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维诺萨交通并不发达。从罗凯塔小站出发到维诺萨的火车一天只有三班，而火车走完那人烟稀少的三十公里路程需要一个多小时。这是一趟上山的路，因为维诺萨所处海拔相当高。据说时有醉心于贺拉斯研究的德国教授乘火车到此，但一般来此的旅客要么是农民，要么是意大利北部的商人。这比瘴气或土匪更糟糕，因为面对这两者至少还可以采取保护措施，而现在则毫无办法避开这些人——他们病态般地好打听，傻里傻气，总的来说讨厌至极。他们可真是南意大利的恐怖之处。也难怪，想必他们的群体中最无能和脾气最差的才会被差到维诺萨这种偏远之地来。
我不禁要想，这座城镇是否自罗马时代以来已是沧海桑田。毫无疑问是的，国内的灾祸（比如1456年的大地震）使其面目全非。原本可容纳一万人的圆形竞技场沉入地底，所有罗马时代的建筑中，存留下来的只剩一处砖石建筑——马克卢斯之墓，他被汉尼拔的士兵杀害于此处，以及几面网格状的墙垣，约建于公元二世纪，被称为“贺拉斯故居”——就像维罗纳的朱丽叶故居和洛雷托的圣母马利亚故居一样，显然只是冒名。不过这种做法古已有之，而这座房屋的建筑者确实颇具诗意眼光，选取了山谷中的一处胜景。集市上立着贺拉斯的一尊塑像，平平无奇。之前另有一尊也被说成是贺拉斯，最后却发现雕塑的其实是别人。这是我从卢波利的《贺拉斯之旅》[1]中读到的。
但此地有大量的古代铭文，有的刻写在建筑物的表面，有的散落四处。蒙森在他的《拉丁铭文集》中收录了相当多的铭文，而在那之后又发现了约六十条。另外，罗马时代的石狮黯然躺卧在街角、院子里与喷泉边，形态衰朽不堪，颌损鼻折，缺腿少尾！维诺萨是这类损毁古物的名副其实的存放处。狮子毫无疑问是高贵的象征，可是——千篇一律！为什么没有几只狮鹫或其他的装饰呢？看来罗马人不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民族。
四周的田野在古时想必是另一番模样。据贺拉斯描述，它原本遍布森林，而从最近出版的一部十七世纪早期的手稿来看，当时四野满是“大小野兔、狐狸、獐子、野猪、貂、豪猪、刺猬、乌龟，还有狼”——这些栖居林中的生灵现在大多都在维诺萨绝迹了。城镇的后面仍有几片橡树林，主要地貌也没有变。远处耸立着贺拉斯塔和“鬼脸天蛾巢”；再极目远望，能见到班提亚（现在的班齐）的林间空地。
绵延的加尔加诺山脉，是贺拉斯常凝望之地，它如海中岛链般从阿普里亚平原升起（实际上也是如此：地属奥地利的岩石岛搁浅在意大利边境上）。乌尔图雷山仍旧占据了主要的视野，尽管在这样的近距离看起来，火山口已不是匀称的圆锥形，而显出了锯齿状的边缘。山峰上能望见一个巨大的十字——全国有不少这样的象征符号，是由当时罗马崇尚理性主义的国会下属的教士们树立的。
从这位编年史家[2]那里我得知另一个有趣的史实：维诺萨在他的年代并没有瘴气。他称此地环境健康，并说居民们唯一的病痛是肋膜炎。现在这里是瘴气感染区了。我敢说全国性地砍伐森林，使得河水滞流——河床因而碎石淤积，并形成了滋生蚊虫的死水塘——助长了意大利多处的瘟疫蔓延。在贺拉斯的时代，虽然罗马与一些乡村地区已经出现了瘴气，维诺萨却不受瘴疠烦扰。离此地不远处曾出土古代奉献给热病女神梅菲迪斯（意为瘴气），就在今日的城市波坦察之下的平原上。
这里似乎仍流淌着古罗马的血脉精魂。在经历过那不勒斯诸省让人无法思考的喧嚷之后，我宽慰地发现此地的人们形貌庄重，饱含自尊，他们像苏格兰人一般，说话方式客观而缺少人情味。他们对宗教信仰的看法是非常贺拉斯式的，并非明显的怀疑论，而是一种温和的容忍，或者像他们中的一员所说的“漠不关心”——顺从于崇拜活动与其他（无论是什么）随时间流逝而被称为神圣的惯例，这就是拉丁文中的“敬意”——保守而尊法的古罗马精神。如果沿着通往田野的任何一条路，朝日落方向走的话，你会遇见干完农活归家的农民，带着他们的狗、猪和羊。你会在他们当中认出许多种古罗马面相——演说家与政治家的脸庞，就像古钱币上镌刻的那些。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肤色介于黝黑与白之间，眼睛是蓝或绿色。女人们并不美貌，尽管此镇以贝诺斯（即维纳斯）命名。某些纯血统的罗马家族一直延续到今天，例如切纳家族。前面说到的编年史家就来自这个家族，在当地的三一[3]修道院墙上存有一幅浅浮雕，描绘了这个本地家族的一些早期成员。
