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的起作用的人口规律”。生产方式和人口规律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不同的是生产方式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的，人口规律是通过人口现象、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表现出来的。一定时期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作为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对其一定程度的正确反映。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上，产生了不同的人口思想，这些思想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人口政策，这些政策又在不同程度地反作用于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对社会的发展有时有促进作用，有时有阻碍作用。
人口思想也就是人口观，一般指人们对人口现象、人口问题和人口规律的认识或看法，自有人类社会，就会有人口观和人口思想。中国传统人口观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现在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国古代的人口思想可分为“广土众民”与“小国寡民”，或“增殖人口”与“节制人口”两种类型，从人口思想诞生的那一天起它们就一直并存，双方作用此消彼长，一直影响着各个历史时期人口政策的制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在探讨中国历史时期人口政策变迁时，先从人口思想入手。
广土众民的思想一直在我国传统社会时期延续，也直接反映了我国历史上人口思想的主流。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孟轲首先提出这一思想，他在《孟子·尽心上》里说：“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国传统人口思想是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在当今社会仍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
如果把中国传统人口思想的发展过程比做是一条长河，那么毋庸置疑，主张人口增殖思想是这条长河的主流，而主张减少人口和节制人口的思想便是支流。同样出现于战国时期的道家始祖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八章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意思是国家疆域不要太大，人口不要太多，使百姓重视自己的生命，不背井离乡，迁徙远方。一直以来，我们都把这种思想视为消极避世的颓废思想，但今天看来，这种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尊重生命、尊重人权，返璞归真、提高生活质量等主张，更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潮流，同我们今天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从秦汉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广土众民”与“小国寡民”的思想中，“国”与“土”的概念逐渐淡化，而其核心内容就是增殖人口与节制人口的两种思想潮流，它们无论是主流还是支流，都基本上是围绕人地关系，也就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关系来进行演进的。对中国古代的这种人口思想进行梳理，认真把握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的发展脉络，研究中国传统人口观的变化及发展，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我国人口政策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一节 中国古代社会人口思想与实践
在中国古代社会，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劳动和土地是财富的源泉。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靠分工和协作的发展，而这要以一定数量和密度的劳动人口的存在为前提。劳动人口又是统治者的兵力、徭役和税收的源泉，因此，为了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历朝历代都把增加人口作为重要的国策。统治者们采取种种措施鼓励人口的增长，甚至形成了“人口增者国必强，户籍减时国即衰”的观念。可以说，“众民”政策是历朝历代恢复与发展经济的不二选择，都是以鼓励生育、增殖人口为核心。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思想家对于人口的多少、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生产人口和非生产人口的结构、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一些现实问题进行了思考，成为传统社会思想家在考察人口现象时一直关心的问题，他们对控制人口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作为人口思想的支流一直被主流思想所压制，但这种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中国人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影响着传统社会的发展。
一、中国古代社会人口思想的主流：鼓励增殖
主张人口增长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历朝历代对于如何增殖人口可谓煞费苦心。在殷商甲骨文关于祭祀的记述中，就有浓厚的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思想。《诗经·大雅·思齐》载：“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意思就是：大姒继承太任、太姜的美德，必能多生儿子，反映了春秋时期多男多福、多子多福、子孙绵绵的人口思想。
1.古代人口思想的萌芽：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人口思想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早不会超过商朝。其实早在神话传说时期，我国传统人口思想就已经有了直接的体现，甚至可直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鱼蛙彩陶盆，将产仔极多的鱼与蛙共聚一处，反映了当时人们祈求种族繁衍的愿望。辽宁东山嘴村发掘出5000年前的裸体妇人陶像，该像腹部隆起，臀部肥大，阴部有明显的三角记号，是典型的孕妇形象。这种塑像的全部美学意义即是生育。近年来，在我国陆续发现的多处岩画上，都有反映生殖崇拜内容的画面。《庄子·天地》篇中，记有华之封人（守边人）与尧的对话，他祝愿尧长寿、富有、男孩多。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祈求多子多孙的一种社会共识。“华封三祝”后被演化为“三多”—“多福、多寿、多男子”，这些都直接体现出先民们渴望种族繁衍，追求人口增殖的强烈愿望，并深刻地影响到后世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文化，是早期人口思想的滥觞。
2.人口增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进入到阶级社会以后，为了扩充军备，增强实力，多以行政措施鼓励生育。顺应这种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许多思想家都主张富国强兵必先增加人口。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曾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在战败后也下令早婚并奖励生育。早期的一些思想家，如孔子率先发出“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的呼吁；孟子也紧随其后倡导“广土众民，君子欲之”《孟子·尽心上》。墨子认为所有贤明君主“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指出“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只要努力生产并厉行节约，物质财富可以成倍增长；但“孰为难倍？唯人为难倍”，就是说世间唯有人最难成倍增长，如欲尽快增殖人口，只有通过早婚早育，“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战国时期的主流人口思想，可大体归结为对“广土众民”的追求。例如，战国时商鞅提出，地方狭小而人民众多的，叫“民胜其地”，务必开垦荒地；地方广大而人民稀少的，叫“地胜其民”，必须招徕人口。管仲提出：拥有广大土地而不加以开发利用，叫做“土满”；拥有众多人口而不能加以治理，叫做“人满”；拥有强大武装而不知道止息，叫做“武满”，此为“三满”等各种主张，以加强对人口的控制和增殖。这种思想在婚姻中也有诸多体现，早在殷商王朝所实行的就是以纳妾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周代直到春秋时诸侯仍可多次婚娶，而且多有陪媵。在商周青铜器上反复出现的“万寿无疆”、“子孙永昌”之类的铭文，也一直在彰显人口增殖这一古老的主题。可以说自此以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点，流传千百年至今而不衰。人口增殖成为颇具声势的思想主流。
从汉至唐，绝大多数思想家也呼吁人口增殖，如汉代的贡禹，三国时的曹操，南北朝时的周朗、唐代的刘晏、陆蛰等。贡禹曾说：“娶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蓄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认为富贵人家妻妾成群的另一面就是贫苦人家的鳏寡孤独，从而造成出生人口的减少。贾谊的“民本”思想认为，人民是“万世之本”，决不可轻忽欺凌。《太平经》中曾说：“理国之道，多人则国富，少人则国贫。”时至宋代，历经千百年的繁衍生息，地广人稀的现象早已不复存在，人口压力渐大，虽有敏感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摆脱主流人口观的思想，如唐初王梵志竭力主张少生少养，以防“人满”之患，但这种思想在传统社会大势和惯性思维下显得十分无力，“多子多福”、“五男二女，七子团圆”、“五世其昌”等思想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结构也直接促使人们增殖人口，然而此时主张纯粹增殖人口的思想家越来越少，开始提出适度人口或者减少人口的思想。
可以说，人口增殖的主流思想到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才有了颠覆性的看法。从开始的人口增殖思想“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发展到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提出人口每30年增一倍的思想。到清代，著名的人口学家洪亮吉在1893年提出了人口每30年增五倍的观点，比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提出还早了5年。到这一时期，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开始受到了重视，但也并没有成为主流思想。
