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课题一直在顺利地进行着，条件已摸得差不多了；该修的课也都修完了；现在就要准备博士资格的综合考试（Comprehensive Exam）了。
首先，考试之前要建立起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专门负责审核我的博士资格，以及今后审核我的论文答辩的。委员会一定要由五个教授组成；除了乔恩以外，我在生物系找了另外两个教授。一个是瑞德教授，在生物系是一个很有名望的教授，资格相当于系主任一级；不仅在学校，就是在全国的长虫研究领域都是很有名望的学者之一。他每年的研究金费都是别的教授的好几倍。我本来说去试试找他，不知他愿不愿意，结果，他欣然同意。另一个是生物系的一位搞细胞生物学的华裔教授—梁教授。
据说他十几岁来到美国上中学，基本上也算是美国长大的。他一幅文绉绉的书生相，戴着一副眼镜，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我想，他这一身奋斗到现在的职位一定很不容易。
我上过一门他开的细胞培养实验课，他对我有一些了解。
另外，我还在生物化学系找了一位教授——奎因博士，是一位刚进生化系的年轻助理教授，跟他太太一起被招聘进生化系做教授的。他的工作和研究方向是蛋白质结构和模型方面的，与我们的研究有着密切联系；我也上过他的一门课，乔恩建议我去找他。
剩下一位就是微生物系的帕克曼教授了。帕克曼现在虽说没有了实验室，不能带学生了；但作委员会的成员还是可以的。我很希望她能在我的博士生委员会里，仍然能看着我学习、成长、进步，到毕业。
这样，我的委员会就形成了。成员由生物系、生化系，以及微生物系三个系的教授组成，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和有水准的一个委员会了。乔恩也这么认为，表示满意。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准备考试了，这种考试对研究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能不能学下去、能不能获得博士资格，就在此一举了。所以，每个博士生到了这种时候都很忙，压力也很大，基本上要使出全身解数去对付。
子健已去匹斯堡工作半年多了。这一段时间，佟佳一直跟着我；我边学习，边带着他。佳佳已经开始上学前班了，但只上半天学，另外半天我只好请人照看他。现在我要参加博士资格考试了，实在无法抽出时间照顾他，就跟子健商量把佳佳送到他那里去待两个月，我可以集中精力对付考试。子健同意了。
我买了长途汽车票，和佳佳一起坐着Gray Hound（灰狗）长途汽车去了匹斯堡。
汽车开了一天一夜，我和佳佳在车上坐得都烦了。车上大半是黑人，看起来像是一些社会较低层的人，有几个还有点贼眉鼠眼，大概高层一些的人都坐飞机了。我想，我们当时也该算是低层的人，坐不起飞机，至少对于我们太贵。我坐在那里有点紧张，不知盯着我们看的那几个人会不会干点什么。第二天下午终于到了。我在匹斯堡待了两天，总惦记着考试，心神不定，就赶紧又坐车回来了。
我现在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博士考试的准备工作之中了。博士的资格考试规则是，你自己选定2～3个研究课题，要是全新的，以前没有被研究过；或者，没有什么突破性成果的。你将设计出一个新的途径和方法来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然后，围绕着这些课题，查阅所有的论文和资料，拟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实验方案来；最后，你就对你制订出的实验方案进行答辩。
我根据所学的课程和我的兴趣选定了两个题目：一个是分子生物学方面的，另一个是免疫学方面的。虽说当时我上免疫课时搞得心情郁闷，很不痛快；但因为必须要把免疫课上下来，确实付出了很多心血和精力，努力地去钻研过。所以，我对免疫这一领域从惧怕、痛恨，变成了喜欢和有兴趣了，也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一个免疫学方面的题目。
