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劳动政策的初步指示》（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３日），《六大以来》。
③《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月，第２１２－２１５页。
上“，”浪井退给私人张孝维的老条炉，劳方占百分之五十一，资方占百分之四十九。炉头每日赚洋七千五百元（合小米一斗半），工人每日五千元，扇火的三千五百元……资方也很赚钱“，而且”这种劳资关系工人生产情绪比较高，认为劳动一年比农业收入大①。“３。商人联合会
１９４０年８月４日召开的冀太区军政民各界金融座谈会上，根据地政府提出要成立商人联合会，并制定商法和商人联合会组织法②。商联会的成立，将会对商人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保障。商联会作为抗日商人的组织在各地区陆续成立。同时，商联会接受政府政治上的领导，但在组织上具有独立性。商联会不同于过去的行会，和过去的商会也不同。一切抗日商人可以自由参加，可以自由退出。
商联会也是监督边区私营工商业的健康发展的组织。１９４４年，冀南银行《总行关于修改各种存款放款利率的通令》中，明确指出：”私商放款，必须要在工商局登记和领有营业证，并有区以上商联会的介绍，才许贷给。“③边区政府对通过举办座谈会、读报会、夜校、俱乐部等方式，对私营工商业经营者进行思想上的改造。政府协同商联会召开工商座谈会，便于政府了解私营工商业的困难、要求、经营方法、信用好坏，进而开展有针对性的小额短期低利贷款。同时，私营工商业者也可增强对政府政策的认识和理解，转变商人对银行的认识。
政府还通过商联会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业务和技术上的指导，提供相关的经济情报，从而团结广大商人，扶持工商业的发展。商联会也是根据地团结敌占区民族工商业者的最有说服力的宣传者。商联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减少根据地与我不利的走私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晋冀鲁豫边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体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边区政府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把私营经济作为边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为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之一的私营经济，不仅对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满足①《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山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第６９９－７００页。
②《太岳革命根据地金融史料选编》（初稿），（内部资料），１９８７年，第１５页。
③中国人民银行河北分行编：《冀南银行》，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第２７４页。
人民多样化需要，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吸纳了大量社会闲散人员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因此晋冀鲁豫边区建设和发展私营工商业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此外，在边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中，党内也出现了一定的偏颇和错误思想，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例如，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公营经济在根据地建设初期在对敌经济斗争、调剂余缺、平稳物价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继而在党内滋生的一种公有经济统治一切行业的左倾思想，这对于发动群众，进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开展对敌经济斗争都是不利的。
四、晋冀鲁豫边区对日伪货币的斗争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坚决抵抗，日本越来越注重以经济手段来对我根据地进行破坏和侵扰，而货币间的斗争是两者经济斗法的主要方式之一。
（一）边区对日伪货币斗争尖锐化的背景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为了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除了大肆搜刮沦陷区的财富之外，对根据地也不择手段疯狂掠夺物资，破坏中国抗战经济力量。
晋冀鲁豫边区地处华北抗战前线，其出产的一些农副产品因其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也成为敌伪觊觎的对象。通过商品的交换媒介---货币来打压、毁坏边区的战时生产力和稳定的金融市场，掠夺边区的战略物资就成为敌伪的惯有伎俩。这种侵略方式兴起的原因有多方面，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
１。政治军事斗争的胶着化
随有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和抗日战争的逐步进行，日本侵略者早期的短期内灭亡中国的希望破灭，随即转变了侵略的方式，开始经济、政治、军事”三管齐下“的侵略策略。
