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变文，分为僧讲和俗讲两种。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听讲的对象不同。僧讲的对象是出家人，这是为了让僧众对佛教的教义有进一步的了解；而俗讲的对象是普通人，除了有向群众宣传佛教教义，扩大佛教的势力的目的以外，还通过讲唱聚敛财物。在当时，讲唱变文很受人们的欢迎，有时甚至达到了观者如堵，万人空巷的地步。唐武宗会昌初年，日本僧人圆仁曾到长安求法，后来，他把在中国所见所闻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书中记载了会昌元年（841）正月十五日至正月二十五日，长安左街赀圣寺、云花寺、保寿寺、菩提寺和右街会昌寺、惠日寺、崇福寺等七寺奉敕开俗讲。九月一日，又敕左右“两街诸寺开俗讲”。会昌二年（842）正月一日，“诸寺开俗讲”。“五月，奉敕开俗讲，两街各五座”。这仅仅是两年之中奉敕开讲，平时寺院自己开讲肯定更不少，可见俗讲之频繁。
韩愈《华山女》诗说：“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姚合《赠常州院僧》诗说：“古磬声难尽，秋灯色更鲜。仍闻开讲日，湖上少渔船。”《听僧云端讲经》诗说：“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寺院开讲之时，到了“湖上少渔船”，“酒坊鱼市尽无人”的地步，可见变文在当时是何等地受欢迎。
从敦煌的发现看，变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敷衍佛经经文或佛经故事的，如《维摩诘经变文》《阿弥陀经变文》《地狱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丑女缘起变文》等。另一类则完全离开佛经，而以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为题材加以演绎发展而成的，如《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捉季布变文》（又名《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王昭君变文》《董永变文》《秋胡变文》《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
3.变文的唱法
变文的唱法和曲调早已失传了，但是它对表演的要求一定是很高的。佛家对赞呗本身就有很高的要求，佛教所谓五会念佛，实际上是对声音的五种要求，唐释法照在《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中说：“第一会时平声入，第二极妙演清音，第三盘旋如奏乐，第四要期用力吟，第五高声唯速念。”他在《叹五会妙音赞》中更说：
西方鼓乐及弦歌，琵琶箫笛杂相和。
一一唯宣五会法，声声皆说六波罗。
《法苑珠林》卷三十四更载有梵音的“五种”、“八种”声音类别和应避免的“五过患”。如《长阿含经》云：“其音声有五种，清净乃名梵声。何等为五？一者其音正值，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彻，四者其音深满，五者周遍远闻。具此五者，乃名梵音。”
又《梵摩喻经》云：“如来说法声有八种，一最好声，二易了声，三柔软声，四和调声，五尊惠声，六不误声，七深妙声，八不女声。言不漏阙，无得其短声。”
又《十诵律》云：“一不名自持，二不称听众，三诸天不悦，四语不正难解，五语不巧，故义亦难解，是名五种过患。”
这些要求中，包含了许多有关发音的正确方法，它讲的虽然是梵呗，但是同为佛教讲唱吟诵的变文，其要求应该是有许多相通的。
唐代是三教合一的，为了争取听众，实际上是争取更多的信徒，佛教固然以多种形式作宣传，包括俗讲在内，而道教也不甘落后，采取种种手段吸引群众。韩愈的《华山女》诗，记载的就是道教在不敌佛教的经讲时，用年轻貌美的女子升座演讲，一下子就把佛寺的听众吸引过来了的事：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黄冠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华山女儿奉道家，欲驱异教归仙灵。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
为了与之抗衡，佛教也不得不采用由俗人乃至女子讲经以吸引听众。唐末时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诗，写的就是年轻女子讲唱《昭君变》的情形：
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
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
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
4.变文演唱的高手文溆僧
俗讲的繁荣，也造就了一些从事俗讲的僧俗艺人，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活跃于中晚唐时期的文溆和尚了。
段安节《乐府杂录》“文溆子”条记载：“长庆中（821－824）俗讲僧文溆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他的活动时间，还可以追溯到元和末年，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记载长安平康坊菩提寺佛殿内槽东壁维摩变，是“元和末俗讲僧文溆装之”。他的俗讲，连皇帝都爱听。《资治通鉴·唐纪·敬宗纪》记载：“宝历二年（826）六月己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唐文宗时，还进皇宫讲唱。后来得罪了唐文宗，被流放。但不久可能又回到长安，所以会昌（841－846）初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时，还看到开成六年开俗讲时，“会昌寺令内供奉三教讲论赐引驾起居大德文溆法师讲《法华经》”，并说“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
