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牌子曲：单弦、南音、广西文场、兰州鼓子、青海平弦等。
6．琴书：北京琴书、徐州琴书、安徽琴书、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
7．走唱：十不闲莲花落、二人转、凤阳花鼓、车灯等。
8．杂曲：绍兴莲花落、锦歌、三棒鼓、善书、粤曲、荷叶等。
这些说唱音乐，有的偏重于说，有的偏重于唱；有的由唐宋以来的鼓子词、唱赚、诸宫调等并吸收戏剧音乐发展而成，有的是在民歌和小调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有的由一人演唱，有的由多人演唱；有的是立唱或坐唱，有的是走唱。我们在这里仅择其要介绍。
2.鼓词与弹词
明代中叶以后，说唱音乐逐渐演变成北方的鼓词和南方的弹词对峙的局面。
明清时期，鼓词在北方大量流行，成为北方重要的说唱音乐。它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变文和宋代的鼓子词。明代初年民间流行的三棒鼓和花鼓对它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它最大的特点是以小鼓和拍板为主要的伴奏乐器，在初期，甚至是唯一的伴奏乐器，后来才加上三弦等。
明代的鼓词，大概是受变文的影响，体制都较大，搬演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如同戏剧的大戏（全本）。比如现在流传下来的《大唐秦王词话》《大明兴隆传》等。
清代戏曲艺术的多元化发展，使得大型作品向小型化转变，全本的大戏，逐渐演变为“折子戏”。大型的鼓词，也被选摘其精华部分进行表演，即所谓的“折唱”，又被称做“段子书”。同时，还专门创作了许多中篇和短篇的鼓词作品，促进了鼓词的发展。在南方，也都有鼓词的出现，如著名的扬州鼓词等。
鼓词的表演形式比较灵活，一般说来，有说有唱，唱的部分多为七言和十言，也有三言、六言的。
弹词是明清时期主要流传于南方的说唱音乐。
明臧懋循《弹词小序》中提到《仙游》《梦游》《侠游》《冥游》四种弹词（即《四游记弹词》），称“或云杨廉夫（维桢）避乱吴中时为之”，说明在元代末年，弹词已经出现了。它可能也是受变文、鼓子词、陶真等的影响。最初和鼓子词的区别并不大。所不同的，鼓子词主要流行于北方，而弹词主要流行于南方；鼓子词以鼓为主要伴奏乐器而辅以三弦，而弹词则以三弦、琵琶和扬琴为主要伴奏乐器。
弹词也是有说有唱的，其唱腔部分主要是七字句。
流行于各地的说唱音乐，大多是以当地的语言表演的。弹词的表演，有国音和土音两种。国音的作品很多，体制也较大，像《天雨花》《笔生花》《安邦志》《定国志》《白蛇传》等，明代杨慎的《廿一史弹词》也属于这一类，其中，就有著名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是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因为被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选作片头曲而家喻户晓了。
因为后来弹词主要流行于江浙苏州、杭州一带，所以土音也被叫做吴音。真正在舞台表演较多的其实是这一类，最著名的是苏州弹词。
明代末年以来，弹词在苏州地区极为流行，出现了王周士、陈遇乾、毛菖佩、俞秀山等名家，合称四大家，并形成了风格各异的陈调、俞调等不同流派。
明清时期的器乐
1.明清器乐的发展与进步
