁美丽的北京城，有贯穿南北长达26公里的中轴线，与之交叉的有东西走向的长安街，中间是世界上最大、最美、最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二环路、三环路如玉带环绕，大厦林立，彩虹飞架，既有东方古都神秘的色彩，又有现代大京都的繁华景象，证明了当时毛泽东建都北平的英明预见。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北平改为北京。”由此，北京以新中国的首都名扬天下，令人神往。
二、张奚若深思熟虑提国号
金碧辉煌的中南海勤政殿里，高朋满座，笑语飞扬，讨论、决定新中国建国大纲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在这里隆重举行。全国23个民主党派、无党派及人民团体的134名杰出代表济济一堂，为设计新中国的光辉形象，争先恐后地献计献策。在讨论国家称号的时候，会场更是热烈非常，有的提议叫：“中华人民民主国”；有的提议叫：“民主主义人民国”；有的建议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就叫：“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还有的提议叫：“中华联邦民主国”、“共和国”等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无党派负责人郭沫若、产业界代表陈叔通及海外华侨代表陈嘉庚等与代表们共商大计，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更是认真地听取了各位代表的建议，他们认为代表们提的都有道理，但都又没有完全反映出新中国的含义。领袖们心里都非常明白，国号乃一国最光辉形象的集中体现，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草率，要把国家的称号起得既响亮又简明又要有新意。为了慎重从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充分发挥各位代表的聪明才智，将十几个国号名称交给代表们反复讨论。在6月21日的会议上，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他与众不同的建议。他提议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号，并向各位代表阐明了自己的理由。他说：“中华代表中华民族；人民代表现在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我们的国体。”他简明深刻的道理折服了众代表，就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听了后都连连点头，他们认为：既简明扼要，又响亮又有新意。好一个国号提出者，他是何许人也？原来，早年的张奚若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缔造的同盟会。为了推翻中国的千年帝制，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辛亥革命，为建立孙中山先生梦寐以求的共和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他抱着科学救国的大志，远渡重洋，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局长，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主任兼教授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他力主抗战，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作出过积极的贡献，抗战胜利后，又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内战，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此，他深知革命之含义，深深了解祖国人民之心愿，从而提出了最能反映新中国革命的国号。1949年9月27日，离开国大典仅有3天，张奚若提出的国号终于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获得高票通过，并正式写进了新中国的建国大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0月1日，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就是用这一国号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张奚若作为新中国国号的提出者，也载入了开国大典的史册。
三、张治中一语惊天话国旗
离开国大典的日子只有3个多月的时间了，毛泽东忙请来了周恩来，叫他抓紧时间向全国征集国旗图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当即成立了专门负责起草国旗征稿启事与评选国旗图案的领导小组。组长由著名的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担任，副组长由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担任，组员有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廖承志、李立三、张奚若、蔡畅、翦伯赞等知名人士。他们怀着满腔热情，经过好几天的认真推敲，起草了一则只有80多字的国旗征稿启事：国旗，应注意：（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红为主，可配其他色。