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龙”还意味着更宽泛的中华民族族群图腾崇拜的象征意义。从“龙的传人”价值观的角度分析，《武陵的红》对中国传统道德正义的一面呈现出积极的认同。书中非常有意思的是南腰界乡间绅士冉德的形象。他早年通过下棋结识贺龙，通过“赶闹”进一步认可贺龙。为了廓清人们对贺龙的各种谣传，决意亲赴秀山扬卓之府邸，欲“凭三寸不烂之舌”“痛斥”、“说服”冉瑞廷、张云梯、欧廷瑞等反动分子，令其“改邪归正”。这种看上去不失幼稚冬烘书生之气的举动，一方面符合人物特定的经历性格，另一方面又表明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传统价值观的强大生命力。无论是四大寨主及其家族，还是淳朴的武陵山民、民间艺术传人、乡村绅士、寺庙高僧，都在秉承仗义行侠、义薄云天、诚信忠实、仁义善良、急公好义、乐善好施、舍己为人等仁义为本的儒家伦理价值及人生观。而这些，恰恰与共产党所倡导的为人民求解放、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目标高度一致，使得红军在武陵山区的红色风暴有了最广泛的民意基础，为“征服人心”的历史大逻辑进行了雄辩的演绎。
相比较而言，书中红军方面的人物数量有限，其人物塑造的笔力主要用于武陵人物。而红军人物里，贺龙、关向应、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均为实有其人的历史人物，只有红三军侦察连长张素清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言语不多、操着外地口音，性格鲜明，足智多谋，是个有着少林寺武僧经历的武林高手，同时又是胆大心细的侦察员。他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出现在武陵山区，本身便承担着极大的风险。然而他的使命的正义性和自身的强大气场，以及“艺高人胆大”的本领使得他经受并战胜了一系列风险挑战而安然无恙。在四大寨主及其山民的广泛帮助下，不仅探明了许多重要情报，而且还建立了击毙骨干反动分子张云梯的赫赫功绩，不仅给人留下印象的深刻，更阐明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正王道，以及红军为什么能够所向披靡、取得最终胜利的秘诀所在。
“说”的技巧
小说是要讲究技巧的。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小说相比较诗歌散文，在我国出现较晚。其初源于“引车卖浆者流”的“街谈巷议”，传奇陆离的色彩仿佛是与生俱来的。随着晚近历史的演变，文人小说的不断出现，其表现的生活内容和人物故事都大为扩展，便有了战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神怪小说（如《西游记》《聊斋志异》）、较为广阔社会背景下的家族兴衰小说（如《红楼梦》）、讽刺小说（如《儒林外史》）、官场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的分野。如果不是红色历史的背景，人们可能很容易把《武陵的红》当成武侠小说来读。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对作者蜀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或许是分析该书艺术表达技巧方式的切入口。除了上述关于作品主题和主要人物的分析，我更感兴趣的是关于语言叙述风格和故事情节结构方面的特色。
先说叙述的语言。这是每一个成功的小说家一望而知的“名片”。无论读鲁迅、巴金、茅盾、老舍，还是我们熟悉的莫言、陈忠实、王蒙、王朔，把书的封面蒙上，不看作者姓名，毫不费劲就能判断这是谁的作品。初读蜀虎的这部作品，微微感到有点“涩”。后来才意识到，这和我不习惯阅读用四川方言写作的作品有关（尽管我更喜欢听甚至是模仿四川话）。我相信蜀虎在写作的过程中，脑海里源源不断涌现出来的一定是四川话。连四大寨主的姓氏都充满了“麻辣”的川湘鄂黔的味道（我初读此书的感觉就是“四大寨主姓氏何其怪哉？”），这固然是独特的色彩，可以增加生动性，但一般读者怕是难有我们这样的“职业读者”的耐心。当然这只是枝节问题，无伤大雅。一旦读进去了，反生出些许的亲切感来：那些边区独特风景的描写，那些山歌动情的演唱，那些当年报纸新闻的直接引用，那些原始风趣诙谐的“毛谷斯”（如戏说《三字经》）……都增加了作品的历史感和真实的质感。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永远存在一种默契与互动，正如当年的喜剧电影《抓壮丁》对人们熟悉四川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的赵本山小品直接就是东北话的普及教科书，“忽悠”出不少时尚“流行语”。据说，当年在研究确定我国的“普通话”时，四川话是仅次于北京话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设想如果大多数决策者终于同意了第二方案，我们不是大家都满口四川话了吗？那就轮不到我来作如此关于方言写作孰优孰劣的“不着调”分析了。