明清时期的器乐，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乐器的出现。最重要的是唢呐的出现。唢呐本流传于波斯、阿拉伯一带，大约在元明时期传入中国，最早用于军乐，后来大量使用于民间。明王圻《三才图会》描写它说：“唢呐，其制如喇叭，七孔，首尾以铜为之，管则用木。不知起于何代，当是军中乐也，今民间多用之。”
清代戏剧发展以后，唢呐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许多过场牌子等都以唢呐为主奏乐器。由于它的音量较大，在许多民间吹打乐中也是主奏乐器。
（二）拉弦乐器的大发展。以马尾做弓的拉弦乐器在宋代出现以后，并没有成为很重要的乐器，而明清时期，由于戏曲发展的需要，新的拉弦乐器大量出现，如用于京剧伴奏的京胡、京二胡，用于梆子戏伴奏的板胡，用于川戏弹戏伴奏的盖板子，用于湖南花鼓戏、长沙丝弦、祁阳小调等伴奏的大筒，用于粤剧伴奏的高胡，用于吕剧、山东琴书伴奏的坠胡，用于河南坠子的坠琴等。
（三）琵琶演奏的进步。
（四）古琴琴派林立。
（五）大量的器乐合奏形式的出现。
2.琵琶绝艺
在这里特别提到琵琶，倒不是因为它在明清时期特别重要或者特别受欢迎，应该说，每一种乐器，都会出现一些名手，但是，这些大多归于俗部的乐器，不被上层社会和文人所重视，因而疏于记载，使我们今天很难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而琵琶，恰好因为有一二文人的记载，而使我们可以知道它们在当时的一些盛事。
明清时期的琵琶演奏家，有张雄、钟秀之、李近楼、江对峰、蒋山人、汤应曾、杨廷果、华文彬等。
明代琵琶演奏家张雄善弹《海青拿天鹅》。明李开先《词谑》载：
琵琶有河南张雄……有富请听琵琶者，先期上一副新弦，手自拨弄成熟，临时一弹，令人尽惊。如《拿鹅》，满厅皆鹅声也。
明李近楼，能以琵琶模仿各种声音。明沈榜《宛署杂记》载：
李近楼号“琵琶绝”。李讳良节，武骧右卫千户。中年而瞽，因以琵琶自娱，能于弦中作将军下教场，鼓、乐、炮、喊之声一时并作。与人言，以弦对，字句分明，俨如人语，或二三人并语。或为琴，为筝，为笛，皆绝似。
明代的著名琵琶演奏家汤应曾，善弹《楚汉》（即后代的《十面埋伏》）。明王猷定《汤琵琶传》载：
世庙时，李东垣善琵琶，江对峰傅之，名播京师。江死，陈州蒋山人独传其妙。时周藩有女乐数十部，咸习蒋技，罔有善者，王以为恨。（汤）应曾往学之，不期年而成。……所弹古曲百余曲，大而风雨雷霆，与夫愁人思妇，百虫之号，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声中传之。而尤得意《楚汉》一曲。当其两军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徐则察之，金声、鼓声、剑弩声、人马辟易声。久之，有怨而难明者为楚歌声，凄而壮者为项王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使闻者始而奋，既而恐，终而流涕而无从也。其感人如此。
清代钱泳《履园丛话》载：
近世能（琵琶）者甚多，工者绝少。吾乡有杨文学廷果精于此技，然所弹皆古曲，非新腔小调之谓也。其曲有《郁轮袍》《秋江雁语》《梁州慢》《月儿高》诸名色。
今《郁轮袍》（即《霸王卸甲》，传为唐王维作）和《月儿高》尚存。
3.琴派林立
古琴艺术在明清时期有很大的发展进步，并且形成了许多风格各异的派别。这些派别大致以地域划分，有浙派、江派、虞山派、广陵派、九疑派、岭南派、吴派、川派等，其中成就和影响较大的是浙派、虞山派、广陵派和川派。
浙派是明代的一个重要琴派，它的创始人是南宋的郭沔。这一派融刚劲和清丽的风格于一体，但受江南风物的影响，仍以清丽柔和为主。郭沔和再传弟子徐天民祖孙四代均是浙派大家，被称为“徐门正传”。徐天民的孙子徐诜，是明初浙派的代表人物。到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则有苏憬、戴源等，称“新浙派”，于清丽柔和的风格之上，尤重情的表达。
