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有些事听起来有些奇怪，可就是事实。一个曾经指挥过诺曼底登陆，此后还作过其他无数重大决策的人物，一个坚持要亲自运筹帷幄的人，却不能在1956年决定谁才是他的竞选伙伴，而是让决定权掌握在别人手中。
如果他想要尼克松，他只要在1956年上半年随便什么时候说一句话，就能实现心愿；如果他想要抛弃尼克松，他也只要说一声，就能除掉副总统。但在这个影响到艾森豪威尔日后出任总统的重大问题上，他始终保持静默，而将决定权交给旁人。他的犹豫不决，只能表示他对尼克松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态度。
在他的私人日记里，艾森豪威尔用来描述尼克松的形容词通常都显得冷淡、漠然。尼克松办事“利索”、“忠诚”或“可靠”。艾森豪威尔告诉阿瑟·拉森，“当你需要新的想法时，尼克松不是你要找的那种人，但他具有难以置信的能力，能利用其他人的想法，头脑冷静地把这些想法的精神实质总结出来。”
艾森豪威尔对尼克松批评最多的地方，就是他太讲政治，不够成熟。第一点指责其实更像是艾森豪威尔的缺点，而不是尼克松的问题。虽然尼克松看上去喜欢抨击民主党人，而艾森豪威尔经常告诉他要收敛，而事实上，正是艾森豪威尔利用尼克松在总统竞选和国会中期选举中发表态度强硬的党派性演说，使总统不必插手这种争斗。
至于第二点指责，艾森豪威尔对拉森所说的话，在他对其他很多人说过的话中很有代表性。1958年，尼克松45岁。艾森豪威尔告诉拉森：“你知道，迪克已经成熟了。”过了六年，到了1964年，艾森豪威尔又说：“你知道，迪克已经成熟了。”三年之后的1967年，艾森豪威尔提醒拉森：“你知道，迪克已经真正成熟了。”但在1956年春，当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为尼克松的事业作出重大决定时，他告诉埃米特·休斯：“唔，事实是我已经观察迪克很长时间了。他还没有成熟起来。所以我真的只能认为他还不是当总统的材料。”
【一九五六年大选】
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1956年，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患过心脏病的65岁老者。很有可能他活不满第二个任期。艾森豪威尔深爱自己的国家，也一心为国。如果他觉得尼克松不是最好的，还不具备当总统的资格，艾森豪威尔是美国唯一能把尼克松从副总统位置上赶下来的人，以便让他所信任的人来接替自己。但他也许是没能找到这样一个人，也许是虽然找到了，但不能说服那个人来接替退出的尼克松。
4月9日，艾森豪威尔会见了尼克松。令尼克松错愕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继续敦促他接受内阁职务（卫生、教育和福利部，或商务部），以积累行政经验。但艾森豪威尔又说：“我还是坚持你必须自己决定到底想做什么。如果你同意，我很高兴把你留在候选人名单上。”他让尼克松好好考虑一下。
4月25日，有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问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是否已经明确自己的方向，并向总统作了回复。艾森豪威尔答道：“唔，他还没有按我要求的条件进行回复……没有。”第二天上午，尼克松请求拜见总统。当天下午，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中对艾森豪威尔说：“能够继续在您的领导下担任副总统，我将倍感荣幸。”艾森豪威尔说，自己很满意尼克松的决定。总统打电话给哈格蒂。艾森豪威尔说：“迪克刚告诉我，他愿意继续留在候选人名单上。你马上带他出去，让他亲自告诉记者们。”他又说：“你还可以告诉他们，我对这个消息感到很高兴。”
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共和党的活动平静而严肃。1952年，艾森豪威尔和共和党发动猛攻，给民主党人罗织了各种罪名，终于赢得了大选。这一次，艾森豪威尔采取守势，不去指责对方的缺点，而是大力宣传自己的成就。他自己最得意的是《全国州际和国防公路系统法》。1956年6月29日，他签署批准了这一法案。
但是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几个星期中，共和党必须面对三个重大问题。第一个是民权问题；第二个是中东问题，那里的局势紧张，有可能升级成战争，从而损害艾森豪威尔作为和平缔造者的声誉；第三个是东欧的复杂局面。当时赫鲁晓夫发表了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暗示要解放苏联对该地区的控制，更使问题复杂化。
在民权方面，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夏的主要行动是布劳内尔的民权法案。共和党领导人对法案持谨慎态度。虽然他们喜欢用迫使南方议员表明立场的办法，使民主党处于守势，但是他们担心失去粉碎“南方壁垒”的好机会。因此，他们劝告艾森豪威尔放慢速度，并对他说，布劳内尔的法案过于严厉。艾森豪威尔告诉这些领导人，布劳内尔一直受到“本派激进人士”的巨大压力，本来要起草一份更严厉的法案，现在提交的这份法案“比较温和，比较不具有挑衅性”。他抱怨，那些已经出言谴责法案的南方议员根本没有读过这个法案。