可见，在我国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产出较少，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加之战争和灾害等因素，人口数量远不像今天这样多。在人口与经济关系中，总感到人口数量不足，人多生产的农产品就多，人多能够征调的服役对象就多，人多战争的兵源也就多。因此，人口众多往往被看做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广土众民”也就成为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
二、中国古代社会人口思想的支流：控制人口
除极力主张人口增殖之外，在我国传统社会，有关人口与土地的密切关系，早已为众多思想家所认知。无论是主张增殖人口还是控制人口，其思想一般都是围绕人口与土地、人口与可耕地、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这一主线展开的。因此，在人口增殖这条长河中，又不时出现了传统社会时期人口思想的支流—控制人口增长。
1.人口控制思想的提出：
事实上，人口的绝对过剩只是到明清时才比较突出，而在此之前关于人口过剩的思想，多是人口相对过剩状况而引发的。人口相对过剩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人口的职业分布不均，某些行业从业人口过多，造成资源浪费，显得该行业人口相对过剩。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论也可以算作一种相对人口过剩理论；二是人口地区分布不均，局部地区从别处流入了过多人口，造成该地区人口相对过剩，即所谓由“宽乡”变成了“狭乡”。
虽然控制人口增长思想在宋代以后逐渐受到重视，但是其出现却远早于宋代。早在战国时代，人口增殖思想高潮刚刚启动，方兴未艾，由于可耕地较少，适合开发的地域仅限于黄河流域和成都平原，因此人地矛盾也开始有所显现。在公元前的战国时期，《商君书》中已经指出了人、地应保持适当的比例，《管子》也明确提出“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地多）；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但他们着力解决的都是“土满”的问题，对于人满的问题尚未引起警觉。最先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是战国末期我国著名的哲学家韩非（公元前280～前233年），他在《韩非子·五蠹》中写道：“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这种人口增长过快的趋势，会使“货财寡”、“供养薄”、“不免于乱”。人口增多使得供应减少，必然引发战乱，其人口观直接揭示了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条件范围内，人口增长难以节制和物质供给之间的矛盾。这种“人多寡财”说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人地关系紧张的情况。
随着中国历史上人口高峰一个一个出现，有关控制人口的言论也是不绝于耳。汉代是中国人口史上第一个高峰。西汉文景时代，全国人口将近3000万，到元始二年（2年），人口达到5959万人。关中及黄河中下游区，耕地仅占全国的12%，却集中了全国68%以上的人口，人口达到了“汉之极盛”。因此，到东汉末期，有关适度人口的思想也开始出现，比王符稍晚的荀悦则提出“民寡则用易足，土广则物易生”的思想，主张寡民。
2.人口控制思想的发展：
唐代出现我国传统社会历史上第二个人口高峰。这一时期，提出减少或适度人口的人又多了起来。早在唐初王梵志就竭力主张少生少养，以防“人满”之患。在唐初人口水平还十分低下的情况下，王梵志的观点确实是很与众不同了。“自生还自死，煞活非关我。续续生出来，世间无处坐。若不急抽脚，眼看塞天破。”他主张，不仅要生得少，还要生得好：“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省得分田宅，无人横煎整。”这主要是由于王梵志所居住的河南地区在这一时期的人口密度不断加大，造成了人地矛盾突出。陆赞（754～805）和白居易（772～846）也提出相似观点，赞同控制人口。
宋代以后，经济逐渐繁荣，我国人口突破一亿，而版图却远不及汉唐时期，人口压力随处显现，人口众多带来的问题才越来越引起注意，要求控制人口的呼声日益高涨。苏轼（1036～1101）首次公开抨击人口多寡决定国家盛衰的传统观点，指出：“国家承平百年，户口之众有过于隋，然以今之法观之，特便于徭役而已，国之贫富何与焉，非徒无益于富，又且以多为患。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是以公私楞然而百弊并生。”
随后，叶适（1150～1223）也认为“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锄耨无穷”，观念也有了一定的改变。元代马端临也指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盛衰”，国家希望人口增多，是为了便于征税。这一时期，面对人口压力，已经不仅限于讨论或者提出看法，而是设计了不同的方案。例如苏轼、叶适的“迁民”（移民）说，王安石、陈亮、马端临的提升人口素质说。
这里主要是指开始从人口质量上考虑人口的相对过剩，认为社会上低素质的人不能太多、高质量的人不能太少。马端临论述道：“古之人，及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他理想中的“古之人”有比较高的综合素质。于是，“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盖当时国之立者，民也”。但后来人们变得知识贫乏、能力低下，不足以使国家强盛。因此，应该注重提高人口质量，李觏的限制工商业说，等等。
明代人口在缓慢增长，人们对“人满”之患有了较多的思考和忧虑。明代中叶的理学名臣丘浚（1418～1495）隐约感到人口对经济所造成的压力，他一再警告说：“天下之土地有限，人民之生息无穷”、“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地力不足以给人食”。文学家冯梦龙说：如果每对夫妇总是生一男一女，永远没有增减，可以长久维持下去；倘若生二男二女，每一代就加一倍，只增不减，如何来养活他们？科学家徐光启以宗室贵族人口的增长为依据，得出结论：所谓古代人民多，后世人民少是没有根据的。人的增长率，大抵每三十年增加一倍，如果没有大的战争，绝不可能减少。这一时期持此种论者越来越多，为解决人口压力的方案设计也越来越具体。
3.古代主流人口思想的颠覆：
清朝，传统时代的“多子多福”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随着中国人口连续突破两亿、三亿大关，人口膨胀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无论是皇帝、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有“百病以人多为首”的认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全国造报的民数高达3亿，此时已届耄耋之年的乾隆帝在一份上谕中表达了他对人口增长太多的忧虑：国家承蒙上天的眷佑，一百多年来太平无事，但人口也比往昔多了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多人食用，生产的粮食已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充裕了，再加上庐舍所占土地也在成倍增长，从事生产的人手少，消费粮食的人口多，这与百姓的生计很有关系。倘若再因年成好，随意浪费粮食，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有粮食不够吃，而经济窘迫的那一天。朕对此十分忧虑！
当时的人地关系确实到了相当紧张的程度，“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从原来的五亩多，下降为两亩多。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理论上思考中国的人口问题，洪亮吉的人口过剩理论就是其代表。该理论的主要论点是：①人口增长常快于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增长，人口增加10～20倍，而生活资料仅仅增长3～5倍，而且还有贫富的两极分化，平民生活的贫困将更加严重；②人口过剩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物价上涨、就业困难、收入下降、生活贫困，甚至引发社会动乱等；③提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两个方法：其一是“天地调剂之法”，它是指水旱蝗灾和疾疫流行等自然灾害，会造成人口的死亡，从而减少过剩人口；其二是“君相调剂之法”，它是指政府可以采取的种种调控人口的方法，也就是增加生产、减轻赋税、禁止浪费等。但总体上“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对控制人口感到悲观。
可见，自传统社会时期开始，除占据主流思想的人口增殖理论以外，人与土地的密切关系早已为许多思想家们所认识。人口发展的高峰、低谷，与人口思想的起伏跌宕之间呈现一种对应关系。古代中国，特别是进入封建社会以来，人口发展变动曲线呈一种猛升骤降的周期性大波动状态。与此相对应，主张增殖人口的思想一般都出现在王朝的初期，即人口发展的低谷区；而主张减少人口的思想，大多出现在王朝的中后期，即人口发展的高峰期和停滞期。尽管他们有的主张控制人口，有的主张鼓励生殖，但其思想都是围绕着人口数量与土地数量、人口增长与耕地面积、人口增长的速度与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必须保持平衡这一主线展开的。管仲主张人口与土地要平衡；韩非主张人口与食物、衣服要保持一定的比例；洪亮吉主张人口增长要与食物、住房的增长相一致。这些都成为中国人口思想的精华，为现代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中国近代社会人口思想与实践
按照传统史学划分方法，近代社会主要是指1840年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人口思想大都围绕着人口过剩或不足问题，分析、探讨它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关系，并寻求解决的根本途径；并且这一时期人口思想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两条主线密切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围绕如何实现民族独立和走向现代化来探讨。
一、地主阶级人口思想与实践
1840年以来，面对社会危机，龚自珍和魏源等人认为当时中国人口增多，特别是浮民、惰民日增，这是“衰世”的表现。为了解决人口过剩问题，龚自珍主张实行“农宗”的受田制度，使人口不脱离土地，并恢复宗法关系的自然经济；对中国之“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极为焦虑，主张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游惰人口实行自愿或强制性迁徙，送到西北地区去垦荒。汤鹏（1801～1844）也认为当时患贫的主要原因是浮民太多，主张使浮民参加农业生产，并杜绝土地兼并，保护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地主阶级的谋士汪士铎（1814～1889）在《乙丙日记》中断言，人多是“世乱之由”。他认为“人多则穷”，就会铤而走险以“为乱”；人多则素质劣，就会愚而作乱。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减少人口，甚至要减去十之七八，最简便的办法是用死刑、连坐、族诛等刑法大量杀人。他已看到女多则生育人口多，主张减少女婴，强迫贫民溺杀女婴；还主张对家有两女或三子的加倍征收赋税。他反对早婚，反对再婚，主张增加僧尼以减少婚配，并最先提出用冷药避孕和鼓励堕胎等办法节制生育。这些人口思想都是基于统治者利益的需要，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提出来的，明显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人口思想实践由于近代战乱频仍，统治阶级自顾不暇，同时由于扩充兵力的需要，也就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上，基本上没有付诸实践。
