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马来亚，哪个地方都不像丹那美拉那么风韵迷人。这个市镇位于海边，沙岸上都是排列成行的马尾树[3]。政府机构仍然设在荷兰人拥有这片土地时所修建的老市政厅[4]，山上耸立着灰色的城堡废墟，当年葡萄牙人就是凭借这座城堡，保持着对那些桀骜不驯的当地土著的控制。丹那美拉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商人在这儿修建了大量好似迷宫一般的房屋，这些房屋都背朝大海。因此每到黄昏，当天气凉爽下来以后，他们就坐在自己家的凉廊里，体味着吹来的带有咸味的海风，不少家庭在这个地区已经定居了三个世纪。许多人早已忘记了自己本国的语言，彼此之间用马来语和洋泾浜英语进行交谈。这儿总能引起人们愉快的想象，因为马来联邦[5]的过去仅存在于活着的人们对大部分祖辈的记忆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丹那美拉都是中东地区最繁忙的商业中心，当快速帆船和平底帆船仍在中国海往来航行的时候，港口里也曾帆樯林立，可是现在却死气沉沉。许多市镇以前曾经一度占据重要的地位，如今却只能凭借回忆自身逝去的荣光度日。正如这种市镇一样，丹那美拉也充满了凄凉、浪漫的气息。这是一座让人感到昏昏欲睡的小镇，凡是来到这儿的陌生人，也会失去本来的干劲，不知不觉地陷入当地轻松、懒散的生活方式之中。橡胶市场的持续兴旺并没有给这儿带来繁荣，随之而来的萧条却加速了市镇的衰败。
欧洲人居住区十分安静，那儿的一切都显得整齐、清洁和干净。那儿的白人都是政府雇员和公司代理，他们的房屋耸立在巨大的运动场周围，宜人而宽敞的平房掩映在高大的肉桂树丛中。那个运动场十分开阔，露出一片绿色，显然受到细心的照管，就像大教堂四周场地中的草坪。实际上，在丹那美拉的这一角，的确有些寂静、美妙而又人迹罕至的地方，不禁会让你想起坎特伯雷大教堂周围的场地。
俱乐部朝着大海；那是一座宽敞而破旧的建筑，露出一副无人照看的样子。每逢你跨进门去，总有擅自闯入的感觉。这儿给你产生下面这样一种印象：它正因需要改建或修缮而关门停业，而你看到一扇敞开的大门，却冒失地踏入了这个并不好客的场所。早晨，你可能会发现两三个因为公务从自己的橡胶种植园赶来的种植园主，他们总喝上一杯甜味杜松子混调酒，再返回自己的住处。下午稍晚一些时候，你也许会看到一两个女子在偷偷翻阅过期的《伦敦新闻画报》。到了黄昏时分，有几个男人就会悠闲地走进俱乐部，在台球室里四处坐下，一边看着别人打球，一边喝着苏克斯酒。可是每星期三，这儿会显得多一点儿生气。那一天，楼上的大房间里留声机播放着乐曲，大家也会从附近的乡村赶来跳舞。有时候，竟然有十几对男女到场，甚至都可以组成两桌桥牌了。
我就是在这种场合遇到了卡特赖特夫妇。当时我正跟一个叫作盖斯的人待在一起，他是警察局的头头。那会儿，我坐在台球室里，他进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和他搭档凑成四人一桌的牌局。卡特赖特一家以管理橡胶种植园为业，他们每星期三都来丹那美拉，想让他们的女儿得到一点娱乐。盖斯说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安安静静，不爱招摇，跟他们打牌会相当愉快。我跟着盖斯走进桥牌室，他把我介绍给那对夫妇。他们已经在一张桌子旁坐下了，卡特赖特太太正在洗牌。看到她那副娴熟的洗牌样子，我不由得产生了信心。她每只手握着半副纸牌——她的手看上去又大又有力——灵巧地把两只手里的纸牌交叠到一块儿，咔嚓一声，便干净利落地把纸牌整齐地合在一起。
整个动作看上去就像变戏法一样。打牌的人都明白，只有经过不断地练习，洗牌的动作才能做得如此完美。他很清楚，凡是能够如此熟练洗牌之人，肯定对纸牌怀有出自内心的热爱。
“你介意我和我丈夫搭档一起打吗？”卡特赖特太太问道。“我们互相赢对方的钱没什么意思。”
“当然不会介意。”
我们抽牌决定谁先发牌，盖斯跟我坐了下来。
卡特赖特太太抽出一张A，接着她一边快速灵巧地发牌，一边仍和盖斯谈着当地事务。不过我意识到，她也在察看我。她显得相当精明，但是性情温和。
她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不过在东方，人们老得很快，很难猜出一个人的实际年龄），露出一头乱糟糟的没有梳理整齐的白发。她有个一成不变的动作，老是不耐烦地伸出手去，把不住掉到前额的一缕头发捋到脑后。你不禁暗自纳闷，不知她为什么不用一两个发卡来免去这种麻烦。她蓝色的眼睛显得很大，但颜色暗淡，有点儿倦意。她脸上已有皱纹，皮色灰黄。我想正是她那张嘴让我感到，她的神情具有一种刻薄而又宽容的颇具嘲讽意味的特征。你看出来这个女人很有主见，而且从不害怕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她是一个喜爱闲谈的牌手（有些人对此极为反感，但我却一点也没有感到心烦意乱，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在打牌的时候应该表现得好像参加悼念仪式一样），不久就能明显地看出，她在说笑打趣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她的话往往含讥带讽，却很有趣，让人忍俊不禁，只有傻瓜才会感到自己受到冒犯。她不时会说出一句非常尖刻的话儿，需要调动你所有的幽默感才能看出其中的妙处。你不禁马上明白，她也愿意听到一句跟她说的意趣相同的话儿。如果你碰巧做出机敏的应答，把笑声转到她的身上，她那又大又薄的嘴上就会现出一丝冷笑，眼睛也会发出亮闪闪的神采。
我觉得她很讨人喜欢。我喜欢她的坦诚，喜欢她的机敏，喜欢她那不加修饰的脸。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如此不在乎自己外貌的女人。她不仅头发凌乱，而且全身上下都显得那么马虎随便。她穿着一件高领的绸衬衫，但为了凉快，她并没有把最上面的几颗扣子扣上，露出了干枯瘦削的脖子。她那件衬衫皱巴巴的，也不怎么干净，因为她总是不停地抽烟，搞得身上满是烟灰。当她站起身来跟什么人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她那条蓝裙子的绲边也高低不平，急需用刷子刷一下。她脚上还穿着一双笨重的低跟靴子。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她穿戴的每件衣物和她的性格都很相称。
而跟她打牌也实在叫人感到愉快。她出牌的速度很快，一点也不犹豫，她不仅精通桥牌的打法，而且很有天分。她当然知道盖斯的套路，而我是一个陌生人，但她不久就摸清了我的牌技高低。他们夫妇之间的配合真是令人赞叹。卡特赖特先生既明智又谨慎，她知道这一点，因此能够充满信心地大胆行动，毫无风险地展示高超的牌技。盖斯是一个愚蠢乐观的牌手，满心希望他的对手没有利用自己失误的见识。我们这对搭档根本不是卡特赖特夫妇的对手。我们一盘接一盘地输下去，什么都做不了，只好面带微笑，并表现出乐在其中的样子。
“我真不明白这牌是怎么了，”盖斯最终不无哀怨地说，“即便我们拿了一手好牌，却仍然赢不了。”
“你们打成这样也实在没什么法子，”卡特赖特太太回答说，同时用她那双淡蓝色的眼睛正视着盖斯的脸，“应该纯粹怪你们运气不好。如果你们在上一盘不把红桃和方块混在一起，本来是不会输的。”
这场不幸让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盖斯开始详细解释它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但卡特赖特太太灵巧地用手一弹，就把那副纸牌铺展成一个巨大的弧形，让我们抽牌决定由谁发牌。卡特赖特先生看了看时间。
“亲爱的，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盘吧。”他说。
“哦，是吗？”她朝自己的手表瞥了一眼，随后把一个刚好经过这个房间的年轻人叫住了。“哦，布伦先生，如果你要上楼去的话，麻烦你告诉奥利芙一声，我们再过几分钟就要走了。”随后她把脸转向我。“我们需要将近一个小时才能回到家里，可怜的西奥明儿天一亮就得起床。”
“哦，我们只是一个星期来一次，”卡特赖特说，“这是奥利芙唯一能得到快乐和放纵的机会。”
