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经历1958年的失望与沮丧之后，艾森豪威尔发挥了一个优秀管理者的所有本能，召集、指挥并领导着自己的部下。不久，专栏作家们都在讨论一个“新的”艾森豪威尔，一个比以往更加锋芒毕露的艾森豪威尔。
与以往相比，他这个“新的”艾森豪威尔对于苏联显然更为友好，更愿意从苏联的角度思考来看待问题，更愿意承受某些风险来达成核禁试的第一步，也更愿意考虑首脑会谈。部分观察家认为，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是因为福斯特·杜勒斯当时不在艾克身边。但这种说法最多只能算是部分正确。1959年2月杜勒斯休假期间，数个因素的聚集推动了艾森豪威尔出席首脑会议，并促使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
首先，1958年11月4日之后，艾森豪威尔完成了最后一场选举。下一场选举属于尼克松。这使尼克松处于一个尴尬境地，因为他不得不同时忠诚于政府、恳求者和自己的部下这三派力量。这也使艾森豪威尔感到担心，因为他意识到，两年之后就要将总统职务交给尼克松——或在更糟糕的情况下，交给民主党人。艾森豪威尔猜测，如果反对党执政，他们就会大幅提升国防开支，在社会计划方面实行减税。这一切使他担心不已。
对于接替自己的尼克松，他也并不感到乐观。过去六年中，两人关系冷淡，艾森豪威尔一直对尼克松态度暧昧。他并没有怀疑尼克松的忠诚、诚实或能力，但他为后者的野心而担心。6月11日，怀特曼在日记中写道，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共进早餐。副总统问总统，他是否带自己的朋友——都是有可能成为捐款人的富豪——在海军游艇上过个周末，并在匡蒂科打打高尔夫球。以不混淆政治与社交（事实当然并非如此）而自豪的艾森豪威尔断然加以拒绝。总统后来告诉怀特曼：“人有政治野心时很可怕。”
【重生】
两人关系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尼克松想多工作，多在公众面前露面，承担更多的职责，但艾森豪威尔就是不让他更多的表现机会。但是，真正使两者无法建立亲密关系的原因，是他们关心的事各不相同。尼克松必须将全部注意力与精力放在1960年选举上；而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全力完成最后两年的工作。讽刺之处在于，尼克松由于选举在即，不得不尽快作出决定，而艾森豪威尔由于即将卸任，凡事尽可以从长计议。尼克松的目标就是选票，艾森豪威尔的目标是和平、核禁试、裁军与和解。
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宣布有意尽早与东德签订和平协议。赫鲁晓夫称，这一行动将中止盟国在西柏林的权利。而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么做毫无影响，因为盟国驻守柏林的权利来自于战时的雅尔塔协定，与不被盟国承认的东德毫不相干。
赫鲁晓夫将1959年5月27日设为最后期限。如果盟国不同意在那天之前通过谈判从柏林撤军，他将与东盟签订条约，那时盟国不得不动用武力进入西柏林，因为他们没有与东德签订条约。
艾森豪威尔认定赫鲁晓夫正在虚言恫吓，并认为，如果盟国态度强硬，他就会让步。
但是当艾克低调处理此事时，美国极度夸大了当时面临的危险。民主党人在赛明顿和肯尼迪参议员的领导下，与参联会一起要求大幅增加对新武器的投入，扩充美军。要求提高军费的压力不仅来自赛明顿和参联会。在五角大楼宣传机器、军火工业、民主党人和专栏专家们坚持不懈地影响下，全国民众普遍认为艾森豪威尔对柏林危机反应不力。
全国民众的情绪已经按捺不住了，至少国会和媒体有如此表现。人们想要再次行动起来，在冷战中采取攻势，变被动反应为主动出击。许多人渴望杀入柏林，教训一下苏联。
但艾森豪威尔却认为，这种好战态度基本上是人为制造的，策划者就是要求制造更多导弹、轰炸机及其他武器的那些人。看了波音和麦道公司刊登的广告之外，艾森豪威尔说道：“你开始认识到，这件事并不全是为了保卫国家，而是为了让某些早已有钱有势的人赚更多的钱。”艾森豪威尔还认为：“这看上去主要是政治上的歇斯底里。”
但是不管这一切是不是人为制造的，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普遍看法深入人心。正如艾森豪威尔担心的那样，人们已经感到害怕。而他们害怕时，他们的本能反应就是加强自己的军队。虽然他们信任艾克，但他的政策把他们搞糊涂了。他声称在柏林问题上绝不让步，但同时却又宣布要裁军五万。
随着赫鲁晓夫5月27日最后期限的临近，战争恐惧的狂热开始席卷全国。这使人联想到1954和1955年在远东问题上出现的反应。不过，这次情况更为严重，因为这一次是美苏直接对抗，而核武器从1954年以来数量翻了两番以上。
