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乐歌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美列强以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使封建社会开始解体，而逐步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政府更加腐败，国势更弱，民不聊生，导致了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给清政权和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也因此有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民歌和学堂乐歌都出现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内容。戏剧和曲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器乐表演的形式更加多样化，许多器乐的演奏技法更加成熟。
自明代开始，西方的宗教和文化开始传入中国，鸦片战争以后，其传播更为迅速。而西方文化中的精华，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方的一些乐器、记谱法、音乐理论的传入，对近现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形成影响很大。
19世纪末，在变法维新思潮影响下，“创办新式学堂，引进西方先进教育体制，开展现代科学教育”的潮流开始兴起。1905年，废除科举。新式学堂纷纷建立，中国现代教育由此发轫。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意识到，如若不想再被欺负，只有“师夷长技以制夷”。音乐作为美育的方式在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不但开设了数理学科，也开设了音乐课，其倡导者是早期留学欧洲和日本的启蒙音乐家沈心工、曾志、李叔同、柯政和、辛汉等。音乐课以唱歌为主，也介绍一些欧洲和日本的音乐艺术。这些为音乐课程编写的歌曲，就被称做“学堂乐歌”，它实际就是一百多年前的“校园歌曲”。
学堂乐歌绝大多数是根据现成的歌调填以新词而编成，由编写者自作曲调的数量极少。除了中国歌曲以外，也选取欧美的歌曲来填词，例如，沈心工编的《勉学》是根据美国艺人歌曲《罗萨·李》的曲调填词的；《拉纤行》是根据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的曲调填词的；沈心工作词的《话别》，是根据原法国民歌《一个半小时的游戏》的曲调填词，而且这首歌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李叔同编写的《送别》，是根据美国通俗歌曲作家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填词；《大中华》，根据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的歌剧《诺尔玛》第一幕第三场中的乐队进行曲曲调填词等等。
学堂乐歌中，有不少反帝反封建，希望富国强兵的作品，如《中国男儿》（石更作词，辛汉配曲）、《何日醒》（夏颂莱编）、《黄河》（杨度词、沈心工曲）、《扬子江》（王引才编）、《祖国歌》（词作者待查）等；有积极宣传和推行军事教育的，如《体操-兵操》（沈心工编）、《出军歌》（黄公度编）、《海战》（曾志编）等；积极拥护推翻帝制、欢呼民主共和新政的建立的，如：《革命军》（沈心工编）、《光复纪念》（华航琛编）、《美哉中华》（沈心工词、朱云望曲）等；有呼吁妇女解放、鼓吹男女平等的，如《勉女权》（秋瑾编）、《女子体操》（沈心工编）、《缠足苦》（沈心工编）、《天足乐》（冰兰编）、《妇人从军》（叶中冷编）、《女革命军》（华航琛编）等；还有一些宣传民主思想，热爱生活的，如《电报》《文明婚》《送别》（李叔同编）、《春游》（李叔同词曲）等。
学堂乐歌的思想启蒙作用大于音乐审美作用，在以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起到的作用更不容低估。