我觉得卡特赖特看上去又累又衰老。他中等身材，头发都掉了，脑袋显得十分光亮。他留着又粗又短的灰色口髭，戴着金边眼镜，穿着白色帆布衣服，系着黑白相间的领带，整个人显得相当整洁，可以看出他在衣着上花费的心思要比他那不修边幅的妻子多多了。他很少讲话，但显然对他妻子那种尖酸刻薄的幽默十分欣赏，并且偶尔也能做出巧妙的反驳。他们显然是一对很好的朋友。他们已有一把年纪，想必已经一起生活了好多年，却仍然感情牢固，彼此宽容，让人看了也不禁感到高兴。
我们很快打完了最后一盘牌，并最后要了一次杜松子苦味酒。这时候，奥利芙走下楼来。
“你们真的已经要走了吗，妈妈？”她问道。
卡特赖特太太充满爱意地望着自己的女儿。
“是的，亲爱的。快到八点半了。看来我们要到十点才能吃上晚饭。”
“去他的晚饭。”奥利芙欢快地说。
“在我们走之前，让她再跳一个舞吧。”卡特赖特说。
“不行。你晚上必须好好休息。”
卡特赖特笑吟吟地看着奥利芙。
“亲爱的，既然你母亲已经打定了主意，那我们就不如默默地表示服从。”
“她真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女人。”奥利芙说，一面深情地抚弄着母亲那满是皱纹的脸颊。
卡特赖特太太轻轻拍了拍女儿的手，接着又拿起女儿的手吻了吻。
奥利芙并不怎么漂亮，但看上去极为可爱。她大概十九、二十岁的样子，仍然保持着她那个年岁的丰满体型。如果她的身子再瘦一点，就会变得更有魅力。她脸上一点没有让她母亲显得那么富有个性的坚定神情，反而比较像她父亲。她也长着跟她父亲一样的黑眼睛和微带鹰钩的鼻子，露出他那相当软弱温和的神情。奥利芙显然长得既强壮又健康。她脸蛋绯红，眼睛明亮。她身上还具有父亲早已失去的那种活力。她似乎是那种十分标准的英国姑娘，情绪高昂，极其渴望得到生活的乐趣，也有一副很好的脾气。
我们分开后，我和盖斯开始步行朝他家走去。
“你觉得卡特赖特一家怎样？”他问我说。
“我喜欢他们。在这样的地方，他们应该算是出类拔萃的人了。”
“我真希望他们能来得次数多些。他们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
“对那个姑娘来说，一定相当沉闷。她的父母对这种厮守在一起的生活似乎倒很满意。”
“是的，这是一场非常美满的婚姻。”
“奥利芙长得活像她的父亲，对吧？”
盖斯斜眼看了我一眼。
“卡特赖特并不是奥利芙的父亲。他们结婚时，卡特赖特太太是一个寡妇。奥利芙是在她的父亲去世后四个月才出生的。”
“哦！”
我拖长了声音，用来竭力表达我的惊讶、兴趣和好奇。可是盖斯没有再说什么。我们就那样默默地走完了剩下的路程。我们进门时，有个男仆等在门口。喝完了最后一杯杜松子苦味酒，我们就坐下吃晚饭。
一开始，盖斯显得很爱说话。由于橡胶的产量受到限制，最近出现了大量走私活动，而盖斯的职责之一便是识破走私者的狡诈伎俩。那天他们截获了两条走私船，盖斯为他取得的成功而高兴地搓着双手。货栈里堆满了没收来的橡胶，过一会儿就要被依法焚毁。可是不久他就陷入了沉默，于是我们默默地吃完了饭。仆人们把咖啡和白兰地端了进来，我们点起了各自的方头雪茄。盖斯朝椅背上一靠，沉思地望着我，随后又看着他的白兰地。仆人们都走了出去，房间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认识卡特赖特太太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他慢悠悠地说，“那时候，她并不是一个外貌难看的女子。她始终不是那么整洁，但年轻的时候，那似乎没有多么重要，反而显得风采动人。她嫁给一个叫作布朗森的人，雷吉·布朗森。他是一个种植园主，管理着位于北部的塞兰丹那儿的一个橡胶种植园。当时我被派驻在亚罗立卑工作。那会儿，那个地方比现在要小多了。整个社区大概顶多也只有二十个人，但他们有一个很小的俱乐部，我们曾在那儿度过十分愉快的时光。我仍然记得头一次遇到布朗森太太的情景，那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当时还没有汽车，她和布朗森也只是骑着自行车前来。当然她看起来可不像现在这样神情坚决。她的身材要瘦多了，肤色很好，两只眼睛也很漂亮——你知道，蓝莹莹的眼睛——而且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要是她略微用心打扮一下，她肯定会变得美艳绝伦。实际上，她是当地最漂亮的女人。”
我力图从她现在的模样以及盖斯那并不怎么生动的描述中，去想象卡特赖特太太，也就是那时的布朗森太太的外貌。我力图从那个身体结实、骨骼粗大的女人身上，那个相当笨重地坐在桥牌桌旁的女人身上，发现一个身体纤细的少女，一个举止轻快、动作娴雅自如的少女形象。如今她的下巴方方正正，鼻子也显得样子果断，但是这种地方，在她年轻的时候，一定都轮廓浑圆，不会给暴露出来。那时候，她一定显得娇艳动人，皮肤白里透红，长着一头没有经过精心梳理的浓密的褐色头发。那时候，她穿着长裙，腰身很紧，头上戴着阔边花式女帽。或许当时马来亚的女人仍会戴着你在旧画报中看到的那种遮阳帽？
“我已经有——哦，差不多有二十年没见到她了，”盖斯继续说，“我知道她住在马来联邦的某个地方。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我接受这份工作来到这儿后，竟然跟好多年前在北部的塞兰丹一样，也在俱乐部里遇到了她。当然她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老妇人，样子变得几乎完全认不出来了。看到她带着一个成年的女儿，我相当震惊，那让我意识到时光流逝得有多么快。我上次见到她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而如今，天哪，再过两三年，我就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了。真有点叫人受不了，对吧？”
盖斯那难看的脸上露出一丝悲伤的笑意，他略微有些气愤地看着我，仿佛我能阻止不断飞速流逝的岁月。
“我也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了。”我回答说。
“你并不是一辈子都在东方度过的。这儿让人过早衰老。一个人年满五十就成了一名老人，到了五十五岁，就什么都干不了了，成了废物。”
可是，我并不希望盖斯离开正题发表有关老年的长篇大论。
“当你又一次见到卡特赖特太太的时候，你认出她了吗？”我问道。
“噢，既可以说认出来又可以说没认出来。乍一见到她，我觉得我认识她，但无法确定她究竟是谁。我以为她是我出外度假时在船上遇到过的哪个面熟的女人。可是她一开口说话，我马上想起来了。我想起了她眼睛里闪现出的冷漠的光芒和清脆的说话声。她当时的声音仿佛在说：小子，你真有一点像个傻瓜，但你并不是一个坏人。凭良心说，我倒很喜欢你。”
“你居然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出这么多含义。”我笑着说。
“在那个俱乐部里，她朝我走了过来，跟我握了握手。‘你好吗，盖斯少校？你还记得我吗？’”她说。
“‘当然记得。’”
“‘自打我们上次见过面以后，一晃已经过去了好多年。我们都不再那么年轻了。你看到西奥了吗？’”
“有一刹那，我没有反应过来她究竟说的是谁。那会儿我大概显得相当愚蠢，因为她突然笑了一笑，就是我很熟悉的那种打趣的笑容，给我做了解释。”
“‘你知道，我嫁给了西奥。这似乎是当时所采取的最得当的行动。我很寂寞，而他也需要我。’”
“‘我听说你嫁给了他，’我说，‘我想你们一定十分幸福。’”
“‘哦，是呀。西奥是一个完美可爱的人。他一会儿就到了，见到你，他一定非常高兴。’”
“我对这一点却很怀疑。我倒认为我是西奥最不愿意见到的人，我也认为她并不十分希望见到我。但女人总让人难以捉摸。”
“为什么她不希望见到你？”我问。
“我以后会讲到这一点的。”盖斯说。“接着，西奥出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叫他西奥；我以前只把他称作卡特赖特，我头脑中所想到的也只是卡特赖特。西奥真叫人大吃一惊。你知道他现在的模样。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满头鬈发的年轻人，显得干干净净，充满青春活力；他始终穿戴得光鲜整洁，他身材俊美，并且保持得很好，就跟一个习惯于从事大量运动锻炼的人那样。现在细想起来，他当时的模样并不难看，尽管个头并不高大魁梧，但是动作优雅、柔韧。因此，当我看到这个弯腰曲背、形容枯槁、戴着眼镜的秃头老家伙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没法认出他是哪个人。见到我，他似乎很高兴，至少表示出他的兴趣。他并不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总是显得相当沉静。因此我并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表现。”