这则可称得出自艺术大师、文学大师、国学大师们之手的征稿启事经《人民日报》等一刊登，全国响应十分热烈，一个多月里就收到国旗应征稿1920件，图案稿2992幅。经过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的反复审议，将来稿分为4大类：第一类为镰刀斧头交叉并加五角星的；第二类为嘉禾齿轮并加五角星的；第三类为两色或三色的横条并在左上角加镰锤的；第四类为红旗左角上排列五角星的。设计者中汇集了大批显赫人物，朱德、郭沫若、艾青、张仃、吴玉青、周光远、梁从诚等也在百忙之中选送了自己的作品。周恩来亲自带领评委会对每一幅图案都进行了认真的评议与挑选，遴选出了38幅比较满意的图案，连夜送至北京新华印刷厂，赶印了一批《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并附上简要的文字说明，于9月23日发给新政协筹备会600余名代表讨论。经过全体代表整整一天异常热烈的讨论，代表们迅速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毛泽东焦急地问：“有没有一幅能获得多数人通过呢？”周恩来说：“编号为1、3、4的三幅同样图案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代表赞同。”周恩来一边说一边将三幅图案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地看了好一会儿说：“我看这几幅都可以。”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这是选定国旗图案，能一致通过最好。”为了亲自听听代表们的意见，9月25日晚，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了20多位各界各党派的首席代表专门商讨国旗图案定稿的问题。经过商讨，多数代表同意采用一道横杠加五角星的图案，毛泽东也投了赞成票，并对一道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的含意进行了特别的说明，希望能得到全体代表的一致通过。谁料到，毛泽东的话音刚落，作为特邀代表的张治中从座位上“嘭”地一下站起来，坦诚直言地说：“我反对中间加一道横杠的图案，试问红底代表国家和革命，那么中间这一杠不成了分裂革命吗？再说，以一杠代表黄河、长江也不科学，我看像孙猴子的金箍棒。”真是一语惊天地，一幅已被绝大多数代表同意的国旗图案就被他这么一句话给全盘否定了，使全体代表吃惊不小，就连毛泽东本人也十分钦佩张治中的看法。为何张治中对“分裂革命”有如此独到的看法呢？被称为国民党谈判专家的张治中，曾任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的国民党代表、1946年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进行谈判。他可称得上是蒋介石的“钦差大臣”，也可称得上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谈判老对手与老朋友。他多次遵照老蒋之命与中共“舌战”，但由于他主张国共合作，反对分裂，每次谈判之行都不如蒋意，他从一次次的谈判破裂中，领悟到真反共的蒋介石玩弄了自己，于是在最后一次谈判中，他没有回到蒋介石的身边，毅然留在北平，做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挚友，从而有了以上那番惊天地的直言。毛泽东根据张治中的反对意见，当即又拿出了由上海日用杂品公司副经理曾联松设计的323号五星红旗图案。他亲自向代表们介绍：“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事实。今后还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的介绍激起了全体代表们的热烈掌声，他们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的图案。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由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被正式确定为新中国的国旗。得知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后，曾联松情不自禁地又捧起了激发自己设计国旗图案灵感的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单行本，回想起了那段极不平凡的日日夜夜，好像看到了凝聚自己无限热爱共产党、毛主席之意的五星红旗，已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就在国旗图案通过的当天，周恩来指示政协会务处赶制一面国旗。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北京美术供应社的赵文瑞。这位苦大仇深的女工甚感惊喜，她跑到前门外最好的瑞蚨祥绸布店，买回了红绸料和黄缎料及红丝线与黄金线等，将布料铺在床上，按照国旗图案的尺寸精心地剪裁着。然后趴在床上千针万线地缝制着，半天、一天，为了赶制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她废寝忘食地整整干了三天两夜。9月30日下午1时许，当缝完最后一针时，她拥抱着长460厘米、高338厘米的特制五星红旗，激动万分，热泪夺眶而出。10月1日下午3时10分，毛泽东主席亲手将赵文瑞缝制的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成为了新中国的特有象征与标志。如今，这面国旗与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原稿都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
四、毛泽东语重心长定国歌
