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rence J.Brahm
[美国]
1961年出生，政治经济学家、律师，“喜马拉雅共识”智库创始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话丝路”项目主席。在中国生活工作了二十五年，曾先后出版了许多作品，如《中国的世纪》《中国第一》等，对向外介绍中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伴随着朝阳的升起，我每天都会按时起床，在四合院里练习气功。当第一缕晨光照进北京这座古城的老胡同，远处朝阳区的霓虹灯逐渐暗淡下去，这时候，我总会想起过去四十年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我也置身其中，感受着中国发展的脉搏。
绿军装和可乐
我仍记得那是1981年的晚春，那时我刚来北京。美国与中国在1979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当时是第二批到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我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机场大厅的天花板上装饰着红色的星星，那时还没有行李输送带，行李被堆成一堆，只能自己去找。走出机场，外面的人很多都穿着绿色军装或者蓝色的衣服。我用来之前学的蹩脚的普通话和人们沟通，我猜他们应该根本没听懂我在说什么，因为他们就这么盯着我，好像我是从太空坠落的外星人似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经济落后，物资相对匮乏。国营商店提供的衣服比较单一，基本都是蓝色的衣服或绿色军装。出现在广州夜市上的从香港运来的衣服，成了第一批时尚服装。
如果没有粮票，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米饭或馒头。每当我去友谊商店花一美元买进口的可乐时，我的中国老师都认为我是“败家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什么都不能浪费，甚至当笔写不出来的时候，我的中国同学都会把水吸进笔中来稀释墨水，废纸也会被用得不留一点空白。
很快，我也穿着绿色军衣，戴着绿色军帽，背着绿色军包去上课了。我买了一辆天津产的飞鸽牌自行车。作为一名外国留学生，我很幸运，可以不必等待配额，直接购买自行车。另一个特权是午餐中有一小块猪肉，而中国学生的饮食中荤腥很少。
我遇到了正在尝试法国印象派绘画风格的艺术系年轻学生，这在当时算是十分前卫的。难以想象三十年后，这些学生会成为著名的艺术家，在国际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出售他们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画作。当我在新兴的市场上卖掉我的飞鸽牌自行车时，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些事情。
快车道上的90年代
进入90年代，城市的街道日新月异，到处都在施工，我会在昨天还认得的街角迷失方向。新修的道路从刚拆迁的旧街区穿过，开始通车，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自行车被豪华轿车取代，冬天里熟悉的鸽子飞翔的声音淹没在现代城市的喧嚣中。
作为一名年轻的律师，我生活在快车道上。1992年，我参与解决了当时最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例纠纷——厦门福达和柯达之间的中美技术转让纠纷。在当时中国贸易的最前沿，我为埃克森美孚、爱立信、罗氏、拜耳等公司做成了在中国的第一笔交易，并帮助哈根达斯、苹果等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上海当时正在经历转型。在深圳、珠海等南方经济特区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上海领导层决定在外滩对面建立金融贸易区。这个地方叫作浦东，是一块平坦开阔的土地。很快，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东方明珠塔也随之而来。建筑物越来越高，大量的投资通过谈判涌入浦东。不久，我被北京的有关部委请去就国有企业改革提出建议。那时重组国有企业的经验对未来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时的政策由一个叫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组织来制定，我经常被请到一个大院里的办公室提供咨询，那里紧挨中南海，从我住的四合院骑自行车很快就能到。
除了国有企业改革外，中国领导层还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宏观经济决策，这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情不会永远一个样，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建议采取“休克疗法”，令社会主义经济经历震荡后迅速成为市场经济。那些采纳这种方法的国家，如苏联，都被震荡成经济萧条或经济崩溃。如果没有逐步建立相应的社会和经济机制，将人们长期习惯的由国家提供的旧体系过渡到从住房到医疗所有领域都商业化的新体系，“休克疗法”所提出的经济转型就不可能实现。
中国采取了有管理的市场化进程，采用国家计划和市场干预双管齐下的措施。我发现中国政府会让市场有规律地发展，当市场经济失序时，政府就会采取手段来控制。如果财政政策、税收和利率行不通，他们会采取行政措施，如收费和配额。中国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只要求得到好的结果。这个方法非常实用。这就是我们以后所称的“中国方案”的开始。
循序渐进的“中国方案”
眼看着中国成功了，亚洲其他国家也开始采取自己的“中国方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越南和老挝中央银行的顾问不断研究中国采取的各项改革措施。他们很快就理解了中国的方针及解决方案，将其适当改变以适应自己国家的需求和特点。过去二十年中，有个问题总是被我工作过的南亚和非洲的商界领袖、政府官员甚至国家元首问起：“中国是怎么做到几十年来经济持续发展的？”
其中一个答案是“循序渐进”，即一步一步地进行改革和实施新政策，而不是采取美国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的“休克疗法”。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情况下，中国选择借鉴其他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观察到，中国的决策者非常关注实际问题的确切解决方案，以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