“‘你发现我们在这个地方，感到意外吗？’他问我说。”
“‘噢，我先前完全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
“‘我们对你的动向倒总多少有些了解。我们不时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名字。你改天一定得到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来看看。我们已经在那儿住了好多年，我想在我们合眼归天之前，会一直住在那儿。你有没有回过亚罗立卑？’”
“‘不，没有回去过。’我说。”
“‘那个地方虽小，却挺不错。听说它发展起来了。我也从来没有回去过。’”
“‘那个地方并没带给我们十分愉快的回忆。’卡特赖特太太说。”
“我问他们要不要喝一杯，接着我们就把侍者叫来。大概你也注意到了，卡特赖特太太喜爱喝酒。我并不是说她喝得醉醺醺的或这种意思，但她喝起斯腾佳[6]来，确实像个男人。我禁不住有些好奇地看着他们。他们看上去非常幸福。我猜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后来我还发现，他们的境况相当富裕。他们有一辆很好的汽车，当他们出外休假的时候，他们总是奢靡地尽情玩乐。他们的关系无比融洽。你知道，看到结婚这么多年的夫妻，显然仍对对方而不是哪个别人的相伴感到满意，实在叫人感到愉快。他们的婚姻显然十分美满。他们两个人对奥利芙都很钟爱，并以有她这样的女儿而感到自豪，西奥尤其如此。”
“尽管奥利芙只是他的继女，是吗？”我说。
“尽管奥利芙只是他的继女，”盖斯回答说，“你可能会认为奥利芙会跟着他姓，但她却没有那样做。她当然管他叫爸爸，他是她见到的唯一的父亲，但她写信签名时，写的总是：奥利芙·布朗森。”
“顺便问一下，布朗森长得什么样子？”
“布朗森？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家伙，非常热诚，嗓门很大，笑声震耳，体格也很粗壮，真是一个完美的运动健将。他身上并没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但他为人非常正直。他生着一张红脸膛和一头红发。现在回想起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他那样爱流汗的人。汗水总是不断从他身上冒出来。每逢打网球的时候，他总随身带着一条毛巾来到球场。”
“听上去他不怎么富有魅力。”
“他是一个相貌端正的家伙。他身体一直很好，而他也喜爱锻炼身体。要知道，除了橡胶、体育活动、网球、高尔夫和射击外，他几乎就没有什么话题可谈的。我觉得他一年到头都不会看一本书。他是那种典型的在公学[7]念书的孩子。我头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年纪大约三十五岁，但是头脑却仍像十八岁小伙子的一样。要知道，好多年轻人来到东方以后似乎就不再成长了。”
我对这种现象当然清楚。旅途中最让游客感到窘迫的，就是看到一些身体肥胖的秃顶的中年绅士，说话和行动却像一个中学男生。你可能会认为，自从他们最初穿过苏伊士运河后，头脑中就没有产生过什么想法。尽管他们已经结婚，有了儿女，也许还掌管着一家很大的企业，但他们却继续用六年级学生的观点来看待生活。
“但他并不傻，”盖斯继续说，“他对自己的生意了如指掌。他的橡胶种植园是当地管理得最好的几所橡胶种植园之一，而且他也知道怎样管理工人。他是一个极好的人。即便他有时叫你有点心烦，你仍然忍不住要喜欢他。他用钱十分慷慨，始终准备为哪个人提供帮助。这就是卡特赖特赶巧出现的首要原因。”
“布朗森夫妇相处得融洽吗？”
“哦，大概不错。我相信他们相处得很好。布朗森脾气温和，而她则兴高采烈，十分欢快。你知道，她说话非常直率。甚至现在，只要她高兴，仍然可以显得极为风趣，但她的笑话中总暗藏着尖刺。当她是一个年轻女子并嫁给布朗森的时候，那纯粹是为了找乐子。她情绪高涨，喜爱开心取乐。她根本不在意自己说了什么话儿，但那种话儿一般都与她的性格相符，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的话。她总是那么直率，那么坦诚，那么满不在乎，因此你不会在意她对你说了什么。他们似乎十分快乐。”
“他们的橡胶种植园坐落在离亚罗立卑大约五英里的地方。他们有一辆马车，大部分日子的傍晚五点左右，他们都驾车前来。当然，那是一个很小的社区，居民大多数是男人。大约只有六个女子。布朗森夫妇就像上天给予的恩赐。他们一到那儿，一切就都变得充满生气。我们在那个小俱乐部里曾度过非常美好的时光。此后我常常想到那段时光。我不知道，总的看来，我是否还有过像驻扎在那儿时那样愉快的日子。二十年前，每晚六点到八点半，亚罗立卑的俱乐部就跟你在亚丁[8]和横滨[9]之间所能找到的这种俱乐部一样充满活力。”
“一天，布朗森太太对我们说，有一位朋友要来跟他们住上一段时间。几天之后，他们就把卡特赖特带来了。他似乎是布朗森的老朋友，他们曾经一起在同一所学校读书，好像是马尔博罗[10]或这样的地方，而他们最初前来东方的时候坐的也是同一条船。后来橡胶业衰败了，好多人都失去了工作，卡特赖特也是其中之一。他那时已经失业了大半年，并且也没有什么好依靠的。那时种植园主的收入甚至比现在还要微薄，哪个人要是拿得出积蓄以备不时之需，就算是十分幸运了。卡特赖特去了新加坡，你知道，遇到经济衰退，他们都会到那儿去。那时的情况糟透了，我曾亲眼目睹。我听说有些种植园主因为付不起夜晚住宿的费用竟然睡在大街上。我知道他们经常拦住来到欧洲境外的陌生游客，向他们索取一块钱来买顿饭吃。我想卡特赖特一定生活相当艰难。”
“最后他给布朗森写信，问布朗森是否能为他提供什么帮助，于是布朗森就请他过来跟他们住在一起，直到情况好转为止，至少可以为他提供免费的食宿。卡特赖特抓住了这个机会，但布朗森却不得不把买火车票的钱给他寄去。当卡特赖特到达亚罗立卑时，他几乎已经身无分文了。布朗森手头有一点钱，大概每年两三百的样子，尽管他的薪水也受到削减，但他保住了工作，因此他的境况比大部分的种植园主要好一些。卡特赖特来到这儿以后，布朗森太太对他说，他可以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爱住多久就住多久。”
“她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是吧？”我说。
“非常善良。”
盖斯又点起一支方头雪茄，并给自己的杯子倒满了酒。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壁虎偶尔发出呱呱的叫声，把那片寂静衬托得越加明显。在这个热带的夜晚，世上仿佛只有我们俩，唯有上天知道我们与其他人的住所离得有多遥远。盖斯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最终我不得不开口找点儿话说。
“那时卡特赖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问道。“当然比较年轻，你还告诉我说，相貌很英俊，但他的为人怎样呢？”
“噢，老实告诉你，我并没有对他多加注意。他很讨人喜欢，举止也很谦和。现在他不大开口说话，大概你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噢，那时他也并不怎么活跃。但他一点也不叫人讨厌。他喜爱阅读，钢琴也弹得相当娴熟。你不会在意他待在你的周围，他从不会让你感到碍事，而你也不用为他多费心思。他跳舞跳得很好，这一点很受女性的喜欢。他台球打得相当出色，网球打得也不错。他十分自然地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圈子。我不想说他受到狂热的欢迎，但大家都喜欢他。当然，我们都为他感到惋惜，就像为一个落魄潦倒的人感到惋惜那样，但我们也无能为力。我们只是对他表示接受，忘了他以前并不是这儿的人。他总是在每天黄昏时分跟布朗森夫妇一起前来，也像别的人一样自己买酒来喝。我想布朗森借了一些钱给他来做日常开销。他始终显得温文有礼。我并不是很了解他，因为他确实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在东方，我们总会遇到不少这样的人。他就跟其他人一样，并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他尽力想要找份活儿干干，但他的运气实在不好。实际情况是，那时也确实没有什么工作。有时他似乎对此相当沮丧。他跟布朗森夫妇一起住了一年多时间。我记得他有次曾对我说：”
