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揭露教育中两种错误倾向的同时，尼采还敏锐地揭露了两种倾向的合流——教育的新闻化，使教育沦为媒体的附庸。在尼采的时代，媒体不过是数量有限的新闻报刊而已，怎能和今天这个电视和网络时代相比。对于媒体处于空前强势地位的今天来说，尼采的超前性认识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新闻业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当下性，着眼于信息的快和新，因此尼采把记者称作“为当下服务的仆役”；第二是业余性，话题无所不包，但皆浅尝辄止，因此尼采把新闻界称作一个寄居在各学科之间的“起黏合作用的中介阶层”。随着新闻业的发展及其对文化影响的扩大，文化也许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浅薄化的趋势。可是，倘若教育能坚守阵地，文化就仍有其牢固的传统和核心。
然而，问题正出在这里。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在学术的某个小角落里讨生活的片面的学者，如尼采所言，“在天性认真的人关心的一切普遍性问题上，尤其在最高的哲学问题上，上述这种学者已经完全不再有发言权”，于是新闻界乘虚而入，相信自己赋有在普遍性问题上发言的使命。从词源上看，新闻界（Journalistik）一词来自法语，词根Jour的含义是值班日，所以尼采接着讽刺说，它是“以符合其本性的方式执行这个使命的，也就是说，如名称所显示的，作为一个按日付薪的临时工”。
一方面是人文教育传统的断裂，另一方面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此消彼长，造成的结果就是“日报直接取代了教育”，“记者取代了伟大的天才、一切时代的导师、把人们从当下解救出来的救星”。受众的广大和内容的浅薄，媒体的这两个特点正应合了现代教育在受众上的扩大和在内涵上的缩小，所以，尼采说：“两种倾向在新闻界合流，教育的扩展和缩小在这里握手言欢”，“现代教育特有的意图在日报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19]
尼采对新闻界支配文化和教育的趋势深恶痛疾，因为在他看来，新闻界实质上是那些利欲熏心的“现代势力”的代言人，这些势力天天在通过“喋喋不休的报刊喉舌”宣称自己就是文化，就是教育。“正是这些最无耻的野蛮征兆，这个新闻界和报界中所谓有‘文化趣味’的粗俗社会，在被颂扬为一种全新的最高、最成熟教育形式的基础！”[20]事实上，教育界也确实在向新闻界看齐。尼采指出：“文科中学的教学目标不是教育，而是学术，最近还发生了一个转折，其教学目标好像不再是学术，而是新闻了。”“结果，随处可见博学与趣味的野蛮、学术与新闻宣告结盟。”[21]论及新闻对于教育的败坏，尼采把文科中学的语文教学当作一个可靠的例子。德语课本应引导学生极其认真地阅读德语经典作家，进行极其严格的德语写作训练，借此养成对于母语的良好趣味。然而，实际的情形是，在阅读上，用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态度对待德语经典作家，在写作上，则放任所谓的“自由个性”。这种没有经典楷模的所谓自由写作，结果必然是被媒体和时尚同化。“现在，每一个人说和写他的德语天生就如此恶劣粗俗，就像在一个报刊德语时代所能够有的样子”，“少年人尚未成型的心灵上被印上了我们新闻审美趣味的野蛮标记”，“我们文学艺术界的全部弊端都将不断重新烙刻在成长中的一代人身上，包括匆忙和虚荣的制作，可耻的赌徒行径，完全没有风格，没有酝酿，表达时毫无特点或可悲地装腔作势，丧失任何美学规范，疯狂的无序和混乱，总之，我们新闻界连同我们学术界的文学特征。”[22]
语言是一个人的趣味和教养的直接体现。在尼采看来，媒体的恶俗影响首先正是通过语言侵蚀到教育界来的。他要求语文教师负起责任，禁止学生使用诸如“占有”“赚取”“盘算”“掌握主动”“无需考虑”之类令人恶心的词语，显然因为这些词语反映了时代的急功近利特征。他向学生们提出警告：“假如你们不能自然而然地做到对我们报刊的惯用词语感到生理上的恶心，就应该好好接受教育，因为就在这里，近在眼前，就在你们说话和书写的每个瞬间，你们就有一块试金石，证明现在受教育的人的任务有多么繁重，你们中许多人得到正确教育的可能性是多么小。”[23]后面将要谈到，正因为此，尼采极其重视语言训练，甚至视为真正的人文教育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