而制止柏林危机的正是艾森豪威尔，其他人都做不到这样。他这次表现出色，完美地展现了卓越外交家、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的风范。他给了赫鲁晓夫后退的余地，安抚了盟友，制止了参联会及其他鹰派人士。他将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使公众满意地认为他做出了适当反应，阻止民主党人将数十亿美元交给国防部。他最基本的战略就是完全不承认危机的存在。他最基本的手段就是耐心，就是一次次认真解释核时代的基本真理。
在此过程中，他似乎是在孤军奋战。杜勒斯在住院，他的副手克里斯蒂安·赫脱仍在熟悉业务，麦克尔罗伊站在参联会一边，艾森豪威尔通常只能依靠自己。甚至向来非常友善的白宫记者团也和他过不去，提一些含有敌意乃至侮辱性的问题。梅·克雷格的态度最为恶劣。她先拿宪法来教导总统，然后问：“从技术上而言，您从哪里得到阻挠国会意志的权利，例如削减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规模……或是不把他们给您的钱用在导弹、潜艇导弹或其他东西上面呢？”其他记者也对裁减陆军兵力表示担忧。
艾森豪威尔反问道：“在欧洲部署更多部队用来做什么？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什么想法？你们要发动一场地面战争吗？”他激动地强调：“我们当然不想在欧洲打一场地面战争。再派几千人或是几个师的部队去欧洲，有什么用吗？”查默斯·罗伯茨问，艾森豪威尔是否认为美国公众不关心“在这种形势下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艾森豪威尔答道，他觉得民众对此过于关注了。“我反对的是：不要将任何事说得如此耸人听闻，结果让大家仓促上阵。”
接着，问题又回到要裁减的五万人上面。如果国会强迫他接受怎么办？艾森豪威尔反问道：“我把他们放在哪里？好吧，我就把他们放在不会碍事的地方，因为我不知道别的处置办法。”
外界普遍认为政府“平衡预算先于国家安全”，爱德华·福利亚德请艾森豪威尔评价一下这种说法。他问，如果预算中有更多的钱，艾森豪威尔会增加对军队的投入吗？艾森豪威尔答道：“我想说，我不会将（这些）钱花在美国的武装力量上……”
艾森豪威尔的回答使记者们大感沮丧。彼得·利萨戈提了最后一个问题。他说出了其他人的困惑。利萨戈引述了总统曾经说过的话“核战争不能使任何人得到自由”，并说他排除了中欧爆发地面战争的可能性，但想知道是否“我们能够作出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反应”。这个问题给了艾森豪威尔利用记者招待会安抚美国人民，并向苏联传递讯息的机会。他答道：“我没有说核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是说它不能使任何人得到自由。毁灭不是一种维持秩序的好办法。你不能在街上到处扔手雷来维持街道的治安，也不能靠这来使人们免于暴徒的骚扰。”但是如果苏联封锁柏林，你就可能使用它。
艾森豪威尔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安抚百姓。3月，他对参联会、共和党和民主党领袖表达了同样观点。约翰·艾森豪威尔记录了参联会会议的情况：“随后总统强调了避免过激反应的重要性。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向苏联提供了弹药。总统强调，赫鲁晓夫只是想困扰美国。他再次表示，我们必须用四十年的时间，而不是用六个月来处理这个问题。”艾森豪威尔说，苏联一直想使美国失去平衡，最早是在柏林，然后在伊拉克，接着是在伊朗。他们四处制造麻烦，而且“每次在这些地区闹事，都希望我们陷入狂乱状态”。
但同时，艾森豪威尔在3月13日对内阁说：“有充分理由相信苏联不想开战”，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看到了获胜的希望。这使艾森豪威尔有机会执行一项坚定的和解政策。
首先是坚定。艾森豪威尔从一开始就强调，美国不会放弃西柏林的民众。他准备面对这一立场引发的任何后果。他告诉内阁：“即使局势演变到要作出最终决定的地步，美国一定要绝不让步，虽然我和国务院都不相信局势会发展到这样可怕的地步。你们不要认为这就代表万事大吉，但也不要觉得，躲开它就能结束紧张局势。”艾森豪威尔总统通过无数种方式向赫鲁晓夫传递这一讯息。