“‘我毕竟不能一辈子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但凡事总该有个限度。’”
“‘我倒觉得布朗森夫妇一定很高兴有你做伴，’我说，‘在一个橡胶种植园里过日子并不怎么令人愉快。就食物和饮料而言，你在不在那儿，实际不会有多大区别。’”
盖斯又一次停了下来，神色犹豫地望着我。
“怎么啦？”我问道。
“恐怕我没有把这个故事给你讲好，”他说，“我好像只是在信口闲聊。我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小说家，我是警察，我只是告诉你那时我见到的一些实际情况。从我的观点来看，所有的细节都很重要，我的意思是说，都有利于认清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那是当然，就请说下去吧。”
“我想起一个人，一个女人，大概是医生的太太，问布朗森太太是否有时因为家里有个陌生人而感到厌烦。要知道，在亚罗立卑这种地方，大家并没有太多的话题可以闲谈。如果你不与人谈论你的街坊邻居，就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好谈了。”
“‘根本不会，’她说，‘西奥一点也不叫人烦心。’她把脸转向她的丈夫，只见他正坐在那儿抹去脸上的汗水。‘我们很乐意他住在我们家，对吧？’”
“‘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布朗森说。”
“‘他成天都干些什么呢？’”
“‘哦，我也不知道，’布朗森太太说，‘他有时跟雷吉一起去巡视种植园，偶尔也去射猎。他也跟我闲聊。’”
“‘他总是乐于帮忙做点什么，’布朗森说，‘前几天，我发烧了，他就接过我手头的活儿，于是我就躺在床上，好好休息了一下。’”
“布朗森夫妇就没有儿女吗？”我问道。
“没有，”盖斯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完全养育得起孩子。”
盖斯在椅子里朝后一靠，随手摘下眼镜擦了起来。眼镜的镜片厚实，他的眼睛受到严重的变形。眼镜摘下来后，他的模样倒不显得那么难看。天花板上的壁虎发出奇怪的像人一样的叫声，仿佛一个痴呆的孩子发出的咯咯笑声。
“布朗森是被杀死的。”盖斯突然说。
“杀死的？”
“是的，谋杀。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夜晚。我们正在打网球，布朗森太太和那个医生的妻子，西奥·卡特赖特和我。接着我们就打桥牌。卡特赖特先前打网球时竞技状态不好，因此当我们在桥牌桌边坐下时，布朗森太太就对他说：‘噢，西奥，要是你打桥牌也像刚刚打网球时那么糟的话，我们就会输得精光。’”
“我们刚刚喝过酒，但她把侍者叫来了，又要了一巡酒。”
“‘喝下去吧，’她对他说，‘要是你拿不到大牌和一个边花上的赢墩，就别再叫牌了。’”
“布朗森那天没有露面。他骑车到卡布隆去取钱，好给苦力们发工资。他一回来，就会到俱乐部来找我们。布朗森夫妇的橡胶种植园距离亚罗立卑比卡布隆要近，但卡布隆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商业市镇，布朗森把钱都存在那儿的银行里。”
“‘雷吉回来后，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打牌了。’布朗森太太说。”
“‘他晚到了，是吧？’医生太太说。”
“‘晚了不少时间，’布朗森太太说，‘他说他来不及回来打网球，但可以回来打牌的。我猜他办完事后没有直接回来，而是到卡布隆的俱乐部去了，如今正在那儿喝酒呢，这个无赖。’”
“‘哦，他可以开怀畅饮，而身体也不会受多大影响。’我笑着说。”
“‘你知道，他越来越胖了，应当小心一点。’”
“我们一伙人就坐在桥牌室里，可以听到台球室里传来的谈笑声。他们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快到圣诞节了，我们都有点放纵不羁，圣诞前夕还要举行一场舞会。”
“我事后回想起来，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医生太太问布朗森太太累不累。”
“‘一点也不累，’她说，‘我怎么会累呢？’”
“我不知道当时她的脸为什么突然变红了。”
“‘我是怕你刚刚打了一阵网球，会感到身子疲乏。’医生太太说。”
“‘哦，不会。’布朗森太太口气有点生硬地回答说。当时我觉得她似乎不想谈论这个话题。”
“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我也是后来才回想起这桩事的。”
“我们又打了三四盘，布朗森仍然没有露面。”
“‘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儿，’他妻子说道，‘我实在想不出他这么晚还不来的理由。’”
“卡特赖特素来沉默寡言，这天晚上，他几乎就没有开口说话。我以为他累了，就问他先前做了些什么事儿。”
“‘没做多少事儿，’他说，‘吃完午饭，我就出门去打鸽子。’”
“‘你的运气好吗？’我问道。”
“‘哦，我打到了六只鸽子。鸽子的胆子都很小。’”
“然而，这时他却接着说：‘要是雷吉回来晚了，我想他可能觉得再赶到这儿来没有什么意义。我估计他已经洗了澡，我们回家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已经坐在椅子里睡着了。’”
“‘从卡布隆回来可有一段很长的路呢。’医生太太说。”
“‘你知道，他并没有走大路，’布朗森太太解释说，‘他是抄近路穿过丛林。’”
“‘他骑着那辆自行车行吗？’我问道。”
“‘当然行，那条小路很好走。这样可以少走两三英里。’”
“我们正要开始打下一盘时，酒吧侍者走了进来，说外面有位警官想要找我说话。”
“‘他想干什么？’我问道。”
“侍者说他也不知道，但那个警官还带着两名苦力。”
“‘真该死，’我说，‘如果我发现他无缘无故地来打扰我，我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我对那个侍者说我马上就来，我打完手里的牌后站起身来。”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我说，‘给我发一下牌，好吗？’我又对卡特赖特补充道。”
“我走出去，发现那个警官和两个马来人正站在台阶上等我。我问他究竟想要做什么。于是他告诉我，那两个马来人来到警察局，报告说有个白人死在那条穿过丛林通往卡布隆的小路上。你可以想象当时我感到多么震惊。我立刻想到了布朗森。”
“‘死了吗？’我大声说。”
“‘是的，他遭到了枪击，直接打中头部。一个红头发的白人。’”
“于是我知道那个人一定是雷吉·布朗森。事实也确实如此，有个马来人提到了他的橡胶种植园，说认得他就是那个种植园主。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那会儿在桥牌室里，布朗森太太正不耐烦地等着我回去把牌整理好、叫牌。一时间我真的不知该怎么办是好，心里十分慌乱。要是直截了当地让她遭受这样可怕的突如其来的打击，那实在太糟糕了。但我完全想不出什么可以缓和这一打击的方法。我让警官和两名苦力略等片刻，随后转身回到俱乐部里面。我竭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我走进桥牌室后，布朗森太太说：‘你在外面待的时间太长了。’随后她看到我的脸色。‘出了什么问题吗？’我看到她握紧拳头，脸色发白。你可能会想到她对灾祸有种预感。”
“‘出了一桩可怕的事儿。’我说，我的喉咙几乎堵住了，因此就连自己听上去，我的声音也显得嘶哑和奇怪。‘出了一场事故。你的丈夫受伤了。’”
“她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气，那并不完全像是尖叫，倒奇怪地让我想到了一块丝绸给撕成两半的声音。”
“‘受伤了？’”
