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乡小镇，我从孩提时代就会三不五时地听到，某某人抽到头签，成天都在发愁。对刚满二十岁的大男孩来说，服兵役是一等一的人生大事，而所谓的头签，就是抽到的服役之处在金门或马祖等地。在一边天天喊“反攻大陆”、一边天天要“解放台湾”的那个年代，外岛相当于“前线”，炮弹你来我往，危险性大大高于本岛。轮到我抽签的时候，打开签条便心中一沉，是海军，除了得去外岛，还要在海上漂泊。
新兵训练中心在高雄左营，天还没亮，我与同乡们就在头城火车站的月台等候。火车几乎站站都停，从台湾东开往台湾北，再到台湾南，依次接走每个该当兵的年轻人。大家在类似货车的、黑蒙蒙的车厢里，从天黑坐到天黑，抵达目的地已是深夜。饿得手脚发软，才下车就听到异常严厉的呵斥、威胁，人人顿时被恐惧笼罩，时时刻刻担心着自己会触犯军法。营房的屋顶、墙壁都是铁皮，分配好床位后，我躺下来望着窗外。月亮那样皎洁，为何我的心里却暗如深渊？
几乎就在累极睡着的同一秒，恐怖的哨音凌厉地响起，班长宣布，五分钟之内到操场集合，迟到的罚跑操场。大家惊慌地摸黑行动，碰撞之声此起彼落，还有人吓得掉下床来。什么事也没，就是下马威，班长要让我们学会警觉、尽快去除老百姓的惰性。半个小时后回到铺位，一片鸦雀无声，接着便响起压抑的啜泣声，有些人蒙着被子哭，有些人默默掉泪。第一天就这么苦了，接下来的三年可要怎么熬啊？在此两个月，历经各式操练，每天的情况都只能用虚脱、紧张四个字形容。咖啡想都不敢想，连它是什么味道都快忘光了，天知道我以前每天至少都要喝一到两杯的！
第三个月开始，大家按兵种分开训练，轮机班、船帆班的人都不少，我们这些讯号兵却是每个单位只有一两个。要背一大堆旗号、要会摩斯密码、要会操作无线电，那本厚厚的、半个枕头大的作战通讯手册根本不敢离身，每天抱着拼命啃，才有可能通过各项考试。
从早到晚都在上课，好处是不必操练，比起别人可是轻松多了。我在福利社买了咖啡粉，每天冲一杯，还趁老师讲课时在下面偷偷写诗。休息时也写，用钢杯泡上满满一杯咖啡，喝完又泡、喝完又泡，仿佛喝进多少咖啡，就能化出多少钢笔墨水。见到通讯手册上海军总司令的名字，觉得那个“玺”字很不错，相当少见，便拿来当笔名。之后，我发表过的为数不多的新诗与短篇小说，具名都是阮玺。拍照之后，当文学家的念头打消，儿子出生，便把笔名给了他。
被分发到高雄旗津的小艇队后，讯号专长用不上，我成了往返总部与小艇队之间的邮差，日子过得舒服极了！每天轻轻松松地背着公文袋到左营领取信件，若没紧急公文，我就在外面逛到傍晚，钱都花光了也没关系，回营就有饭吃。制服的长裤与蓝色牛仔裤相仿，上衣是浅蓝色，只要把兵籍名牌从胸前一卸、水手帽摘下放口袋，看起来就跟老百姓没两样，不会引人注意。时间多到不知如何打发，除了看电影、逛书店，高雄闹区的每家咖啡馆我都光顾过。没一家可跟台北比，煮的咖啡都不好喝，可在沙发座上端着瓷杯，让我觉得一点也不像在当兵。
悠哉的好日子不到半年，我们的小艇队跟驻防金门的另一个队互调。那真是一个庞大的军事移动，就跟电影上看到的一模一样，一大片黑压压的小艇陆续开进巨大的运补舰船腹，所有士兵都像货物一样挤在船舱里。风浪很大，不管吃什么、喝什么都会吐光，有的人甚至连胆汁都吐出来了。
在金门驻扎的营区很绝，是个岩石中挖出来的大坑洞，高的那头是陆地，低的那头是汪洋，洞里除了我们就是小艇。营区与海水之间有个水闸，闸门一开，小艇便可驶上海。主坑道供运补大卡车行驶，从陆地一直开到小艇停放处才卸物资。所有铺位都在侧坑的斜坡上，比山低、比海高，潮气之重令人难以想象。棉被没有一天是干的，很多人还因此得了风湿病。我因为靠主坑道的通风口最近，状况还不错，可我的咖啡就不行了，开封的第一杯还香，过不了几天就开始有霉味，之后渐渐结块，得先用筷子、汤匙戳一戳，捣散之后才能冲泡。喝起来一点也不像咖啡，却又舍不得丢。
每人一个装衣物的小木箱，平时放在床下，拖出来可当凳子，就着床铺看书、写字。我的木箱除了一套便服、好几本书，还有一玻璃罐咖啡粉、一纸盒方块砂糖。老士官们无一例外，总是在木箱外加装好几道锁，仿佛里面除了毕生拥有的一切，还藏着对大陆亲人的思念。
印象最深的就是，每隔一阵，四处巡回的文工队就会来放电影。大大的银幕拉在坑底与水线之间，银幕下方映出成排成排的小艇轮廓。坡道就是观众席，大家或盘腿而坐，或撑着上半身斜躺，都不会挡住彼此的视线。电影内容我一部也记不得，却永远忘不了那小艇轻晃的节奏，和那反射在头顶与两侧岩壁的迷人光影，千变万化、随着剧情灵动。那时我的手中必有一钢杯的咖啡，哪怕它已发霉，仍令我深深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