说唱艺术的进步
清代人口剧增，乾隆时期全国人口已达一亿，到清末宣统时期，更是增长到4亿。全国大中小城市也增加不少，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因此，市民阶层的队伍也发展壮大，茶楼、酒肆、戏院、书场等娱乐场所大量出现，对各种娱乐活动的需求也大大增多。当时最受欢迎的娱乐形式，是戏剧和曲艺。
这一时期曲艺的特点，一是弹词和鼓词的进一步发展，二是更多的新曲种的出现。
1.弹词的发展
清代末年，弹词流行的区域有所缩小，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一带，尤以苏州地区为最。这种以苏州方言表演的弹词，就被称为苏州弹词。后来传入上海，有了更大的发展。
苏州弹词在早期王周士、陈遇乾、毛菖佩、俞秀山四大家所形成的陈派、俞派等的基础上，又出现了马如飞、姚豫章、赵湘舟、王石泉等所谓“新四大家”。
马如飞是近代影响最大的苏州弹词名家。他的父亲马春航即以演唱《珍珠塔》闻名，他继承父业，对《珍珠塔》进行了改编，增强其音乐性，被称为“塔王”。他所创立的“马调”，是近代流传最广的弹词流派。后来魏玉卿、魏含英、薛筱卿、杨月槎等又在各自的再创作中，形成马调的不同支派。
早期的陈调（陈遇乾）、俞调（俞秀山）也有所发展。蒋如庭在陈调的基础上创立了蒋调，朱耀庭、朱耀笙在俞调的基础上创立了朱调。此外，还有夏荷生在赵湘舟一派的基础上创立的夏派、徐志云所创的徐派等，形成了苏州弹词众花齐妍的繁荣局面。
苏州弹词的表演通常以说为主，说中夹唱。唱时多用三弦或琵琶伴奏，说时也有采用醒木作为道具。演唱采用的音乐曲调为板腔体的说书调，即所谓“书调”。早期演出多为一个男艺人弹拨三弦“单档”说唱，后来出现了两个人搭档的“双档”和三人搭档的“三人档”表演。
苏州弹词的节目以长篇为主，传统的代表节目有《三笑》《倭袍传》《描金凤》《白蛇传》《玉蜻蜓》《珍珠塔》等几十部。
2.鼓词
鼓词在近代也有很大发展，在各地与当地的民间音乐相结合，形成各种不同风格的鼓词。其中，最著名的有京韵大鼓、梨花大鼓、西河大鼓、胶东大鼓、梅花大鼓（以上流行于北方）、扬州鼓词、温州鼓词（以上流行于南方）等。
京韵大鼓是近代影响最大的鼓书，它由河北沧州、河间一带流行的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形成于京津两地。河南木板大鼓传入天津、北京后，由当时的鼓书艺人刘宝全等把原用河北语音演唱的木板大鼓改用北京语音演唱，广泛吸收京剧唱腔及北京流行的民间曲调马头调等创制新腔，并在木板大鼓原有伴奏乐器三弦外，增加了四胡和琵琶，形成了一直流传至今的京韵大鼓。京韵大鼓于清末民初形成并流行于北京、天津地区。与刘宝全同时并起的艺人还有张小轩、白云鹏。京韵大鼓有以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为代表的“刘”、“白”、“张”三大流派。其中以刘宝全的艺术造诣最高，贡献最大，时人称其为“鼓界大王”，尊为一代宗师。继三大流派之后，又有白凤岩、白凤鸣兄弟创造的“少白派”。
京韵大鼓重歌唱，专唱短篇曲目。刘宝全擅唱金戈铁马的“三国”故事，如《长坂坡》《赵云截江》《草船借箭》等。白云鹏则擅唱《红楼梦》故事，如《祭晴雯》《黛玉悲秋》《宝玉娶亲》等。京韵大鼓除演唱有故事情节的曲目外，还演唱纯抒情的写景小段。如《丑末寅初》《百山图》等。
近代民歌
近代民歌产生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它的内容以反封建和反外来侵略为主题，被称为革命民歌，与历代的民歌有很大的不同。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广东民歌《三元里抗英童谣》、山东威海民歌《甲午战争》、山东民歌《洪秀全起义》《天国起义在金田》《长毛来到曹州府》《宋景诗造反》《义和团》、河北安次民歌《穷人才能保江山》、河北曲阳民歌《打洋鬼子》、河北民歌《种大烟》、蒙古民歌《引狼入室的李鸿章》，维吾尔族民歌《迫迁歌》（即《被赶出家园》）等民歌，就表现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又产生了一批新的民歌，如湖北民歌《行军歌》、广东民歌《烧炮仗》等。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人民群众的生活极为困苦，山东青岛民歌《下关东》和《做工五更》、陕西民歌《揽工歌》、山东民歌《扛活歌》、河南民歌《穷人小调》、云南民歌《农夫怨》等，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一黑暗的社会现实。
