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革命运动开始高涨，全国工农运动得到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沙面租界数千名中国工人举行的政治大罢工，打破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局面，成为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起点。
2月发生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后，工人运动进入低谷时期。广州沙面工人罢工前，"简直没有工人运动可言"。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工农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工农运动的消沉局面很快发生变化。
孙中山及国民党左派积极支持工农运动。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对于农民、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还规定了"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的条目。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设立了工人部，由同情工人、站在工人方面的左派领袖廖仲恺兼任工人部部长，中共广东区委工委书记共产党员冯菊坡、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工人部长刘尔崧分任秘书和干事。工人部成立后，针对当时广州工人不到20万人，但工会就有160多个的问题，把整顿和统一工会组织，作为首要任务，发起了"劳工统一运动"。同时，中国共产党运用革命统一战线这一有利形式，广泛深入工农群众中开展工作，努力影响、帮助和推动国民党所从事的群众运动。自此，工农运动在国民党管辖区具有合法地位，广东工人运动在新形势下取得蓬勃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1924年5月1日上午，代表70多个进步工团的1000多名代表聚集在广州士敏土厂大元帅府，聆听孙中山关于《中国工人所受不平等条约之害》、的著名演说。孙中山指出，中国和中国工人阶级贫困的主要根源是帝国主义侵略，并号召中国工人阶级"要像英国、俄国的工人，担负国家的大责任"，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以完成中国的独立、自由。下午，全体代表在教育会礼堂举行广州工人代表会议开幕式，大会通过了进一步统一工会组织等20个决议案，选举产生了广州工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刘尔崧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共产党员杨殷任顾问，共青团员孙律西为秘书。由此，广州工人运动拥有了自己统一的组织机构。广州工代会成立后，在工人中积极开展活动，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培养工人运动骨干，建立工人自己的武装——工团军，以对付反动势力的镇压；组织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
夏秋之季，帝国主义支持广州大买办陈廉伯组织商团军，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组织所谓"商人政府"。帝国主义一面威胁孙中山不得"压迫"商团，一面对中国人民施加压力。7月，广州沙面租界帝国主义当局借口法国驻越南总督遇刺，突然宣布实行"新警律"。规定：从8月1日起，沙面华人出人，概须携带执照，照上须粘主人照片，每晚9时后，华人非携带执照，不能入境两次。凡欧、美人、日本人、印度人、越南人等，均可自由出入。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也是对广东革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公开挑战，激起了广州工人及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对此，国民党右派主张妥协退让；国民党左派主张用强硬态度对付；但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靠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来解决。于是，在充分准备、组织和发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广州工代会领导沙面洋务工人，于7月15日首先宣布罢工，表示坚决反对"新警律"，强烈要求沙面当局取消"新警律"。接着，全市各进步工会也以罢工形式起而响应，支持沙面洋务工人的反帝斗争。随即，沙面华警也举行罢岗作为支持。罢工表现了工人阶级"为民族的人格与自由权利而战斗"的精神。
罢工初期，帝国主义气焰十分嚣张，沙面英领事态度强硬，拒绝收回"新警律"。工代会便号召广州各界人民团结起来，组织沙面罢工后援会，发动广大群众给罢工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大力援助。北京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也通电响应，并筹款表示支援，中国共产党帮助组织了"各界联合反抗沙面苛例大会"，委派共产党员及共青团员刘尔崧、施卜、孙律西等人参加工作。国民党和广州革命政府也为罢工者捐献资金，派人慰劳工人并广泛宣传，有力支持了沙面工人罢工。随着罢工斗争的不断扩大，加之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罢工坚持到8月17日，帝国主义不得不在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屈服。沙面英领事被迫答应工人的要求，其解决的条件是：（1）新警律取消，修改旧通行证。华人、外人一律平等。（2）通行证使用期一年或一年以上者附相片。（3）临时通行证不附相片。（4）每晚10时以前通行无证。（5）私家雇役一律复工，补发薪水。（6）公役一律复工补薪，惟巡捕许其自动辞职。（7）双方不得藉故报复。至此，沙面罢工取得彻底胜利，罢工工人复工。
