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这是典型的谢幕表演，开幕即谢幕，无论是唐顺宗本人还是在他的名义下进行的“永贞革新”都不过昙花一现。在大唐逐步没落的道路上，这场变革留下了对一个欲有所为而不能的帝王的感慨，还造就了几个不失轻率但敢想敢为的勇士，其实，这是一场唐朝版的“百日维新”。
以顺宗的名义
德宗驾崩，顺宗继位，但不久后大臣发现继位的好像不是顺宗而是王叔文。他以第一秘书的身份在顺宗的名义下获得了决策朝政的大权。
公元805年（贞元21年）正月二十三，唐德宗李适病死在皇宫的会宁殿。这一消息并没有被立即公布，又一场宫廷后嗣的角逐在紧张地进行。焦点人物是太子李诵——未来的唐顺宗以及舒王李谊。按道理太子李诵已经备位二十多年，名正言顺，继承大统理所当然。但问题在于他在一年前因为长期心绪不宁，感情冲动而得了中风病。不仅不能随意走动，而且连话也不会讲了。因此当父亲德宗身体不豫，亲王贵戚都前往问候的时候，太子只能卧病在床，无法侍奉身侧。德宗咽气前思念太子，让太监去找太子，父子之间想最后见一面，顺便嘱咐后事。可惜，这一愿望被以大太监俱文珍以太子身罹重疾，无法入侍为由扼杀了。
但另一方面，德宗一直都很喜欢李谊。李谊本是德宗三弟李邈的儿子，在子侄辈中年纪最小，深得德宗宠爱，因此认作自己的儿子，封为舒王。德宗曾有过废太子而立舒王的想法，后经老臣李泌力劝而罢。
这么一来宦官们就取得了在立嗣这一经典话题上的发言权。这时候的宦官已经具有了非常的权力，虽然还比不上后面朝代的随便废黜皇帝，但身为中官同时掌握皇家禁卫军的军权，与外镇深相接构，这使他们往往能够综合利用各种途径影响政局。对于这些作威作福的宦官们，太子并没有给与他们好颜色。李诵性情宽仁、办事果断、明智贤能，对于父皇身边的宦官们并没有太好的印象。因此，宦官们决定此时出击，把李谊推向前台。
太子与舒王博弈的结果是太子凭借正统的地位获得了朝臣的支持，大把胡子德高望重的翰林学士卫次公一听宦官们准备改换皇帝候选人，他胡子都气歪了。当即大喊起来，太子不是还没死吗？就算太子死了，还有太子的儿子李纯呢！宦官们对一大丛因为生气而抖动不止的白胡须发怔了，他们找不出话来。于是只能答应，但背地里却一面让宦官带着皇家禁卫军——神策军的官兵在宫门外呼喊，大意是他们要见活的太子，否则就造反；另一方面，德宗宾天太子继位的消息发出去之后，文武百官也很想一睹“阔别”了一年多的太子，确认他还能不能做皇帝。这给支持太子的人出了个大难题，其中就有太子的老师，“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王叔文、王伾。当时王叔文还是典型的小人物，太子已经在床了躺了一年多，眼见病也没有什么起色，而他的政治前途也一样没有起色。因此，这次太子能否成功上位对于他而言至关重要。
还好太子很争气，王伾一路小跑到太子寝宫，宣布了一条好消息：皇帝驾崩太子继位，一条坏消息：太子必须召见神策军将领、朝见百官以安定人心。前一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后一条更是激发了太子的斗志，于是奇迹出现了——太子从床上“一跃而起”，在宫侍的搀扶下一步步走到九仙门接见群臣，顿时万岁之声响彻长安城。
于是太子成功上位，成为唐顺宗。但这并不代表着权力的顺利过渡。太子要处理政务必须采取比较特殊的方法。据说他朝见群臣处理政务的时候往往是隔着很厚的帘子，在帘幕之后有宦官李忠言和宫妃牛昭容服侍。李、牛二人呈奏朝廷事务，顺宗只要点头同意摇头否决就行。大多数的时间文武众臣是见不到他的。因此，首先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让皇帝信任的人来处理政事，争取让皇帝在点头摇头的时候不要太费劲；其次便是沟通渠道的问题，需要有一个人来作为内廷与外部沟通的桥梁。
