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作者通过对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这宋朝三杰形象的出色描画，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深刻洞察。对于熙宁变法及主导者王安石，千年来一直争议不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清之前的儒家正统的史学家们对其多持否定态度，有的甚至把北宋灭亡的责任归罪于变法。宋朝的守旧派就用“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奸诈”这样恶毒的语言施以攻击。近代作家林语堂说：“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苏东坡传》，群言出版社，第49—50页）但近代以来，却不乏对王安石大加赞赏的著名人物。革命导师列宁称他是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借鉴王安石的“青苗法”，使美国的农业大获发展。作为晚清“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倡导和亲历者之一的梁启超，与主张“闲适”人生观的林语堂诣趣大相径庭，专门为王安石立传，大加称赞：“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颜廷瑞相当客观地融会贯通了历史上对王安石的不同评价，在小说中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勾画和现实主义描写。对王安石“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用”的大无畏进取精神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抒写和充分的细节铺排渲染。其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持不同政见的司马光、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交往几十年，不失政争、碰撞、交锋，却又惺惺相惜，彼此保护与安慰。展现了古代士大夫特殊的人格操守和高尚情怀。乌台诗案中苏轼身陷囹圄，王安石大义伸出援手，苏轼晚年江陵访晤王安石等情节可以说感人至深。尤其是在王安石死后，司马光、苏轼都对他的人品学问给予很高的评价，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作者努力用客观描述的方式拂去封建道统蒙在王安石脸上的污垢，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大义凛然、胸怀大志、品格高洁、意志坚定、不屈不挠并富于才情的古代改革家的形象。
小说对以司马光和苏轼为代表的上层知识分子群像的描写也是非常成功的。宋朝对知识分子比较优待，这与太祖赵匡胤的“勒石三戒”不杀士大夫的早年约定有关。从司马光、苏轼等大批官员的命运起伏跌宕可以看出，皇帝往往用贬谪外放作为对官员的惩罚，而鲜见酷刑和杀戮。神宗赵顼对苏轼乌台诗案的处理，让我们为宋朝知识分子感到庆幸。台湾学者柏杨说宋朝是“士大夫的乐园”，看来并不过分。由于有了“不杀”的底线，朝廷上大臣们一般还是敢于直言的。由此，小说中关于若干场朝廷之上群臣争执辩论的场面，绘声绘色，相当令人震撼。官员们互相关系的描写也精微巧妙，皇权下文人们不同性格和命运际遇的状写更是丰富多彩，引人入胜。我们看到，官员们为宦生涯的频繁迁徙相当辛苦，往往一个任命还未到位，新任命又来了，与前朝64岁的范仲淹死在去颍州赴任的路上几乎差不多，苏轼的贬谪之路的多变、漫长和遥远，地域跨度之大，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简直难以想象。然而，祸兮福兮？这一切又恰恰玉成了有宋一代文学艺术和儒家学术的繁荣和发展。贬谪密州、黄州之旅，催生了苏轼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宦海沉浮，伤感贬途，也造就了王安石、司马光等一大批文人的诗词歌赋上的成就斐然，这在书中有着非常充分的引用和描写。
在成功描绘北宋朝文学艺术繁荣景象的同时，小说对儒家学理的专家甚至是集大成者（如程氏兄弟和后来的朱熹等等）的形象也同样有所涉猎和塑造，而这一点，是我以前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的。85岁的旅美华人历史学家、新著《说中国》的作者许倬云指出，宋朝的军事衰败和儒家的结晶化是两大特点。他认为“宋朝最大的毛病是把儒家思想僵化成一套形而上学。迂腐的儒者到后来只记得教条，从读书到生活，中间是隔开的。这个对中国是相当不幸的事情”。用这个判断再去品读颜廷瑞的《汴京风骚》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及各种殊途同归的结局，应该是相当恰如其分、中肯到位的，大宋王朝实在是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两个相距遥远、互不相识的同龄耄耋老人，竟然在这个问题上洞见一致，英雄所见略同，让人不得不相信文化和缘分的神秘力量。他们目前仍在各自领域里勤奋耕耘，期待他们都有更好的作品问世。