虞山派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兴起的一个琴派。它代表的是一部分士大夫与知识分子在与宦官的党争中所采取的避居林中，忘情山水的消极反抗情绪。这一派以严为代表，还有陈星源、赵应良、陈禹道、戈庄乐、施等。主张追求性灵，追求清微淡远的艺术风格，成为独步明代琴坛的重要琴派。明代末年，此派以徐上瀛最负盛名，他所写的《溪山琴况》，对清代琴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清代，虞山琴派在夏溥、庄臻凤等人的努力下，在常熟、苏州、南京一带继续流传。
广陵派是清代的一个重要琴派。江苏扬州古称广陵，因此，以扬州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琴派被叫做“广陵派”。它是清初著名琴家徐淇、徐俊父子在浙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派风格清婉，讲究传神，注重两手的刚柔变化，对清代和近代琴坛的影响很大。
川派也是近代影响极大的一个琴派。唐代赵耶利就说“蜀声躁急，若激浪奔雷”，可见川派这种与江浙一带清婉风格迥异的刚健伟丽的特点是早已形成了的。清代末年，四川著名琴家张孔山是川派风格的集大成者，所传《七十二滚拂流水》气势磅礴，近百年来，为各派琴家所推崇。
4.器乐合奏的形式大量出现
器乐合奏虽然古已有之，但是，以固定的组合、固定的表演程式出现，尤其是在民间大量出现，还是在明清时期。
这些器乐合奏，大致可以分为丝竹乐、吹打乐和纯粹以锣鼓等打击乐演奏的清锣鼓三大类。
（1）《弦索十三套》
弦索是指以弦乐器为主的器乐合奏。明代在北方流行过一种“弦索”，是以少数民族乐器提琴、火不思等为主的器乐合奏形式。嘉靖、万历年间，还出现过一种以琵琶、三弦、筝等弦乐器和箫、管等管乐器一起演奏的“弦索”。当时的一些名手，如琵琶名手张雄、高朝玉、安廷振、何七，三弦名手伍凤喈、韩七、钟秀之，筝名手周卿、常礼、林经等，都经常参加这类弦索合奏活动。
《弦索十三套》，是著名的弦索音乐，因有十三套乐曲而得名。在清乾隆、嘉庆时代以前就已流行，后蒙族文人荣斋进收集整理，并于1814年完成，取名《弦索备考》，又叫《弦索十三套》。曲有《十六板》《琴音板》《月儿高》《海青》《阳关三叠》《清音串》《平韵串》《琴音月儿高》《松青夜游》《合欢令》《将军令》《普庵咒》《舞名马》共十三套乐谱，以琵琶、三弦、胡琴、筝等弦乐器为主奏乐器，其中《合欢令》和《将军令》两套为筝谱，其余均为胡琴、琵琶、三弦和筝的合奏谱。
1986年，曾经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过《弦索十三套》中的《海青》的全曲共十九段，时间长达四个多小时。
（2）吹打
吹打乐，又叫鼓吹，顾名思义，就是由锣鼓一类的打击乐和笛、箫、唢呐、笙、管等吹奏乐器演奏的器乐合奏形式。这种形式情绪热烈，所以在民间非常流行，在婚丧嫁娶、年节庆典、宗教活动中都会用到它。比较重要的有西安鼓乐、晋北鼓乐、辽宁鼓乐、河北吹歌、山东鼓吹、浙东锣鼓、潮州锣鼓、十番锣鼓、十番鼓等。
西安鼓乐是相当有名的传统器乐乐种。它的产生年代虽然无法确定，但从它现存抄谱的最早年代清雍正九年（1731）来看，至少在明代已很流行。从它现有的谱式、乐器、曲名及演奏形式来看，它很可能保留了一些唐代音乐，尤其是唐教坊乐的素材。它的曲调，来源于宋词、元杂剧的曲牌，也有民歌小调及曲艺音乐及其他器乐曲牌，西安鼓乐分坐乐和行乐两大类。坐乐系室内演奏，一般规模较大，结构较严谨，其曲式结构由头（帽子）、正身和尾（靴）三部分组成，称为“穿靴戴帽”。行乐则多在街上行进演奏或在庙会上演奏，有“同乐鼓”（又称“高把子”。以使用高把鼓、小勾锣、疙瘩锣、铰子、手梆子为特点，乐曲平稳典雅）和“乱八仙”（又称“单面鼓”。以使用笛、笙、管、云锣、单面鼓、小锣、铰子、手梆子等八种乐器而得名）两类。此外，还有一种宗教色彩十分浓厚、专为寺观祭神演出的念词音乐，在鼓乐的伴奏下一唱众和，受梵呗音乐和民间音乐的影响很大。