这一时期的民歌，也有一些非常优美的抒情性歌曲，有的一直传唱至今。其中最著名的是《茉莉花》。
近代器乐的发展
近代器乐的发展，一是许多乐器的演奏技法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一是器乐合奏的形式大量出现。
1.琵琶
琵琶虽然在唐代已经是十分重要的乐器，但一直不太受文人雅士的重视，所以也一直没有乐谱流传。元、明以后最受欢迎的戏剧，音乐伴奏几乎都不用琵琶，因此，琵琶主要在民间流传，用于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地方曲艺的伴奏和丝竹合奏，也有一些民间的音乐家把它作为独奏乐器，琵琶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也形成了演奏风格不同的众多流派，归纳起来，仍不出南北两大派。近代最为著名的有华文彬派、李芳园派、浦东派、汪派、崇明派等。
华文彬（1784－1859），又名秋苹，字伯雅，江苏无锡人。他精琵琶，善弹琴，而且通医学，工书画篆刻，是一个修养很全面的人。他收集南北两派长期在民间流传的数十首乐曲，编为《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真传》（简称《琵琶谱》或《华氏谱》），并编定指法，创定指法符号，他在该书凡例中说：“指法向来只有手传，并无刻本。自余得此真传，特辑录之，以为指法之秘笺，公诸同好云。”使后来学者有规矩可循。谱中所收，有《普庵咒》《十面》《步步高》《将军令》《霸王卸甲》《平沙落雁》（即《海青拿鹤》）等至今流传的乐曲。以之为依据的流派流行于无锡一带。
平湖派的创始人是浙江平湖人李芳园。他曾经中过秀才，但却以经商为业。到他这一辈，他们家已经有五代人长于琵琶的演奏。他编有一本《南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又称《李氏谱》），是《华氏谱》以后的第二部琵琶谱，流传很广，影响也大，尤其是在江浙一带。
江苏浦东地区琵琶流传极广，数百年间，名手辈出，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的陈子敬是近代浦东派著名演奏家。1929年，浦东派名家南汇沈浩初（1889－1953）编著的《养正轩琵琶谱》刊行，成为浦东派主要传谱。谱中收录了文套《夕阳箫鼓》《武林逸韵》《月儿高》、大曲《普庵咒》《十面》《霸王卸甲》《平沙落雁》等乐曲。与《华氏谱》和《李氏谱》相比，其指法符号介绍更为详细，对浦东派琵琶的发展有很大贡献。著名琵琶演奏家林石城继承的浦东派朴实而又多变的演奏风格，是当代浦东派的代表，并培养出了像刘德海这样的演奏名家。
上海汪派琵琶的创始人是汪显庭（1872－1951）。他是安徽休宁人，早年经商，但热爱音乐，曾师从平湖派和浦东派名家王惠生、陈子敬、殷纪平等学艺，兼得两家之长。他兼善文武套曲，其演奏手法干净利索、流畅明快，从学者甚众，被誉为近代琵琶的一代宗师。他将李芳园谱中的著名文曲《浔阳琵琶》删削改造，使之更为优美质朴，更名为《浔阳夜月》，成为一首现代琵琶名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上海“大同乐会”的柳尧章等改编为民族器乐曲，这就是名闻中外的《春江花月夜》。
崇明派又称“瀛洲古调派”，这是因为近代著名琵琶演奏家沈肇州（1858－1930）于1916年编印了琵琶谱集《瀛洲古调》，并被崇明派作为主要依据而得名。沈肇洲名其昌，号绍周，肇洲是他的名字。近代最伟大的民族音乐家刘天华曾向他学习过琵琶。他的弟子中还有施颂伯、徐立孙等，其演奏风格朴实无华。
2.江南丝竹
丝竹，是一种民间的器乐合奏形式，因主奏乐器以丝弦类乐器和笛箫等竹类吹管乐器为主而得名。它的前身，有人认为就是流行于明代苏州地区的“弦索”。丝竹因地方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和风格，其中最著名的是流行于江苏、浙江和上海一带的“江南丝竹”。
