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波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就不断在进行。1988年末到1989年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通过多种形式，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在北京，陆续举行意在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政治集会、政治上书和其他活动。一场政治风波在酝酿之中。
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逝世，成为触发这场风波的直接导火线。胡耀邦自参加革命以来，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纠正“左”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所以各界人士对他表示沉痛哀悼。但是，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却以“悼念胡耀邦”为借口，散布蛊惑人心的谎言，使首都一些高校的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并向全国扩展。
在这种严重形势下，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议由李鹏主持。常委们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研究。4月25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明确指出，极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社论号召大家”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月27日和5月4日，北京和全国部分城市高校的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5月2日，首都高校数十名学生向有关方面递交了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的“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了12条要求和4点声明。5月4日，赵紫阳在接见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各国和地区代表时提出，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5月13日，在极少数人的煽动下，一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社会上部分人从不同角度产生的同情，加上新闻报道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多。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有的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及一些中小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有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6日晚召开紧急会议。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也纳持正常的生产、工作、交通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7日开会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并于5月19日晚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于部大会，号召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这场风波。赵紫阳反对中央的决定，并且拒绝出席大会。
国务院根据宪法第89条第16项授予的权力，发布命令：自5月20日10时起，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同日，北京市发布第1、2、3号政府令，决定对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石景山、海淀、丰台、朝阳8个区实行戒严。但这一事件的策划者仍占据天安门广场。
1989年政治风波
3日凌晨，首都戒严部队奉命进驻包括天安门广场在内的各个执勤位置。为使戒严部队能顺利执行任务，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了紧急通告，宣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非法阻拦军车，堵截、围攻解放军，妨碍戒严部队执勤。但在极少数人的煽动下，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主要路口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当日下午，一伙暴徒围堵、冲击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广播电视部等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高自联”、“工自联”等非法组织向广场上不明真相的群众分发菜刀、匕首，公然喊出”拿起武器，推翻政府“等口号。在此万分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定决心，于当晚命令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风波。同时，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为避免伤害群众，通过电台、电视台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市民提高警惕，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晚10点左右。各路戒严部队先后开进市区。在部队开进和执行军务过程中，一些暴徒大搞打砸抢烧杀，焚毁大批军车，抢走枪支弹药，用暴力手段杀伤或绑架解放军和公安干警，戒严部队被迫实行必要的自卫。4日凌晨，停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数千名学生在戒严部队的耐心说服和勒令下和平撤离，5点半完成清场任务。首都的政治风波被平息。在这次事件中，戒严部队、武警战士、公安干警共有6000多人受伤，死亡数十人，被暴徒砸毁、焚烧、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汽车1280多辆，其他机动车70多辆。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其中包括36名大学生。北京的局势平稳下来后，其他大中城市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
这场政治风波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度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科技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也大为加快，这使一些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种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决策上发生了不少严重失误，致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许多困难，以至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地发挥出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动摇和夺取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阵地。这种“大气候”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界、青年学生以至党员干部所产生的严重影响，是决不可以低估的。从国内环境来看，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1979年初，在这股思潮刚刚冒头的时候，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后，他又严肃地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但是，多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一批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的人，便成了1989年政治风波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他们打着“反腐败”的旗号，吸引人们参加。
平息这场风波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中苏关系正常化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15日至18日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5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执行”一边倒“的政策，中苏之间一度保持结盟的关系。但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从50年代末开始，双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苏联领导人不尊重中国的主权，要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全球战略，遭到我国的抵制。苏联进而采取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直至在中苏边界挑起大规模军事冲突。苏联甚至想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国的核基地。苏联霸权主义对我国造成严重威胁。
为争取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我国从1969年开始采取主动行动，倡议恢复边界会谈，举行两国关系谈判和两国副外长级磋商。1979年9月，中苏举行副外长级特使谈判，但未取得结果。经两国协商，1982年10月起，双方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中苏副外长级磋商。到1988年夏季共举行了12轮。这期间，两国经济、科技和贸易等领域的互利合作重新启动。1984年至1986年，两国政府副总理以及中国人大常委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代表团先后进行多次接触、访问或互访。1987年，中断9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恢复。1988年12月和1989年2月，中苏两国外长互访，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即苏联在中苏边界和蒙古派驻重兵、苏联武装侵占阿富汗、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和对中国挑衅）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同时为中苏高级会晤作了具体准备。之后，越南宣布要在1989年9月底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军”。苏联则已从阿富汗撤完自己的军队，并宣布在两年内从蒙古撤出其75％的驻军。这样，中苏首脑高级会晤水到渠成，实现了在北京的会晤。
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我们这次会晤，可以概括为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戈尔巴乔夫对此表示赞同。戈尔巴乔夫还分别同杨尚昆主席、赵紫阳总书记、李鹏总理进行了会见和会谈，就两国关系问题和当前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这次中苏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也随之正常化。
月18日，双方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公报概括了这次高级会晤的成果，指出，中苏两国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公报宣称，中苏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方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
中国和苏联不仅是邻国，也是世界上有影响的两个大国，人口将近占了全人类的1／4，两国问有70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中苏之间的新型关系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不会损害别的国家的利益，也不影响各自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因此，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符合中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愿望，中苏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两国在原有基础上磋商的领域扩大了，不仅两国外长和副外长就柬埔寨问题以及其他重大国际问题继续进行了有益的磋商，两国边界谈判继续进行，而且新成立的中苏外交军事专家小组从1989年11月起进行了多轮会谈，根据联合公报的精神讨论了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在军事领域加强信任的指导原则问题，并达成了协议。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两国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积极而有计划的发展。1989年的两围贸易额超过30亿美元，比1988年增长近20％。苏联成为继港澳地区、美国、日本和原联邦德国之后我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苏两党本着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恢复了交往并进行高级别的接触。根据中苏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于1991年5月15日至19日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是继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访苏后，30多年来中国党的高级领导人首次访苏，也是对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访华的回访。两国领导人的又一次高级会晤把两国睦邻友好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12月25日，苏联解体，政治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的原则，同独联体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保持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往来。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
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分析了近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中共中央采取了坚决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策和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和正确的。全会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的失误。特别是他在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地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鉴于赵紫阳的上述严重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随后召开的全国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撤销了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全会对中央的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6人组成；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这就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是继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之后确立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这对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