“她一下子跳起来，两眼紧盯着卡特赖特，卡特赖特在她的逼视下惊恐不安，仰面靠在自己的椅子里，脸色突然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
“‘恐怕是伤得非常、非常厉害。’我补充说。”
“我知道我必须把实情告诉她，而且当时就告诉她，但我实在无法鼓起勇气马上告诉她。”
“‘他是不是，’她的嘴唇不住颤抖，以致她几乎语不成声，‘他是不是——仍有意识？’”
“我朝她看了一会儿，没有立刻回答。我宁愿交付一千英镑也不愿把实情说出来。”
“‘不，恐怕他已经没有意识了。’”
“布朗森太太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仿佛想看穿我头脑中的想法。”
“‘他死了吗？’”
“我想我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说出真相，把这个问题彻底了结掉。”
“‘是的，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布朗森太太瘫倒在椅子上，放声大哭。”
“‘哦，天哪，’她嘟囔道，‘哦，天哪。’”
“医生太太走到她的身旁，用两只胳膊搂住了她。布朗森太太双手掩面、歇斯底里地哭起来，身子不住晃动着。卡特赖特则脸色铁青、默默地坐在那儿，张着嘴巴，呆呆地望着布朗森太太。你可能以为他已经变成了石头。”
“‘哦，亲爱的，亲爱的，’医生太太说，‘你一定得尽力振作起来。’随后她转过脸对我说道：‘去给她拿杯水来，把哈里叫过来。’”
“哈里是她的丈夫，他正在打台球。我走进台球室，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一杯水哪有什么用处，’他说，‘她需要的是一大杯浓烈的白兰地。’”
“我们给她拿来了白兰地，强迫她喝了下去，她那激烈的情绪才渐渐地平复下来。过了一会儿，医生太太带她到盥洗室去洗了洗脸。我也想定了如今最好该怎么行事。我发现卡特赖特没有什么用处，他整个人都垮掉了。我能理解，这对他也是沉重的打击，因为不管怎样，布朗森是他最好的朋友，曾经为他提供了一切帮助。”
“‘看来你也最好喝一点白兰地，伙计。’我对他说。”
“他强自振作。”
“‘要知道，这实在叫我感到震惊，’他说，‘我……我没有……’他停了下来，似乎有些神思恍惚；他仍然显得脸色煞白。他拿出一包纸烟，擦了一根火柴，但他的手抖个不停，几乎无法把烟点燃。”
“‘好的，我也喝一杯白兰地。’”
“‘跑堂的，’我喊道，接着我又对卡特赖特说，‘现在，你能带布朗森太太回家吗？’”
“‘哦，可以。’他答道。”
“‘那就好。我跟医生，还有警察和苦力，一起到尸体所在的现场去看看。’”
“‘你们会把他带回家来吗？’卡特赖特问道。”
“‘我想应当直接把他送到停尸所去，’我还来不及回答，医生就开口说，‘我还需要检验尸体。’”
“布朗森太太回来时，样子显得镇静多了，让我感到十分惊讶。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医生的太太是个好心肠的女人，提出要送布朗森太太回去，并在她家歇宿，但布朗森太太没有答应。她表示自己已经完全没有事了。当医生太太坚持己见的时候——你知道，有些人多么喜欢把自己的好意强加给那些陷入困境的人——她几乎气冲冲地发起火来。”
“‘不，不，我必须一个人待着，’她说，‘真的必须如此。况且，家里还有西奥呢。’”
“他们上了马车，西奥接过缰绳，驾车走了。我和医生，我们在他们走后也出发了，那个警官和两个苦力则跟在我们后面。我先前已打发我的小厮前往警察局，吩咐他们再派两个人到案发现场。我们不久就从布朗森太太和卡特赖特身边经过。”
“‘你们还好吧？’我大声问道。”
“‘还好。’卡特赖特答道。”
“有好一阵子，我跟医生都默默地驾车前行。我们俩都深感震惊，同时我也充满忧虑。无论如何，我都得找出凶手，但可以预见，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你觉得是盗匪团伙干的吗？’医生最后说。”
“他可能看穿了我在想些什么。”
“‘我对此一点也没有疑问，’我答道，‘他们知道他到卡布隆去取工人的工资，因此埋伏在他回来的路上加以袭击。当然，他真不该在大家都知道他带着一大笔钱的时候，独自穿过丛林。’”
“‘他多年来一直是这么干的，’医生说，‘而且，他也不是唯一取道丛林的人。’”
“‘我知道，但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抓住那些杀人凶手。’”
“‘你觉得最早发现他的两名苦力跟这件事不会有什么关系吧？’”
“‘不。他们没有这样的胆量。我想，要是换了两个中国佬，倒有可能想出这种花招，但我不相信马来人会这么做。他们的胆子太小。当然，我们也要对他们密切加以注意。不久，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是否在大肆挥霍钱财。’”
“‘这对布朗森太太实在糟透了，’医生说，‘无论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够糟糕的，况且现在她就要生孩子了……’”
“‘这一点我倒不知道。’我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是的，出于某种原因，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当时我觉得，她这样做实在相当可笑。’”
“我回想起先前在布朗森太太跟医生太太之间出现的那个场面，立刻明白了那个好心的女人为什么如此热切希望布朗森太太不要过于劳累。”
“‘她结婚这么多年才怀上孩子，也真奇怪。’”
“‘要知道，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这叫布朗森太太感到相当意外。她头一次前来找我诊断，我告诉她真实原因的时候，她竟然晕倒了，接着就哭了起来。我本来以为她会快乐非凡。她告诉我布朗森并不喜欢孩子，怀孕的事会叫他深为烦恼。她表示自己会慢慢找机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布朗森，她让我保证在此之前不把这桩事泄露出去。’”
“我沉思了一会儿。”
“‘布朗森是那种欢快活泼的汉子，想来会非常迫切地渴望生个孩子。’”
“‘这也很难说。有些人十分自私，就是不想增添累赘。’”
“‘嗯，那布朗森太太最终告诉他的时候，他有什么表示呢？他没有显出相当高兴吗？’”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告诉他。不过，其实她也不能再等上多久。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大约五个月之内，她就要分娩了。’”
“‘可怜的家伙，’我说，‘你知道，我觉得他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万分高兴。’”
“我们在剩余的路途中一直默默地驾着马车前行，最后来到了通往卡布隆的那条捷径与大路分叉的地方。我们在岔路口停了下来，过了一两分钟，警官跟那两个马来人驾着我的马车跟了上来。我们打开头灯用来照亮前面的道路。我让医生的小厮留下来照看马儿，吩咐他在两个警察来到后，顺着这条小路前行来跟我们会合。那两个苦力手里提着灯在前面带路，我们跟在他们后面。这条小路相当宽敞，它的宽度足以容纳一辆小型运货马车通过。在那条大路修建好之前，这儿一度是连接卡布隆和亚罗立卑的交通干线。路面坚实，相当好走。不少路面上布满沙子，有些地方还能清楚地看到自行车留下的车轮印子。这就是布朗森前往卡布隆时留下来的踪迹。”
“我想我们几个人列成一路纵队，大约走了二十分钟。突然那两个苦力大叫一声，猛地站住了脚。尽管他们对眼前所会出现的景象早有预期，但那种景象骤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仍然让他们吓一大跳。在两个苦力手里的提灯那昏暗的灯光照射下，可以看到躺在小路中间的布朗森。他是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样子难看地身子横压在自行车上。我一时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大概医生也跟我一样。可是我们虽然默不作声，但丛林里的喧嚣却震耳欲聋。那些该死的蝉和牛蛙发出的叫声大得简直能把死人吵醒。就算是在平常情况下，夜晚丛林中的这种喧闹声也总让我感到神秘可怕。因为你觉得，在这样一个本来应该万籁俱寂的时刻，那种连续不断的无形的喧嚣刺激着你的神经，对你产生了奇怪的影响。那种声响环绕着你，把你围在当中。也就在那会儿，说真的，实在令人毛骨悚然。那个可怜的家伙毫无生意地躺在地上，而在他周围的丛林中，躁动不安的生物仍然继续着各自冷漠而残忍的成长道路。”