但王叔文要的不仅于此。我们不知道当时的顺宗对王等人的一系列人事安排、制度法令有无异议，我们惟一知道的是李忠言、牛昭容都是王的人，或从他的角度来看是值得信赖的人。因此，我们便可以看到，顺宗继位，王叔文由一个毫不起眼的东宫侍读成为翰林院学士，事实上掌握朝廷决策大权；王伾依然为翰林侍诏，作为联络员；韦执宜在王叔文的荐引下成为宰相，直接从翰林院获诏，单独处理政务，完全把另外三位老宰辅架空。成为所谓的“伴食宰相”。另外，“八司马”的两大悍将——柳宗元与刘禹锡继续做御史，好观察百官动态，另外保持舆论上的有利地位。至此，王叔文不仅仅把自己的小集团逐一安排妥当，还精心构建了“内引外联”的决策机制。王叔文决策后，王伾传意刘忠言，刘传谕翰林学士草拟制诰，然后下宰相韦执谊执行。
王叔文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想起多年来的苦苦煎熬，他决定甩开膀子大干一把。中国历来的传统是小媳妇做久了，不仅不会把志气磨光，反而往往会把种种怒气、怨气慢慢地沉淀、酝酿，到熬成婆婆的那一天便如数加在新来的小媳妇身上，因此一代代的小媳妇成为一代代的婆婆，一代代的受压迫者一边痛苦地煎熬一边在心里憧憬着压迫别人的未来。王叔文当然不是小媳妇，不过他以下棋侍诏的身份成为太子最信任的老师臣子，并最终借助太子走上权力的最高点，这不能不让他踌躇满志。
当年像王叔文这样的东宫侍读还有一些，有文学侍读、书法侍读还有下棋侍读等各种文体项目。太子当年身康体健，精力充沛。作为储君，他对当时的政局有很多看法，同时也尽量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对朝政进行评议。贞元年间，当时朝中以陆贽一派和裴延龄一派针锋相对，尤其在选相的问题上大费周折。陆贽一派清明正直，而裴延龄一派则以佞得幸，他们成天跟在德宗后头打小报告，有事没事地找陆派的晦气。德宗虽然也不是全部相信他们所说的，但谎言说上三遍便成真的了，于是便准备让裴延龄做宰相。太子这时候力排众议，在德宗面前从容进言，搅黄了裴等人的好事。
太子还喜欢跟他的侍读们在一起讨论当时的朝政。当时百姓最反感的是宫市。
有一天，太子跟侍读们在一起又讨论起了这个问题，他越来越来劲，最后脖子一仰，以太子的优越感大声宣布，我明天就去跟父皇说这事。侍读们一听太子这么大气凛然，都被感动了，纷纷感慨皇帝真是英明的皇帝，太子也是英明的太子。但就只有王叔文对着书桌发呆，一言不发。太子很纳闷，众人走了之后他问王叔文是怎么回事，对于自己如此优良的表现居然无动于衷。王叔文慢悠悠地看着他回答说，太子，你不觉得自己很危险吗？
这击中了太子的软肋。太子监国，自古有之。太子是未来的储君，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但并不具有实践上的合法性。原因很简单，如果太子表现出太大的政治参与热情，那说明太子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当皇帝了，于是老爸就得担心这儿子哪一天会不会把自己干掉，合理合法地继位？鉴于这种考虑，标准的太子要做的是随时跟在老爸后边，做皇帝的实习生，眼睛放亮点，耳朵竖直点，多看多听多学习，但不能多想不能多说更不能多做。春秋时期晋献公想废掉太子申生，于是就让他带兵去打仗，稍微有点政治觉悟的大臣一看就知道太子肯定完了，因为太子已经是皇帝的后继人选，论地位无人能及，所以打赢了不会给他带来地位上的上升，反而给老爸带来猜疑；而打输了更惨，不仅仅暴露出他的无能还会给别人攻击他留下口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太子一旦不在老爸周围这就危险了，种种谗言就会在这时候出现。秦始皇的太子扶苏就这么完蛋的，得罪了皇帝被打发到边疆，老爸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是不是老爸的诏书也不知道，于是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掉了。