布劳内尔将民权法递交国会。经过漫长的内部斗争，众议院在7月通过了法案中两项最温和的条款：一条是成立一个两党委员会调查种族问题，另一条是在司法部设立一个民权处。选举权和联邦政府实施民权法的内容从妥协方案中被删除了。但是，这项法案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被扼杀。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来自密西西比州的詹姆斯·伊斯特兰。
1952年共和党纲领的主要特点，是号召“解放”东欧附庸国。从那时起，艾森豪威尔及其同事都未能为东欧解放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杜勒斯认为，艾森豪威尔出席日内瓦首脑会议之举，实际上已经表示美国默认苏联对东欧的统治。但是在1956年春，由于苏联人的行动，解放的前景似乎突然明朗起来。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谴责了斯大林对苏联人民犯下的罪行。中情局得到了该报告的一份副本，经艾森豪威尔批准，艾伦·杜勒斯将它送给了《纽约时报》。6月5日，《时报》全文发表了这篇报告，在东欧引发了轰动。也许，仅仅是也许，美国期盼已久的苏联帝国的分裂就在眼前。共和党人希望党纲中增加一段关于“解放”的强硬立场的表达。艾森豪威尔坚持要小心谨慎。他告诉杰里·珀森斯“这项特别的党纲条款应当明确宣布，我们主张一切和平方式的解放，不要有任何迹象显示我们为了实现解放而不惜发动战争”。
在中东，艾森豪威尔遇到了其他问题。他尽一切可能想保持中立——他拒绝向以色列或阿拉伯人出售武器——但也不想让苏联插手该地区。此外，他想与埃及保持良好关系，并向埃及领导人贾迈勒·纳赛尔承诺美国将为阿斯旺水坝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当纳赛尔承认新中国政府，并从捷克购买武器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撤回了支持。纳赛尔做出了快速而大胆的反应：7月26日，他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并且接管了它的业务。他说，他将利用运河的收入来修建水坝。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下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了。”
安东尼·首相准备采取行动。7月27日，他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电报，认为西方不能容忍纳赛尔接管苏伊士运河而不受惩罚。他们应该立即一起采取行动，否则美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将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害”。他说，所有海运国家的利益都受到了威胁，因为埃及没有管理这条运河的技术能力。艾登说，他正在制定军事计划，并称西方国家必须准备以武力作为最后手段，“让纳赛尔恢复理智”。
艾森豪威尔被自己的各种希望与需求弄得不知所措。他说美国“必须使英国人知道，我们会非常关注这件事情。我们认为，他们的决定非常错误，这种行为将引起美国人民的反感……”英国声称，埃及犯下了罪行。对此，艾森豪威尔只能说，“在本国领土内的土地征用权不容置疑，纳赛尔并没有超越职权。”英国人称埃及没有管理运河的能力。艾森豪威尔对这一说法不以为然。他说，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更为复杂，他毫不怀疑埃及人能够管理苏伊士运河。但他也说，“考虑到我们在巴拿马的情况，我们一定不能轻易饶过纳赛尔。”
8月21日，艾森豪威尔飞往加利福尼亚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二天大会经口头表决通过了艾森豪威尔的提名，并提名尼克松为副总统候选人。接受提名的艾森豪威尔发表了得体的演说，然后前往蒙特利半岛休了几天假。他的小帮派也陪同前往，他们打高尔夫球，打桥牌，玩了四天。艾森豪威尔让朋友们一起乘飞机返回华盛顿。他们在飞机上接连打了八个半小时的牌。晒得黑黑的艾森豪威尔回到白宫，精神抖擞，急忙开始处理手头的问题。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国内政治奏响了一段短暂的插曲。艾森豪威尔一回到华盛顿，中东问题——而不是接下来的大选——就成了他的中心问题。他想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上面。
但是他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例如小学问题就很紧迫。除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大选，全国各地的学校开始了1956至1957学年。这是美国历史上大中小各级学校入学人数最多的一次。教室和老师出现了严重的短缺。艾森豪威尔常说，教育很重要，甚至比国防还重要，但政府与千百万孩子的唯一重要接触，就是学校的午餐计划。大家都承认孩子是国家的最大财富。联邦政府从未处理过教育系统的两大需求：老师与教室。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孩子未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