二、资产阶级人口思想与实践
近代中国，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和有识之士学成归来，对中国人口问题有了更为客观的看法，这对于我国人口思想而言，毋庸置疑又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难以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自己领导的政权，因此，近代资产阶级人口思想虽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并且得到了一定的实践，特别是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效果与社会期望依然遥远。
1.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口思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效法西方实现工业化以求富强，采用机器、兴办工商业和交通事业，来为贫民提供就业机会。清末著名思想家、外交家薛福成出使英、法等国后，改变了原有的“人多致贫”的观点，认为西欧人口密度虽大于中国，但因能开辟生财之源，所以无人满之患，主张学习西方善用机器的殖财养民之法。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同薛福成一起，认为人口过剩是相对的，是有办法加以解决的；认为首先要“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中国的农业，否则工商业的发展会受到很大限制。梁启超于1902年所写的《禁早婚议》，列数了早婚的若干危害，如有害于养生传种，有害于养蒙修学，有害于国计民生，等等，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篇提倡晚婚的人口学论文。
2.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口思想：
孙中山先生也认识到了“人满”之患。辛亥革命前的1894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一文中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他的早期中国人口思想，他首先惊呼“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上则仕途壅塞，下则游手而嬉，嗷嗷之众，何以安此？”再论及“人满之患”的危害，进一步提出“明之闯贼，近之发匪，皆乘饥馑之余，因人满之势，遂至溃裂四出，为毒天下”。他分析了人口与土地的关系，“盖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则荒土即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之患乎？”最后他提出了解决“人满为患”的办法，“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胡以立国？是先养而后教，此农改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业”。
辛亥革命后，他一再提到人口过剩问题。在《建国方略》中他又说：“我国人口四万万，除老少而外，能工作者，不过二万万人，然因工业不发达，虽能工作亦无工可做，流为游手好闲，而寄食于人者，或一半之；如是有工可作者，不过一万万人耳。此一万万人之中，又不尽作生利之工，而半为消耗之业，其为生产事业者，实不过五千万人而已。”但他同时又认为，人口不能减少：“到了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要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主张通过采取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发展实业、移民垦荒等积极的人口政策解决人口问题。但到后来他又担心“人少亡国”。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作《民族主义》的演讲，演讲集中体现了他在人口思想上的转变。他在演讲中讲到：“我们现在把世界人口的增加率，拿来比较一比较。近百年之内，在美国增加了十倍，英国增加了三倍，日本也是三倍，俄国是四倍，德国是二点五倍，法国是四分之一倍……他们的人口有了这样增加的速度，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用各国人口的增加数和中国的人口来比较，我觉得毛骨悚然！譬如美国人口百年前不过九百万，现在一万万多，再过一百年，仍然照旧增加，当有十万万多……如果美国人来征服中国，那么百年之后，十个美国人中只掺杂四个中国人，中国人要被美国人所同化。”
3.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继承：
对于当时影响深远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近代中国不少思想家从自身的理解出发加以解释。严复从物竞天择的观点去理解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中国人口量多质劣，难与西方抗衡，主张变法，提倡优生。他还把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归因于人口增减变动。梁启超则批评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说“人口之增加以几何级数，实属杜撰”，并指出它已成为西方列强推行殖民政策以维持其统治的论据。他认为早婚有五害：“害于养生”、“害于传种”、“害于养蒙”、“害于修学”、“害于国计”（《禁早婚议》）。因此，他积极提倡晚婚，认为愈文明愈晚婚。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派和进步思想家都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和“人多致乱”的观点。孙中山曾痛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亡国灭种的谬论，认为人口增减关系到民族的存亡，并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解决民生问题，增强政治力与经济力以振兴中华。廖仲恺认为在文明进步的国家里，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正与马尔萨斯的论断相反，而且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满之患”，而是“民穷财尽”，其根源在于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和对农民的剥削。李大钊也曾严厉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它“助长战争之恶”而且充满错误：一是与事实不符；二是忽视生产力是无限的；三是忽视文明之进步可与“土地报酬递减之律”相抗；四是把战争说成是人口过剩的必然结果，潜滋人类“贫惰之根性”。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也有人信奉马尔萨斯人口论。陈长蘅曾主张“人多致贫”的观点，断言中国民贫的最大原因是“人民孳生太繁，地力有限，生育无限”，如果不节制生育，“则人口之增加恒速于财富之增加，虽实业兴，财源辟，人民将贫困如故”。他提倡实行晚婚节育，实现“适中的人口密度”。
其实，马尔萨斯所谓人口对生产力造成压力的问题，实际上是生产力对人口的压力。换句话说，马尔萨斯把生产力低下归咎于过剩的人口，实际上是动荡的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后果，危机、失业、贫困等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的产物。西方人口思想的引入和传播对近代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早期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的传播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主要是由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早期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起的。
1.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人口观点：
作为早期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思想十分敏锐，早在俄国二月革命时就已注意人口问题。十月革命后，更是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观点研究和分析人口现象。李大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几篇文章中：《战争与人口问题》、《战争与人口》、《青年与老人》、《辟伪调和》、《新纪元》、《黑暗与光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战后之妇人问题》等。李大钊认为，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现象，研究和考虑这个社会现象，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在谈到下列的观点，即“最高动因的，是人口的稠庶。人口不断地增加，曾经决定过去四个连续的根本状态，就是集合、奴隶所有、奴仆（Servile）、佣工。以后将次发生的现象，也该由此决定”，李大钊指出，“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家的经济，由小产业制变为工场组织制，就是由生产力的变动而决定的”。在这里，李大钊不仅清楚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而且清楚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人口决定论”在人口认识上的区别。针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错误观点，如“战争源于人口过庶”、“战争能够解决人口过庶和人口贫困”等，李大钊在1917年春专门写了题为《战争与人口问题》、《战争与人口》的论文，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尔萨斯之所以大讲人口过庶和土地报酬递减，都是为了粉饰侵略者，给帝国主义战争以口实。
通过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李大钊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口思想，应用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具体分析了中国的人口问题，其中包括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劳工问题、农村人口问题、妇女问题等。对人口素质、人口教育以及伦理与人口的关系等问题，李大钊也用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进行了分析。
2.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人口观点：
与李大钊同时作出贡献的还有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和新文化运动主要倡导者，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方面，起到了很大积极作用。陈独秀对中国人口问题一直很关注。十月革命前，他在1916年发表了《答张永言（文学一人口）》，1917年发表了《答孔昭铭（独身主义）》。十月革命后，他在1920年又发表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和多篇有关妇女人口问题的文章。一般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是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人口论的标志。