江南丝竹乐队编制比较灵活，它以二胡、笛子为主要乐器，一般三至五人，多亦可七八人。弹弦乐器有小三弦、琵琶、扬琴；管乐器还有箫、笙；打击乐器有鼓、板、木鱼、碰铃等，江南丝竹著名的八首乐曲是《欢乐歌》《云庆》《老三六》《慢三六》《中花六板》《慢六板》《四合如意》《行街》。此外，《鹧鸪飞》《柳青娘》《高山流水》《霓裳曲》《倒扳桨》等乐曲亦常演奏。
江南丝竹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演奏风格精细，在合奏时各个乐器声部既富有个性而又互相和谐，技法中有你繁我简、你高我低、加花变奏、嵌挡让路、即兴发挥等手法，并逐步形成“小、细、轻、雅”的风格特色，在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广东音乐
广东音乐的前身，是粤剧和潮州剧的过场音乐和动作表演时演奏的小曲，又叫“班本”或“过场音乐”、“过场谱子”，长的叫“大过场”，短的叫“小过场”，如著名的《柳青娘》《一锭金》《梳妆台》《哭皇天》等。到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器乐演奏形式，以演奏“小曲”为主。由于它特有的艺术魅力，很快流传到全国，也就被大家称做“广东音乐”。
早期的广东音乐所使用的乐器主要有二弦（又称“头架”）、提琴、三弦、月琴、横箫（笛），俗称“五架头”，还可以加上长喉管或短喉管（俗称“长筒”或“短筒”）、大笛或小笛（大唢呐或小唢呐），独奏则多用琵琶或扬琴。这种乐队组合的演奏风格比较雄壮刚硬，因此被称做“硬弓乐队”。它的演奏具有非常浓郁的广东地方音乐色彩。
1926年，广东音乐家吕文成因二胡受潮蟒皮塌落，遂蒙上一块新的蟒皮并把它加紧之后，又把丝弦换成钢丝弦，因而制成了高胡。高胡的出现立刻引起了广东音乐的一场革命，很快取代了二弦和提琴，成为广东音乐的主奏乐器。乐队的组合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高胡和扬琴作为主奏乐器，加上秦琴，被称做“三件头”，再加上椰胡、洞箫，构成了近代广东音乐的鲜明特色，后来还加上小提琴、大提琴乃至萨克斯管等西洋乐器。由于这种乐队组合音色柔美秀丽，所以被称为“软弓乐队”。
广东音乐在近代曾盛极一时，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有演奏广东音乐的乐队。主要作品有《旱天雷》《倒垂帘》《雨打芭蕉》《赛龙夺锦》《饿马摇铃》《平湖秋月》《步步高》《鸟投林》《禅院钟声》等。当时无论是在戏曲的过场中，还是在茶楼酒肆及街头卖艺时，在民间的婚丧嫁娶时，在丰收之余或赶会贺岁之时，都会演奏广东音乐。
西洋音乐的传入和影响
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曾两次受到外来音乐文化的很大影响。一次是汉魏六朝时期，由丝绸之路传入的西域各国音乐文化和佛教音乐文化的影响；一次则是明清时期传入的欧洲音乐文化的影响。
早在元、明时期，欧洲的文化即已传入中国，但规模不大，影响也不大。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意大利人利玛窦和庞迪我来中国传教，就带来了一部四十音的古钢琴，并带来了欧洲的五线谱记谱法。
清代前期闭关自守，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很少。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建立，基督教和欧洲移民大量涌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
西方的乐器，尤其是钢琴和风琴传入中国，在学校和一般社会活动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而管弦乐也逐渐传入，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影响很大。
大量的西方音乐名曲也传入中国，如一些优秀的歌剧选曲、乐曲、歌曲，像《华盛顿进行曲》《马赛曲》等。
中国传统的乐律学水平是非常高的，先秦时期的“三分损益法”，和西洋音乐的“五度相生”理论如出一辙。明代朱载发现的十二平均律理论，比西方早两百多年，只是由于表述的繁琐和不尽科学，使乐律在古代竟成绝学。西洋音乐理论的传入，简化了中国传统乐律的一些表述方式，而其较为先进的和声、配器等理论，也促进了中国民族音乐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