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了解我，其实我很孤独。高中毕业后，同学们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参加了工作，剩下我孤苦伶仃地呆在家里，有一段时间我几乎要疯掉了，我问苍天为何如此不公平，既然不让我上学，又不让我工作，那么要我活在世上干什么？不怕你笑话，最苦闷的那段时间，我曾多次想到过自杀……”
“哦。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还有这样的经历。”
“残疾人就像外国的黑人是劣等人种，被每个人鄙视、唾弃，有时候我真想死了算了。”
“你千万不要这想，我爸就不是这样的人，他夸你是个人才呢。”师梅抓住我的胳膊，仿佛我真要去自杀似的。
我朝她笑笑：“现在我不这样想了。这一段时间我读了很多书，外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海伦·凯勒、贝多芬，中国的吴运铎、张海迪，你知道吗，美国有一任总统罗斯福也是残疾人，当然我不可能达到他们那样的境界，但他们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已根植于我的内心深处。”
师梅说：“你那么聪明，一定能成功的。”
说话间我们已经走过了玩具厂，来到了离玩具厂不远的一条小河边，这是我们这个县城唯一的河流，犹如长江把武汉分成武昌和汉口一样，这条河流把我们这个县城一刀两断分成了城里城外，师梅住在河那边，就是城里人，而我们则属于城外人。小河说小也不小，据说，解放前后都发过大水，淹过下游的十几个村庄，解放后那一次我是亲眼目睹的，大约是1975年的8月份，那时我还是个小孩，早晨醒来，我发现院子里没有一个大人，跑到街上，看见街道就像一条小河，原来河里涨大水，没入街道来了。后来听大人说下游的好多村庄都淹了，但没死人，因为人被政府派的车连夜接走了。现在不用担心发大水了，小河两边为防大水已修筑了坚固的河堤，河床上的几排堤柳、白杨都已长成参天大树，暴虐的河水，如今像温顺的少女，给县城增添了不少妩媚和亮色。
我们不约而同地朝河堤深处走去。夏夜的河堤，空气清新，微风阵阵，不时有老人从树林中彳亍而出，青年男女更是川流不息，我们在一棵临河的柳树旁坐下来。
师梅轻声问；“你累吗？”
她大概是担心我的腿，我有些气恼说：“你也太小看我了，我爬过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走过五六十里的山路，都没事的。”
她忙解释：“我怕你累着。”
我又叹口气说：“难怪那么多单位都不愿用我，他们肯定都像你一样，以为我弱不禁风，不堪一击。”
她急得擂了我一拳说：“你别多心好不好，人家关心你都不明白。”
我躲开她说：“我并没有怪你。我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
她娇嗔地扭转身子：“还说没怪，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呀。”
夜色里的师梅背着身子，抽动着双肩，像一只楚楚可怜的小剌猬，我的心中一阵感动，我轻轻扳过她的肩膀说：“师梅，我真的没怪你。”许是夜风已冷，我感到怀中的师梅瑟瑟发抖。我温柔地说：“我们回家吧！”
六
不知真的是我的报道起了作用，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玩具厂火起来了，仅上海一地的订单就把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偏偏市内的一些大商场，百货公司也纷纷来人来电要求订货，把厂供销那一班人忙得鸡飞狗跳，各车间班组更是日夜加班，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师梅告诉我，她爸爸私下说，玩具厂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这样兴盛过，八十年代真是百废待兴，百废俱兴的年代啊。
然而，在这节骨眼上，镇政府的一个电话，却把我从喧嚣热闹的车间叫到整洁肃穆的镇政府办公室。接待我的是镇政府通讯干事贺志文，他见到我非常高兴，握着我的手嘘寒问暖，后来问到厂里的生产情况，当我说到生产形势很好时，他说，从今日起，你要被镇政府借用一个月，厂里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我心里感到奇怪，“人”还能像东西一样借用吗？却没好意思问出来。他接着说，时近年终，镇政府计划开一个离退休干部表彰大会，我的任务是协助他整理离退休干部的典型材料，他让我先回去把自己整理一下，下午即开始工作。我低头看一下自己，不禁羞赧地笑了：因为我还是车间里那一身“灰头灰脑灰老鼠”的打扮。临走时他暗示我，会议结束我可能会改变一下环境，他让我把握机会。
回家的路上，我的内心一直怦怦乱跳，大脑也想的生痛，不知我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走到连接城里城外的那座大桥上，遥望我与师梅多次约会的那棵河边老柳树，心中呼唤着师梅的名字，希望师梅能够解答我的疑惑。然而我只看见季节更替后变得干枯的柳树和无言流淌的河水，哪有师梅的影子。
回到家，母亲还没下班，我倒了一盆清水，把自己从头到脚洗了个干干净净，然后换上一套年节才穿的中山装和皮鞋，走到穿衣镜前，里面映出一个身材修长，青春帅气的年轻小伙儿，也许，这就是我今后的新形象。