同李大钊一样，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是通过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而进行的。陈独秀认为，马尔萨斯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自然界一切生物（人类也包含在内）的增殖，常有超过食物范围以上的倾向”。因此，他对马尔萨斯主义的批驳也从这里开始，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的增殖率，每25年必定增加一倍”、“生物的增殖和食物的增殖不能保平均速度”、“收获递减法则”等观点，陈独秀一一进行了批驳。陈独秀能够清楚地认识到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本质，一方面是因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很早就能够从经济角度看待人口现象。对“生殖不繁，国力必缩”的观点，陈独秀一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国之强弱，当以其国民之智勇富力为衡，岂在人口之多寡？且比较各国人口之多寡，匪独以人数为标准，当合人口与土地而比例之以为标准”。
李大钊、陈独秀对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批判和用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分析旧中国人口问题，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使得人们逐渐对近代以来形成的“人满为患”、“旧中国积贫积弱都是人口问题造成的”等观点并由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传入使这种论调获得了理论上的支持的现象有了客观的认识。使人们认识到，人口问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方式，只有解决了社会制度问题，人口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直接阐明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在中国民主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批判了马尔萨斯主义观点，指出革命加生产就能解决中国人口问题。
第三节 中国现代社会人口思想与实践
现代中国人口政策理论溯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国家领导人和一批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医学家提出了有计划地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等主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并且明确提出人口不能无计划增长，必须实行计划生育。从人口思想来看，现代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是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中国人口控制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降低人口增长速度的效果，其根本原因在于在控制人口思想指导下，政府所制定和推行的人口控制政策启动和培育了有效的人口控制的运行机制，即人口控制政策正常有效。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二代领导集体所面临的人口问题主要是遏制人口过快增长势头，使得人口再生产也应有计划，并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毛泽东曾讲“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口多，坏处也是人多”。面对人口过多的现实，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邓小平也多次强调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我们办事情、想问题都要从我国“人口多”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人口问题，人口发展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如何克服人口爆炸、资源耗竭、环境恶化三大难题，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道路，正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人口的科学发展，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一个迫切解决的问题，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又面临一个新的拐点。
一、马寅初同志人口控制思想
早在1953、1954年，邓小平同志、邓颖超同志及民主人士邵力子先生都已经先后提出过有关节制生育的思想与观点；1954年刘少奇同志也在当时召开的节制生育座谈会上明确地表态，“党是赞成节育的”；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议上，节制生育的主张第一次写入党中央的报告，公布于世。但是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人口与粮食、资金积累、劳动生产率、人民生活水平、科技发展等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关系等重大问题的，是1957年马寅初先生发表的《新人口论》。在他的《新人口论》及其他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其人口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已初步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
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对人口问题就提出了一些看法。1957年6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马寅初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他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并建议采取以下措施：①进行人口普查，掌握全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举行人口动态统计，在此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把人口增长数字订入五年计划；②宣传晚婚节育，采取有效的行政和经济措施，奖励节育，用征税的办法限制多育；③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少生优生。
在此期间，社会科学理论界对人口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反右派斗争中，马寅初的观点受到批评，他的许多正确的意见和建议被错误地当做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批判。这次错误的批判，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口问题的解决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毛泽东同志人口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卫生工作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婴幼儿死亡率大大降低，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延长，而生育仍处于无计划状态，出生率很高，因此，人口增长相当快。1953年举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发现我国人口总数已达到了60193万多人。全国人口的年均自然增长率，1950年至1953年间为20‰，1954年为24.8‰，1955年为20.3‰，1956年为20.5‰。在我国底子薄、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人口一下子增长这么快，已开始显露出它给国家在解决吃饭穿衣、文教卫生等问题上增添了不少困难。这就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要不要实行计划生育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呢？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接受并支持了邵力子、马寅初等有识之士关于提倡节制生育的建议，并在1957年就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逐步形成了自己较为完善的人口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对物质的生产要有计划，而且对人的生产也要有计划。他认为，人类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这就是无政府主义。明确指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他并“设想”这种有计划地生产，可以是有些时候使它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子。
第二，“我国人多，是好事”，“也有困难”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应该“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为了提高大家节制生育的自觉性，当时毛泽东同志几次带头算了我国人口增加太多给国家在安排小孩子、安排工作、解决吃饭、交通运输，以至逛公园等许多方面会带来很大困难的经济账。他认为，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1949年没有粮食，1956年我们增加了1400多亿斤粮食，可还是不够。
第三，我国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研究如何使人口有计划地生产，还要组织一个人民团体来提倡、研究这个问题，要解决一些技术向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他还特别强调要加强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工作，说“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并主张中学也加一门节育课。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人口思想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它比过去更全面和更丰富了。特别是其中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口要有计划地增长，以同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相适应的光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宝库。