所以，太子以前经常在德宗面前进言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已经很晃眼了，现在再拿宫市去跟皇帝说事，那肯定玩完。太子一听，有道理啊，所谓万花丛中一点红，你就是我的姜尚、傅说，我就靠你了。就这样，王叔文取得了太子的极端信任，成为第一秘书，太子凡事都与他商量。
王叔文顺理成章成为太子的第一代言人，并组建了自己的小集团。因此，当顺宗继位，叔文入阁，韦执谊拜相之后，文武大臣们发现这好像不太对劲。王叔文这个原本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居然成了权力的中心，府邸之前车水马龙，官员的升迁、士子的引起但凭王氏一派人物裁定，而王党中年轻的御史如柳宗元、刘禹锡之流更是气势大盛。这自然引起了朝中大臣们的不满。他们充分利用手里的权力干了几件大事，不过但这时候离他们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赐死贬所也就不远了。
王叔文之死
王叔文就是唐代的晁错。一场短短的变革在宦官、太子、朝臣和外镇的联合下被扼杀，核心人物王叔文也被“清”出了君侧，第二年被赐死在贬所。想起来，王叔文最大的缺憾在于他太理想了。中兴大唐的使命不该由他来完成，老天自有安排。
翰林学士的地位很特殊，他们要做的一是起草机密诏令，二是轮流值宿内廷，以备皇帝随时召唤使用。因为翰林学士可以在较为轻松的氛围下与皇帝商讨政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更容易被皇帝所采纳，因此他们有“天子私人”的说法。
王叔文便是翰林学士之一。当时翰林学士一般是六人，从德宗朝遗留下来六位老翰林，其中就包括顺宗继位的关键人物卫次公。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公在顺宗及其王叔文一帮人的生命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他的一席话把他们推到前台，也正是他的一个联盟让他们一败涂地，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然，这是后话。反正翰林当时已经满员了，这自然让王叔文等人不能容忍，翰林学士如此重要，如果这场攻坚战拿不下来的话，那么一切肯定玩完。因此唐顺宗刚一即位，便硬往里边塞进王叔文、凌准、王伾三个新学士，使翰林学士的人数达到九个。不过，后期的行为证明，有他们三个就够了。他们刚进入翰林院，便开始堂而皇之地开展夺权斗争。让革命老前辈们靠边站，自己人掌握翰林谋议大权。不仅在翰林院，他们还在其他地方广泛安置私人，破格提拔自己人，全面控制了整个局面。
此时，形式一片大好。史书上说德高望重的老宰相们相继跑回家睡大觉去了，说是当不了“伴食宰相”，意思是说他们除了根据相关制度陪新任宰相韦执谊吃吃饭之外，其他什么也做不了。好歹他们也算是元老重臣，现在这些年轻人不但不让他们干活，还一点敬老的心都没有，尤其可气的是，他们发现宰相府的会餐饭越来越“难吃了”。
唐朝有制度规定宰相们在会餐的时候是不接待客人的。但王叔文不管这个，一天中午他跑到翰林院门口对着门卫大声呵斥，说赶紧让韦执谊出来见我，我都没吃饭，他急什么？要知道韦执谊之所以能当上宰相全靠的是王叔文，所以韦执谊就很难办，一方面是继续在外边骂门的王叔文，另一方面是宰相的尊严，何况现场还有几个老头子，中途退席总不太好。权衡了半响，他出去了。老头子们只好停下筷子，眼巴巴地等他。饭菜都凉了大半天了才有人跑回来通报说，王大学士已经找人送饭过来与韦相一直吃了。几个老头子气得胡子眉毛一块儿哆嗦，说这饭难吃啊，我们还是回家吃饭吧。