为征集到一首雄壮、嘹亮的新中国的国歌，早在1949年6月，全国政协筹备会就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征集国歌的启事。具体内容是：国歌，（甲）歌词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乙）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与此同时，还专门成立了以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5人组成的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全盘负责国歌的审议与评选工作。经过近3个月的征集，共收到国歌歌谱632件，国歌歌词694首，其中还有不少名人的作品。经过评选委员会的认真评议与挑选，最后只挑出了少部分歌词和歌谱印发给大家讨论，还组织了乐队对部分作品进行演奏，让代表们亲身感受。但是，代表们反复讨论与评选，仍然没有挑出一首很理想的国歌，代表们深深感到在短时间内创作一首能代表国家的国歌，实在是太难了。一时间征集国歌的工作陷入了困境。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急如焚。在这关键时刻，被称为“智多星”的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他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能代表祖国尊严和人民心声的好歌曲，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它一直鼓舞着中国人民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它如战斗的号角，鼓舞中国人民夺取了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胜利。周恩来的雄辩使毛泽东喜出望外，他当即召集了20多位很有名望的各界代表，一起商定代国歌事宜。会上，徐悲鸿等人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豪迈雄壮、极富英雄主义气概、节奏鲜明、易于演奏与演唱的好歌，但是，有些歌词显然过了时，特别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完全不符合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实情。他主张进行修改后即可作为代国歌。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的代表主张较大的修改，有的代表主张进行很大的修改，还有的主张只用歌谱，歌词要重写，一时又使商定国歌的议程再度陷入了困境。到底怎么办呢？会上代表各抒己见，简直无法形成一致的意见。最后，代表们都把眼睛一齐投向了毛泽东。老成持重的毛泽东慢慢地站起身来，他用炯炯有神的眼光环视了一下全体代表后说：大家发言很热烈，很认真，到底《义勇军进行曲》能不能作国歌，关键在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没过时？我看没有过时。我们经过艰苦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是还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与封锁，我们的建设与发展越快越强大，帝国主义就越嫉恨我们、破坏我们，甚至还会进攻我们，我们绝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疯狂的侵略与掠夺。我们要争取新中国各个方面的完全独立与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还是原歌词好。毛泽东的讲话使大家豁然开朗，激起了阵阵掌声。代表们一致赞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歌的决议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1931年，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占我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不久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东北。义愤填膺的东北人民奋起组成义勇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浴血奋战。为了宣传东北义勇军抗日救亡的伟大精神，我党在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人、著名戏剧家田汉以此为背景写了一部名为《风云儿女》的电影剧本，并创作了长诗《万里长城》，诗的最后一节成为影片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歌谱由著名作曲家聂耳谱写。1935年7月，《风云儿女》在上海上映后，《义勇军进行曲》响遍上海，后随着一二·九运动，又传遍全中国，特别是抗战前线。1940年以后，这支歌经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热情歌唱和灌制唱片，开始在全世界传唱。久而久之，这支歌不但成了中国人民战胜外来侵略及一切强敌的战斗号角，而且成了全世界人民反对列强的呐喊。由此看来，毛泽东语重心长定国歌有着特殊的含义。
五、周恩来精心策划铸国徽