但是毛泽东有些认识受限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存在一些偏差。比如，当时他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也就是说，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只要发展生产，中国人口再增加多少倍也不成问题。诚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是无产阶级最根本的任务，也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是，人口发展是否同经济发展相适应，也会反过来影响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在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的情况下，人口如果过快地增长，必然会相对减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和物资，严重影响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严重影响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例如，1958年上半年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同样也反映在人口思想上。当时，毛泽东同志尽管也讲了人口“要控制”，“要节育”，但却过分夸大了人作为生产者这一面的积极作用，忽略了我国人口多所带来的困难，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我国人口增长太快同耕地面积少的矛盾也不那么尖锐了，耕地每人2.5亩就够了。于是，违背了1957年提出的一些关于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比如，原来他认为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而这时则认为现在还是人多好；原来他认为少生一点就好了，不然人口达8亿再搞就晚了，这时认为现在还是人口少，实际人口到7.5亿至8亿时再控制。
1962年，我国严重的经济困难情况开始有所好转，在生育无计划状态下，人口出生率一下子提高很快，加之人口基数比过去大，因此，这一年的人口出生数超过了前十一年中的任何一年，约为2400万左右。扣除死亡数后，净增加了1794万人，自然增长率为27‰。这时，周恩来同志预计到这种人口盲目迅速增长的趋势，在同年11月接见全国安置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宣传节育过去抓迟了，要公并宣传节育。接着，党中央、国务院在12月发出了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重点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从1963年起，全国各地，特别是大城市陆续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又开展了提倡计划生育的工作。1964年全国人口出生率由1963年的43.6‰下降到39.3‰，自然增长率也相应由33.5‰下降到27.8‰。我国人口发展的这种深刻的经验教训，使毛泽东同志进一步认识到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在1965年1月对斯诺的谈话中，明确表示不满意我国计划生育的进程，特别是因为在农村还没有推广。不久，他又强调医疗卫生部门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1971年，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国务院专门下发文件，提出了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口增长规划。这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第一个人口增长的规划。1973年，毛泽东同志又建议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直至他逝世的前一年，还在一个文件中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不仅如此，从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后对人口问题的一些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在关于如何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上，比过去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说，1962年1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是中国政府在实际中实施人口政策的一个动员令，在人口政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文化大革命”前期，由于实施计划生育的政治环境已不复存在，人口又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已严重失调，人口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从1970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把计划生育工作列为计划问题后，全国性的计划生育工作又重新启动。1973年后，国务院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生育组织机构相继成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逐步制定了地区性计划生育条例，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全国性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综上所述，毛泽东同志的人口思想是在实践中产生、发展并受到检验的，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我们研究人口问题、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三、邓小平同志人口思想
邓小平人口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人口国情、人口控制、人均观念、人口素质等方面，其核心是人口与发展问题。
1.人口国情：
人口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人口现状是国家基本国情之一，只有充分认识到人口国情，才能够制定正确的人口决策。人口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主体，人口现状始终是构成一个国家基本国情的主要内容之一。人口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基本国情。
早在1963年，邓小平在工业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发言中就指出：“摸清现实，不仅是工业基础，还有个农业基础，这里牵涉到人口问题，去年净增一千三百多万人，今年可能净增二千万人，到一九七零年将有八亿人口。人多，一是好办事，二是不好办事，要吃、要穿、要用。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还要费劲好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中国的人口国情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特别强调：“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同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大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因此，“中国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将长期存在，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邓小平在这段讲话中揭示了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人们清醒地看到了“人口众多”给我们带来的严峻后果。
基于以上认识，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脱离实际提出太高的要求”，中国“特别是人口太多，现在就有十亿五千万，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同时提出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做起，最根本的依据就是农村人口是大头，是我国人口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农村人口问题解决了，中国人口问题也就基本上解决了。正是依据中国的人口多，需要长期艰苦创业这种国情特点，邓小平设计并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从总体上勾画出了一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其中每一战略步骤的奋斗目标，都是充分考虑到并且包括了中国的人口多和要控制人口增长的因素在内的。
2.人口控制：
人口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基本问题，控制人口增长涉及我国未来的人口和经济、人口和发展、人口和社会相互关系等长远的战略目标。
邓小平说：“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控制。”由于人口问题的特殊性，邓小平同志总是站在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战略高度，始终把人口问题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来考察。早在1979年3月，远见卓识的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人口增长要控制，在这方面，应该立些法，限制人口增长”。邓小平同志最早提出控制人口增长应该立法的思想，为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要依法管理指明了方向。1981年他指出“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战略性任务，一定要抓好，要大造舆论，表扬好的典型”，1986年他又指出“中国对人口的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我们的切身利益出发的。这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1989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最近报纸报道，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过去十八年我国少生两亿多人口，不然现在就是十三亿人。这两亿人我们背不起，我们所取得的发展成果都会被吃掉。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我们不动摇”。这一论述，一方面深刻说明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控制作用，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另一方面充分说明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利益，必须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否则就没有中国的发展。邓小平指出：“中国有中国的情况，中国的人口如果不加以控制，到本世纪末就会达到十五亿，人口的增长就会超过经济的增长。”这就说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始终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放在总体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人口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这是战略性的重大政策要求，为此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他从战略高度，把人口问题与发展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把人口问题摆到关乎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位置，开辟了从整体上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大思路。