我想，如果当时不是因为上免疫课时与微生物系搞免疫的几个教授弄得脸红脖子粗的，我可能会在微生物系找一个搞免疫学的导师也说不定。不过，这几个教授与乔恩比起来还是要低一个档次，还是达不到我心目中未来导师的标准。尽管乔恩对人苛刻，要求严格，有时脾气也很大，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乔恩做我的导师。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有着科学家的头脑和科学家的气质；跟着他才能学到真东西。我很庆幸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机会、合适的方式下，让我找到了像乔恩这样一流的导师。
围绕这两个题目，我都认真写出了理论基础及实验方案。我先送给乔恩看了看，想听听他的意见。他看完后，表示还算满意；至少，这两个题目当时都很新颖，都在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他没多说什么，就让我去通知我的博士研究生委员会的委员们来进行第一次考核。我把写好的材料发给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一人一份；并通知他们来进行第一次考核。
当时，我的英文通过这几年的锻炼，一般的对付和上课已经不成问题；但如果要上台演讲还是有点费劲。本来这种上台演讲的机会在国内就很少，甚至几乎没有；现在要演讲，而且是英文的，着实有点难。演讲其实是一种技能，就是没有语言困难，你如果没有这方面技能，也不可能讲好。我当时的任务很重，不仅要考虑到学术上的水准和方方面面一点都不能马虎，还要学习演讲技能。
的确，当时让我们这一批东方学生到美国来学习，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它沉重而艰巨。我们所要面对的不是来自一方面的挑战，而是多方面的。首先，语言对我们是一个全新、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不像来自欧洲和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学生，他们在这方面很好适应。
另一方面是文化背景，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和氛围。我们有时会感到不知所措，不知该怎样应付当时的局面；也不知道在某种情况下，该怎样做才是符合时宜的。有时，我们甚至会跟老师和同学之间闹出一些不必要的误会。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潜在的、无形的压力，让我们总感到烦躁不安，没有安全感。
再一方面就是学术方面。中国“文化大革命”封闭了十年，对外面的世界和发展几乎全然不知；也就是说，我们在大学所学的知识实际上与发达国家相差了几十年。
我们到这里来读研究生，其实连大学的课程都要补，这也是我们学习压力加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加上有时还会夹杂一些种族歧视问题，会使得压力变得异常严峻。我亲眼目睹了一些外国学生最后被完全压垮了、崩溃了、不能上下去了，只好休学，或者退学。有时觉得真挺残酷，特别大陆来的学生，他们怎么办？他们几乎都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才踏在了美国这块土地上；来了都是背水一战的境地，什么都没拿到怎么能回去？那不是要命吗？不过，大陆来的这批学生都很努力，而且坚韧；又经受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锤炼，一般都能挺得过来，最后转劣势为优势。
对付这个演讲，我的策略是先把要讲的东西用英文背下来，然后再琢磨用什么口气、什么手势合适，最后，再考虑怎么回答将会提出的问题。回答问题这一部分是最困难的，因为没法预测提出的问题；而且你首先要听懂是什么问题，然后考虑怎么回答，这预先也没什么办法做什么准备，我只好把资料准备得全一些，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想一想。
就这样，我去参加第一次考核了。在台上我并没感到特别地紧张，我顺利而流畅地把我的两个课题讲述了一遍。据后来人告诉我，讲得还蛮清楚的，我想这大概跟我以前当业余演员有关系，只要一上了台就能镇住台、不慌张，尽量发挥出最好水平。我们实验室的玛利亚和山姆都说，一旦我开始讲就很入境，一点都不显得不自然，好像忘记了自己是在说英文。
讲完后，委员会的人要从两个题目中挑出一个来，再作深入的考核。在座的教授大多是搞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的，他们对免疫的那个题目不感兴趣，所以选择了分子生物学的题目。随后，他们又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让我把方案发展成一个正式的课题，再进行第二轮考核答辩。我的第一次考核就算通过了。