征集国徽的工作是1949年6月与征集国旗的工作同步进行的，截至8月20日，共收到应征稿112件，图案900幅。由于投稿者大多数把国徽误认为国标或国旗来设计，因而效果均不佳。经评委会逐幅审议，竟没有一幅被选上，这下可急坏了周恩来，怎么办呢？眼看已经没有时间重新组织征集国徽图案的活动了，急中生智的周恩来突然想到了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这两个高水平的专业设计单位，他特地请来了这两个单位的负责人梁思成和张仃，当面交待了设计国徽图案的任务，请他们两人牵头，各组织一支由第一流水平的专家组成的国徽图案设计小组，并进行对手赛。为了一举成功，周恩来还当面向两位负责人交待：国徽的设计应当注意到中国的特征、人民政权的特征，形式要庄严富丽、向上、挺拔、明亮等。两位专家对周恩来的重托心领神会，回校后立即组织，马上投入了紧张的设计工作。要设计一幅符合要求的国徽图案谈何容易，眼看开国大典在即，要赶在开国大典前夕完成是不可能的了。为此，毛泽东只好同意周恩来将国徽设计工作向后推迟的建议。1949年10月23日，清华大学梁思成小组首先拿出了国徽设计图案。图案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用金、玉、红三色装饰，以红绶穿插的结衬托而成国徽图案的整体。不久，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小组也拿出了设计方案。设计方案以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红色齿轮和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天安门置于中央，象征伟大、坚强、英雄的祖国。两个方案经过周恩来非常认真的审阅，他觉得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清华大学梁思成小组的图案显得庄重大方，比例合理，不足的是没有把天安门设计进去；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小组的方案对伟大祖国、人民政权、工农联盟等特征突出得比较好，美中不足的是：天安门画得不合比例。将天安门画在国徽上是周恩来反复交待的，却遭到了梁思成的反对。他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皇权的象征，无论如何也不能变成人民政权的象征。他主张用传统精神式的象征东西来表现。张仃则认为：天安门虽然是帝制时期的古老建筑，但它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新中国成立时盛典集会的场所，是新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因此应当选天安门为主体设计题材。周恩来不但赞同张仃的意见，还说服了梁思成。他从必须要把天安门画得绝对准确的角度出发，把重新设计国徽图案的重任交给了梁思成小组。因为梁思成系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参加过中国营造学社测绘天安门、端门、午门等古建筑的活动，再说清华大学素有“水木清华”之称。建筑学家设计绘图都有一丝不苟之作风，没有画家们画画的浪漫线条。为了充分设计好新中国的光辉形象，周恩来特别跟梁思成当面交待，要如何如何地吸收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小组方案的一切长处，而且还要更准确，更合比例，宜于制作等。在梁思成小组设计国徽图案的过程中，已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经常抽时间到现场亲自指导他们的设计：天安门应当放在国徽中轴线上的圆心位置，才能左右对称，才能显示出我们民族百折不挠的轩昂气概；国徽底色着红色，天安门及五星、齿轮、麦稻穗着金色才更显庄严典雅、富丽堂皇；国徽要象征化、图案化和程式化，便于雕塑、作证章、作钢印及印刷制图；要美丽大方醒目；要有民族特点，不能与其他国家的国徽相雷同等。周总理总是非常耐心、具体地指导设计人员精心设计。在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梁思成小组设计的国徽图案及文字说明。7月，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高庄接受了制作国徽石膏模型的光荣任务。他用周总理提出的向上、挺拔、明亮的一贯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制作，并参考了秦汉、北魏制作铜镜和石刻佛像的传统工艺，采用了45度锐角浅平面主体浅雕技法，发扬了我国雕塑艺术淳厚质朴及深沉宏大的民族形式，使国徽石膏模型集中突出了我国立国本质和社会结构的特点，因而获得了8月18日全国政协国徽审查组专家讨论会的一致通过。由此，高庄成了新中国国徽的制作者。为了能早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挂出不怕风吹雨打、不怕日晒夜露的漂亮的金属国徽，周总理把铸造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重任，交给了沈阳第一机床厂19号铸造车间的铸造班长焦百顺。焦百顺深感责任重大，决心尽最大努力搞好。根据设计要求：国徽的质地为铜铝合金，铜占8%，铝占92%。由于铜铝两者的熔点不同，火候极难掌握。为了攻克这一难关，焦百顺找来了另外两位技术骨干，组成了攻关小组。他们经过多次的摸索、总结，终于攻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提前20天铸造出了10枚分别为1000毫米、600毫米及400毫米规格的金属国徽。1951年5月1日，在全世界劳动人民欢庆自己的节日里，天安门城楼上挂上了直径为1000毫米的金属国徽，受到了亿万人民群众的景仰。焦百顺成了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制造者。
六、顿力夫深情镌刻大国印
