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淇先生在电懋公司给我接下了剧本，那一段时间我正在赶写《情场如战场》，还有一部《桃花运》也等着开笔写。我几乎没日没夜地赶，白天还要给新闻处做翻译，真是累坏了。好在麦卡锡先生在时间上对我要求并不太紧，甚至不要求我朝九晚五地签到，我们是计件付酬，这给了我很大的自由。
《桃花运》剧本交稿的时候，适之先生的回信也来了。我很激动，手都有点颤抖，拆开信就看到先生的字：
爱玲女士：
谢谢你10月25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
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稠粥”，已很动人了。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先生，你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写他出门去丢蛋壳和枣核的一段，和“从来没注意到（小麻饼）吃起来喀嗤喀嗤，响得那么厉害”一段。这几段也许还有人容易欣赏。下面写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读者也许不见得一读就能了解了。你也写人情，也很细致，也能做到“平淡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页写那条棉被，如175页、189页写的那件棉袄，都是很成功的。189页写棉袄的一段真写得好，使我很感动。
收到适之先生的信，看到寄回来的书上的圈圈点点，我吃惊又兴奋。晚上不知将信看了多少遍，适之先生的加圈似是两用的，有时候是好句子加圈，有时候是语气加重，像西方文字下面加杠子。我收起了信在灯下坐了许久，我感到有点对不起适之先生。其实在我自己飞扬跋扈的那些年，对先生也是说过不太恭敬的话。先生在我眼里，在民国文化人眼里，一向是完美无缺的，是一个标高。我仿佛坏孩子般有意给他一点刺激。或者说先生太完美了，几乎不太可信，我要打破这种迷信。记得我在一篇叫《诗与胡说》里这样写道：“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
那时候我年轻，盛名之下红得发紫，胡说些轻狂话好像也可以原谅。现在是此一时彼一时，繁华散落，千帆过尽，人生捉襟见肘地窘迫。在香港又饱受挫折，我希望另觅生机，给适之先生寄书、写信，其实并非一时雅兴或以文会友。我没有这个兴趣，这也不符合我此时此地的心境。与胡适之联系，实在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我确实是个自私的人。当然，这并非说我说过适之先生的坏话，没有。我打小就知道胡适，却在此时表露我的仰慕之情，我是敏感的自尊的，当然也是脆弱的，《秧歌》的出版给了我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不久前美国颁布了《难民法令》，这让我在黑暗中看到了隐约的希望。《难民法令》允许学有所长的外国难民进入美国——学有所长，对我来说是恰如其分。给适之先生这两封信看似写得普通、随意，却也圆巧、谨慎，如何起头，如何叙说，如何暗藏机锋，如何点到为止又暗露心迹，处处都有我的无奈和女人隐藏得很深的心机。我为自己难过，但是没有办法，我是被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女人，希望从头再来。当然，我确实也敬仰适之先生，这是毫无疑问的。
按我的性格，一般无聊的信我是不回的，即便要回信，也得等上三五个月。但是对适之先生的信显然不能不回，而且几天我也等不及。就在看罢适之先生的信后，我已经洗漱完毕上床了，却耿耿难眠，觉得有太多的话要对先生说。如果今晚不说出来，我绝对是睡不着的。我重新起床，在纸上沙沙沙地写下去：
适之先生：
收到您的信，真高兴到了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最使我感谢的是您把《秧歌》看得那样仔细，您指出76页叙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删节，确是应当删。那整个的一章是勉强添补出来的。至于为什么要添，那原因说起来很复杂。最初我也就是因为《秧歌》这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国读者的口味——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所以发奋要用英文来写它。这对于我是加倍的困难，因为以前从来没有用英文写过东西，所以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写完之后，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二。寄去给代理人，嫌太短，认为这么短的长篇小说没有人肯出版。所以我又添出第一两章（原文是从第三章月香回乡开始的），叙王同志过去历史的一章，杀猪的一章，最后一章后来也补写的，译成中文的时候没来得及加进去——
我写了长长的一封信，我不在意适之先生怎么看，我只是向他诉说。写完后不结尾，又看了一遍，再添了一些话，然后才署上名字。这时候天色微明，我听到外面的风紧一阵慢一阵。我放下手中笔，有点心不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