下午走进镇政府办公室，贺志文眼睛一亮说：“这样的人才放在那样的地方，真是暴殄天物。”然后说带我去见张副书记，张副书记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和负责人，他说，我们今后的工作日程全部听他安排。贺志文接着神秘地说，这个人关系到你今后的命运，你要小心了。来到张副书记办公室，我看见一个面目和蔼，身体富泰的中年人正在打电话，他一边打电话一边示意我们坐下。我们刚坐下，他电话就打完了。贺志文说：“张书记，我把小昝带来了。”张副书记看着我连说几个好字，然后对贺志文说：“你们下午到西南街办事处，采访对象已在那儿等着，这次材料多，任务重，小昝又是新手，但不管想什么办法，在会议前一定要把全部材料打印出来。”贺志文连连点头。
镇政府派车把我们送到西南街办事处，办事处的负责人与被采访对象已在会议室等候，我们到后，负责人简单寒暄两句，就宣布会议开始。他讲了会议的目的，又讲了与会几位离退休老干的简短事迹后，我们的采访就开始了。第一采访对象叫赵进人，是粮食局退休干部，他退休三年来，协助居委会干部建立治保组织，帮教失足青年，并亲手抓获小偷五人。赵进人头发花白，精神矍铄，十分健谈，对他的采访没花多在力气，就告一段落。采访第二个时却遇到了一点麻烦，第二个对象叫孙子房，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离休干部，他的事迹是疏财仗义，帮助村民致富。这位老人一看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不管你怎么问，他总是说没做什么，还有“党教育我这么多年，这是我应该做的”等等，把人急得一身冷汗。看看天色已晚，只好明日再说。
回家的路上，贺志文说这样采访不行，到时可能完不成任务，明天我们分分工，各采写各的，有问题再共同攻关，问我行吗，我说行。
晚上我正在灯下整理采访笔记，师梅来了。她上穿暗红色纤维薄袄，下穿牛仔裤，身材比夏天丰满了许多，她进门就说，恭喜恭喜。我忙起身为她让座，她却径直坐在了床上，我问她喜从何来？她说今儿都上班了，还假装洋扮。我说是借用，又不是调走了。她说，你这一走十有八九不会回玩具厂了。我问谁说的？她说：“我爸爸说的。”她见我不信，又说：“镇政府的通讯干事要调到县委宣传部，他提议让你接他的手呢。”难道说是真的，怪不得贺志文一个劲地暗示我，说我会改变环境。
“哎！你傻了！”师梅的手在我眼前乱晃，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说：“师梅，也许这回老天开眼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吗……”我疯了似地捧起师梅的脸，狂乱地吻起来，直到吻得泪流满面。
师梅用手一把一把地擦去我的眼泪，但汹涌的眼泪像流不断的河水，越擦越多，她索性把我的头紧紧地抱在她的怀里。感受到女性胸乳的柔软起伏，听到另一个心脏的起搏心音，我的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
师梅慢慢托起我的头说：“想不到你这样激动。”
我站起来，凝视着她的眼睛说：“你是永远体会不到一个残疾人得到工作时的那种心情的。”
七
采访并不是贺志文想象的那样困难，交给我的任务，在半个月的时间内，我连采访带文稿全部拿下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贺志文的了解逐渐增多，他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先是分在镇中教书，后因多次在省市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被镇政府调来从事专职通讯报道。有一次我去交稿后，他把我拉到一个小酒馆喝酒，酒至微醺时他说，他可能很快就要调到县委宣传部，他走后他已向镇上推荐我接他的班，他很欣赏我的才气，希望有一天我能从事与他一样的职业。虽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但此言能从他嘴里冒出来，我仍然激动不已，我不顾自己酒量有限，借花献佛，连敬他三杯白酒，直把他喝得舌头变大，吐词不清。我想他可能也是高兴所至，俗语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嘛。奇怪地是这一次我一点没醉。送他回家时他醉意朦胧地说，消息是透给你了，后面的事你自己要使劲，现在的风气……仅凭几句话有时是不起作用的……
对贺志文的醉话我没理会，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使劲”。
后半个月，我成了专职校对，会议的每一份文件都经过我校对后才能正式打印，这一段时间，我不是很忙，就抽空把会议材料改写成通讯给市报寄去，没多久就见报了两篇，此时离会期已经很近，贺志文看到后非常高兴，说是为会议营造了气氛，扩大了声势，张副书记见到我也连说好好。
然而我却感觉不妙。随着会议的临近，我的使命已近完成，可是还没有一个人对我的去向有明确表示。贺志文这两天的眼神躲躲闪闪，好像有什么心事，张副书记则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微笑模样，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他的真正意图。
这天，我把最后一份打印稿拿给张副书记审阅，竟意外地看见雷林从张副书记办公室出来，我忙叫了一声，雷主任，你怎么来了？雷林的脸色好像不大自然，他说，张书记找我有事。我看他穿一身崭新的西服，就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喜事，他说没有没有，就匆匆告辞了。
走进张副书记办公室，张副书记破例站起来，我把材料递给他，说：“张书记，这是最后一份材料了。”