其次是和解。它来之不易，因为有时艾森豪威尔也会失去耐心。他没有想过要把苏联人炸回到石器时代，但他的确曾经打电话给赫脱，让他“稍微研究一下”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可能引发的影响。艾森豪威尔非常喜欢这个想法。他大声说道：“赶走国内所有苏联人，停止全部交易……谁会吃亏呢？可能还有另外一些办法。如果美苏断交，我们就能将苏联人赶出联合国，不给他们发放签证。”赫脱打断了总统的胡思乱想，提醒他：“在联合国，我们有一个自由加入的协议。”
不管他怎么想，艾森豪威尔要的是和解，而不是对抗。他让赫鲁晓夫知道，虽然自己立场坚定，但他愿意就柏林的地位问题展开谈判。他对核禁试做了新的让步，并通过其他途径与赫鲁晓夫进行联络。但他最重要的行动，就是宣布愿意展开谈判，并暗示他愿意参加首脑会议。谈判行动的本身，就是表示他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那就是柏林局势不正常。只要会谈包括德国统一问题，艾森豪威尔准备讨论柏林的自由城市地位问题。
针对德国分裂这个二战最大的遗留问题，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了解决方案，那就举行全国性的自由选举。苏联坚持通过最高层的合并来实现统一。阿登纳的立场是，重新统一是他的主要目标，任何承认东德政权的行为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铁幕两边的多数观察家都不相信他。赫鲁晓夫曾明确地告诉艾森豪威尔：“阿登纳支持统一只不过是在演戏。”赫脱也对艾森豪威尔说过同样的话。4月4日，赫脱通过电话报告，西德反对在任何外交部长或首脑会议上讨论自由选举，只是阿登纳没有公开这样说。“赫脱说，很显然阿登纳和基督教自由联盟成员担心在德国统一后的自由选举中，西德反对派社会民主党与东德的某些党派联合起来，把基督教民主赶下台。”艾森豪威尔的回答无懈可击：“如果他们真的实现了自由统一，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在政治风险中了。”
和解不仅包括公开宣布愿意讨论德问题，而且也包括在禁止核试验方面作出某些让步。4月13日，日内瓦谈判继续进行。艾森豪威尔写信给赫鲁晓夫，宣布美国不再坚持全面禁止核试验，而愿意“分阶段进行，以在大气层内禁止核试验为开端”。这样做只需要一套简单的监督制度。虽然赫鲁晓夫将部分核禁试称为“误导性的做法”，但表现出了谈判的意愿，于是谈判继续进行。
艾森豪威尔每天都给正在住院的杜勒斯打电话，使他了解核禁试的进展，这是杜勒斯一直以来倾注了许多心血的工作。在他们最后几次谈话中，艾森豪威尔表示，至少要停止大气层核试，进而停止“可怕的”军备竞赛。艾森豪威尔最后说道：“如果我们放弃和平解决的一切希望，从长远来看，除了战争就别无出路。”
5月24日，约翰·杜勒斯与世长辞。艾森豪威尔深感悲痛与惋惜。六年来，杜勒斯忠心耿耿、不知疲倦地为他工作。他经常与总统意见不一，尤其是最初几年在远东政策上存在分歧，但他总能同意总统的判断，积极灵活地执行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在社交方面，他们并不算私密朋友。杜勒斯不打桥牌或高尔夫球，也不会和艾森豪威尔一起在葛底斯堡或奥古斯塔度周末。但他们彼此尊重，合作愉快，因为他们对苏联威胁的本质有着相同的看法，都愿意坚决对抗这一威胁。艾森豪威尔认为，杜勒斯是美国最伟大的国务卿之一。他也多次试图说服别人相信这一点。
杜勒斯去世后，各国外长来到华盛顿参加他的葬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葬礼在5月27日举行——这一天本来是赫鲁晓夫给柏林问题定下的“最后期限”。
在围绕着外长会议的喧闹声中，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1959年柏林危机的重要结局。艾森豪威尔安然渡过了这次危机，既没有提高国防预算，也没有发生战争，更没有作出让步。柏林的形势依然如旧。
离卸任还有一年半时间，艾克对于退休与死亡考虑得越来越多。他告诉斯莱特，自己不知道怎样安排自己的退休——是领取每年2.5万美元的总统退休金，还是回到陆军当一名五星上将，免费享受舒尔茨上校、德雷军士和莫内军士的服务。他说，自己已经习惯身边有这三个人，“没有了他们，事情就很难办。”
艾森豪威尔夫妇与“帮派”里的那些人谈到了自己日后的墓地。他们考虑了阿林顿、西点和阿比林。艾克选择了阿比林。在那里，已经有私人基金会开始募集资金，筹建一个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帮里的人劝他选择葛底斯堡，因为它比较接近大城市，而且已经成为主要的旅游点。
1959年6月，艾森豪威尔开始享受天伦之乐——孙儿女搬来和他一起生活。可惜的是，他们没有住在白宫。芭芭拉和孩子们移居葛底斯堡，而约翰住在白宫的三楼。约翰周末的时候去葛底斯堡，他的双亲尽可能和他一起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