再说情节结构。与叙述语言的风格相一致，作者用摆龙门阵的方式讲故事，设计情节，也确实别开生面。书里无论正派还是反派人物，都不乏“武林高手”，以及他们之间或明或暗的精彩交手，让人眼花缭乱，也兴趣盎然。四大寨主不打不成交，从黄鹤楼上骞、骧二人的风铃遇，到箱子岩莪、颛加入终成峡谷会，四大寨主以武功而结缘，因乱世而聚义；骞海以佯醉为计，毒死国民党军统特务处长欧廷献；冉瑞廷的女婿王倪儿结婚宴上遭到“暗算”；十年一次的“轿子顶论技”大比武及慧明、慧海、慧通三位佛教大师的因缘大会合等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环环相扣，高潮迭出，引人入胜，相当精彩，放在许多经典的小说里也不会逊色。由一系列的精彩故事演绎出来的武陵山其他人物的描写，可圈可点的就更多了。比如莪金、莪银、莪铜，颛泽恩、颛莲，骞寨主、骞湖，竼净山感悟寺慧海大师门下的四大高手，“秀山花灯”班头石三叔等等，以及推山掌、罗汉棍等等，都各有千秋，各显奇妙。就是反派人物中，土财主陈化龙、灵魂人物张云梯，武功高手渝州无常、六指金刚等等也鲜明可读，饶有趣味。
按照“性格即命运”的文学定律，故事结构仍然要服从服务于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逻辑。刘涛博士曾在《逸闻的历史》一文中指出，“武陵三派人物正邪分明……正邪已经事先预定，人物再无余地，故小说人物并不丰满，基本为单面人”。尽管“这未必是作者本人的错，因为我们当下的时代尚无能力消化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应该说，刘涛该文是《武陵的红》诸多评论中相当有见识的一篇，他并不是对作品作出简单化的判断或批评，而是道出了某些历史的规律和真实，值得我们深思，也会对该书作者有相当的启示。
在现实的生活中，事件和人物永远不会是单一线索和一目了然的，充满了复杂性多面性。因此，在小说这种“有意味的形式”中，无论情节还是人物性格都应该具备相应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我深信蜀虎对此心知肚明，也在艺术上作出了自己相当的努力。比如，在对四大寨主的描写中，作者主观上并没有完全简单化地作出统一的单色描写。其中的骞寨主，就属于城府较深、内涵较丰的一位。他或真或假地与欧廷献、冉瑞廷交好，说生存策略也罢，虚与委蛇也罢，精于周旋也罢，工于计谋也罢，内里还是在为革命办事。恰恰是他，因为有比较足够的保护色，反而更安全地受颛、骧二位寨主之托，收藏了贺龙缴获的大量枪支弹药，最终通过骧龙转送贺龙，为革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再比如，关于四大寨主的阶级属性，作者是把他们作为武陵人民中“正义的代表”来塑造的。而在所有的生活细节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他们亦民亦商亦政，既是地方财经实力派，又是武侠势力帮，说他们是“地主”不一定合适，但说他们是“财主”应该绰绰有余。他们有游走于各方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以获取商业利益为主旨，又有一定的中间色彩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显然是各方政治力量努力争取的对象。风云际会，因缘相交，他们与贺龙也就与革命、与我军，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我们党所依靠的中坚力量。这是武陵山之幸，更是中国革命之幸。由四大寨主及其子女们主导实施的40大箱“革命的本钱”被曲折而又安全地送达贺龙的队伍中，不仅是小说的核心情节，也是最后结尾的高潮部分，从而最终实现了革命目的和文学主旨的“大团圆”。