由于邓小平始终把人口视为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决策，因此，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也就成为邓小平人口思想的一项主要内容。
3.人均观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多次强调应联系人口问题，从人均水平和经济总量的方面来看待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他强调人均观念，反复告诫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但表现在生产总量上，而且主要表现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上。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更有实际意义的是人均指标。在制定三步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他始终考虑到了人口总量的分母作用，人口意识和人均观念体现在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每一步奋斗目标的要求之中。1986年邓小平指出：“1980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为二百五十美元，现在是四百美元出头。我们预计1990年达到五百美元，实现第一个翻番。更重要的是下一个目标，就是下个世纪再翻两番，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一千美元增加到四千美元。我们人口多，那时可能达到亿。人多是中国的最大难题。我们现在控制人口增长，即使这样，到本世纪末人口也可能超过十二亿。”邓小平同志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再也不能沉醉于做经济总量的大国，更要看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温饱还是小康了。他在许多讲话中都提到了人均土地、人均粮食、人均煤炭、人均钢铁等许多“按每人平均占有量计算”的数据和指标。他指出，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不少工农业主要产品的总产量在世界上已经居于前几位，有的甚至居第一位、第二位，但按人均计算，却远远低于世界水准。所以只有总量的增加，而没有人均占有量的增加，很难谈得上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如果只从总量而不从人均占有量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所以“人均指标更具意义”。只有树立人均观念，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人口过多带来的种种困难，才能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邓小平同志认为，人均水平上去了，才能说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能真正体现我国的综合国力的水平，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才会提高。他说：“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那时我们可以进入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的行列，这样的国家不多。国家总的力量大了，那时办事情就不像现在这样困难了。比如，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办教育，就是五百亿美元，现在才七八十亿美元。”他自豪地说，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那时，十五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六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这样中国的国际地位就会大大提高，我们这个国家对人类的贡献就更大一些。
人均是必须要用的一个指标。邓小平同志深刻揭示了人均水平与综合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增强全党、全国人民的人均意识和综合国力意识。他参照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水平比，根据我国当时的人均产值、发展速度和人口增长等多方面的因素，适时提出了20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一千美元的水平。把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转化为人均的要求，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非常具体明确的奋斗目标。
4.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民族在一定时期一定生产方式下，其人口群体在德、智、体方面的特征总和，是判断、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繁荣、进步的标志之一。人口素质的提高既是经济质量和社会质量提高的坚实基础，同时也是消除贫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因此，人口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它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必须注重提高人口素质，既要提高科学文化素质，也要提升人口道德素质。
邓小平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他反复强调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放在“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首位。邓小平同志特别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说：“我们培养选拔人才，有广阔的源泉，有巨大的潜力，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和选拔、培养人才。”1986年4月19日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王宪谈、霍英东、李兆基等的谈话，参见1986年4月20日《人民日报》。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教育工作对提高人口素质和培养人才的作用，指出“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并提出了我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邓小平同志在强调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战略家的眼光审视中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的特殊要求，强调指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所以，“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针对后来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精神文明建设“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并再次警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总之，“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否则，“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
综上所述，邓小平关于人口问题的论述，深刻揭示了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我国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指导思想。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一再力地证明，邓小平人口思想是我们探索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正确指针，只有正确领会和把握邓小平的人口思想，才能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江泽民同志人口思想
江泽民人口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把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人口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创新。
1.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相联系，发展了“两种生产”理论：
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原理着重于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之间的相互适应，而没有深刻阐述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中必须考虑的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江泽民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两种生产”的外在联系，即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提高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从更高、更广的角度看待人口问题。他认为，“人口问题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的关系，人口是关键”，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吸收了当今国际社会关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理论成果，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的重大战略思想，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同时又指出，“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他认为，“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江泽民的可持续发展观深刻阐明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资源利用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既坚持了“两种生产”相适应的原理，又拓展了相适应的内涵，更加注重人的能动作用。