2015年6月23日于京华
绝代风华武陵红
——蜀虎《武陵的红》再版序
蜀虎（周春生）同志是全国公安系统的知名作家，著作颇丰，著有《红枫林》《灵物》《酒脸》等小说作品，还有《蜀虎踪迹》《积跬斋学步集》《积跬斋走步集》等散文诗歌作品。我与他相识多年，却从来没有为他写过一行文字。此次，他于200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出版的长篇小说《武陵的红》（作家出版社出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嘱我写序，给了我一个“新账老账一起还”的机会，也使我可以再次认真品读他的作品，全面了解他的创作成果，也祝贺他的“武陵红”又获“新生”。201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2017年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其书再版的意义不言而喻。同时，我也为中青社的眼光和决心而由衷地“点赞”。
“红”的意义
新中国是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所催生的，这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永恒的主题。在当年的苏区，人们把暴动和革命的事情叫作“闹红”。“红”被冠以动词“闹”字，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一下子生动形象起来。不仅有“正月十五闹元宵”的热闹，还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更有“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惨烈。于是，在毛泽东的笔下就有了“万木霜天红烂漫”、“赣水那边红一角”、“红旗越过汀江”、“风展红旗如画”、“红旗漫卷西风”等一系列红色诗篇。于是，“红”成了革命的代名词：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叫红军，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叫《红旗》，中国工农红军的报纸叫《红星报》，中央苏区的通讯社叫红色中华通讯社……于是，人民的政权有了自己的颜色：当年的苏区也叫红区，新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外国人称我国是“红色中国”……红色成为这个国家永恒的正宗和象征。
从这个意义上说，《武陵的红》传承并张扬了这种天经地义的红色基因。在当前意识形态多元，主流浊水并存，一些境内外居心叵测者千方百计对“红色”污名化的情态下，很坚定地独树一帜，值得肯定。不仅如此，更可贵的是，该书把“闹红”具体化故事化为贺龙与任弼时等领导推动的川鄂湘黔边区苏维埃政权创建的过程。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是生动形象可观可感的，而且被赋予理性的解释。这场颇具声势的“闹红”运动，对于缓解中央红军被围剿的压力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迫使蒋介石抽调20个师回撤、形成首尾难顾之势，给中央红军主力以喘息之机，而且还使改变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遵义会议得以召开，可谓功莫大焉。
蜀虎并不讳言，他的这部长篇是建立在“逸闻”的基础之上，而逸闻正是相对正史而言的，同时又是正史所不可或缺的。通过这些因红军的到来而生发出来的传奇和逸闻，作者力图“对武陵山区政治、经济、文化、民风民俗、思维观念、人际关系和各种力量重新组合的冲击、影响和改变”作出生动形象的描述，客观上对正史进行“补充和完善”。这个任务并不轻松，既要立足于特定时期武陵山区这样特定的地域，同时还需要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状绘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物，结构故事，精心设计冲突，完成自己对这段红色历史的文学责任和历史使命。应该说，这个任务他完成得不错，受到许多业内人士和专家的认可。