唐赵《因话录》卷四载：
有文淑（即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赡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其氓庶易诱，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惧省台府县，以士流好窥其所为，视衣冠过于仇雠，而淑僧最甚，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
赵从儒家士大夫的立场出发，将文溆俗讲的内容斥为“无非淫秽鄙亵之事”，是一种偏见，不足为怪的。但是，他却记载了文溆开讲的时候，“听者填咽”的艺术效果。唐教坊曲有《文溆子》，《乐府杂录》说，就是“乐工黄米饭依其念四声‘观世音菩萨’”创作的，也就是赵所说的“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
变文对后代艺术的影响是很巨大的，除了小说之外，对流行于宋明的宝卷和盛行于明清的弹词的影响尤为深巨。
唐代的器乐和著名音乐家
1.唐代的琵琶圣手
唐代是一个名家辈出的时代，不仅出现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光照千古的伟大诗人和文学家，也出现了许多光耀后世的画家、书法家、舞蹈家和音乐家。
唐代的音乐极为兴盛，据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唐代的乐器有三百余种，涌现出了许多器乐演奏的名家。
琵琶是唐代最受欢迎的弦乐器之一。唐时的琵琶，已不是秦汉时的弦鼗和魏晋时的阮咸，而是从西域传入中土的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大诗人王维就善弹琵琶，著名的琵琶曲《郁轮袍》（即《霸王卸甲》。明李芳园《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收此曲即名《郁轮袍》，并托名王维所作）就是他作的。他考中进士，多多少少还是借了善弹琵琶之名。据《集异记》载，王维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诗名，而且精通音乐，尤其弹得一手好琵琶，受到岐王的器重。他将要应举的时候，听说张九皋走公主的门路，公主已经给试官打了招呼，要让张九皋高中第一名“解头”。王维就请岐王想办法帮助自己。岐王要他把得意的诗作抄录十篇带在身上，再准备一首“新声怨切”的琵琶曲，然后穿上锦绣衣裳，化装成乐工，抱着琵琶到公主的府第，为公主演奏他创作的《郁轮袍》。他演奏的技巧很高，“声调哀切，满座动容”，果然得到公主的赏识。他又把诗作献上，公主一看，竟然都是自己平时喜爱，经常诵读的佳作。于是她就把试官叫来，让他录取王维作解头，王维果然一举登第。
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贞元中（785-805）有康昆仑，第一手。始遇长安大旱，诏移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即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遂请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录要》（即《绿腰》《六幺》）。其街西亦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中。”及下拨，声如雷，其妙入神。昆仑即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郎遂更衣出见，乃僧也。盖西市豪族厚赂庄严寺僧段善本，以定东之胜。翊日，德宗召入，令陈本艺，异常嘉奖，乃令教授昆仑。段奏曰：“且请昆仑弹一调。”及弹，师曰：“本领何杂，兼带邪声。”昆仑惊曰：“段师神人也！臣少年初学艺时，偶于邻舍女巫授一品弦调，后乃易数师。段师精鉴如此玄妙也！”段奏曰：“且遣昆仑不近乐器十余年，使忘其本领，然后可教。”诏许之，后果尽段之艺。
一首乐曲，当它移入另外一个调来演奏，其难度会增大许多，这是每一位会乐器的人都深有体会的，所以，当段善本把羽调的《六幺》移入枫香调中演奏，便使得被称为“第一手”的康昆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也由此可以知道段善本技艺的高超。
曹保保是贞元时的琵琶大师，他的儿子曹善才、孙子曹刚都是琵琶名手。《乐府杂录》介绍曹刚和另一位琵琶名手裴兴奴说：“曹纲（即曹刚）运拨若风雨，而不事扣弦；兴奴长于拢，下拨（《琵琶录》作‘指拨’）稍软。时人谓‘曹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曹刚的高超技艺，受到大家的喜爱，白居易、刘禹锡等大诗人都写诗赞美他。
白居易有一首《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诗：
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
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
刘禹锡有一首《曹刚》诗：
大弦嘈小弦清，喷雪含风意思生。
一听曹刚弹《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
简直把曹刚的琵琶看成是京城中最值得留恋的东西，可见对他的评价之高。
唐代善弹五弦琵琶的赵璧，技艺非常高妙，白居易、元稹都写过《五弦弹》，赞美他的琴声。元稹《五弦弹》说：“赵璧五弦弹徵调，徵声才绝何清峭。辞雄皓鹤警露啼，失子哀猿绕林啸。风入春松正凌乱，莺含晓舌怜娇妙。呜呜暗溜呖冰泉，杀杀霜刀涩寒鞘。促节频催渐繁拨，珠幢斗绝金铃掉。千鸣镝发胡弓，万片清球击虞庙。”在别人问赵璧为什么弹得那么好的时候，赵璧说：“吾之于五弦也，始则心驱之，中则神遇之，终则天随之。吾方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弦之为璧，璧之为五弦也。”（唐李肇《国史补》卷下）正是这种“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精神，才使得众多的琵琶名手技惊四座，名标青史。