这一时期，日寇对根据地的进攻更加变本加厉，它在军事上实行残酷毒辣的”恐怖政策“，政治上强化”治安运动“，扩大其伪组织的范围，尤其自１９４１年起，疯狂地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起连续进攻，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在铁路、公路两侧构筑封锁沟、封锁墙，建立岗楼碉堡，采取”围攻“、”蚕食“、”扫荡“、”铁壁合围“，企图隔绝根据地和外面的联系，扼杀我边区军民。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甚至配合日寇向根据地进攻。虽然边区军民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阴谋和进攻，但边区形势日趋严重。
从１９４２年起，太行、太岳根据地逐步缩小，冀南地区已成为游击根据地。边区的主要交通干线和中小城市为日寇所控制。边区４个行政区之间的联系陷于被分割状态，根据地逐渐缩小，此时边区正经历着日寇全力进攻的严重考验。而驻扎在边区周围的国民党顽固派，初则包围封锁，寻衅摩擦，策应敌人进攻，继则公开投敌，为虎作伥，增强敌寇对我进攻力量。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的经济掠夺和经济封锁，加之严重的旱灾、虫灾、瘟疫等自然灾害的袭击，敌占区灾民大量流入根据地和连年战乱使群众积蓄消耗得缸尽囤空，根据地存在严重的威胁。
晋冀鲁豫边区面对日本的政治劫掠和军事屠杀并没有屈服，反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及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粉碎了敌伪的数次”清乡“、”蚕食“、”扫荡“等活动，抗日战争进入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阶段。
２。货币金融市场的多元化
抗战初期，冀南银行尚未成立之前，货币金融市场是非常混乱的。各县有县钞，或当铺票，在全国流通。当时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种类极为庞杂，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４日，财政部长孔祥熙发表《关于发行法币的宣言》，宣布以中央、中国、交通３家银行（以后又增加农民银行）所发行的不兑换纸币为法币，希望以此来统一中国金融货币市场，但实际情况是华北区金融市场混乱，多种货币并行流通。山西、河北两省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发行钞票，以至各县政府及地方银号、商号、当铺等也发行了仅限本地流通的五花八门的钞票，到处充斥市场。边沿地带还流通日伪钞票，个别场合，人们还有使用银元的。如在冀南地区流通的，除”河北省银行“票外，各县一般都发行地方流通券，如南宫、衡水等县发行的县票。又如在晋东南地区，流通的除”山西省银行“、”山西盐业银行“、”西北垦殖银行“发行的钞票外，还有平顺、长治等县发行的县票。各省有省钞。此外，在根据地内部，在冀钞未发行前，各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也不统一。如冀南合作社的兑换券，山西省第三行政区发行的上党银行票，第五行政区发行的救国合作社兑换券等。当然这些纸币在市场上比重都不大。当时货币市场大体上形成了三大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使用的是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简称为边币（抗币）；国民党统治区法定货币是法币；日伪统治区流通的是日伪政权发行的伪满币、朝鲜币、日本币等”伪币“。
伪币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伪币当时主要有三种：一是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二是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三是伪蒙疆银行发行的”蒙疆券“。要维持侵略战争，要反抗侵略，都需要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战争的支撑，因此，敌我双方除了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斗争以外，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斗争开展的如火如荼。
３。经济斗争的残酷性
晋冀鲁豫根据地处于经济不发达的农村，生产力低下，经济上不发达的现状客观上制约着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同时，旧的金融体制所造成的货币割据，又阻碍了根据地内部及对外的物资交流和商品流通。敌人侵略策略转变后，从经济上封锁晋冀鲁豫边区，断绝商业关系、禁止军用品及日用品的输入，摧残农作物，妨碍农业生产，抢掠耕畜，毁坏农具，用欺骗引诱的办法，招收壮丁出境等等，均是想从经济方面增加我们的困难，达到摧毁抗日政权的目的。凡遭到日军侵犯的城镇集市，商业都遭到破坏，商号大部停业，商业资本机构也几乎全部停顿或被摧残。日军的侵犯造成晋冀鲁豫根据地社会动荡，人心不安，失业、闲散人员增加，市场秩序一片混乱。日伪的经济侵略破坏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势必引起边区军民的激烈反抗。
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敌后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敌人的经济进攻是由军事、政治、特务的进攻密切结合的，是极其残暴的。“而作为经济斗争主要内容和主导方式的货币斗争的尖锐性也日益突显了。
（二）边区对日伪货币斗争的发展历程
随着经济斗争经验的逐步积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对敌货币斗争中，由不成熟走向成熟。以冀南银行的成立为标志，边区对日伪的货币斗争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护法打伪“和”排法打伪“阶段。第一阶段：”护法打伪“，抗击日伪货币倾销抗战初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共与国民党摒弃前嫌，在”救亡“的旗帜下，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共同抗日。为保证民政、军政、财政的统一，中共在改组政府、改编军队的同时放弃了财政独立，将边区正式纳入了国民政府的法币体系。