西安鼓乐所使用的乐器，旋律乐器有琵琶、筝、笛、笙、管等，打击乐器以坐鼓为主，还有战鼓、乐鼓、单面鼓（铜鼓）、高把鼓、锣、钹、铙、铰、玎、星星、梆子等。
十番锣鼓也是流行很广的民间吹打乐。明代以来在苏州、无锡、常熟、宜兴一带十分流行。它本来是军中之乐，只有锣、钹、钲、鼓、板、笛等乐器，后来增加了丝竹乐器。
十番锣鼓根据所用乐器之不同，可分“清锣鼓”（俗称“素锣鼓”，只用打击乐器）和“丝竹锣鼓”（俗称“荤锣鼓”，即打击乐器外兼用丝竹乐器）两大类。“清锣鼓”又有“粗”、“细”之分，“粗锣鼓”用棹板、木鱼、单堂鼓、单皮鼓、大锣、戏锣、大小齐钹；“细锣鼓”再加马锣、春锣、汤鼓、七冒（锣）、扑钹、双磬等打击乐器。“丝竹锣鼓”又有“笛吹”、“笙吹”、“粗细丝竹”锣鼓之分。“笛吹锣鼓”以曲笛主奏，有笙、箫、长尖、提琴、二胡、南方板胡、曲弦、琵琶、双清等丝竹乐器，打击乐部分以“粗锣鼓”为主。“笙吹锣鼓”以笙主奏，打击乐部分以“细锣鼓”为主。“粗细丝竹锣鼓”兼用“粗”（指大小唢呐、曲笛）“细”（指“笙吹”的乐器编制）两者，所以又称“鸳鸯拍”。
明清的民间歌舞
元、明、清时期，单纯的舞蹈表演已经度过了它的黄金时期，虽然在许多场合仍然有各种类型的歌舞表演，但更多场合，则是被戏曲所取代。只是在民间，还保留着许多歌舞表演。这些民间的歌舞，又衍生出一些新的戏曲形式，如由受花鼓影响产生的湖南花鼓戏、湖北花鼓戏、江西的采茶戏、广西的彩调、四川的花灯、江苏的花鼓戏等。
1.花鼓
花鼓是一种以鼓伴奏、以演唱为主的汉族民间歌舞，又叫“打花鼓”。它最早出现在安徽凤阳地区，是一种田间劳动之余娱乐的文艺形式。
由于明代凤阳地区常连年灾荒，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以讨饭为生，花鼓就成为一种求生的手段。后来，就有了专门以花鼓为业的流浪艺人。下面这首著名的《凤阳花鼓》，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凤阳花鼓的表演，最早是姑嫂二人或夫妻二人，凤阳花鼓最初的表现形式为姑嫂二人，一人击鼓，一人敲锣，口唱小调，花鼓小锣作为伴奏乐器穿插其间。花鼓小巧玲珑，鼓面直径三寸左右；鼓条为两根一点五尺左右的细竹棍。表演者单手执鼓，另一只手执鼓条敲击鼓面。
清代后期，花鼓在全国许多地方流行，形成了众多风格不同的花鼓表演。
2.秧歌
秧歌，顾名思义，是来自农村的薅秧插秧劳动的。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唐刘禹锡在连州听到的农人一边插秧一边歌唱，应该就是秧歌。清李调元在《南越笔记》卷十六中说：
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是曰秧歌。
李调元记载的，是秧歌的原始形式，后来，变成一种边舞边唱的表演形式，不仅在地头田间表演，在许多庆典活动中都可以表演，甚至在不是产稻的地区，都有秧歌表演。发展到最后，成为民间歌舞中一个大类的名称，花鼓是秧歌，采茶舞是秧歌，腰鼓也是秧歌；旱船是秧歌，跑驴是秧歌，太平鼓也是秧歌。清吴锡麒《新年杂咏抄》说：
《秧歌》，南宋灯宵之《村田乐》也。所扮有《耍和尚》《耍公子》《打花鼓》《拉花姊》。田公渔妇，装态货郎，杂沓灯术，以搏观者之笑。
这种乡土气息的民间歌舞，受到城乡人民的一致喜爱。清陆又嘉《燕九竹枝词》有“早春戏馆换新装，半杂秧歌侑酒觞”的诗句，可见秧歌已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