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学家、美学家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只有思想之光的烛照，才能使历史的描绘获得灵魂。相信只有在“极左”的文艺思潮成为过去、被人淡忘的今天，《底色》的出现才是可能的。众所周知，中国和越南两国之间，既有过牢不可破的血浓于水，也有过兵戎相见的你死我活，还有关于边界、海疆、岛屿的激烈争议，甚至西沙和南海的武装冲突。这一切也许正是“欲说还休”的惨痛记忆和作者纠结的难言之隐吧：“翻阅几本日记，给我的感觉恰如在月色朦胧下走过去，在日光照耀下走回去。”“尽管事已至此，越南南方几个月的战地经历，总还是不能淡忘。对我而言，这是一页翻不过去的历史。”然而，要翻过这一页历史，是对作家政治智慧和艺术技巧的严峻考验。仅有想法还不够，必须作出筚路蓝缕的艰苦努力。
首先，徐怀中准确地定位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本质。对于越南人民来说，他们打的是一场地道的人民战争；而对于貌似强大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作者不止一次地把美军的残忍冷酷与当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种种恶行联系起来加以对比。在使用大规模杀伤性（包括化学）武器方面，美国人永远实行双重标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无所不用其极。但面对众志成城的越南人民，航空母舰、B52远程轰炸机、攻击直升机、F16自动步枪……即便是最先进的兵器，其作用也是有限的。B52还可以再飞30年，但它无法解决战争的最根本的问题；化学武器也使用了，但无法把一个民族斩尽杀绝。侵略者的先进装备和技术，终于战胜不了一个以弱势装备坚持战斗的同仇敌忾的民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世道人心，万年不更。想在这个世界上称王或是某个地区称“小霸”，想无视历史侵占别国的领土、领海、岛屿，看看当年美国人是如何灰溜溜地从朝鲜、从越南败退的吧！就应该绝了这个念想。
与此相关，徐怀中在书中描写了战争所凝聚起来的巨大精神能量。上到胡志明和军方高层指挥员，下到普通士兵和人民群众，众多的普通人物，他们创造了炸翻美军航母、自行车运输队等许多战争奇迹；从那些“胡志明小道上被遗忘的女性”们身上，我们看到人的精神意志所产生的感人的牺牲精神和无限的创造力。在越南劳动党的核心领导下，越南人民反抗的顽强才能产生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西宁（越南地名）相对于延安，虽然处于不同时代，却再现了延安时期‘百鸟朝凤’的一番盛况：多少文化人、艺术家，以及男女文艺青年，纷纷从西贡、堤岸、岘港、顺化，从越南当局统治区各地，投奔西宁大森林而来。”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相仿佛，文艺工作者历来是民族的精英，社会的代表。他们所向往的，往往正是这个民族的希望所在。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可以说在各方面都为越南人民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样本。除了文化精神层面，就是在军事战术层面，为对付日本人的大扫荡、“三光”政策，令敌胆寒的地雷战、地道战、游击战……确实给越南战场上坚持战斗的人们以极大而管用的鼓舞和启示。
尽管在创作中，徐怀中不止一次地坚持“为弱者言”的秉承，仍然清醒地意识到越南的不同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与中国的区别，不简单地用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许多概念去套用越南的抗美战争。显然，越南人民是在同强手的博弈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战斗技艺的。“南方自始至终很少大兵团作战，看似小来小去的，却打造出了一个令全世界心服口服的战争‘品牌’，一个极富于创意又是不可克隆不可仿冒的顶级品牌，堪称现代战争交响乐最有华彩的一章。”在这里，他肯定了“非对称战争”的战略，就弱者的一方而言，“他们所能采取的一切不对等作战形式，说到底，依然出于求生存本能的一种自然选择罢了。是被强大的敌人逼出来的，是船到桥下，是车到山前，是应运而生，是七十二变，是四两拨千斤，是扬长避短。今天回过头去看，以越南南方抗美救国斗争来印证‘非对称’理论，岂不是最有代表性，岂不是最鲜活、最生动、最具有说服力吗？”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经济的发展，为维护我国的战略利益，我军也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国际维和，联合反恐，国际联合军演，环球航行，亚丁湾护航，国际抢险救灾，医疗救援……非战争军事行动越来越全球化、多样化、制度化，军事外交也空前活跃、越来越经常化。与此同时，国际形势较之过去，面临许多从未有过的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南海纷斗、东岛争端、东突反恐、中印领土、中朝纠结、中日冲突、中缅波折……军事文学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如何作出我们的积极的反应，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还不能正面表现，也不能随意发表意见，但是，徐怀中同志用50年磨一剑的精神，主动而充满智慧地还原了敏感的历史，解读了一些不那么轻松的话题，为我们开辟了先路，提供了军事文学作家研究、思考、表现国际军事和外交重大题材的优秀样本。
前路迢迢，未有尽期。我们任重而道远！
2014年2月13日于三亚
长篇历史小说需要的是历史的洞察力
——颜廷瑞《汴京风骚》再版序
20年前，颜廷瑞同志的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汴京风骚》问世，我曾为其写过评论文字，如今看来，物是人非，恍若隔世。文学的世风景象已经大变；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也一下子穿越时光隧道，进入老年行列，确确实实体会到了杜甫在《赠卫八处士》诗中那种“少壮能几时？鬃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人生沧桑的感慨，再读斯作，自然又是一番感受和体会了。
长江文艺出版社要为《汴京风骚》再版，很是欣喜，同时也钦佩出版社的气度和眼光。颜廷瑞同志嘱我为再版作序，恭敬不如从命，再续20年前的缘分，也算一桩为文生涯的幸事。
