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短文所引起的郑重说明 左舜生
顷阅《生活》第六卷第五十二期，有先生所作《关于勒令停刊的传闻》一文，读之无限感喟。
邹韬奋先生非“国家主义派”之分子，《生活》周刊非一党一派之机关，此自明之事实；因外间偶有误会，先生作文加以声明，亦系极正当之办法；惟先生在一方面竭力表明贵刊之态度，在另一方面，似应尊重“国家主义派”之立场。现在多数人口头的“国家主义派”，实际上是一个“中国青年党”，一个“国家主义青年团”，他们在七年以前，即开始“反对容共联俄”，四年以来，又不断的“反对一党专政”，虽所遭受的困辱不堪言状，而此两种主张，未为国人所弃，最近且形成全国一致的呼声，这是他们所引以自慰，同时也是他们觉得并无负于国家的地方。
先生绝对没有轻视任何党派的意味，这一点他们充分的承认，但先生在一篇短文中，连来四个“所谓”，在先生下笔时或者是无所容心，但多数国家主义的读者，却已经是非常的“难过”，这是要向先生郑重说明的。
先生说：“本刊未主张立刻就不要国家”，究竟贵刊打算在什么时候便不要国家呢？
先生又说：“我个人对于国家的直觉观念，以为所谓国家，不过是在世界大同未达到以前，全国人用来团结图存的一种工具。”依照先生所说，今日的外蒙古，已经脱离中国建立一个国家，东三省又将脱离中国建立一个国家，这种新建的国家，先生能不能承认它仍不失为一种“工具”呢？
假如照先生所说，国家的功用仅仅在“团结图存”，难道东三省一定要在中国军阀的统治之下才能“团结图存”，在日本军阀的统治之下便不能“团结图存”吗？外蒙古一定要在蒙古王公和喇嘛的控制之下才能“团结图存”，在苏俄的控制之下便不能“团结图存”吗？
？果如先生所说，世界真有达到大同的一天，则今日东三省三千万的人民，就暂时改为日本国籍，在将来也仍不失为大同世界的一分子，全国人又何必奔走呼号，以血肉相搏，一定要以武力收回失地，一定要以武力援救东三省的同胞呢？即以贵刊而论，这三个月以来，又何必以全部的篇幅专作抗日救国的宣传？更何必努力为马占山将军募款呢？
我从先生这篇短文，觉得贵刊的态度根本动摇，贵刊的文字前后矛盾，或许是我的观察错误，但我相信陷于这种同样错误的决不止我一人；贵刊销路甚多，影响甚大，过去爱国的色彩，又浓厚异常，所以我很希望先生有一番明白的指教。
最后还有几句话要声明，我写这封信给先生不是偶然的：第一，我和韬奋先生有一日之雅，七八年前即经友人介绍在青年会的殉道堂作过两三小时的长谈，印象甚深，至今没有忘记；第二，我也是一个五年来热心的《生活》读者，因此对于韬奋先生的不畏强御也素来佩服；第三，我是一个任何人用手枪指着我也不会否认的国家主义者，和先生这篇短文有直接的关系。
左先生这封来信的诚恳坦白，记者异常感谢。此处发表的信里的句读以及句旁的密圈，都全照原信，以保存作者原来的意旨。记者对于“共”的问题，以为其根本解决在从政治上迅速积极解放大多数劳苦农工民众，非空言所能解决，亦非枪炮所能解决，只有从速积极解决一般平民的民生问题，则不解决而解决。关于“一党专政”问题，在本刊上卷第四十七期《一党专政与一党专利》一
文里曾略贡管见，恕不再赘。
左先生似乎不满意我在《关于勒令停刊的传闻》一文里“连来四个‘所谓’”，其实我下笔时确是“无所容心”，不过含有左先生信里所谓“现在多数人口头的”的意思，即大家都如此云云的意思，丝毫不含有轻蔑的意味。此外还承左先生询及的几点，敬分别答复如左：
（一）我认为国家不过是世界文化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等到社会主义普及于全世界之后，国内无阶级之争，国际无随着资本主义俱来的帝国主义之争，国家便非必要。在什么时候这种理想的境域可以实现，这当然要看各方的觉悟和推进这种理想的努力如何为转移。
（二）所谓“团结图存”，自由平等的人的生存是“存”，亡国奴的奴隶生存也是“存”，我们所要“图”的“存”当然是指自由平等的人的生存，而不是奴隶的生存。固然，在“军阀统治之下”或“蒙古王公和喇嘛的控制之下”的生存在实际上未尝不可说是奴隶的生存，然而受着这种生存的人所应该努力奋斗者，当然要“图”得自由平等的人的生存，不应该跑入牛羊何择的他种方式的奴隶生存。我们不赞成亡国奴的生存，不是就赞成做他种方式的奴隶生存。所以本刊屡次表示东三省从日本夺回之后，不应再交给军阀胡闹。
（三）在世界大同达到的一天，国家可以不要：这句话当然不能解释为在世界大同未达到以前，国家就索性可以不要。在世界大同已达到之后，人人可不必由战争而得到自由平等的生存，但在此理想境域未达到以前，倘“暂时改为日本国籍”，奴隶的生存先已套在头上，我们如不积极援救东三省的同胞，日本大陆政策一步一步的实施起来，东三省以外的各省同胞也都不免过奴隶的生存。我们所以要“奔走呼号”，“血肉相搏”，所以“一定要以武力收回失地”，“一定要以武力援救东三省的同胞”……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奴隶的生存既一日都不应容忍，我们岂可说因为“将来也仍不失为大同世界的一分子”而先俯首贴耳不妨做做奴隶呢？
？从上面说来，“本刊未主张立刻就不要国家”，态度并未根本动摇，文字亦未前后矛盾。
左先生又提起“过去爱国的色彩又浓厚异常”云云，我请乘此机会略谈我对于“爱国”的见解。我们在世界大同未实现以前，为免除奴隶生存而力图自由平等的人的生存，所以不得不把国家视为“全国人用来团结图存的一种工具”，上面已经说过。我觉得无论国之可爱与否，既不由自主的生在这一国里，无可爱的国也只得设法把他造成可爱，藉以达到团结图存的目的。所以虽有人说现在的国家不过是资本家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压迫劳苦民众的武器，这样的国家有何可爱，但我却以为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应努力把国家从少数压迫阶级手中夺回来还给全国民众，使国家为全国民众的生存而存在，非为少数压迫阶级的生存而存在，这样一来，国家便从无可爱而变为可爱，因为他成为“全国人用来团结图存的工具”，而非被少数人作为剥削民众而为自己达到享受特殊权利的工具。
左先生最后提出的三点，关于第一第二两点，记者敬表示感愧的诚意；关于第三点，记者也要诚恳表示敬佩左先生的忠勇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态度。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