新中国诞生前夕，全国政协筹备会作了一项重要决议：要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制作一枚大印。不用说，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枚大印，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枚“国印”。这么重要的一枚国印找谁镌刻呢？周恩来想起了多才多艺的陈叔通，特请他物色一位治印名家来完成。陈叔通受托专程去上海，利用过去曾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老关系，找到了杭州西泠印社在上海的分社，了解到了该社创始人、治印名师王福庵现还在杭州西泠印社坐镇，便急急忙忙赶到杭州拜访了王老先生，并说明了来意。王老先生一听，便高兴地推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顿力夫。顿力夫接受镌刻国印的任务后，心情非常激动。他找来了最好的材料，拿出了最好的刻刀，根据陈叔通所交待的具体要求，拿出了平日学到的全部技能，下好了图章的料，又经过精心的设计，写出了漂亮的字体，然后高度集中，一刀一刀地专门镌刻着。眼瞅花了，揉揉眼。腰弓酸了，捶捶腰。他忘了吃饭，忘了睡觉，真是全神贯注、精益求精，将全部的深情、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这枚划时代的国印上去了。经过几天几夜的努力奋战，一枚刀刀纯正，字字苍劲，整体丰满圆润、雄奇厚重的国印终于提前完成了。陈叔通把国印交给周恩来，周恩来仔细端详后，高兴得连连称道：刻得好，刻得好！不知道国印出自哪位治印名师之手？陈叔通介绍说：“他叫顿力夫，原在北平靠卖苦力为生。民国初年，杭州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福庵旅居北平时，雇佣他为黄包车夫并兼做杂役。后随王先生到了上海。顿在跟随王先生期间，每次打扫书房时，总是把王先生丢弃在废纸篓里的印稿当作宝贝似的检起来，暗暗地刻苦钻研。由于顿力夫勤奋、老实、虚心好学，王先生收其为徒，并将毕身的技艺传授于他。顿力夫刻苦学习，技艺日进，成为王老先生的真传弟子。”陈叔通介绍完毕后，深深地感叹道：一个卖苦力的竟成了治印名家，真不容易呀！特别是镌刻这枚大国印，不但看到了他十分精湛的技艺，更看到了一位苦力无限热爱新中国的深情厚谊。周恩来脱口而出：说得好，说得好！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是由这千千万万个苦力者拓凿而成的吗？周总理对镌刻新中国第一枚大国印的顿力夫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七、马叙伦最后提议设国庆
新中国成立前夕，有很多很多的工作需要做。为了把成立新中国的工作做好，中央早在1949年6月15日就在北平成立了新政协筹备会。筹备会委员由各党派和社会团体推选的134名代表组成，主任由毛泽东担任，副主任由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担任，李维汉为秘书长，齐燕铭等为副秘书长，下设秘书处、庶务处、招待处、新闻处等工作机构。筹备会根据百余名委员的特点分设6个小组：第一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的代表名单，组长由李维汉担任；第二组负责起草政协会议的组织条例，组长由谭平山担任；第三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俗称建国大纲），组长由周恩来亲自兼任；第四组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组长由董必武担任；第五组起草大会宣言，组长由郭沫若担任；第六组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等方案，组长由马叙伦担任。各领导、各办事机构、各小组都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为筹备新中国的成立而努力工作。经过3个月的紧张战斗，成立新中国的各项工作基本筹备就绪。9月21日，新政协筹备会以完成历史使命而告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634名各党派各团体的代表执行国家最高权力，对新中国成立的各种大政方针进行审议通过。经过整整10天极其认真与民主的讨论，各项决议经过修改全部审议通过。全国政协大会议程的圆满完成，标志着新中国的诞生。10月1日，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30万人民大集会，为庆祝新中国的成立举行了隆重的盛典。会上毛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荣诞生了。《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社论以示热烈祝贺。朝鲜金日成，波兰工人党，澳大利亚、苏联、美国、保加利亚等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首脑发来了贺电。新中国成立的各项主要决议基本完成。但根据国际惯例，一个新成立的国家应当有个国庆日，可政协大会一直没有形成这项决议，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疏忽。对此只有一个人想到了，他就是第六组组长马叙伦。但偏偏不巧的是，他因身体不佳没有参加开国大典以后的几次会议。因此，此提议一直未有机会向政协大会提出。眼看再不提就没有机会了，新中国不能没有国庆日，历史不能留下遗憾与空白，马叙伦在病中撰写建议案：建议将10月1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理由是：标志新中国成立的日子有3个，一是1949年9月21日，全国第一届政协大会开幕，政协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会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二是9月30日，全国政协对新中国成立的各项议程全部审议完毕，标志新中国真正诞生了；三是10月1日，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全世界才知道新中国成立了，发来了贺电表示祝贺。