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是中国北方政坛混乱而黑暗的年份。先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军阀吴佩孚镇压，林祥谦、施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为了主义和工人阶级利益而壮烈牺牲的著名的共产党员，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被扼杀，北方革命形势由此变得险恶起来。再后则是轰动全国的山东临城劫车事件和黎元洪、蕾锟的政争及遗臭千年的蕾锟贿选，"猪仔议员"由此得名并成为民国历史上的一大讽刺剧。
与北方混乱的政局相对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活跃和广州革命政府的良好发展态势。继《向导》之后，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和机关刊物《前锋》先后在广州创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主张。这一政治纲领的提出与实施虽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但这丝毫不减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的辉煌，而国共合作方式的确立也为中国革命摸索出了一个崭新有效的模式。
本年，除了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外，广州革命政府与苏联政府的合作也已开始建立：孙中山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加快改组国民党的步伐；苏联政府向广州政府派驻政治军事顾问和提供财政援助行动正式付诸实施。这一切使得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的问题上之决心、动作与效果都非以前的几次改组可比拟，"以俄为师"，"为主义而宣传、而奋斗"，成为国民党重组和增强凝聚力的重要内容。
孙文越飞宣言
1月26日，孙中山和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在上海联名发表的宣言。
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与列宁和苏俄政府开始函电来往，并多次和共产国际及苏俄代表晤谈，表达了与苏俄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早在1920年3月，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为第一个使者来到中国。同年秋，经陈独秀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要求与苏俄建立电台联系，希望得到苏俄的军事援助。但这时孙中山对苏俄革命还不十分了解，不愿意立即与苏俄建立公开的联系。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又派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来到中国，担任驻华代表。1921年2月，马林在翻译张太雷的陪同下，在桂林会见了孙中山，与孙中山先后进行了三次会谈。孙中山对苏俄的新经济政策特别感兴趣，从这里出发，他赞成"联俄"。但孙中山不同意马林提出的国民党与苏俄建立公开联盟的意见。他愿意"与苏联建立非官方的联系"。
关于国共两党的关系，也是这次会晤的一个重要内容。马林取得了孙中山关于国民党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承诺。1922年4月，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受苏俄政府的派遣，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在广州与孙中山举行了多次会谈，商讨了国民党与苏俄合作的可能性问题。达林向孙中山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对此，孙中山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但反对两党平行的联合。鉴于此，达林遂向中共领导人建议，召开在广州的党、团员负责干部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在会议上，达林详细地说明了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和实现国共合作的可行性。最后，会议初步确定了与国民党联合的政策。
孙中山从对苏俄的进一步了解和过去一再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冷遇与破坏的痛苦教训中，深切感到只有列宁领导的苏俄才是真正帮助中国革命的朋友，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仓忙出走，避居上海，处境十分艰难。在这关键时刻，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孙中山到上海不久，马林在法租界会见了他，表示了共产国际对他的支持。马林建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孙中山表示同意。他还告诉马林，中国国民党与苏俄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对困境中的孙中山也给予了及时而热情的支持。至此，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也愈益明显。
越飞的来华更推动了孙中山的转变。1922年7月26日，苏俄政府为与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关系，特派副外长越飞以全权大使身份来华，同时与孙中山进一步商谈双方的合作。越飞（AANOE），苏联外交官。早年从事社会主义运动。1903年去德国，并在那里参加了革命活动。1908年同托洛茨基一起编辑《真理报》。1912年在基辅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直至1917年2月。出流放地后，越飞继续与托洛茨基编辑《前进报》，同年6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在俄共（布）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1月7日武装起义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参加了苏俄对德国的外交谈判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签订。1918年担任苏俄驻德大使。1920年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苏俄代表之一。1922年7月被任命为赴华特使，同马林一道前往北京，与北京政府谈判，发表了《劳农俄罗斯代表越飞在京宣言》。越飞在北京一面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一面派代表携函到上海与孙中山接洽，向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伸出友谊之手。8月25日，孙中山会见了越飞的代表，回答了所问的"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方法"，并请其先派与越飞同行的军事工作者到上海来，以便详细了解军事问题。这一会晤更加强了孙中山前进的信心。从8月至12月间，孙中山与越飞曾往来信件7次，商讨有关中国革命的各种迫切问题。12月，孙中山派张继去北京会见越飞，商谈安排他与越飞直接会晤的事宜。
1月17日，越飞由北京到达上海，和孙中山举行多次会谈，商讨改组国民党与建立军队，以及苏联与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其主要内容是：（1）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2）越飞应孙中山的要求，重申1920年9月苏俄对华宣言所例举的原则，即愿意在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的基础上，另行开始中俄交涉。（3）中东铁路问题，应于适当的中俄会议上解决。孙中山以为现在中东铁路的管理，事实上只能维持现况。双方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政府不加成见，以双方实际的利益与权利权时议组。（4）越飞正式向孙中山承诺，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中山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这个宣言的发表，体现了列宁领导的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和支持，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由于联俄与联共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也是联共政策的最后确立。随后，越飞因与北京政府的谈判陷人僵局而去日本。孙中山又派廖仲恺到日本，与越飞就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改组国民党和建立革命军队等问题进一步商谈。此后，苏联开始了对国民党的实际帮助。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2月4日至9日，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而举行的总罢工。又称"二七大罢工"。
