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部的汽车问题 周淦
《生活》第五卷第四十期载音青君所作《数百万元的汽车开支》一文，已经拜读过了。音青君的主张，我们很赞成，在此金贵银贱的时候，如果大家都不坐汽车，仍然回复到从前“四人大轿”时代，免得利权外溢，倒也来得痛快。不过他特别把教育部提出做例说：“设若教育部能将汽车少购五辆，则三年来即可省下五万余金”，未免太不公道了。说到教育部的汽车，真是poor已极，三年以前，教育部还是大学院的一部分。（最初大学院包括教育部及中央研究院，到十七年秋间，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才分为两机关）当时大学院一共只有两辆破旧的汽车。到民十七年底，教育部成立，买了两辆新车，大学院的旧车两部也移交过来，一共有车四辆。但这两辆旧车，好像两个病人，虽然勉强撑持，挣扎，实在不中用了。走在路上总没有别的那么“风驰电掣”。只好由上海运来半新不旧的福特车一辆补缺，把最旧的一部停止不用。（这部车实在是五痨七伤走不动了。）照目前而论，实际还止四部汽车。平心说来，一个管理全国教育的机关，仅有四辆汽车，也不能算多吧。
教育部为什么不能省去这四辆汽车呢？我们以为如果教育部一辆汽车也没有，每天部中各高级职员赴各机关接洽公事或参加会议，城北跑到城南，一来一往路上所损失的时间，照他们每小时所得薪水折算起来，国家所省的经费不见得比所损的经费来得多。譬如中央党部开会要教育部派高级职员三人参加（这是常有的事），大家坐洋车前往，路上往返至少要损失四十分钟。他们每人薪水每月三百元，每天十元，每天以八小时计算，每小时一元二角余。每四十分钟折洋八角，三人共二元四角，再加来往车费每人四角共一元二角。则此次开会公家须担负三元六角，用部中汽车往返，不过费汽油钱七八角，加上车夫薪工汽车修理费等大约公家须担负一元六角左右。两相比较，可替公家省二元。本来中国人时间不算钱，讲到“Time is money”大家都要说笑：“费一点时间，又算什么呢？”
至于说到经费一层，教育部能为国家省钱的地方，向来极力节省。譬如教育部共设五司，应该有五个司长。现在部中实际只有三个司长支俸。其余两个司长，由部员兼任，分文不支，工作是一样的做，并不因为人少就少做事。我们想来，这也算对得住人吧！只要我们能够体贴公家，不事妄费，省下一笔钱来，拿去供给四辆汽车之用，在节约的原则上，总可以得其平了。
总之，音青君的言论，我们是应当尊重的。不过教育部汽车的实情是如此，我们恐音青君的高论，藉着销路最广的《生活》周刊，传遍了全国，难免不使大家对教育部发生误会，所以不得不加以辩正，藉以答复不署真名的音青君。
韬奋按：这是教育部秘书周淦先生署名负责替该部“辩正”的一封来信，本刊承他以“实情”相告，这是我们应该表示感谢的。讲到《数百万元的汽车开支》一文，编者和那篇文的作者音青君素昧生平，本刊承他以此文投稿（此文是由南京外交部寄来的，至作者的真姓名，我们有代守秘密的责任），见其中所根据的事实是采自审计院所出版的《统计汇刊》，而且言明是根据审计院统计科科长陈其鹿君在该刊所发表的《调查中央各机关汽车开支后之所得》一文，以政府中主持统计的官吏，在政府所发行的刊物中发表的事实，我们认为音青君所论当非捕风捉影之谈可比，因此便采登了出来。在那篇文里所引的陈君的话，有“现在中央常委及政务官之外，普通机关汽车有备至七八辆以上者，究非政府提倡节约之旨。”倘非有大部分“实情”如此，以置身政府中人的陈君不应作此语，今据教育部所“辩正”，则教育部确不在此“大部分”之内，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应该对教育部致其歉忱。
不过我们发表音青君的那篇文字，自问动机是纯粹出于好意。我们对于时人所谓“节约运动”向来主张“节约运动应从上而下”（可参看本刊第五卷第十二期《节约运动与物质建设》一文），该文之发表意在唤起当局者之注意与改革，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觉得常人对私的方面也许还能善于“节约”，对公的方面则往往善于不“节约”，所谓慷他人之慨者是也，故不但对于政府机关，并欲藉此唤起服务于社会机关者之注意与改革。在此两点用意之中，我们所特别注重的是：为公办事，用人要注意效率，用钱要注意经济。所谓用人要注意效率者，当然不是说只管盲目的省钱而不要用人；所谓用钱要注意经济者，当然不是说只管盲目的省钱而不讲效率—不讲效率便不配称为经济。所以这封信里所谓“四人大轿”，所谓“时间不算钱”，固非那篇文意所主张，也不是我们所赞成的，这是我们对教育部道歉之外，所欲略加说明，以免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