经过以上分析，马叙伦建议将10月1日定为新中国的国庆日。因为10月1日的盛典影响最大，不仅是在全中国更重要的是在全世界。马叙伦写好建议案后，委托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带着去参加10月9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政协大会。这次大会的议程是选举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及常委，没有其他议程。当大会快要结束时，许广平委员请求发言，得到了政协主席毛泽东的同意，许广平即席读了马叙伦常委建议将10月1日定为国庆日的议案，毛泽东听后当即请大家讨论，最后一致通过“以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国庆纪念日”的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施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
八、好罗浪满怀激情创国乐
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把指挥阅兵式的大权交给了身经百战的聂荣臻与杨成武。但有一件事真难住了他俩，阅兵时不但要军乐队演奏进行曲，而且整个庆典的活动都要演奏欢快的曲子，以便烘托开国大典的喜庆欢乐气氛。开国大典在我国实属第一次，哪有什么曲子可奏呢？他俩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会上，有的主张用世界上的庆典名曲，有的主张用苏联的庆典音乐，还有的主张用日本或德国式的阅兵曲。军乐队总指挥罗浪跳起来坚决反对：我们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就应当用我们自己的“国乐”，没有难道我们不能创作吗？杨成武将军兴奋地问：你能创作吗？罗浪坚定地回答说：能！杨将军高兴地说：你现在就着手创作吧。我们去报告军委主席。军委主席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罗浪接到毛主席的亲自批示后，连续几夜奋战，他把所有适用的曲子都写出来，什么《八路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军队和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再按各曲的节拍，进行了有机的结合，科学的串联，并用东方红太阳升作领歌，创作出了新中国第一支阅兵曲和大型庆典“国乐”。经过试奏，中央领导十分满意。于是，罗浪将庞大的军乐队迁至天安门城楼下进行实地演奏。“不吃梨子就不知道梨子的味道”，一到实地演奏就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天安门城楼高30多米，军乐队在楼下看不到上面领袖们登楼的活动情况，不知什么时候该百乐齐鸣。罗浪望着高高的城楼，眨着眼睛想呀想呀，突然灵机一动，他叫另一位同志拿着一块红绸布，登上城楼站在楼边向军乐队挥动着，罗浪看着挥动的红绸布，将指挥棒一挥，百乐顿时齐鸣，效果极佳。10月1日那天，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顺着城楼梯一步一步上到一百个台阶还只剩下三四步时，罗浪看到楼上的红绸子在用劲挥动，他果断地挥动指挥棒。当毛主席等人刚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百乐齐鸣，随之30万人民欢声雷动，红旗飞扬。优美的阅兵曲和庆典国乐从下午3时一直回响到晚上10时，领袖们随着欢乐的国乐频频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人民军队随着雄壮的国乐威武地前进着；人民群众合着欢快的国乐的节拍歌唱着、欢呼着。洪亮的国乐神奇地指挥着整个开国大典活动顺利的进行，为新中国的庆典活动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气氛，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国威及光辉形象。
九、新中国崇高无比行国礼
开国大典的活动有许多议程需要实施国家的最高礼节。作为刚成立的新中国在这方面的确是个空白。为此，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中，曾多次指示：既要吸收我国传统礼节中的精华，又要结合我们的革命实践，很好地反映出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众所周知，天安门是开国大典最重要的地方。但开国前的天安门陈旧阴森。周恩来在实地检查时指出：要以我国最隆重的礼节布置一新。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华北军区。军区则把任务交给了文工团舞美队负责舞台美术设计的小野和森茂。据说这两个青年人是日本共产党派赴中国参加抗战的，根据他们的特长和要求被安排在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前身）搞舞台设计工作。抗战胜利后，他们没有回日本，继续留在部队工作。当他们接受布置天安门的任务时，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使他们感到无比的荣光。他俩拿出了全部艺术技能，连夜画了几十张布置天安门的草图，最后把一张运用中国传统礼节最好的图案交上去转呈周恩来审批，很快被批准了。