“他俯卧在地上，警官和两个苦力都望着我，似乎在等着我下达命令。那时我还很年轻，可能也有一点儿惊恐。尽管我无法看到他的脸，但我肯定那就是布朗森。不过，我觉得仍然应当把尸体翻过来加以确认。我想我们都有一些神经脆弱的地方。要知道，我以前一直讨厌触碰死者的尸体，就算现在，我早就习以为常了，但仍然会略微感到有些恶心。”
“‘不错，那就是布朗森，’我说。”
“医生——天哪，幸亏他当时在场——医生弯下身子，把死者的头转了过来。于是警官把灯对准了死者的脸。”
“‘天哪，他的半个脑袋都被打掉了。’我大声嚷道。”
“‘是啊。’”
“医生直起身来，用小路旁的一棵树上的树叶擦了擦手。”
“‘他确实死了吗？’我问道。”
“‘是呀，他应该是当场丧命的。凶手一定是在很近的距离朝他开枪的。’”
“‘你觉得他大概死了多久？’”
“‘哦，我不知道，应该有好几个小时了吧。’”
“‘我想，如果他期望在六点赶到俱乐部打牌的话，那他应该是五点左右经过这儿的。’”
“‘没有一点儿争斗的痕迹。’医生说。”
“‘是呀，不会有的。他是在朝前骑车时遭受枪击的。’”
“我朝着尸体看了一会儿，禁不住想到，就在不久之前，吵吵嚷嚷、大嗓门的布朗森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呢。”
“‘他身上带着发给那些苦力的工钱，你没有忘了这一点吧。’医生说。”
“‘没有，我们最好在他身上找一下。’”
“‘我们要不要把他的身子翻过来？’”
“‘等一下。咱们先来查看一下地面。’”
“我拿起灯来，尽量仔细地把周围察看了一番。就在布朗森倒下的地方，布满沙子的路面上有经过踩踏的难以区分的痕迹。上面既有我们的脚印，也有最先发现布朗森尸体的两个苦力的脚印。我朝前走了两三步，就看到了自行车留下的相当清晰的车轮印。当时他骑着车笔直而平稳地前行。我顺着车轮印来到他倒毙的场所，更加确切地说，是他即将倒毙的场所，在车轮印的两侧，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那笨重的皮靴留下的印子。显然他在那儿停了下来，两只脚都踏在地上，随后又开始朝前骑去，车轮剧烈地摇晃起来，最后他轰然倒下。”
“‘现在我们在他的身上搜索一下。’我说。”
“医生和警官把那具尸体翻了过来，一个苦力把自行车移到旁边。他们让布朗森仰面平躺在地上。我原来以为，他身上所带的现金既有纸币，也有银币。银币应该装在一个袋子里，系在自行车上。我朝车子瞥了一眼，上面什么袋子也没有。纸币应该放在皮夹子里，应该有厚厚的一沓。我从头到脚在他的身上找了一遍，却一无所获。接着我翻了翻他的口袋，里面也都是空的。只在右边裤子口袋里找到一点零钱。”
“‘他是不是总随身带着一块表？’医生问道。”
“‘是的，他确实带着怀表。’”
“我记得他的表链原来是挂在外套翻领的扣眼上，链子另一端连着的怀表、印章以及一些小型饰物都放在胸前口袋里。可是怀表和链子都不见了。”
“‘噢，现在看来没有多少疑问了，是吧？’我说。”
“显然，他遭到了盗匪团伙的袭击，他们知道他身上带有钱财。这伙盗匪将他杀害后，就把他的财物洗劫一空。突然，我想起了那些脚印，脚印表明他曾一度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我完全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了。一个盗匪找个借口把他拦了下来，接着当他再次骑车前行的时候，另一个盗匪悄悄从他身后的丛林里钻了出来，把两个枪筒里的子弹都打进他的脑袋。”
“‘嗯，’我对医生说，‘该由我来负责把他们抓住。听我说，看到他们给绞死，我心里会十分痛快。’”
“当然，随后展开了调查。布朗森太太提供了证词，但是她说的都是我们已经了解的情况。布朗森十一点左右离家出门，打算在卡布隆吃午饭，大概在五六点钟返回。他叫布朗森太太不要等他，他说他会把钱放在保险柜里，然后就直接前往俱乐部。卡特赖特证实了这一点。他一个人和布朗森太太吃了午饭，饭后抽了一支烟，就提着猎枪出门打鸽子去了。五点前后，也许不到五点，他回到家里，洗了个澡，换好衣服去打网球。他打鸽子的地方与布朗森遇害的地方相去不远，但他并没有听到枪声。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丛林里蝉鸣蛙叫，还有各种其他声音，他只有离得很近，才能听到什么动静。再说，在布朗森遇害之前，卡特赖特可能已经回家了。我们探查了布朗森的行程。他先是在俱乐部吃了午饭，刚好在银行关门前取好钱，然后回到俱乐部，又喝了一杯酒，接着便骑着自行车出发了。他是乘渡船过河的，摆渡的船夫清楚地记得见过他，而且确定那天只有他一个人是带着自行车过河的。这样看来，凶手并没有尾随他，而是埋伏在半路上伺机而动。布朗森顺着大路骑了两三英里，随后转进那条小路，也就是那条通往他住所的捷径。”
“看样子他似乎是被了解他生活习惯的人杀死的，嫌疑当然立刻落到了他橡胶种植园里的那些苦力头上。我们相当仔细地对他们每个人做了审查，却找不到一点证据可以说明他们中的哪个人跟这桩罪行有关。实际上，他们大都能对自己在案发当日的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即便那些无法做出上述说明的苦力，在我看来，也出于这样那样的理由被排除了嫌疑。亚罗立卑的中国人中确实有几个坏家伙，我对他们也进行排查。但不知怎的，我觉得这桩罪案不会是中国人干的。我感到中国人会用左轮手枪，而不是猎枪。总之，我没有发现一点线索。因此我们提出了赏格，不管哪个人，只要能够协助我们发现凶手，就能获得一千元。我认为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既提供了公共服务，同时又获得一笔相当可观的赏金，这样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可是我也知道，知情者大都不想冒险，只有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才会说出实情。因此，我始终耐心地等待着。赏金也引起了我手下的兴趣，我知道，他们一定会采用各种办法，将罪犯绳之以法，接受审判。在这样的案件中，他们可以发挥比我更大的作用。”
“可是，奇怪的是，仍然没有一点动静；无论哪个人似乎都没受到赏金的吸引。于是我把网撒得更大一点。那条大路旁边有两三座村庄，我不知道凶手是不是那里的人。我去见了几位村长，并没有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收获。那倒不是他们不愿意告诉我什么，而是他们的确也没什么可以告诉我的情况。我跟当地那几个泼皮无赖也交谈过，但他们与这桩凶案绝对没有任何联系。根本找不到一点线索。”
“‘好吧，伙计们，’在我驾车返回亚罗立卑时，我暗自说道，‘不用着急；绳索总有一天会套在你们的脖子上。’”
“那些恶棍带着一大笔钱款潜逃了，但要是手里有了钱而不花，就变得毫无意义。我感到，以我对当地人性情的了解，可以肯定，占有这笔钱财对他们始终是一大诱惑。马来人是一个言行放纵的种族，一个爱好赌博的种族，中国人也爱好赌博。早晚会有人开始挥霍钱财的，那会儿我就想要知道他手里的钱是打哪儿来的。凭着几个目标准确的问题，我大概就可以让那个家伙对神明产生畏惧，到那时只要我精通自己所干的活儿，让他如实招供就不会有多大困难了。”
“如今唯一能做的就是坐下来静心等待，直到悬赏捉拿的风头过去以后，凶手认为大家早把这桩案子忘掉了。那时他们想要花掉这笔不义之财的欲望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最后，他们会再也无法抵抗这种欲望。我则继续忙着自己的事儿，但我并不打算放松警惕。早晚有一天，我面前会出现捉拿凶手的机会。”