这个小地方周围诞生的文献著作之多让人讶异——不过实际上，关于每个意大利小镇的专著都卷帙浩繁。稍做深究就能发现，在所有这些著作中都流淌着强烈的灵性——以几位学识渊博、思维缜密的作者为核心，培养出最佳的思维传统。你不会在镇议会或小饭馆里找到他们。没有哪家报社颂扬他们的辛勤，没有百万富翁或学术社团施以援手，而且尽管排印花销不大，他们也常常力行简朴从而心无旁骛地进行著述。在这里，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划下了深深的鸿沟。这些人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其对待学术近乎苦行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这种精神在所谓的“政治”、恶行与腐败横行的国家里，如同沙漠中的绿洲。
据说维诺萨的市政官员们富可敌国。可是他们的城镇却肮脏不堪，远甚于卢切拉。不是那种乱糟糟的肮脏，而是一种由来已久、自封建时代已然的对洁净的安然蔑视。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狭窄且经久未铺的路面，向下能望见居民家宅里设于地下的卧室，不难想象那里冬天必然潮湿难耐，而夏天则恶臭难忍。这里当然是有电灯的——只手遮天的政府把油价定得吓人的高，从而使得最贫困的地方以电灯作为这里街道照明的主要方式，可那呆板的强光只能照出一片肮脏污秽。这种情况的成因之一是附近没有生产铺路石的采石场，另一原因是维诺萨缺少成形的所谓市民阶级。居民主要是小地主和田里的长工，他们每天赶着牲口早出晚归，又出于经验决意住在镇上而不是乡下，因为后者不久前还常有强盗出没，并不太平。人们崇尚辛辛纳图斯式的归隐务农生活，而在农业人口主导的城市里，洁净是不切实际的。
但维诺萨有一处优点是卢切拉和大多数意大利城镇难以望其项背的：这里没有货物入市税。
有人相信那不勒斯城周有一道陶土垒的城墙，绵延十数里，墙顶设有构造复杂的警钟系统，并配备一队武装到牙齿的守关人员日夜巡逻——唯恐有农民将一捆葱头扔进城市的辖区，而逃掉八分之一便士[4]的关税。此说不可信。恐怕没有哪个国家会容忍这种做法。人人都恨透了这群官派的闲人，他们四处扰民，如果被派去意大利大量的休耕地上种葱头肯定更好。这种税收系统根本未见成效。
“不过，”我的罗马副官朋友有一次问我，“如果我们解雇这帮人，要让他们从事什么工作好呢？”
“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我回答说，“将他们编进那不勒斯的城镇议会。那个地方的雇员数量已经比伦敦所有的政府机构加起来还要多，再多几个也没关系吧？”
“我的天哪，”他叫道，“你们外国人确实有点子！用你的办法，我们至少可以安置一万到一万五千个这样的人。我得把这个记下来，下次会议作为提案。”
他确实也这样做了。
不过那不勒斯议会尽管机构庞大，却是个地方关系户单位，我很怀疑它的成员们会接纳除了自己的堂表兄弟和大小舅子之外的人。