这绝对不能让艾森豪威尔负全责，但是出现这种情况，他至少也有部分责任。虽然除了催促各州提高薪金之外，他没有提出建议来帮助解决教师危机，但他确实提出了联邦政府向各州贷款和拨款来修建学校的建议。但是，他给这计划附上了条件，使它不能为国会所接受——肯定有人告诉他这样做。他的主要条件，就是把钱拨给那些穷的州，像加利福尼亚和纽约这样富有的州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这意味着给学校的拨款大部分将分给内地的南方各州。在那里，这笔钱将用于增强种族隔离的学校制度，公然违反最高法院的规定。如果艾森豪威尔放宽建议，给所有的州拨款，是可以确保提案通过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希望各州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让它自行结束。
但问题没有，也不可能自行消失。当学校开学时，在克林顿、田纳西和曼斯菲尔德等地发生了暴乱，因为学校当局试图抵制法院废止种族隔离的命令。9月5日，有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问艾森豪威尔，他是否觉得“他是否能从全国层面说些或做些什么，来帮助地方部门和平解决这个问题”。艾森豪威尔认为自己办不到。这是一个地方性问题。他说：“我们要记住，根据法律，联邦政府不能——插手州事务，除非州政府无法掌控局势。”但他未能轻易躲开这个问题，因为废止种族隔离危机一年比一年严重。人们开始质问：联邦政府会不会使用武力来执行法庭废止种族隔离的命令？如果会，美国将实现种族融合，南方（乃至整个国家）就会从此出现改变。如果不会，种族隔离将继续下去。
与危机有关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基本事实。每个人都知道最后的考验必将到来。艾森豪威尔向怀特曼承认：“最后，区法院会用蔑视罪传讯某人，而我们将表示反对。”也就是被迫采取行动。就像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一样，艾森豪威尔想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希望人们冷静下来。
但有人当时就想接受考验。曾在1952年支持艾森豪威尔的德克萨斯州州长艾伦·希弗斯派州骑警反抗法庭的命令，重新安排黑人小学生入学，并说：“我不服从联邦政府。告诉联邦法庭，如果他们想要抓人，那就来抓我，传我出庭好了。”美国广播公司的爱德华·摩根问总统：“您是否认为在这起事件中联邦政府负有责任？如果没有，您是否能向我们谈谈联邦政府必须根据什么样的规定实施干预呢？”
艾森豪威尔明确地回答了一部分问题，同时设法回避了其他部分的问题。艾森豪威尔说，如果联邦法院以蔑视罪传讯某人，当然美国联邦执法官将发出拘捕令，将此人投入监狱或强迫他交付罚金。但对于动用执法官或其他联邦力量将黑人儿童送回到法院指定学校这件事，艾森豪威尔却未发一言。他只是谴责了暴力，然后希望各州担负起他们的职责，维护法制，执行法院废止种族隔离的命令。
有人问艾森豪威尔，边境各州的年轻人将在当年秋天进入废止种族隔离的学校，对于这些人，艾森豪威尔有何建议。艾森豪威尔马上想到了白人儿童，而不是黑人学生。他对他们的处境表示同情，称自己认识到“很难通过法律和强制手段改变他人的思想”。他说，南方“有许多善良的人，但他们不是我们听说的那种人。”艾森豪威尔随后谴责：“满脑子都是偏见的……那些人，因为他们诉诸暴力。而另一方面，那些想在今天就解决所有事情的人也有责任。”（艾森豪威尔将民权活动积极分子与南方的暴徒相提并论，激怒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艾森豪威尔还说：“我们必须一起努力……促成精神上的变革，使双方的激进分子不至于否定我们对这起事件的合理的、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就是承认人人平等。”
这个声明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艾森豪威尔是赞成“布朗案”的判决，还是像共和党的纲领那样接受这个决定呢？艾森豪威尔答道：“我赞成与否，我觉得并无区别。宪法就是最高法院所解释的那样，我必须遵守，还要尽我所能确保它在这个国家得到执行。”
这是他在整个竞选运动中所持的态度。他拒绝讨论“布朗案”的判断和废止种族隔离的话题，只是自豪地指出，他在华盛顿特区和陆海军内废止了种族隔离。既然民主党人不敢贸然提出废止种族隔离问题，艾森豪威尔设法把这个问题成功地延后了一年。全国儿童，尤其是住在南方的黑人儿童为此付出了多大代价，没有人说得清楚。
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艾森豪威尔曾告诫共和党人，如果他们提名他参选，他不会费劲地四处大搞竞选活动。相反，他打算只在全国性的电视台上发表四五次重要演说。第一个理由是他的健康问题；另一个理由是这次与1952年不同，现在他有了可以展示的业绩；第三个理由，作为总统，他并没有时间像普通候选人那样全力投入竞选。
艾森豪威尔个人对竞选对手的看法非常尖刻。他告诉格伦瑟：“史蒂文森和基福弗这一组合是企图染指美国最高职位的最可悲，也是最没有竞争力的两个人。”艾森豪威尔从不怀疑自己和尼克松能够取得胜利，所以他放心地将竞选的大部分工作交给尼克松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