现在就要开始准备第二次考核了。我把分子生物学的课题又详细地写了写，把那些实验设想和设计都发展成正式的、切实可行的一系列实验措施和方法。总而言之，就是把一个研究设想和方案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切实可行的研究课题。在做这两次考试准备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信心满怀，略带着点激动和兴奋，努力认真地做着每一件事情；虽说有压力，但也觉得有几分刺激和挑战。
第二次材料准备好了。我又先拿给乔恩看，他看完后也没发表什么意见，就让我去给各个委员会的委员们，并召集开第二次答辩考核会。会议开始了。我讲解了我精心制作、完整的课题研究方案。讲完后，我正等着回答问题；其他教授都没提出什么太多、太尖锐的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看那趋势，我好像马上就要通过了。当我正在心里暗暗地庆幸我的博士资格考试即将顺利通过时，乔恩突然严肃地站了起来。
如果，在细胞中存在另一个物质，它又可以调控你研究的这个抑制物怎么办？
你想过吗？他极其尖锐地说，目光锐利逼人。
……我看着他，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
他回过头来，一脸不满地看了看几个教授，摸了一把下巴上的胡子，坐了下去。几个教授看着乔恩半天没说话，又相互看了一眼，大概是有点意外乔恩的举动。
我的这一课题主要探讨的是基因表达调控中一个阻遏物表达调控的研究。在研究方案中，我针对它的抑制物进行了各种探索性和摸索性的实验研究，证实这种抑制物在某种细胞中的存在，以及它在细胞中的功能和调节能力等。我把主要的研究侧重点都集中在了抑制物本身。可是，乔恩提出的这一个问题是，如果细胞中还存在能够控制和调节这一抑制物的物质和系统怎么办？我的实验方案中没有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忽略了。
乔恩的说法不无道理，可我重点研究的是抑制物对表达的调节，而不是对它进行调节的其他物质，不提这种二级调节系统是否也不是不可以。当然，严格地说还是应该考虑这一点的。
“不错，这的确是个问题。你没考虑到吧？”奎因博士也开始在一旁帮腔，跟乔恩两人一唱一和。
我当时有些吃惊，也很生气。按照一般常规，导师是应该护着自己的学生，为自己的学生掩护；而是其他教授倒会比较尖锐。我这倒好，反过来了；其他教授没说什么，包括那个生物系的大头，可乔恩却来为难我。而且，我事先给他看过，他并没提出什么来，不然在答辩前也可以修改修改啊。
乔恩这么搞也不知什么意思，好像生怕我轻易通过了似的。他不由分说地就决定我这次没通过，必须再考一次。其他教授一看，你自己的导师都这么说，那当然就再考一次啰。
散会后，我气得要死，不想跟乔恩说话。最后，他主动来找我。
“你这次确实有这个问题，再考虑考虑，重新写写。”他说。
我没说话。
“你看那几个委员简直都没问什么，一点都不认真负责。”他又说。那意思是他要对我负责任似的。
我了解乔恩，他是一个不爱吹嘘、说大话的人，也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我想，他大概说的是他的心里话。他可能真是这样想的，是想对我严格要求，不能让我这么轻而易举地就过了关。可是，我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如果提出重考的是另外一个教授，我也许会好受一些。乔恩在这方面早就名声在外。据说，有一次他做另外一个学生的委员会委员，博士综合考试的时候，当场就没让那个学生通过考试，并且取消了他的博士资格。从此以后，很少有人敢找他做委员会委员。据说不仅学生怕他，连那些年轻的助理教授们也怕他，因为他也可以决定他们能不能晋升，也可以让他们走人。
我想，我大概是没有什么选择了，只好重写，准备重考，可是憋了一肚子的气。那几天，我时不时地表示出不想继续读下去了，想带着孩子去匹斯堡了。吉米和晓珍都跑来安慰我。
“你也别生气了，乔恩就是这么个人。你现在放弃不是很可惜？”吉米皱着眉，小声地说。
“算了，忍忍吧。再写一遍吧，你早晚也得过乔恩这一关。”晓珍说。
“你说我一个人在这里奔什么劲，真不如带着孩子去匹斯堡了。”我满心委屈地说。
其实我也是说说气话，可是乔恩信以为真，那几天情绪很低沉；我不跟他说话，他只好打电话给帕克曼，希望帕克曼能劝劝我。
