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上海的一幢两层小楼上。后来在上海搬家住过几次小楼，都是两层楼，也都住的是后楼。略有不同的是，这幢楼前后楼板是隔死的，通前楼的有另一个楼梯；而以后的小楼都只有一个楼梯，住前楼的人家也从后楼梯上去，后楼用楼板隔出一个过道来。
因为有着这一层记忆，在我的感觉中，最早住的小楼比后来住的小楼都要大些。
小时候的我很少外出，总是和生病休养的父亲在楼上，或者听父亲讲故事，或者下棋。一盏吊灯半悬在小楼空间，昏黄的灯光下一张父亲说着故事的脸，脸的旁边木框玻璃窗外，暗沉铁青的夜空一角，浮着般的厂房烟囱黑影，童年的记忆仿佛永恒地凝定了。
搬家几次，在我的印象中，在小楼所住的面积是越来越小，在我离开上海去插队前住的小楼后间，只有七点二平方。在七点二平方的天地中，存放了一个家，应该说是垒着了一个家。
小楼的前楼住着一家三代人，男人在一个建筑单位当一般干部，不大回来，女人和她的婆婆及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起生活。我那时进了中学，遇上了运动，有的就是时间在小楼，带那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玩，活动在前楼。
前楼的那个男人死了，是在建筑工地上被断了钢索的吊车砸死的。后来，女人那一家搬了，自有变化了的生活等着他们。我也面临着了上山下乡的命运。即将划出户口的几日间，我伏床间的桌上摆一盘围棋对局谱，抬头见对楼老虎天窗口，伸着半截少女的身子。依然默默地对上一眼，久久地。随后我低下头去看棋谱，她低下头去织手中的毛线，过一刻再抬头对望一眼，记不清如此有多长时间，仿佛是永也不变的。
自那起，已近三十年了，回大城市我在南京住的也是小楼，搬了一次还是小楼，同是一个院落里几家人家，院里有树有花草，小楼的面积随搬增大，院里的花树随搬增多。终于在三年前，我告别了小楼，住进了常见的水泥高楼里。南京住过的两幢小楼都拆了，都将在原地建起水泥高楼来。那么，我在上海所住过的那几幢小楼，还会存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