张副书记接过材料翻了翻说，好好，坐坐。并亲自倒了一杯水递给我，然后又说，小昝来镇上快一个月了吧？我说，差两天就是一个月。
他又拿起材料翻了翻说：“好好，你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啊，这一段在镇上表现很不错。镇领导非常满意，从今天起你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我已给你们厂长联系过了，回去休息两天再上班。工资照发。啊？”
从他开始讲话，我就注意地听，生怕漏掉一字，我知道他的那张嘴能决定我的命运，所以我全神贯注，聚精会神，谁知竟是这样简单，这样简单几句话就把我打发了。他讲话轻言细语，面带微笑，给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亲切和蔼，温暖如春，为什么我竟感到声声如雷，浑身发冷？
我机械地走出他那间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办公室，思维仿佛已经停止，后面好像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也没回头，我木然地迈动脚步走入繁华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来来往往的车辆我都视若无物，直到听到一声剌耳的刹车声和粗鲁的咒骂，我也没回过神来，但我发现自己已扒在一部小汽车的车头。
“你不要命了。”一个人一把把我拉了过来。贺志文满面通红，气喘吁吁地嚷道：“怎么我叫你几声都不理？”他把我领到路旁一个叫“静心轩”的茶馆里坐下。
我凄惨地说：“贺老师，我要回去了。”
他恼怒地说：“回去也不能往汽车肚子里钻啊！你怎能这样小肚鸡肠，像个女人似的。”
骂得好！我无言望着他，酸楚地想，可我的苦恼有谁知道呢。师梅他们谁都认为我要调镇政府了，到头来却要灰溜溜地回去……
“喝点水吧。”他把小姐上的茶朝我这边推了推说：“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人有时候也不能太把有些事当事了，你明白吗？”
他呷了口茶又说：“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许多挫折，就说我吧，下乡当过知青，回城当过砌工，但我在最艰苦的时候也没放弃自己的追求，所以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苦涩地笑了笑。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当然你的情况有些特殊，不过不要气馁，你还年轻，大量的机会还在后面。”说到这里，他长叹一口气，“这次也怪我太大意，原以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谁知被别人钻了空子。这次调来的通讯干事，可能跟张书记沾点亲，从没写过什么文章，是个木工，据说这小子为了这个位置，很下了一点本钱的。哎，就是你们玩具厂的，叫……”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下午雷林从张副书记办公室出来时的情景。我说我知道是谁了，没想到他暗地里一直在和我竞争，而且不露声色地就把我打败了。他这样做的目的难道说仅仅是为了争夺一个职位吗？想到师梅有一段时间没与我联系，我不禁有些心慌。
他继续说：“也怪你太缺少社会经验了，我曾间接地提示你要走动走动……”
我站起来满怀歉意地说：“对不起，贺老师，我失陪了！”
丢下一脸愕然的贺志文，我急忙向玩具厂赶去。玩具厂依然是一幅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来到木工车间，没看见师梅，当然更没看见雷林。我问车床上的女工，她说，师梅已有几天没来了。我大声问，你知道她哪儿去了吗？她也大声说：不知道！出了车间，我不甘心，又来到厂长办公室，师厂长正戴着老花镜伏在桌上写着什么，见我进去，他抬起头说，是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说，师厂长你知道师梅哪儿去了吗？他说你找师梅啊，师梅招工到县农行，她不到这儿上班了。我说对不起就退出来。
雷林走了，师梅也走了，原来声色不动的人现在陆续都走了，而原来说要走的人却一步也挪不动，这个世界咋是这样反复无常？走出玩具厂大门，我的双腿重如千斤，天已黑，到处都露出星星点点的灯光，冬日的寒风像锋利小刀一点一点割剐着人们的脸庞，脸生痛，心更痛，我茫然地移动着脚步，不知不觉竟来到我和师梅第一次约会的柳树旁，此时的河边，已没有了夏日的喧闹，空旷的河堤上，只有光秃秃的树干相互陪伴。我在河边坐下来，任思绪随寒风在旷野里飞荡。
我是不是对自己的期望太高？我是不是不该奢求其他人那样的幸福？我是不是不配爱与被爱？河面上有一些亮晶晶的东西在飘飘落落，脖子里有一点一点的凉意正融化开来。啊，是下雪了！雪花先是像盐粒一样零零碎碎，稀稀拉拉，慢慢就变得如柳絮狂舞，再后来又仿佛鹅毛倾泄，大地霎时一片银白。漫天的大雪使我发热的头脑渐渐冷静下来。我突然想起第一天上班母亲为我设宴的情景，那闪闪的泪光，那殷殷的期待历历在目。她难道愿意看到我在这一点点挫折面前就一蹶不振？我是不是太自私了？也许雷林和师梅才是天生的一对，我这样的身体，我难测的前途能带给人家幸福吗？我想，今后不管师梅对我怎么样，我都应该退缩，我还年轻，我要追求的应是事业而不是儿女情长。
我站起身，抖了一下身上的雪花，好似抖去了满身烦恼，然后向回家的路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