综观蜀虎的创作经历和全部作品，他虽然是一名公安战线的干警，但诗人情怀很深，文人气息极重。从处女作《烤熟红苕等郎来》到《唱一首什么歌给你听？》，从《春天读海子》到《武陵人》等诗作，不难感受到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初心所在。他的散文告诉我们更多的生活细节：他可以在50岁生日那天，以淘书读书吃素自娱，以去世界和平公园抄写名人名言为乐，以至流连忘返，不知日已西沉；他也可以在巴金的塑像前，蓦然心动，泪流满面……所呈现的真性情，具有直击人心的力量。从川渝到东北，从大连到江南，从中国到世界，他完成了“小桥流水的秀山花灯”与“高崖瀑布的东北秧歌”，再到“小小环球、花花世界、不再浮躁”的融会和感悟。他用旺盛的创作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提升自己的境界，殊为难得。当下网络时代，世事纷纭，莫衷一是，他仍在坚守这份文学的执着和真诚，勇气和坚韧可嘉可敬可佩，同时也更体会到他持之以恒、业余创作的不易和艰辛。
本书再版之际，由衷祝愿、深情期待蜀虎把优秀的景观和优秀的作家融为一体，为今天的读者奉献更多思想深邃、艺术精湛的优秀之作。
2016年5月30日再改于京华
一个军旅诗人的环球之旅
——《拜访世界》读后
《拜访世界——我的环球旅行》是一本游记性的散文集（线装书局出版），作者是我的老上级、军队著名诗人喻晓。又出一本书对他来说，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迄今他已经出版诗歌散文集十余种。2001年退休时，出版了描写西藏边防军人生活的《与神奇同行》，近年又有一本关于故乡湖南娄底农村的散文集《翻阅美丽与忧伤》，都相当有特色。他的笔耕不辍、持之以恒的创作激情固然令我钦佩、仰慕，拿到这本新书，封面还是让我大吃一惊，已经74岁高龄的他，居然在南极冰冷的海水中游泳！他经历了哪些奇妙的旅程？得到了哪些有益的收获和启示？是什么激励着他在退休后的十几年里几乎走遍了世界？旅游的意义在哪里？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撞击着我的心扉。于是，我翻开了这本有趣而深刻的新书，走进了他的时而艰辛、时而欢乐、时而奇妙的环球之旅。
中国的文人历来有游历的传统。然而，天涯芳草，漫漫旅程，路途迢迢，出行并不容易。即便是现代化程度很高的今天，安全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出行也不全是轻松，有时出行甚至就是挑战，更何况作者已是古稀之年。他在自序《心灵没有边界》和《穿着军装上南极》里描写了踏上旅程之前的心路纠结，给出了环游天下的理由：“想为生命增色，不想让岁月失望。拓展视野，提高生命质量；增加知识，丰富阅历，强大内心，获得自信和快乐。”
如果上述夫子自道，还是作为一般人的寻常理由，那么，几十年的军旅生涯锤炼出军人内心的强大则是鼓舞他走向世界的巨大动力。“我是老兵，我要穿着军装上南极。我虽然年逾古稀，但我的血管里依然激荡着军人的血。军装伴随了自己的大部分生命时光，有着太多的记忆和骄傲，它是我青春的颜色、灵魂的甲胄。”于是，我们不仅看到了作者身着迷彩服在南极长城站的留影，还看到了他观察世界独特的军人视角。无论美国的阿灵顿国家公墓、二战纪念广场、韩战雕塑公园、越战纪念碑，还是俄罗斯的莫斯科红场上的庄严仪式、胜利广场上淬血的刺刀；无论是西点军校的年轻军官，还是瑞典皇家女兵护卫队；无论是圣迭戈的中途岛号航母、珍珠港里沉没的亚利桑那号战舰、涅瓦河畔的阿夫乐尔号巡洋舰，还是斯德哥尔摩的瓦萨博物馆里沉入海底300多年的巨型战舰……都不仅仅是一般的人文景点的观赏对象，而融入了一名老军人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军队与国防的严肃思考。在轻松的旅途中平添了几多的沉思和凝重。
在这个世界上，人类与其他生物最大的不同，在于总会有那么一些人思考“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活着？什么是幸福？”等“让上帝发笑”的“小资”问题。当作者走向这个世界的异域他乡的时候，这个问题也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其实这个事关信仰、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非常重大。对于个人应该重大到如果不解决，就心神不宁，寝食难安。读到《神的高度》《不丹：云彩魔幻的风景》《哭泣的墙》等篇章，你会感受到作者对幸福、人生和信仰的独到的、辩证的解读：人的生存方式是由环境决定的，不同境况下的人对幸福的看法不同。不丹人的幸福指数很高，不在金钱和物质，而是“高在少欲、无扰、宁静，他们生活在云上，简单，却纯粹；离喧嚣远了，靠幸福就近了”。同样，在考察印度、巴西、以色列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观、幸福观的时候，作者始终保持了向善、乐观、豁达、包容的积极阳光的姿态。在这个问题上，心灵没有边界，人类追求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