广州沙面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沙面罢工后，各地罢工事件不断发生，逐渐形成工人反帝运动的高涨局面。
江浙战争
9月3日至10月13日，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和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在江浙地区进行的军阀战争，又称齐卢之战。之后，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江浙之战成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哨战。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美、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增长。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野心勃勃，强迫徐世昌辞职，挟持黎元洪复总统位，继而又导演了逼宫逐黎、贿选总统的丑剧。直系势力的发展，尤其是曹锟贿选的种种倒行逆施，引起全国各界及反直系势力的反对。这时，日本加紧扶助时任浙江督军的皖系军阀卢永祥，以对抗在美国势力控制下的江苏督军兼苏皖赣三省巡阅使的直系军阀齐燮元。而奉系军阀张作霖，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积极整顿军备、扩充实力；一面积极联合各派反直系军阀的力量，并与广东的孙中山、浙江的卢永祥形成反直系三角联盟。1923年6月，皖系卢永祥借助人民的反直系情绪，首先通电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反直三角联盟积极破坏曹锟、吴佩孚利用旧国会选举总统的举动，又商定把国会迁移上海，国会议员南下。卢永祥拨现款100万元，作为南下国会议员经费。7月14日，到上海的议员约200人举行移沪集会仪式，发表对内对外宣言，上海、杭州一带一时成为反直活动中心。同时，张作霖先后又拨款300万元，作为运动驻北京的冯玉祥及直系内部不满曹吴的将领的经费，共同进行倒曹吴活动。曹吴为打破反直三角联盟，决定支持江苏的齐燮元、福建的孙传芳，联合安徽、江西、湖北等地的直系势力，肃清东南仅存的皖系势力，然后集中力量进攻奉天的张作霖，以便各个击破，实现其武力统一的目的。江浙之战，实际上是直系与反直系势力矛盾发展的结果。
这次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双方争夺富有军事、经济价值的上海；导火线是江苏的齐燮元不满浙江的卢永祥收容闽军藏致平、杨化昭残部。上海原属江苏，但长期以来为皖系军阀卢永祥所控制。这既有碍于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为原来占据江苏地盘的直系军阀齐燮元所不能容忍，他们时刻想收回上海。为争夺上海，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齐卢就曾不断发生冲突。1922年9月，皖系军阀徐树铮联合孙中山的部属许崇智、陆军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驱走背皖附直的福建督军李厚基。1923年3月，孙传芳任福建督理，福建重为直系势力所控制。1924年间，闽粤边防督办孙传芳在福建依靠直系周荫人的部队驱逐皖系军阀王永泉，赶走了闽军藏致平、杨化昭部。藏、杨被迫由江西退人浙江，在浙江常山、玉山一带为卢永祥收编为浙江边防军四个师一个混成旅，共一万余人。卢永祥派藏致平以参议名义督率边防军，任杨化昭为边防司令兼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扩充了自己的实力。这使得苏、齐倍感不安。齐燮元决定联合皖、赣、闽等省直系势力，向浙卢进攻，于是借口卢永祥收编藏、杨残部电请曹锟吴佩孚下令讨伐卢永祥。
9月3日，齐燮元以收回淞沪地区管理权名义，进兵昆山、淞江、宜兴，江浙战争爆发。江浙战争双方的战略布署是：浙卢方面，卢永祥以浙江、上海和从福建人浙的藏、杨部队组成浙卢联军，自任总司令，分兵三路向苏齐进攻。第一路，淞沪镇守使何丰林率第十师及藏致平、杨化昭部，驻守上海，采取守势。何丰林、藏致平等任指挥。其防线为黄渡、浏河一线，这是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第二路，在长兴、合溪一带，由陈乐山率第四师采取攻势，拟以全力攻宜兴、常州，以切断苏省铁路，直趋南京。同时，泗水一线，由驻守湖洲的湖嘉镇守使王宾担任指挥，以抵御驻广德的皖军进攻。第三路，由张载扬、潘国纲任正副司令，驻守江山，采取守势。共计三路总兵力约91万人。苏齐方面，齐燮元联合江苏、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军队组成四省联军，以朱熙率领第十九师驻守防沪宁前线，分兵四路向浙卢进攻。第一路攻上海，由宫邦铎率领一混成旅进驻镇江、丹阳一带；马玉仁部由淮阴调驻南通，威胁吴淞；白宝山部驻守海州待命；由宫邦铎、马玉仁等任指挥，其中又分三路：左路，由浏河、太仓攻吴淞；中路，由昆山、安亭直趋黄渡、南翔，沿沪宁线向上海进攻；右路，由安亭分兵攻青甫等地，直趋淞江，以切断浙、沪之间的联络。第二路，守宜兴，由陈调元任指挥；第三路，攻广德，由安徽省旅长王普担任，"由泗安直趋吴兴，北断长兴退路，南达杭州"。