日本占领华北之后，给我根据地带来了更大的金融混乱和破坏。日本利用敌伪银行，滥发伪币，并以朝鲜银券、冀东银行券等伪币操纵华北物资，随后又印发了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的法币假钞，和河北、大中、实业、农工等银行的假钞，抛向市场，盗购大量战略物资、金银和外汇。１９３８年３月，日本为了筹措其华北侵略军的经费，建立华北经济基础的新通货体系，成立了所谓联合准备银行，认为这样就可以”确保华北财政的稳定“。联银券出笼后，成为华北敌占区的统一货币，日军铁蹄到那里，联银券也就出现在那里。日军设立了”联银券地带“和”匪区地带“，前者被视为联银券彻底流通地区，后者因为是根据地，是不能流通的，日本竭力扩大联银地带，向根据地和游击区渗透。
货币市场的混乱局面给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对敌斗争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在冀钞统一货币市场之前，法币在根据地流行，由于敌后地区和大后方，不能经常取得联系，法币不易流入，致使市场因交易筹码缺乏，造成了金融死滞、交易呆板。此外，初建起来的各个抗日民主政府还没有机会和实力去管理和控制金融市场，其发行的钞票处于种类繁多的票证包围中，孤军奋战，力量不够强大。
为保证根据地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打击日伪对根据地的金融侵略，各根据地开始初建各自的货币体系，但这种货币体系是与法币保持密切相关，并以法币为基础的。对于货币金融市场混乱情况及我边区政府必须奋起抗击敌伪货币侵略的严峻形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还是有所察觉的，如戎子和在《关于活泼金融与整理货币问题---在冀太区政民各界金融座谈会上的报告》中谈道：”我们这个地区过去流行的与现在的几种货币有：敌伪钞；山西新旧钞、河北新旧钞；各种杂票（私人商店、当铺、地方流通券）；硬币（即银元）；法币；抗日票（上当票、五区各县钞票），这是请准发行的；冀南银行钞票，这是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发行的与上党票同样的为了活泼金融，打击敌伪钞，促进生产建设的任务而发行的。“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伪军事政策的调整，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日伪军事上进攻的关注重点、经济上困毙的主要对象，同时国民党抗战政策发生转变，由团结抗日转向一边抗日、一边反共。在此情况下，中共一方面坚持抗战，防止国民党内的投降倾向，一方面积极发展生产、巩固根据地经济。为适应这种形势，中共确立了”护法打伪“货币政策，既要满足生产对货币的要求，又要打击日伪对根据地的金融侵略，同时还要维护统一战线的存在。
第二阶段：”排法打伪“，确立独立货币体系
针对敌伪货币及其发行的假币对我根据地的危害愈演愈烈的趋势，冀南行署早在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０日即作出了严禁敌伪货币流通的规定：”凡伪中①《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六---财政经济建设》（下），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第７１２页。
国联合准备银行票、中央储备银行票、朝鲜银行票、满洲中央银行票，各市场绝对禁止流通。如发现以上等钞票一律没收。“①同年９月冀南经济委员会确定的经济政策中提出整理货币市场的方针和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坚决打击伪钞，并严防敌伪汉奸收买硬币现金。
而不利局面的根本性扭转是在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５日冀南银行成立，开始发行冀钞之后。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５日冀南银行成立，根据我们的货币斗争方针及军事形势，经济情况，开始发行冀南银行币，由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与太行区抗日民主政府商定，为该两地区的法定本位币，目的是有意识的缩小除本位币外其他货币的流通区域与范围，降低法币和其他钞票的信用与币值，为冀钞开辟更广泛的市场。工商局和银行负责货币管理，并即着手收回各种地方杂钞，随着行政管辖区域的扩大，抗日民主政府还逐步颁行了有关保护法币、禁止使用法币、保护银币、禁止使用银币以及禁止使用伪钞票等一系列法令、规章和办法，统一本位币货币市场。通过整理，肃清了各种杂钞，巩固了冀钞的本位币地位，有力地打击了敌伪币，缩小了敌伪币的流通区域，扩大并推广了冀南钞的流通区域。同时，繁荣了市场，活跃了金融，并相对的稳定了物价，安定了民生，稳定了社会秩序，增强了抗战力量。
１９４０年８月１日，冀太联办（１９４０年８月１日正式成立冀南、太行、太岳区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它是当时晋冀豫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成立，确定冀南钞为这一区域本位币，明确了此时根据地对敌货币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独立自主、平稳物价、保护人民财富、保证生产发展。确定了根据地货币斗争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努力扩大本币流通范围，压缩敌币流通范围；并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掌握外汇牌价，调剂出、入口贸易。用这些方法来巩固本币，打击敌人，以保护人民财富，保证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在解放区扩大时，迅速驱逐敌币，在敌占区物价高涨时，迅速抑低敌币币值，从而避免我政府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