现如今，戏说乃至恶搞历史已经是一种风气和时尚。人们常说，对本民族的历史缺乏敬畏之心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固然没错，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对本民族的历史缺乏批判性的继承和研究的民族，同样可能是很危险的。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历史、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和思考，是一个立志于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当代作家的神圣使命。我钦佩颜廷瑞同志于几十年前便有了那样深刻的思考和洞察。经年的沉寂与深思，洗去了急功近利的浮华和浅薄，留下了绵绵不绝的“历史的滋味”，足以让后人反复地品尝和琢磨。
首先，作者通过对北宋王朝不可避免灭亡的命运描绘，体现了对中国封建政治规律的深刻洞察。若干年前，有专家便提出了封建社会的“衰亡周期律”问题。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的“窑洞对”中指出：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重要的原因是“惰性发作，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诚如《汴京风骚》所进入的历史语境：“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侈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而迎来的却是北宋历史先天不足、盛极而衰、变革失败的悲剧。小说用大量的细节和场景不仅描绘了北宋后期“冗官、冗兵、冗费”的沉重负担，而且揭示了当时阶级矛盾尖锐、民族对立严重、统治集团内部冲突错综复杂导致斗争激化的残酷现实。当然，在中国历史漫长的“封建周期率”中，宋朝又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其政治制度、军事体制设计上最难言的“软肋”，在于开国皇帝赵匡胤通过兵变“黄袍加身”的合法性质疑，以及对今后可能的模仿者的深深的提防。如果说“杯酒释兵权”是一次成功的政治谋略，那么，把物质赠予、生活享乐和金钱赎买作为一种常用的内政外交策略，则必然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国力的下降和军事能力的羸弱。即便获得短暂的和平与繁荣，最终改变不了积贫积弱、被周边少数民族侵略击败的历史命运。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从官到民，从京城到地方，“天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不思进取、奢侈腐败、苟且偷安的社会环境。从底层风习的角度，映衬了特定历史时期皇权政治导致的吏治败坏、精神萎靡、风气腐朽的社会基础。对我们民族文化遗传中那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自私自利、贪图安逸享乐的“糟粕”基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沉重的历史描写和深沉的文化反思，今天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其次，作者通过对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的记述，体现出对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改革结局的深刻洞察。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时代，任何改革其最基本的出发点必须是维护皇权的统治。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要复杂得多。从商鞅、桑弘羊、范仲淹直到晚清的康、梁变法，改革者无不怀着对帝王和皇朝的无限忠诚，然而他们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和成功，反而落得遭极刑、受通缉、被追杀的下场。就王安石变法而言，其初衷或基础，是宋神宗即位之后，为了改变在对西夏等西北少数民族的边战中一败再败、失地赔款、颜面丧尽的多年屈辱，富国强兵、夺回失地、恢复尊严的满腔热情和志向。然而，所有的改革无一例外的是一场利益调整、重新分配的博弈和争夺，有时还是你死我活的流血厮杀。一旦进入改革的实施阶段，特别是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时，改革所涉及的不同利益群体将根据利益的损益，作出自己的各种不同的反应，往往会形成或大或小的掣肘和制约。王安石以“变法度，易风俗”为改革的思想纲领，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等，同时推行“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以强兵，涉及社会、经济、军事、农业、商业、民生、教育、科举（后来的“三舍法”）等广泛的领域。如此庞大的变法，其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如何？靠谁来实施？怎样不断完善和修正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失误？如何应对、消除改革反对派们的阻力？小说透过复杂纷乱的表象，对王安石变法的过程，特别是改革的艰难以及一些缺失进行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的思考。显然，面对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商人、官员、后宫的反对，面对新政的许多破绽，年轻的神宗皇帝既缺少执政治国的实际经验，又没有具体化、阶段化的改革目标和清晰化的改革线路图，更缺乏变革所必需的坚强意志和实现改革目的的手段智慧，空有满腔热情而束手无策。那么变法的总设计师、“拗相公”王安石呢？尽管不乏思想家的睿智、改革家的锐利和实干家的强悍，但却缺少应对中国官场复杂矛盾的足够的权谋机变。比如为了提高变法的效率而设置专门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干脆直接剥夺了原有官僚部门的职责、权力，同时没有争取到后宫太后们的支持，犯了大忌。加上变法过程中跟踪不到位、监管不力，地方官借变法之名对百姓盘剥，几乎得罪了所有当时社会上有话语权的人，落入“众疑群谤”的旋涡之中。另外，由于用人不当，不仅使吕惠卿、郑侠等小人当道，得逞于一时，更要命的是导致改革派内部的反目、矛盾激化，成为一盘散沙，最终分崩离析。变法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变法及其支持者的官场失势，更带来十分恶劣的政治后果。皇帝不能勇敢地承担变法失利的责任，反而持续不断在政策上“翻烧饼”，出尔反尔、朝令夕改，恶性循环、雪上加霜，导致皇帝的权威日益式微。皇权的衰弱又促使朝廷之上党争进一步激化，一轮又一轮的内斗、争权、清洗、报复，党派利益之争超过原本道德礼义的底线，旧党反对的未必是“新法”，而其实是“新党”，变法成败也演变成两派斗争的幌子，开始慢慢违背了“富国强兵”的初衷，最后完全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国家到这个份上，气数也就尽了。荒唐到“元祐奸党碑”的矗立，宋朝的皇帝和群臣最终自己把自己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