“卡特赖特带着布朗森太太去了新加坡。布朗森工作的那家公司问卡特赖特是否愿意接受布朗森原来的职位，但他十分自然地表示自己不喜欢这个主意。于是公司指派了另一个人，并告诉卡特赖特说他可以获得布朗森的继任者所空出的那份工作，也就是管理卡特赖特目前居住的那个橡胶种植园。他立刻就搬到那儿去了。四个月以后，奥利芙在新加坡出生了。又过了几个月，就在布朗森死了一年以后，卡特赖特跟布朗森太太结婚了。我开始感到相当惊讶，但仔细一想，又不能不承认这是很自然的事儿。在那场变故以后，布朗森太太便十分仰仗卡特赖特，他为她安排好一切事务；布朗森太太一定感到颇为孤独，相当迷茫。她想必对卡特赖特的热情帮助心怀感激，卡特赖特也确实表现得劲头十足。就他而言，我觉得他肯定为她的遭遇感到惋惜，那种处境，对一个女人来说，可实在糟透了。她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他们俩一起经历了那场不幸，彼此肯定产生了感情。他们完全有理由结婚。对他们双方来说，这大概也是最好的做法。”
“看来杀害布朗森的凶手似乎永远抓不到了，因为我的计划并没有产生效果。这个地区并没有发现哪个人超越常理地大把花钱。如果哪个人把这笔钱财埋在地下而分文不花，那他可真表现出了超凡的自我控制的能力。一年过去了，这桩命案实际上已经被人置诸脑后。难道有人真会如此小心谨慎，竟然过了这么长时间都不让一点钱外流？这实在叫人难以置信。我开始认为，布朗森是被两三个四处游荡的中国人杀害的，也许他们逃到了新加坡，几乎没有可能在那儿抓住他们。最终我只好放弃了。如果你细加思量，通常正是这种罪案，也就是抢劫的罪案，抓到罪犯的可能最为渺茫，因为无法确定对罪犯的嫌疑。万一逮住了罪犯，那也只是出于他们自身的疏忽。那跟出于激情或报复的罪案不同，在那种情况下，你可以根据哪个人具有除掉受害人的动机而找到嫌疑对象。”
“对个人的失败加以抱怨，实在徒劳无益，我凭借自己的实用知识，尽量把这桩案子从头脑中清除出去。没有人喜欢被打败，但既然已遭到了挫折，我就尽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接着，一个中国佬在想要典当可怜的布朗森的怀表时被抓住了。”
“我跟你说过，布朗森的怀表和表链被人拿走了。当然，布朗森太太能向我们相当准确地描绘这块表的样子。那是一块本森牌护盖怀表，另外有一根金链条，三四个印章和一个高档的钱包。当铺老板是个聪明的家伙，那个中国佬拿出表来典当的时候，他立刻认出了那是布朗森的怀表。他找了个借口，让那个中国人等着，接着派人叫来警察。那个中国人被捕后，立刻给带到了我的面前。我就像见到失散多年的兄弟那样接待了他。我一辈子还从没有因为见到哪个人而感到如此高兴。要知道，我对罪犯一点也不同情。我为他们感到惋惜，因为他们打牌面对的对手手里掌握着所有的爱司和老K。可是每逢我抓到一个罪犯的时候，总略微产生一阵得意的感觉，就像在打桥牌时干净利落地完成了飞牌[11]一样。这桩罪案的谜底终于要水落石出了。就算这桩案子不是那个中国佬本人干的，我们也肯定可以通过他找到凶手的踪迹。我面带笑容地望着他。”
“我要他解释一下是怎样得到这块表的。他说他是从一个陌生人那儿买来的。这种说法实在不能令人信服。我简短地向他说明了案子的情况，并告诉他，他会受到谋杀的指控。我只想吓唬他一下，也确实产生了效果。他随即改口说怀表是他捡到的。”
“‘捡到的？’我说。‘真是不可思议！你是在哪儿捡到的？’”
“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他是在丛林里捡到的；我对他的说法加以嘲笑；我问他是否真的认为这样的表会给乱扔在丛林里面。他说他曾顺着那条从卡布隆通向亚罗立卑的小路前行，他走进丛林，一眼就看到什么东西在微微发光，接着就发现了怀表。这真有点奇怪。为什么他要说是在那儿捡到的呢？要么他说的是实情，要么就是他极为狡猾。我问他表链和印章究竟到哪儿去了，他立刻把它们交了出来。我叫他感到十分害怕，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长着两条罗圈腿。我并没有抓到凶手，如果我看不出这一点，那我就真是一个傻瓜了。不过，他的恐惧表明他了解一些情况。”
“我问他是什么时候捡到怀表的。”
“‘昨天。’他说。”
“我又问他从卡布隆抄那条近路去亚罗立卑干什么。他说他曾在新加坡工作，因为父亲生病，所以回到了卡布隆，如今要前往亚罗立卑干活。他父亲的一个朋友是个木匠，给他找了一份工作。他告诉我自己在新加坡时跟他一起干活的工友名字，以及他在亚罗立卑的新雇主的名字。他所说的一切似乎都合乎情理，而且很容易加以证实，几乎不可能是假的。当然，我也想到，如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那块怀表是他捡到的，那么怀表一定已经在丛林里放了一年多了。它几乎不可能处于十分良好的状况。我试着想把表盖打开，却根本开不了。当铺老板也来到警察局，就在隔壁房间里等着问话。幸运的是，他也算是一个钟表匠。我就请他过来检查一下怀表。他打开表盖，低低吹了声口哨，里面的机件都已锈迹斑斑。”
“‘这表不行了，’他说道，一面摇了摇头，‘再也不能走了。’”
“我问他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他没有听我在说什么，马上回答说是长期受潮造成的。出于道义，我把那个犯人关进了单人牢房，并派人去传唤他的雇主。我向卡布隆和新加坡各发了一份电报。在等候消息期间，我尽力根据现有的事实加以推断。我有些相信那个人的供述是真实的。他的恐惧可能并不是因为自己犯了案子，而是因为他捡到财物后竟想变卖。即便完全无辜的人落到警察手中，心里也往往感到紧张不安。我不知道警察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但只要有警察在场，人们总感到不大自在。可是如果怀表确实是在他说的那个地方捡到的，那一定是给人扔在那儿的。这桩事儿倒真蹊跷。就算凶手觉得留着这块表很不安全，那么预想他们也会设法把金表壳熔化掉。对不论哪个当地人来说，这都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儿。况且，那根表链极为寻常，根本不可能从那上面追查到什么踪迹。在这个地区的各家珠宝店里都有这样的表链。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凶手在作案后钻进丛林，在慌乱中丢失了怀表，始终不敢回去寻找。我觉得这也不大可能，因为马来人习惯把东西藏在自己的纱笼[12]里。中国人的外套上也有口袋。再说，他们一钻进丛林，就知道用不着再匆忙行事了。他们多半就在那儿静心等待，然后当场分赃。”
“几分钟后，我派人去找的那个人来到警察局，证实了犯人所说的话。一个小时以后，卡布隆那头也有了回应。当地警察见到了犯人的父亲，他告诉他们，他的儿子是去亚罗立卑，要到一个木匠那儿去干活。至此为止，犯人说的每句话似乎都是真实的。我又叫人把他带了进来，告诉他我要带他去勘察据他所说发现怀表的那个地方，他必须向我指出确切的位置。尽管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可怜的家伙害怕得浑身发抖），但仍然给他戴上手铐，交给一个警察看管，另外还带了两三个人。我们驾着马车来到了大路跟小路的分岔口，顺着那条小路前行。离布朗森遇害处不到五码的地方，那个中国佬站住了脚。”
“‘就是这儿。’他说。”
“他指向那片丛林，我们跟着他进了林子，走了大约十码左右，他指着两块巨石间的一道裂缝，说他就是在那儿捡到怀表的。他只是极其偶然地才发现了那块怀表。如果他真的在那儿发现了那块怀表，看来好像也是有人特意把它藏在那儿的。”
盖斯停了下来，沉思地看着我。
“要是你在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他问道。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
“噢，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如果怀表放在那儿，那么赃款可能也放在那儿。看来值得在周围好好搜查一下。当然，在丛林中找东西，使得草垛里寻针倒真成了客厅里的消遣[13]。但我仍不由自主地要这么做。我把那个中国佬放了，让他跟我们一起寻找，我想要获得所能得到的一切帮助。我让我的三个手下开始搜索，我自己也行动起来。我们五个人站成一排，从大路分岔口开始搜起。我们在布朗森遇害处两边五十码的范围内展开搜寻，在长达一百码的地界内，我们一步接一步地在地面上查找。我们在枯叶中翻找，在灌木丛中探寻，朝卵石下面和树洞里面察看。我知道这样做相当愚蠢，因为找到赃款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我唯一的希望是基于以下的推测：不管哪个人，刚杀了一个人后都会惊慌失措，如果他想藏匿什么东西，就会迅速动手去做；他会选择摆在面前最明显的藏匿地点。凶手把那块怀表藏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我之所以要在这个限定的范围内加以搜索，也是出于下面这个唯一的理由：既然怀表是在离大路这么近的地方找到的，那么想把别的赃物处理掉的凶手，也一定想迅速动手这么做。”