日前看到了一部题为《蒋介石的台湾岁月》的电视纪录片，纠结于老蒋心头几十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几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怎么就一败涂地在毛泽东领导的“土八路”手下？其实，蜀虎的这部小说便已经给出了答案。从国民党的中央军里的派系林立、争权夺利、腐败处处，到特务遍布、指鹿为马、无法无天；从川军刘湘手下的团长谢质中的横行，到特务处长欧廷献的霸道；从大土豪冉蝎子、杨卓之的巧取，到土财主陈化龙、安荣周的豪夺；从反派的灵魂人物张云梯、渝州无常、六指金刚的阴谋，到“大哥”领导下的酉河七怪、崆峒八鬼的诡计……他们的种种恶行早已导致民怨沸腾、民心失尽。政权以此为基础并到了这种地步，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肯定“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恰恰是顺应了民意，符合了潮流。这部小说多次出现的“打土豪、分田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情节场景描写，再一次契合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也生动展示了红色革命的绝代风华。
“龙”的传承
有意思的是，上述理念不是由小说家说出来的，而是由小说人物故事场面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的贺龙，本身就是红军队伍中的一位传奇人物。他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被写进了小学课本，一代又一代人耳熟能详，但他在武陵山区所经历的这些传奇故事，就并不为许多人所了解。更何况，贺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文革”中死于非命的惨痛经历，已经事隔整整半个世纪，我们不希望善良的人们将贺龙完整的形象日益模糊起来，甚至淡忘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蜀虎的这部长篇小说，把贺龙元帅革命生涯中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呈现给今天的读者，具有相当特殊的积极意义。
很多读者都注意到，贺龙作为书中的一号人物，竟然是在全书2/3篇幅之后方才登场露面。然而，四大寨主以及纯朴厚道的广大山民们的街谈巷议，猜疑期盼，早已经把人心的向背以及贺龙的形象烘托得纷纷扬扬，浊清可见。他第一次出场，是以壮着胆子回家探听虚实的骧家寨开绸布店掌柜麻纱二的观察角度呈现的：先是站岗的士兵们“一个个脸上还挂着笑”，麻纱二获准进院后，看到的是“一个蓄着浓密‘一字胡’的魁梧壮汉，飞舞着斧头在劈柴火”。然后是壮汉友好亲热地问询对话，并吩咐端来饭菜给麻纱二吃，同时让他帮助打消山民们对红军的顾虑和误传，说明真相，最后才是“我贺龙说话算数！”的宣言——“啊！眼前这个壮汉就是贺龙！”至此，小说完成了贺龙形象从“呼之欲出”到“精彩登场”的全过程。这种“引而不发”、“千呼万唤”，与其说这是小说的叙述技巧，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和真实。贺龙的形象虽然在书中着墨不多，但仍然是光彩照人，生动感人。除了对人民和蔼亲切，对敌人果敢凶悍的性格辩证统一之外，贺龙形象还具备了胸怀宽广、大局在握、正义公平、执法无私等领袖人物所具备的性格特征。更难得的是，贺龙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不仅大公无私，大义灭亲，“挥泪斩马谡”（1929年3月，他曾下令处决了屡犯军纪、违犯战时军令并试图逃跑的自己的亲戚同时又是部下的旅长谷志龙），而且还有历代造反起事的草莽英雄们所不具备的政治清醒：“有老百姓的支持，我就是一条活龙；离开老百姓的支持，我就是一条旱地里的泥鳅。”此话既可以视为贺龙的夫子自道，亦可以看成是他的历史自觉。由此推彼，与贺龙同样，每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在历史的风云际会和严酷的战争烈火中，通过不断觉悟升华冶炼出来的，该书对此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如果把贺龙比作一条革命事业的“真龙”，那么四大寨主之一的骧家寨主的长子骧龙，则可以将其比喻为代表着武陵山人民群众正义力量的“草龙”、“土龙”。贺龙本人是把此二龙相提并论的。并不止一次地宣布“二龙即将会合”。可见对自己与“草龙”、“土龙”的会合是多么的看重！骧龙作为骧家寨主的主要传人，既是武陵大侠，又是武陵山区“神兵”、“联英会”的盟主，是作者作为“双龙”来重点塑造的英雄人物。在山民们的心目中，他是“要吃海椒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的汉子；在红军眼里，他是赤卫队的天然领袖。他在红军需要时率领千人驰援，其侠肝义胆、勇武智谋，自不必说，更可贵的是他的理想高蹈、人生境界均非传统草莽领袖所可比拟，是那种向往金戈铁马的人生辉煌，拒绝庸俗委琐的能够“自觉自悟”的新型武陵一代，从而赋予小说正面代表人物以深厚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