帕克曼后来告诉我，在电话中他的声音都有些颤抖，我觉得心里有些过意不去，觉得他表面看起来非常暴躁、苛刻、不讲情面，其实内心深处很单纯、脆弱，情感像孩子一样外露。我想，他的生活经历也许使他对人，特别对女人，产生了一种比较复杂的感情，既需要，又觉得难以驾驭。据说，他离过六次婚，女人都离开他走了；大多是因为他成天搞科研，不顾家，有时甚至还睡在实验室，脾气又暴躁。女人都受不了，走了。我想如果是我，大概也会受不了的。正因为这一点，他大概也特别害怕有人要离他而去。
不过，我是他的学生，应该好多了。再说，乔恩虽然不好对付，但他是一流的科学家。人没有完人，我要想学东西，大概只能忍受一下别的方面了。
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答辩考核。这一次，乔恩没有再刁难，总算是让我通过了。这也就是说，我获得了继续攻读博士的资格，这也同时是对我的能力和付出努力的一个肯定吧。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接下来，更艰巨的山峰在等着我呢，又要准备向新的目标—博士进攻了。
子健又把佳佳送回来了。我们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我每天去做实验，佳佳去上学前班。每天晚上回家后，我尽量都跟佳佳两人一起度过。其实，有时想想，一个女人何必把自己弄得这么苦；丈夫在一家大公司里有了一份正式工作，月薪也很稳定，为什么还不放弃学位，带着孩子跟着丈夫一起好好过日子呢？成天一个人带着孩子拼什么学位嘛！
我身边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包括子健本人和他的父母。可是，我也不知怎么的，就是不肯放弃，也许是因为从小就好强的缘故吧。我好像心中总有这么一股子力量支撑着，它伴随着我渡过一道又一道的难关，冲破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有时想想，一个女人的成功和成就是多么地不容易，需要克服比男人更多的阻碍和困难。家庭和孩子天生就好像是女人分内的事；你不可能像男人一样越过它们，去要求男人付出牺牲，而自己直奔事业。女人要想有事业和成功，那就必须付出更多，一手持着家庭和孩子，一手撑着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不然，你就会被认为是一个不正常的女人。女人对家庭和孩子的放弃是多么不可饶恕，而对事业的放弃又是多么情有可原，常常会被认为是贤慧之举。
1994年年初，子健的父母又获准来美国探亲。因为我和佟佳这边比较困难一些；所以，他们来了后，就先到我这里，跟着我和佳佳住在一起，这样也可以帮助帮助我和佳佳的日常生活。
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跟子健的父母处得还可以，从没发生过什么大矛盾和口角，大家相敬如宾。我想，能保持这样的关系应该可以了。他们在我这住，帮着照顾一下佳佳、做做饭，过得也算是安静舒心。这一次，子健的父亲和母亲一起来了，他母亲的心情好多了，不用再担心老头子一人在国内没人照顾了；又跟孙子在一起，儿子又找到了工作，她应该心情好，再也不哭哭啼啼的了。我也轻松了一些，至少不用担心佳佳放学后没有人管，可以全身心地放在实验上；晚上有时也可以去加加班什么的。
实验室最近越来越热闹，又来了一个新人，他既不是学生，也不是博士后，而是从前苏联来的一位噬菌体方面的专家—沃纳锐。苏联解体后，曾经一度较混乱，政局也不稳定，再加上经济也很萧条。许多科学家没有了去路。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国外，希望能在其他国家继续他们的研究。乔恩与沃纳锐以前就认识，也就邀请他来我们实验室一起做噬菌体方面的研究。
沃纳锐中上等身材，头发有点花白，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厚厚的镜片上一圈一圈地都能看得见；他的圆脸和圆鼻头给人一种温和敦厚的感觉。据说，他还是前苏联的一个研究所的所长，看起来的确有大学者的儒雅之气；他虽然比乔恩年纪轻，可看着要比乔恩显老。他的英语也不怎么流利，还带有很重的俄国口音，但说起话来语气温和、总带着笑容，让你感觉轻松、没有压力。也许，我们有着一些相同的背景，都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好像平常有那么一点共同语言。我和晓珍多半把他看做朋友，而不是上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