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政会开会时，最令人感动的是老前辈中有许多充满着正义感，激昂愤发不逊于青年人。胡景伊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态度镇定如泰山，他的声音响亮如洪钟，他的嫉恶如仇，他的见义勇为，他的敢说话，都使议场中为之生色不少。在大会中讨论兵役问题一案时，他用狮吼的声调提出两点，都很扼要，但却不是人人所愿说的。（一）他说要使人民愿意当兵，根本问题是要解除苛捐杂税，使乡民能过最低限度的人的生活，使他们感觉到国家是和他们有关系。（二）他说要提倡人民愿意当兵，希望中央及各省的特任简任官，有子弟合于兵役法年龄的，都不逃避兵役，不要以为自己的“娃娃”是要准备将来做大官，不愿当兵。他说到第二点时，眼光对着各部会长官的特别席上扫射！
褚辅成先生也是老前辈中最敢言的一个。他的“嘉兴官话”虽不见得人人完全懂，但是他老先生无论对于任何一案，任何一事，他一有意思总要立起来说，而且立起来的时候特多。后来一看见他老先生立起来，就有人发笑，这个笑并非讨厌他，却是有趣感觉的表现。最后一天的上午，汪议长因太辛苦而暂退休息，由副议长张伯苓先生暂代，依通例主席是不应发表自己意见的，而张先生上来似乎又有发动“捣乱论”的趋势，说了不少话，有些人起来制止，褚先生也很严厉地立起来指着副议长大呼“主席不许自己多说话！”他那热烈的姿态和只间是非不怕得罪的气概，是很令人佩服的。当然，伯苓先生也是我们所最敬佩的一位老前辈，但是他在主席的职位上偶有错误，褚先生那种严正的态度却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喜欢说话的老前辈还有孔庚先生。他满口湖北话，说的时间总是不够！（按议事规则，提案说明者只许十五分钟，讨论时每人只许五分钟。）最有趣的是他为着自己所提的关于司法制度的一案，登台说明，滔滔不断地说不尽他自己打官司的经验。他说他近几年恢复了老百姓的地位。因事和人打官司，从廿二年打起打到廿七年还未打完！他一面继续打官司，一面不得不因事实上的需要而大研究其法律手续，自己研究不够，还时常向有研究的朋友们东查西问，这样一来，才恍然大悟于我国司法制度积弊之深。孔先生因为他自己亲历的疾苦，所以说得津津有味，似有几日几夜说不完的趋势，引起全场的笑声。也许有人觉得他说得太噜苏些，但是因为是他自己亲历的疾苦，所以一点没有噜苏的感觉。议长允许他延长了一次时间，他似乎还觉得太不够，恋恋不舍地下了台。当他刚上台去说明的时候，还没有说两三句话，就自觉恐怕时间不够，回转头向议长说：“要多给我几分钟！”议长请他尽管说，等到十五分钟法定时间到时，再商量。后来果不出他所料，延长一次还似乎不够。还有一次他说满了五分钟的法定时间，女书记揿着警铃作响，他忙着伸出二指声明再说两句就完，其实又被他说了许多句。孔老先生大概是把打官司的精神用到议场上来了！
汪议长在闭幕致词中说看到许多须发皓然的老参政员也那样有精神，足见中华民国应该万万岁，这句话确不是凭空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