江泽民同志对“两种生产”原理、对人口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发展问题以及人口问题是制约可持续发展首要问题的论述是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宝贵贡献，为今后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2.丰富人口问题内涵：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人口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由一定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人口既具有生物群体属性，又具有社会群体属性。从其本质来说，人口是社会群体，而且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没有深入论及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的人口问题，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人口问题。因此，对人口问题的内涵特别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口问题内涵也就没有具体论述。
江泽民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人口国情观并汲取人口科学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人口发展逐渐呈现出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明确指出，“人口问题不只是数量问题，还包括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与分布等问题”，并指出，“所谓良好的人口环境，是指适度的人口总量，优良的人口素质，合理的人口结构”。针对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江泽民在2002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又告诫全党：“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同时要高度重视劳动人口就业、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与迁移、出生人口性别比等问题。”
江泽民关于我国现阶段人口问题的内涵和具体表现形式的表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有关论述，为新形势下充分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和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指明了方向；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使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找到了结合点。
3.人口本质问题新认识：
江泽民遵照邓小平关于把人口问题放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加以考虑和处理的要求，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全面认识人口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口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发展问题的新思想、新判断，主张通过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解决人口问题。
1992年，江泽民在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口问题，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随后，在1995年的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上，又富有创见性地指出“人口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发展问题”。同时，江泽民认为这种发展是全面的发展，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这就克服了那种单纯追求经济的高增长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的错误发展观。认识到人口问题和经济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一方面解决人口问题归根结底要依靠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成果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
由于中国人口过多给经济发展带来压力，因此，一段时期有些人把解决人口问题的目的简单地看成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把物质资料的生产看成是第一位的，而把人口的生产放在从属地位，没有把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作为目的。江泽民有关人口问题本质的论述，深刻揭示了人口问题本质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人口问题的本质就是发展问题。
4.其他论述：
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一些人认为，实行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口再生产也应该搞市场调节，计划生育可以不搞了。针对这些错误认识，江泽民依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重要论述，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与计划生育宏观调控的新思路。
江泽民也十分重视人口素质问题，认为提高人口素质，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前途。他提出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作为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中国人口政策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他对人口素质问题的论述也涉及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等诸多方面。
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现了从相对封闭到全面开放的转变，实现了从以行政制约为主到依法管理、优质服务、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得到继承、丰富和创新，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历史性转变，构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正确道路。
五、科学发展观视野下人口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人口理论和政策从50年代的探索、60年代的停滞、70年代的发展，到80年代始定为基本国策，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经过不懈的努力，思考和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实行三十多年来，不但少生了四亿多人，为改革开放的成功、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更重要的是使“计划生育”观念深入人心，使几千年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生育观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国家、社会、经济、民族的发展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统一体。只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可能有真正的国家、社会、经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人口可持续发展是国家、社会、经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没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国家、社会、经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人口”在中国，往往成为国人抱怨的对象。中国目前有许多问题，比如人均问题、就业、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而“人口多”成了这些问题的替罪羊。“人口多”消耗了中国的资源，危害了中国的环境，是中国发展的沉重负担等观点，不胜枚举。
