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害怕，不知道这个陈丙生是什么人，我从来也不认识这样的人。柯灵我是熟悉的，但是自离开上海再没有联系过。我已到香港，他们派人来找我干什么？一连串的问号盘旋在脑子里。我知道不是什么好事，决定不搭理。但是第二天去领事馆拿翻译材料，我忍不住趁着午饭后的休息时间，把信拿给邝文美看。邝文美一目十行地看完，抬头看着我：“你想打这个电话？”我连忙摇头：“我躲还躲不及，还打这个电话？”邝文美把信还给我：“我也是这个意思，反正这个不是什么好事，陈丙生后面是柯灵，柯灵后面是谁呢？你也能想象出来的。他现在是共产党的官，他得为共产党说话——反正你现在到了香港，即将前往美国，你们是面糊贴对联，两不粘，没什么好牵扯。再说，香港本来就怀疑你是共产党的女特务，这些事躲也躲不及的。”我说：“是的，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想去美国，恨不得明天就动身。”邝文美说：“早得很，我听麦卡锡先生说，最快也得一两年。”我吃了一惊：“一两年？我好像活不了这么长时间。”
我把信撕碎，放到马桶里冲掉。我决定忘掉这件事，却是胸闷不已，还要等一两年时间，太漫长了，好像等不及，实在等不及。又感到再在香港待下去，早晚会生出麻烦。这个陈丙生，就是我心头一个阴影，挥之不去，他是如何知道我的地址？我对在香港的生活惊恐万分。
半个月后，陈丙生又出现了，那天我因为临时校对一份翻译材料，比平常晚了两个小时回家。走出领事馆那幢老洋房时，天已经黑了。那一片街区全是老洋房，马路两旁树木高大茂盛。我往巴士车站走，感到身后跟着一个人。自从接到陈丙生的信后，我外出变得敏感起来，好像到处都有眼睛在窥视我的行踪。我假装系鞋带，在一棵槟榔树后面蹲下来。果然，一个圆脸膛的男人出现了。他腋下夹着一只皮包，他就是我在上海见惯了的那种白铁小闹钟式的男人。而且，以我的眼力，一眼就认出他是从大陆来的，他身上有某种气质与香港完全不符。我吓得头发根根直竖，眼看着就要到巴士车站了，我加快了步伐想混进候车的人群里。他见状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来，与我并排行走，才低声说：“张爱玲同志，我是陈丙生。别怕，我是来香港《文汇报》调研，是柯灵、夏衍同志派我来的。”我停住脚步，他站到我对面，像是拦住我离开：“别怕，张爱玲同志，来香港见你也是我的工作之一，请别害怕，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我慌忙摇头：“不，不，我还有事。”陈丙生说：“我知道你害怕，这样好了，我们到香港《文汇报》去谈一谈，你总该放心了吧？”我还是摇头：“对不起，我没时间，你有话就在这里说吧，好吗？”陈丙生想了想，说：“好吧，柯灵让我务必要找到你，传达夏衍同志的指示——夏部长对你一直非常关心，得知你离开上海，非常惋惜。后来千方百计打听到你现在的地址，他调到北京文化部了，但是他仍然关心你。他希望你最好能回大陆，回上海，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如果暂时不想回，那就留在香港，我们会联系你，让你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但是你千万不能去美国，切切记着不能去美国。多少海外学子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都纷纷回国参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你千万不要与他们相反，反而从社会主义祖国出走，投向美国人的怀抱，这个不合适，太不合适了。张爱玲同志，你知道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吗？”
我脑子剧痛起来，几乎听不清他后来都说了些什么。我只是本能地微笑着，倾听他的话。最后我说：“向柯灵和夏衍先生说声谢谢，我的生活我自己会安排好，对不起，失陪了。”
我转身离开了陈丙生，他在背后似乎叫了我一声，也许没叫，是我的幻觉。我的后背和胳膊肌肉发紧，感到好像他从后面追上来，要拖我回去，一直把我拖到深圳罗湖桥那边。我撒腿跑了起来，正好来了一辆双层巴士，我不管它开向哪里，不顾它已经关上门，踩着脚踏跳上去，拼命拍着门。巴士司机重新打开门让我上去，我惊魂未定地上了车。当晚不敢回家，怕这个陈丙生守在家门口。后来走投无路，反复权衡后，还是决定到邝文美家。我实在不愿打扰她，但是最后还是不得不打扰她，这是我一生和他们交往的复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