尽管有些西方媒体有偏见，但中国向世界证明了脱离美国经济支配的一种可行办法，中国使用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这两个工具，将经济从物资匮乏发展为物资极大丰富，人民生活从贫困到小康。当然，中国为发展也付出了代价。
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脱贫人口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同时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中国人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但今天，中国领导层把应对环境危机作为了新的工作重点。
2013年，我被任命为中国环境保护部高级顾问，负责协调“绿色印刷”政策的起草工作，这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一部分。借鉴中国自己的文化框架，我们围绕中国自己的“五行”——金、木、水、火、土的理念来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2015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把发展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政策，来扭转中国环境成本增长的现状，促进环境保护。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中国改变了政策来应对世界最大的挑战——气候变化，并且目前在可再生能源创新、投资和绿色金融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与此同时，美国的政治家们还在争论气候变化理论是否科学。
多元本土化而非单一全球化
2017年10月18日，我参加了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的《中国24小时》新闻节目录制。当我在评论现场时，天安门广场的摄像机向工作室转播有关中共十九大的画面。代表们抵达会场时，小雨轻敲着人民大会堂的台阶。这将是全球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标志着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将与一系列新的政策相结合，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令很多人吃惊的是，中国现任领导层在大会开幕之际增加了默哀的时刻，向创造了新中国辉煌历史的革命家致敬。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上做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一个新的表述，关键词是“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怎么把马克思主义这个19世纪用于分析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理论与一个在21世纪绿色金融、手机银行、人工智能研究与开发方面领先的国家结合起来？缩小贫富差距是艰巨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上下功夫，着眼于消除贫困、缩小收入差距，关注生态和绿色能源发展，重视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提出“中国方案”的概念以应对全球性挑战。“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报告的重中之重。习近平还谈到实施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坚定不移地推动全球化进程，以及发挥联合国等机构作用的重要性。
西方模式谈论民主、透明和治理，却经常忽视欠发达国家为了摆脱贫困并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没有交通、通信、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保障，人民生活就不会改善。在欧美可能奏效的外部解决方案并不适用于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
习近平在提出“中国方案”时，并不是说任何国家都应该遵循中国的经济模式。相反，“中国方案”代表了一个国家应对独特环境和挑战的一种方式。同样，其他国家也应该寻求自己的解决方案。这必须来源于每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文化背景。“中国方案”实质上强调，了解自身情况的人们应该寻找本土化解决方案，而不是生搬硬套地从外部智库或多边机构引进理论，这些理论可能并不能灵活地应对当地情况和环境，甚至根本起不了作用。
南半球的许多国家都被传统的“休克疗法”所困扰，这些方法是由某些西方机构强加给它们的。而且，这种方法往往是与政治条件或意识形态框架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奏效。
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不过，中国可以分享一些经验。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转型，涉及基础设施的大量固定资产投资。中国的许多省份都深居内陆，没有沿海港口，但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和发达的通信网络突破了地域限制，促进了几十年来外企投资和出口贸易的激增。对于许多面临类似挑战的发展中国家——非洲、中亚和南亚的内陆国家，中国的经验是有参考价值的。
关于“中国方案”，习近平已经将其定调为多元的本土化，而不是单一的全球化。他强调应该尊重每个民族的差异化传统，尊重多元化制度，而不是采用西方机构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单一模板。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方案”的核心内容。
（张超娜/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