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任何创新都被立即课以花样翻新的重税，使得每个敢为人先的意大利人大受打击。所有国外生产的用品或器械，其关税当然也高得难以想象；加上货物入市税——中世纪的余孽，最不科学，最无用，最气人的税种；还有市政费，其适用范围包括豢养与宰杀的动物、牛奶、葡萄藤支架、砖块、搭脚手架的木料、铅块、瓦片、酒类——一切能想到的农产品或农民日常的必需品。所有人都该看看那些市政官员榨取这些税费时的嘴脸。天知道这些人都是从哪里招募来的，确定的是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卑劣的贪欲。德国的军国主义和奥地利的官僚主义或许多少还可以忍受，但看着这些粗鄙的野人对忠厚的意大利农人们作威作福实在恶心，这帮名副其实的穴居人，他们脸上唯一的表情就是天生的呆痴脸相后边那掩藏不住的恶意。
我们听说过古意大利的众多天才艺术家与豁达的哲人。在当今的意大利，艺术家们就是那些巧立名目收税的官僚，而哲人们则是老老实实缴税的农民。
即使仅从手段来看，这些政府恶棍的勒索也毫无可取之处。有一次我见到一位老妇人因为身携一磅[5]海盐而被罚款五十法郎。即使是对最愚昧的人，他们凭什么说从海中取盐是错的，而人人都从海中打捞比盐贵得多的鱼类却没问题呢？在这种事情上做的官样文章所浪费的时间，恐怕足以在任何地方激起一场革命了，只是此地的人已经被这种暴政奴役了太久，习以为常。怪不得农村来的女人们从不浪费三个小时来跟官员们争吵几片奶酪该不该缴税，而是将奶酪藏在腹部伪装为孕妇；怪不得最睿智的老人会将专制的政府当作有组织的诈骗犯，因而认为给政府添乱是所有公民的本分。人人都不妨试试——以合法手段——将一瓶酒从一个城镇带到另一个城镇；或者乘帆船，从海上将一个旧煎锅从国外带进意大利的某个村庄。这是一门精深的艺术，只有多年修习才可熟能生巧。关于这些事情的规定尽管难以言喻的幼稚，其表述却相当简单，完全不考虑在南意大利举足轻重的“个人因素”，亦即那些衣着光鲜却懒惰迟钝的官员的脾气，他们一旦从午睡或自娱自乐中被打搅，就有可能故弄玄虚地在一堆废纸中间翻来翻去而让你等个半天。这种情况下他们显得特别有责任心。一切都没问题，亲爱的先生，但是——哈！那个产地证明呢？公章呢？通行证呢？
这一切都仅仅为了一个苏[6]的税！
怪不得连英国人都发现，在意大利，犯法成了必要之恶，生活的法则之一。
很快，它就不仅仅是必需的了……
譬如刚到婆罗洲的旅人，即使第一次接触榴！的时候闻之欲呕，可是吃上几口就会以其为伊甸禁果般的美味，并惊讶于自己如何在缺少如此神品的愚昧土地上存活至今；譬如一位真正的鉴赏家，即使从热带雨林中获得一尊稀有的深红色神像时，会一时将其弃如敝屣，可是当他回头对着这巨大繁复的艺术品沉思达旦之后，就会意识到只有它才与斯科帕斯和米开朗琪罗心底对美的热望若合符节；譬如一位第一次在达连登上山峰远望的人，即使当时凝视着浩瀚的太平洋深感敬畏，可是当他游历四方之后，心情就会超越以往最美妙的期待，转为对无穷无尽新景色的翘首企盼。
即便如此，适应了意大利生活的英国人会惊奇地发现自己拥有一种迄今未开发的官能，一种新的视野，新的生活追求——犯法的意识。起初，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他讶异于这种想法的产生。接着像每一个理智的人一样，他意识到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最后，出于其民族天赋，他如此熟稔此道，以至于惊骇莫名的政府官员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能给出的最高赞誉了）：
意大利化的英国人——
就是魔鬼的化身。
是的，犯法的诱惑渐渐地在意大利化的撒克逊人心中滋长。也许缓慢得难以察觉，但日积小流，终成江海。这是一种新野蛮主义，却绝不仅仅存在于艺术中了。
注释
[1]出版于1793年。
[2]指前文“十七世纪早期的手稿”作者。
[3]基督教神学术语，即圣父、圣子与圣灵三位一体。
[4]此处应为英国旧制单位，1英镑=20先令，1先令=12便士。
[5]英制质量单位，1磅=0.45公斤。
[6]法国旧货币单位，价值为一法郎的二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