2.无奈李谟偷曲谱
凄婉清越的笛，在唐代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宠爱。诗人常在诗中吟咏。李白就写过两首很有名的绝句：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黄鹤楼闻笛》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春夜洛城闻笛》
精通音律的唐明皇，也十分喜爱笛子。唐尉迟《中朝故事》载：
华清宫汤泉内，天宝中刻石为座及芙蓉，闻说到今犹在。屋木亦有全者。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焉。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故词人张祜诗曰：“红树萧萧阁半开，玉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
开元中，李谟（一作“”，又作“牟”）吹笛号称天下第一。“明皇尝于上阳宫夜后按新翻一曲。属明夕正月十五日，潜游灯下，忽闻酒楼上有笛奏前夕新曲，大骇之。明日，密遣捕捉笛者。诘验之，白云：‘其夕窃于天津桥玩月，闻宫中度曲，遂于桥柱上插谱记之。臣即长安少年善笛者李也。’明皇异而遣之。”（唐元稹《连昌宫词》自注）中唐诗人张祜还专门写了一首《李谟笛》诗记载这件事：
平时东幸洛阳城，天乐宫中夜彻明。
无奈李谟偷曲谱，酒楼吹笛是新声。
《逸史》记载了李谟这样一段故事：
李，开元中吹笛为第一部，近代无比。有故，自教坊请假至越州，公私更，以观其妙。时州客举进士者十人，皆有资业，乃醵二千贯同会镜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风韵，尤敬入神。以费多人少，遂相约各召一客。会中有一人以日晚方记得，不遑他请，其邻居有独孤生者，年老，久处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数间，尝呼为独孤丈。至是遂以应命。到会所，澄波万顷，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渐移舟于湖心。时轻云蒙茏，微风拂浪，波澜陡起。李生捧笛，其声始发之后，昏齐开，水木森然，仿佛如有鬼神之来，坐客皆更赞咏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独孤生乃无一言，会者皆怒。李生为轻己，意甚忿之。良久，又静思，作一曲，更加妙绝，无不赏骇。独孤生又无言。邻居召至者甚惭悔，白于众曰：“独孤村落幽处，城郭希至，音乐之类，率所不通。”会客同诮责之。独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轻薄，为复是好乎·”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坐客皆为李生改容谢之。独孤曰：“公试吹《梁州》。”至曲终，独孤曰：“公亦甚能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亦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人也。”又曰：“第十三叠误入水调，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顽蒙，实不觉。”独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拭以进。独孤视之曰：“此都不堪。”乃换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无吝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栗，李生蹙躇不敢动。至十三叠，揭示谬误之处，敬服将拜。及“入破”，笛遂败裂，不复终曲。李生再拜，众皆帖息，乃散。明旦，李生并会客皆往候之。至则唯茅舍尚存，独孤生不见矣。越人知者乃访之，意不知其所去也。
3.筚篥好手尉迟青
今天十分流行的管子，也是从西域龟兹传来的，当时叫做筚篥（一作“篥”、“悲栗”）。在唐代，它也是很受欢迎的乐器，出现了一些演奏名家，如尉迟青、王麻奴等。《乐府杂录》“篥”条记载了尉迟青和王麻奴比赛筚篥的一则故事：
德宗朝有尉迟青，官至将军。大历中（766－779）幽州有王麻奴者善此伎，河北推为第一手。恃其艺倨傲自负，戎帅外莫敢轻易请者。时有从事姓卢，不记名，台拜入京，临岐把酒，请吹一曲相送。麻奴偃蹇，大以为不可。从事怒，曰：“汝艺亦不足称，殊不知上国有尉迟将军，冠绝今古。”麻奴怒，曰：“某此艺，海内岂有及者耶？今即往彼，定其优劣。”不数月，到京，访尉迟青所居在常乐坊，乃侧近僦居，日夕加意吹之。尉迟青每经其门，如不闻。麻不平，乃求谒见，阍者不纳，厚赂之，方得见通。青即席地令坐，因于高般涉调中吹一曲《勒部羝》曲。曲终，汗浃其背。尉迟青颔颐而已。谓曰：“何必高般涉调也。”即自取银字管，于平般涉调吹之。麻奴涕泣愧谢，曰：“边鄙微人，偶学此艺，实谓无敌，今日幸闻天乐，方悟前非。”乃碎乐器，自是不复言音律也。
与段善本和康昆仑比赛一样，尉迟青也是采用同一乐曲移入不同曲调演奏的方法折服对方。只不过王麻奴的艺德和气度比起康昆仑来就差得太远了，因此他也终究没有大成就。
4.李凭国中弹箜篌
箜篌在唐代也还很盛行，著名的演奏家有张小子、季齐皋和他的女儿、李凭等人。
李凭是中唐时期的箜篌名手，许多诗人都写过吟咏他的诗歌。中唐诗人顾况在《李供奉弹箜篌歌》中称赞他“急弹好，迟亦好；宜远听，宜近听。左手低，右手举，易调移音天赐与”。因而“天子一日一回见，王侯将相立马迎”，平常之人，更是“不惜千金买一弄”，可知他的箜篌在当时是多么受人喜爱。李贺写了一首著名的《李凭箜篌引》：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