然而要实施这个方案可真不容易，就那8个大宫灯，每个足足有10立方米大，他俩跑遍了北京城都无货，只好请过去为宫廷做宫灯的老艺人，到天安门城楼上一边比划一边做，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才算完成。还有那8面迎风招展的大旗，以及城墙上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两旁巨大的横标等，不知又花费了小野和森茂的多少心血。经过几十个日日夜夜的辛勤劳动，天安门果然焕然一新。开国大典当天凌晨，周恩来作了最后的检查与验收，他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对小野和森茂巧妙吸收和运用中国传统礼节深感钦佩。整个天安门的布置与装饰，既继承了中华传统礼节，又体现了新中国蒸蒸日上的现代活力，的确显得庄严、稳重、大方、典雅，周恩来看了连连称道。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天安门保留着当年的风采。至于开国大典的礼炮，国际惯例是21响为最高礼节，毛泽东说：“我们要放28响。”他的理由是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28年的光辉历程，今天她领导中国人民成立了新中国，放28响是对党的崇高敬意。当时我国还没有专门施放礼炮的大炮、礼炮弹及专业部队。是周恩来叫炮兵部队选送了一批优秀炮手，并运来了108门新山炮，分成两组，分布天安门左右各54门，代表中央政府54个单位。54个单位要同时发射28响礼炮，象征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礼炮弹是将真炮弹卸去了弹头，发射时只响不爆炸。根据开国大典程序，28发礼炮要在两分半钟内发射完毕，要求54对装填手在同一时间把炮弹快速装进炮膛，54对拉火手要同时拉响火，这些都要靠刻苦训练。刚从战场上下来的炮手们，面对这特殊的“战斗”，苦练了几十个日日夜夜，终于在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一显神威，没有出现丝毫的差错，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赞扬。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从下午3点开始，到晚上10点结束。在整整7个小时中，毛泽东一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始终举着一只手，时而在空中频频向人民群众挥手致意，时而停在额旁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的敬礼。当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直冲云霄时，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纵观古今中外，哪有一位领袖对人民群众致以这么崇高无比的国礼啊！
十、领袖们神采奕奕着国服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要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形象就是新中国的形象。由此，对毛泽东的着装颇费一番心思，到底着何礼服为好？有的主张赶做一套最好的西服，有的建议毛主席向斯大林学习，着一套最高级的大元帅服。可一问毛泽东本人，他根本不同意穿西服，也不同意着大元帅服，他要穿中山服。中山服，又称“国服”，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亲自设计的。孙先生早年留学海外，他穿西服的时间不但很早而且还比较长。辛亥革命后，孙先生经常要代表中国接见外宾或参与一些重大的外事活动，他的好朋友宋教仁叫他做一套最好的西服作为礼服，便于应酬。孙先生说：西服是西方国家的服装，在代表中国的场所最好不要穿西服，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应当有我们自己的服装。说着他叫宋教仁拿来一套最好的西服铺在桌上，用粉笔勾划着，不一会便设计好了，叫宋教仁拿去照他的设计做。第三天衣服做好拿回来，孙先生试穿于身，显得非常笔挺与精神。宋教仁问孙先生这叫什么款式，孙先生笑而不答。宋教仁说：我看就叫中山服吧！从此以后，孙先生就把中山服当礼服，经常穿着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经孙先生这么一穿，中山服便很快流行全国。孙先生去世后，人民尊称他为“国父”，他亲自设计的中山服称为“国服”，在中国又流行了几十年，连毛泽东都非常喜欢穿。所以在开国大典前夕，当身边的工作人员李银桥问他着什么礼服去参加开国大典时，他说要穿中山服。他的理由是：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要穿国服才能体现出爱国精神，虽然他没有硬性要求大家都把中山服当国服来统一着装，但在他的影响下，党内的领导同志都着了漂亮庄重的国服。特别是毛泽东穿着一套黄将军呢的国服，更显得异常的神采奕奕。这套特制的国服是李银桥请王府井王子清师傅亲自裁剪，精心制作的。王子清是我国早期留法专攻服装设计专业的高材生，他多才多艺，不管是外国的西服，还是中国的国服；不管是男装，还是女装，什么新款式、传统款式都会做，人称服装设计大师。听说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的国服也是王师傅赶做的，因此穿起来，个个都显得特别的精神。当他们这些共和国的领袖们往天安门城楼上一站，黄的、蓝的、青的、灰的各式国服形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好似一道巍巍的中华长城，好似一道坚强的中华脊梁，使古老的天安门，使古老的大中华焕发出了无限的朝气与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