“我们继续搜寻，我开始感到疲惫，窝了一肚子火。我们都像猪一样汗水淋漓。我感到干渴难忍，但是找不到一点可以喝的东西。最后我得出结论，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苦差事，至少那天不再干下去了。就在那时，那个中国佬突然发出一个低沉的叫声，那个小伙子一定有一双十分敏锐的眼睛。他弯下身子，从盘曲的树根下掏出一个肮脏霉烂、腐臭不堪的玩意儿。原来是一个皮夹子，已经在那儿被雨水冲刷了一年多，并且遭到蚂蚁、甲虫和天知道什么东西的啃噬，反正已经湿漉漉的，发出一股臭味。不过，那确实是一个皮夹子，是布朗森的皮夹子，里面还装着他从卡布隆的银行取出来的新加坡纸币；那些纸币早已失去原有的形状，黏成一团，恶臭难闻。尽管银币仍然没有找到，但我确信它们也一定藏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只是我再也不想费神找下去了。我已经发现了十分重要的线索。无论哪个人杀害了布朗森，显然他并没有从中获利。”
“我发现那宽宽的轮胎印两侧都有布朗森的脚印，当时他停下自行车，大概在跟哪个人说话，我先前跟你说过这一点，你还记得吧？他是一个身体沉重的人，留下的脚印自然相当明显。他并不是把脚踩在松软的沙路上，随后又骑车走了，而是至少停了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的解释是他停下来跟一个马来人或中国佬说话，但我越想越觉得不大可能。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当时布朗森一心想要回家。尽管他是一个性情欢快的人，但他肯定不会遇到当地人就嘻嘻哈哈地随意攀谈。他跟当地人的关系就是主仆的关系。那些脚印一直使我相当困惑。如今真相才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中。无论谁杀害布朗森，他并不是为了劫夺财物才下手的。如果布朗森把车子停下来要跟哪个人说话，那么跟他交谈的只会是他的一个朋友。我终于明白那个凶手究竟是谁了。”
我始终觉得侦探小说是最引人入胜和结构精巧的一种小说，并且为自己没有能力写作这类小说而感到遗憾，但我却读过很多侦探小说，我相当自豪地认为，很少在案子的谜底揭示之前，我没有已经解开那些谜团的。有一阵子，我已预见到盖斯打算说什么，但当他最终揭示谜底的时候，我承认不管怎样，自己仍感到有些震惊。
“布朗森遇到的那个人就是卡特赖特。卡特赖特当时正在打鸽子。布朗森停下来，问他在做什么。当他重新骑车上路时，卡特赖特举起猎枪，把两个枪筒里的子弹都打进了布朗森的脑袋。卡特赖特拿走了布朗森的钱和怀表，以便让现场看上去好像是盗匪团伙抢劫杀人的光景，接着匆忙地把它们藏在丛林里，然后顺着林子边沿一直绕到大路上，回到布朗森的家中，换上网球服，驾着马车和布朗森太太一起来到了俱乐部。”
“我想起了那天他打网球时的糟糕表现，以及在我表示布朗森只是受伤而没有丧命时他那精神崩溃的样子，当时我是为了口气比较缓和地把这个噩耗告诉布朗森太太才这样说的。如果布朗森只是受了一点伤，那他也许还能开口说话。天哪，那管保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时刻。那个孩子是卡特赖特的。只消看一眼奥利芙，嗨，你自己不也看到了他们的相似之处。医生曾经说过，当他告诉布朗森太太说她怀有身孕的时候，她心烦意乱，并且要他答应不告诉布朗森。为什么？因为布朗森明白自己不可能是那孩子的父亲。”
“你认为布朗森太太知道卡特赖特所干的事儿吗？”我问道。
“我肯定她是知道的。我回想起那天晚上她在俱乐部的表现，心里就确信无疑了。她心神不安，并不是因为布朗森被杀害了，而是因为我说他受了伤。当我最终告诉她，布朗森在被发现时就已经死去时，她才突然哭了起来，心里一下子感到解脱。我了解那个女人。只消看看她那方方的下巴，你就可以明白她是否会下这样的毒手了。她具有钢铁一般的意志，是她指使卡特赖特这样做的，也是她策划了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步骤。卡特赖特完全受她的影响，如今他仍然如此。”
“你是想告诉我，你跟其他人都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之间的私情吗？”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
“如果他们彼此相爱，并且知道布朗森太太怀上了孩子，那他们为什么不干脆逃走呢？”
“那怎么可能？只有布朗森手里有钱，而她跟卡特赖特都身无分文，而且卡特赖特又没有工作。你觉得他身上背负那样的骂名，还能找到另一份工作吗？在他挨饿的时候，布朗森收留了他，而他却拐走了布朗森的老婆。他们根本没有那样做的一点儿机会。要让真相公之于众，他们也经受不住。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除掉布朗森，他们也确实把布朗森除掉了。”
“他们本可以乞求布朗森的宽恕。”
“不错，但我想他们一定十分羞愧。布朗森对他们那么宽厚，为人那么正派。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有勇气把实情告诉他。他们宁可杀了他。”
出现了片刻的沉默，这当儿，我琢磨着盖斯说的话儿。
“那么，你是怎么处理这桩案子的？”我问道。
“什么也没有做。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手里有什么证据？就因为找到了怀表和纸币吗？它们很有可能是哪个人藏在那儿的，后来不敢回来取走而已。凶手带着银币逃走，也许心里已经相当满足了。那些脚印吗？布朗森停下来，也许只是为了点一支烟，或者正好有一棵树干倒卧在小路上，他只好等待那些碰巧路过的苦力把树干移开。谁能证明一个十分正派、受人尊敬的女子在她丈夫去世后四个月产下的孩子不是她丈夫生的？哪个陪审团都不会给卡特赖特定罪。我只能保持沉默，布朗森遭到谋杀的案子不久就被人遗忘了。”
“我想卡特赖特夫妇是忘不掉的。”我说。
“如果他们忘了，我也不会感到吃惊。人的记忆短暂得惊人。要是你想听一下我的专业观点，我可以告诉你：我相信如果一个人确信自己所犯的罪行绝对不会被发现，那他根本不会有很深的悔恨之意。”
我又一次回想起当天下午遇到的那对夫妇；那个又老又瘦、戴着金边眼镜的秃头男子，以及那个满头白发、衣衫邋遢的女子，她说话坦诚，脸上挂着友好而嘲讽的微笑。几乎无法想象的是，在遥远的过去，他们俩也曾受到无比狂暴的激情的控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的行为得到解释），逼得他们最终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困境，只好采用冷酷无情的谋杀。
“你跟他们在一起时，就不会为此而感到有点儿不自在吗？”我问盖斯。“因为，希望这不算是吹毛求疵，我不得不说，我觉得他们可算不上是什么好人。”
“要这样想，你就错了。他们是非常好的人。他们大概是这儿最讨人喜欢的人。卡特赖特太太是一个十足的好人，言谈非常风趣。我的职责是防止犯罪，并在有人犯罪后将他抓获，但我见过的罪犯多得无法计算，不会认为他们在总体上要比别人更坏。一个十分正派的人也可能在环境的逼迫下犯罪，如果被发现了，他会受到惩罚；但他完全可以继续成为一个十分正派的人。当然，如果他犯了法，就应受到社会的惩罚，这完全是正当合理的，不过，体现一个人本质的往往不是他的行动。如果你像我一样做了这么多年警察，你就会明白，真正重要的并不在于别人做了什么事，而是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幸运的是，警察根本不过问别人的思想，而只针对他们的行为。如果警察要去过问别人的思想，那么情况就会变得大不相同，而且也困难得多。”
盖斯弹掉了方头雪茄上的烟灰，脸上露出了他那挖苦、嘲讽但并不讨厌的笑容。
“听我说，有一项工作我可不喜欢干。”他说。
“是什么呢？”我问。
“上帝在最后审判日要做的工作，”盖斯说，“先生，我不爱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