元老们尚且忍气吞声，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当时的朝廷对于王叔文来说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味道。唐朝的科举考试公开允许作弊，年轻的士子们可以拿着自己写的文章，当然有钱或者有大官有名人有节度使的介绍信更好去找朝廷大臣主考官，如果受到赏识的话，那考试就基本没问题了。当年白居易拿着他的诗文去找主考官，主考官读后大为赞赏，跟他说，可惜啊，前三名已经有人选了，我就暂定你为第四名吧。可想见当时考试制度之开放。因此，当时就有很多年轻士子想去拜见王叔文、王伾等人。人太多以至于在附近的旅馆酒店过夜的费用连番了好几番。王伾估计是以前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他跟老婆半夜数着大捆大捆的钞票一面激动得手舞足蹈，另一面感到深深的恐惧。于是他们弄来一个巨大无比的柜子，把钱放里边，然后再睡在上面。
我们的诗人柳宗元和刘禹锡当时还很年轻，大概三十四五岁，正是血气纵横的年龄。他们当时的安排是呆在御史里边观察官员们的动向，并随时准备充当批判别人的枪手。两个人于是拽得不行，平时跟他们关系不错的人往往凭他们一句话就升迁了，他们还很不把顶头上司有名的大臣武元衡放在眼里。
这些自然让文武群臣看不顺眼，王叔文他们也就成了众人眼里的“群小”，“群小”们充分利用手里的权力，干了几件大事。
首先是惩办大贵族大贪官李实。李实是唐朝皇族，袭封道王，专横残暴。贞元年间，关中大旱，粮田大面积颗粒无收，他却大肆虚报产量，强迫农民照常纳税，百姓恨之入骨。王叔文毫不留情，杀一儆百，拔了这颗钉子。消息传开，人心大快，欢呼相贺。
紧接着，又连办了不少好事，主要有：一、废除宫市：二、废除五坊小儿；三、禁征宫中乳母；四、废除常贡以外的进奉；五、释放宫女和教坊女乐。
五坊小儿与宫市一样性质，同是暴虐之政。所谓五坊，是指鵰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是指在五坊的服务者。五坊小儿在长安内外各处张网捕雀，有时把网盖在百姓家门口及水井上，不让百姓出入打水，只有给了钱，才许可打水。他们到饭店吃饭，非但不付钱，还要留下一筐蛇，叫店主好好饲养。店家无奈，只得赔钱赔礼，千求万求，这批恶人才肯把蛇筐带走。王叔文革除宫市与五坊小儿这两项虐政，百姓拍手拥护。
唐德宗贞元年间，宫里要乳母，都令寺观选婢女充当，但总是不能中选，因此寺观轮到出婢女时，经常出卖产业在民间选购有姿色的民女送入宫里，成为民间一害。禁征宫中乳母等于为民间除了一害，让那些有姿色的民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节度使通过进奉钱物，讨好皇帝，有的每月进贡一次，称为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甚至幕僚也都效仿，向皇帝进奉。唐德宗时，每年收到的进奉钱多则五十万缗，少也不下三十万缗。贪官们以进奉为名，向人民搜刮财富。王叔文掌权后，下令除规定的常贡外，不许别有进奉，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接着又罢除盐铁使月进钱。盐铁专卖是唐朝中后期政府的重要收入，由盐铁使经管。所谓盐铁使月进钱，是后来巧立名目，在正课之外，每月向皇帝进贡的所谓羡余钱，专供皇帝私用。这项弊政，不仅苛敛百姓，而且影响国库的正常收入，它的被废除，于国于民皆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