其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人口再生产的类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表现为“三低”的“现代型”，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为特征，从而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这一时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进一步延长，世代更替缓慢，人口年龄结构呈老龄型。目前，这一类型的代表性国家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如欧洲的德国等。我国目前1.8左右的生育率是一个较低的生育率，这对于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长期下去必定使中国面临重老龄化，必定会危害中国国家、社会、经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未来发展面临严峻的人口结构问题的挑战。因此，在人口问题上，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不能故步自封，囿于传统的观念和做法，必须放眼看世界。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的发展观离不开科学的人口观。人口发展是中国发展的关键环节和关键因素，因为发展的主体是人，发展的归宿也是人，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科学人口发展观首先要完成一个认识上的转变，就是从“人口增长的视野”转变为“人口发展的视野”。人口的发展包括人口数量的变化、质量的变化和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更全面的概念。我们不仅要关注人口的数量、质量和结构，还要关注人口的安全，要防范和减少人口发展的风险，以风险最小化为重要目标。过去我们一般是“从数量谈人口”，现在我们必须转变到“从发展谈人口”。这里的“发展”不仅仅是指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和持续的发展，而且指人口自身的安全和积极的发展。实现这种“发展”要注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要重视和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指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过大对社会运行和发展造成影响的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我国人口寿命不断增长，人口死亡率一直在下降，人口出生率也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这种较长时期的低出生率和死亡率，必然导致人口的老龄化。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最新数居表明，60岁及以上人口177647515人，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
与西方发达国家和我们的近邻日本都是在社会财富积累到相当多程度以后才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同，中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背景下就进入了老龄社会。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生产总值最低的已经达到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人均生产总值还不足1000美元就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西方国家老龄化用了40年时间，而我国只用了20年闫生金：《要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的人口发展观》。中国的老龄化带来了四大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人口的抚养重心将由儿童转向老年人，人口结构的变化使赡养率剧增，预计21世纪三四十年代每4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中国将迎来老年人口高负担的历史时期；人口老龄化使社会负担增加，国家和社会用于老年人的退休费、医疗费、社会福利等都要随之加大，从而影响国民收入的分配和扩大再生产，影响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加重了老年保障问题；人口老龄化面临医疗卫生不安全等。
2.重视和解决好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比例失衡的问题：
伴随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而来的一大人口安全问题是，由于出生性别比普遍、持续的失调，导致人口性别非均衡发展，带来了“人口生态危机”。有关资料显示，世界各国的男女出生性别比长期维持在103:100至107:100之间，就是100个存活女婴出生的同时又有103至107个存活男婴出生。国际公认的正常值是105，但我国平均出生性别比已经从1981年的108.5上升到1989年的113.8，1995年的115.8和2000年的116.9，严重偏离了正常值域。据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披露，由于我国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生育文化、选择性别堕胎，再加上农村社保体系滞后等多种因素，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
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若持续下去将对人口结构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未来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以及社会伦理道德体系造成巨大冲击，滋生更多丑恶的社会现象，冲击现行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同时在夫妻婚龄差超过文化习俗许可范围的时候，就会导致两性伦理的崩溃，如婚外恋、性行为错乱、离婚率上升等。这一结构的变化也会破坏男女共同形成的人类的和谐社会，造成婚姻挤压、男性劳动力过剩，最终影响社会的稳定。
3.重视和解决好人口的质量问题：
人口的质量问题，是指人口在质方面的欠缺和不足，不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对社会运行和发展造成阻碍作用的社会问题。中国的人口急需提高其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生理素质。我们所实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已在全国广泛开展，但是辍学特别是女性儿童的辍学是国民教育中最薄弱的环节，不能设想，一个没有接受到良好教育的母亲能承担起家庭和儿童发展的责任吗？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优秀传统和道德观念的丧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观念也是提高道德素质的重要方面。我国是人口出生缺陷、残疾高发国家，出生时即可发现的先天畸形儿每年达20万～30万，再加上出生数月乃至数年后才显现出来的缺陷，每年先天残疾儿出生数高达80万～120万人，占出生人口总数的4%～6%。据统计，我国出生缺陷儿童不仅多发生在贫困落后、医疗条件较差的山区和农村，而且这些年正在以较快的速度向发达的城市发展，向“精英”、“白领”家庭发展，并且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些有缺陷孩子的父母，往往都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较高的收入，从事着令人羡慕的工作。
4.重视和解决好我国人口的安全问题：
中国固然要控制人口数量，但在人口控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关注因此而导致的人口安全问题。我国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三十多年了，现在，我们无法不正视一个简单的事实：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孩子的成长风险、家庭的养老风险、孩子的成才风险、社会的发展风险，以及国家的国防风险等。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问题。总书记明确指出，人口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关系中华民族的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问题密切相关，必须全面做好人口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总结和准确把握人口发展规律，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因此，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抓好以下几项重点工作的落实。一是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体制机制和手段方法，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二是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切实加快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完善人口发展政策体系，重视婴幼儿早期发展，加强青少年健康人格教育，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是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切实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深入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广泛宣传男女平等、少生优生等文明婚育观念，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制定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和妇女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全面发展。四是引导人口有序迁移和合理分布，切实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制定引导人口合理流动、有序迁移的政策，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统筹协调好人口分布和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的关系，把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纳入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为人口流动迁移创造良好政策和制度环境。五是完善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切实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定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政策体系，培育壮大老龄事业和产业，加强公益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扬敬老、养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六是建立健全家庭发展政策，切实促进家庭和谐幸福，加大对孤儿监护人家庭、老年人家庭、残疾人家庭、留守人口家庭、流动人口家庭、受灾家庭以及其他特殊困难家庭的扶助力度。
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央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高度重视人口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央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始终把人口工作摆在突出的位置。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是指导全面做好人口工作，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人口思想、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研究的重要指南，对于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