以上三路，由齐燮元任总司令，并亲率第六师吴佩孚派来的张允明混成旅和王桂林的武装警察，坐镇南京溧阳一带。第四路，攻仙霞岭，进攻浙江后方，由孙传芳任总司令。这四路总兵力共81万人，加之闽、浙、皖、赣各路援军，实力大大超过卢永祥。9月3日，齐燮元令官邦铎进攻昆山，战争开始。起初，浙卢联军进展比较顺利，但三方受敌，孤立无援。双方在嘉定、黄渡、太仓、浏河一带相对峙。但由于卢军第二路攻占宜兴进兵武进以击齐军之背的计划失败，局势变得对卢军不利。9月16日，浙江局势发生变化，由于皖、闽、赣军先后向浙卢军进攻以及浙江边防副司令张国威投降，孙传芳部从福建猛攻仙霞岭，占领衢州。9月17日，卢永祥在浙江省署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警务处长夏超代理省长职。18日，卢永祥发表"移沪督师"通电，被迫携浙江省长张载扬离杭州去上海，并将浙卢联军总司令部由杭州移至龙华，浙军退守淞沪，浙卢军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19日，齐军攻占南翔；25日，孙传芳占嘉兴；10月9日，浙卢军退出淞江；13日，卢永祥被迫下野，偕同上海护军使何丰林逃往日本。随即，浙卢联军残部选皖系军阀徐树铮为总司令，继续同齐军对抗；10月15日，徐树铮被上海工部局软禁。至此，激战一余月的江浙战争以直系胜利和皖系失败而告终。
江浙战争之后，北京政府下令免去卢永祥浙江督办职务，卢部约5个师人马为孙传芳收编；任命齐燮元兼任淞沪护军使；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
第二次直奉战争
9月18日至11月3日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进行的军阀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英美支持下的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吴佩孚一面口称民主，鼓吹"法统重光"，一面坐镇洛阳，不断扩充兵力，极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力图削弱地方军阀。他自1923年起不断发动对湖南、四川、福建等省的战争，又勾结广东的陈炯明、邓本殷等，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权。1923年2月，吴佩孚对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二七"惨案。6月，直系军阀又演出了"逼宫"丑剧，随后曹锟以巨款贿赂议员当上了所谓总统。直系军阀的这一系列举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而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日本的支持下积极备战，蓄意复仇，酝酿一场新的战争。1924年9月，作为直奉战争前哨战的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为帮助浙江卢永祥反直，向山海关、热河一带增兵，决计进兵关内。9月15日，张作霖向曹锟发出电报以示挑战。于是，奉军趁江浙战争相持之时，集结了极大部分兵力于山海关、九门一线，准备在此给直军以决定性的打击。张作霖将部队兵分作三线：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由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和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组成联军，集中5万多精锐部队负责这一线；第二线沿热河南路，向朝阳、凌源、冷口一线进军，由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负责；第三线沿热河北路，向建平，平泉一线进军，由第五军（军长吴俊升、副军长汤玉麟）、第六军（军长许兰洲、副军长吴光新）为主，负责这一线的进攻。三线之外还有第四军（军长张作相、副军长阚朝玺）在锦州一线作为总预备队。四路奉军共计兵力约25万人。
奉军发动进攻之后，曹锟急电吴佩孚人京主持作战布署。9月17日吴佩孚抵京，第二天，北京政府发布讨奉令，委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直军的战略方针是将奉军的主力部队诱至山海关方面，同时另有部队在海军的掩护下从海面迂回，在绥中、葫芦岛一带登陆，与先前部队形成围攻奉军之势，而将其歼灭。为此，吴佩孚将所部编为三个军，以针对张作霖的三线进攻：第一军以彭寿莘为总司令，王维城、董政园为副司令，率曹、吴嫡系主力的大部分沿京奉线出发，攻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奉军主力；第二军以王怀庆为总司令，米振标为副司令，率原驻热河各军出喜峰口经平泉向朝阳方面进攻，以迎击奉军于热河南路；第三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张之江、李鸣钟为副司令，由古北口经滦平、承德、赤峰向开鲁前进，以迎击奉军于热河北路。此外，以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以曹镆、胡景翼、张席珍、杨清臣、靳云鄂、阎治堂、张治公、李治云、潘鸿钧、谭庆林为十路援军司令，分别统率直、鲁、豫、鄂、陕、川等援军。
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首先在热河地区展开。奉军第二军李景林、张宗昌在热河一带进军迅速，22日攻占朝阳，30日即占领凌源，并且此时的先头部队已伸至冷口附近，同时，骑兵团在占领阜新、建平等地后直趋赤峰。直系第二路王怀庆部不敌奉军，溃不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