京汉铁路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重要交通命脉。它的收入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后，积极在工人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工人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京汉路各站陆续开办了工人夜校，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工会）。到1922年底，全路已有16个大站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会员达3万余人。为了统一领导，1922年4月9日，在长辛店召集各路代表举行了全路第一次代表会议。到会的有14个车站的工会代表，会议开了3天，决定成立总工会，以便整顿和统一全路工会组织，并成立了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确定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雏形。5月1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组织的总通讯处，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大会促进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推动了罢工高潮在全国各地展开。8月10日，又在郑州召开全路第二次代表会议，成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并决定将总工会设在全路中心——郑州。在成立大会未开之前，由总工会筹备处行使全部职权，并决定统一名称，然后依照"权力集中"、"经济集中"两原则，以促成一有实力而统一的组织。会后，正值长辛店工人罢工取得胜利。这次罢工是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起点。罢工有3000多工人参加，坚持了两天，断绝了南北交通，虽然有政府军队干涉，但工人毫不畏惧，终于取得重大胜利。这次罢工中京汉铁路南段和中段的工人并未参加，但罢工胜利的条件却使全路工人都增加了工资，对全路工人影响很大，工人对成立全路总工会的要求更为迫切。
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郑州召开全路第三次代表会议，拟订《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确定其宗旨是：（1）改良生活，提高地位，谋全体工人的利益，得到共同幸福；（2）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解工人相互的争端；（3）增进知识，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4）联络全国各铁路工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的关系。会议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总工会筹委会将开会的宗旨及时问、地点事前登载各报，并向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呈文报告。因为集会结社是《约法》上赋予人民的"自由"，赵继贤便玩弄两面手法，表面上同意工人成立总工会，高唱"保护劳工"、"赞成劳动立法"，并特别批准两件事：（1）1月28日的星期例假，改在2月1日，以便于工人代表参加会议；（2）发给北段赴会代表免票，给南段赴会代表挂头、二等专车各一辆。与此同时，赵继贤暗地里却密电吴佩孚，诬称工人"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请吴佩孚"迅饬预为防范，确切监视"。吴佩孚起先也假意召集工人代表到洛阳谈判，筹备会遂派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等人去洛阳。当日，代表们到达洛阳后，吴佩孚却避而不见；次日进行谈判时，又顾左右而言他，谈判最终未能有结果。吴佩孚遂下令"阻止开会"。1月28日，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到总工会筹委会，声称奉吴佩孚的命令，禁止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人们冲破重重阻挠，决定仍将如期举行成立大会。至31日晚上，各地及各铁路工团计到者有：汉冶萍总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徐家棚粤汉铁路分会、武昌机器工会、机器缝纫工会、郑直豫蛋厂总工会、湖北蛋厂总工会、西式皮鞋工会、洗衣工会、武汉电话工会、武汉调剂工会及建筑工会筹备处等，共31个团体，代表130余人，另有武汉及各地学生及新闻界30余人。各路代表计到者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路，共约60余人。京汉铁路分会有：长辛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黄河、郑州、徐州、郾城、驻马店、信阳、广水、江岸分会代表等共计65人。
月1日清晨，吴佩孚下令郑州全埠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在会场外，军警包围了工人代表，举枪恫吓，阻止其前进。双方相持约两个小时，最后。工人代表们冲破军警的封锁，拥人会场，如期召开大会，郑重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全场高呼"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这时黄殿辰指挥反动军警包围了会场，迫令大会立即自行解散。大会被迫中断。接着，反动军警强行占驻并捣毁了总工会会所，并包围了代表们的住所。限制工人代表们的行动自由。当晚，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号召全体工人于2月4日午刻举行全路总同盟大罢工，以反抗军阀的武力压迫。罢工决议宣告：为了工作上的方便起见，决定将总工会南移至汉口江岸办公。全路一切进止，于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而作战，争人权而作战，只有前进，决无后退"。会议决定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罢工行动。具体分工是：总罢工委员会以杨德甫为委员长，凌楚潘、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郑州罢工负责人为高彬、姜海士等；江岸罢工负责人为林祥谦、曾玉良等；长辛店罢工负责人为吴汝铭、史文彬等；传达罢工命令负责人为彭占元。会后，各路代表迅速离开郑州。2月2日清晨，京汉铁路总工会发表《特别紧急启事和大罢工宣言》，郑重宣布：从2月4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不到下列条件，决不上工：（1）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法；要求吴佩孚、靳云鹏（驻郑州第十四师师长兼警备司令）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2）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6000元。（3）所有当日在郑州被军警拘留之一切牌额礼物，由郑州地方长官用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到郑州分会道歉。（4）要求每星期休息，并且照发工资。（5）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2万多人遵照总工会的命令，举行总同盟大罢工。正午12时，全路所有客车、货车、军车、车站、桥梁、工厂、道棚全部停止工作，长达1200余公里的铁路顿时陷入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