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者：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1952—），土耳其作家。
获奖理由：在对故乡城市悲怆灵魂的追踪中，发现了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新象征。
获奖作品：《我的名字叫红》（小说）。
2006年10月12日，又是星期四下午1时，瑞典文学院宣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聚集在大厅的各国媒体一片欢呼，接着整个世界文学界也纷纷叫好。终于，连续几届争吵、质疑的诺奖，有了众望所归、皆大欢喜的结局。
对帕慕克来说，既获殊荣，又得解放。富有正义良知的帕慕克，其作品力求真实、公正，即使对自己热爱的故土，他也从不护短，如对历史上屠杀库尔德族和亚美尼亚的真相，也勇于揭露。有关当局搬出土耳其法律，以“有辱国格”罪名起诉他，虽在国际社会的抗议和欧盟国家的干预下，土耳其法庭被迫宣布撤销了“有辱国格”案，但对帕慕克仍然虎视眈眈，特别是土耳其民族主义极端分子一直放言追杀他。好了，诺贝尔文学奖一公布，土耳其一派欢腾，文化部长也感到莫大荣光，帕慕克已被视为民族英雄。
五十岁出头的帕慕克获奖，具有如下重要意义：改变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多是花甲之年当道的年龄格局，也让亚洲大陆重要的突厥语系作家第一次获得该奖，突破了以欧美语言主导的局限；同时又如德国作家卡琳·克拉克所说，帕慕克不畏被带上法庭，被投入监狱，敢于表现历史真相，是“有如此品格和勇气的作家”。尽管瑞典文学院只关心一个作家的作品好坏，并不把作家的政治观点和私德作为评奖的标准，但有“品格和勇气的作家”获奖，遵循“公序良俗”的世俗价值，也是文学的重要精神。
至于对他文学的评价，可用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恩格道尔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发言表述。这当然是瑞典文学院对帕慕克文学的评价，他说：
你把故乡这座城市转变为一个不可替代的文学领地，可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乔伊斯的都柏林或者普鲁斯特的巴黎相比较——一个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读者都能体验另一种生活的地方，这种生活像他们自己的生活一样可信，充满了奇异的感觉，而他们可以立刻感觉到这和自己的生活一样奇异。
是的，帕慕克写的是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历史，“在对故乡城市悲怆灵魂的追踪中，发现了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新象征”（瑞典文学院给帕慕克之颁奖词）。帕慕克表达了他关于不同文明间，完全可以和平相处、共存共荣的哲学思想。
帕慕克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题为“我父亲的手提箱”，其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我写作是因为我从来不能感到快乐，而我写作是为了感到快乐。
2003年，帕慕克出版了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果然给他带来快乐，他不仅获得了巨大声誉，还获都柏林文学奖、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札纳·卡佛文学奖，最后又登上文学奖的最高殿堂。
《我的名字叫红》是写16世纪末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缠绵爱情与恐怖仇杀的故事。
青年黑，回到阔别十二年的故里伊斯坦布尔，投奔姨父家。当年与黑青梅竹马的表妹谢库瑞，在与丈夫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带着两个孩子与其父生活在一起。旧时的恋人重逢，两人的爱情之火也重燃起来。然而，一桩谋杀案却接踵而来。事情是这样的。国王苏丹为颂扬自己的功德和帝国的繁荣富强，便命黑的姨父制作一本相关的书籍。受命之后，他请来才华横溢的画家高雅，与他合作一本有十幅插图的装帧精美的图书。黑也参与其中，负责姨父手绘本的编写。然而该书尚未完成，先是细密画家高雅死于谋杀，接着黑的姨父也在家中被害。于是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受到怀疑，人人自危，且不相信任何人。
黑与表妹谢库瑞情急之下结了婚，黑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但谢库瑞并不与黑圆房，提出找到杀父仇人之后，才能开始婚姻生活。
苏丹下令宫廷画师奥斯曼和黑必须在三天内破案。二人在皇家宝库阅览历代细密画的经典之作，逐一拜访每位细密画高手。奥斯曼在皇家宝库中饱览绘画珍品，最后心满意足地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并准确地判断出凶手是谁。
黑得到奥斯曼的信息，又走访三位画师，走向真正的凶手，但为时已晚，早就有准备的凶手，轻易从黑手中夺下匕首，刺向黑。这时突然又杀出了谢库瑞的追求者，与凶手撞个正着，误以为是黑的同伙而将其重创。
真相大白，杀死画师高雅和黑的姨父的凶手，竟是对艺术极端虔诚、画技高超的艺术家橄榄。他崇拜奥斯曼大师，接受其艺术绘画理念，而且坚信自己会成为细密画的魁首而流芳百世。但他发现黑的姨父，除了继承细密画的传统，还向法兰克画派学习，绘画已超过自己，于是失控去杀人。
黑被凶手刺伤，回到家里，妻子谢库瑞兑现了承诺，两人过起幸福的夫妻生活。
岁月如流水，他们的小儿子终于长大成人，竟成了作家。这个叫奥尔罕的作家，将父母的传奇写进小说里。
《我的名字叫红》，看似是在津津乐道地讲一个爱情和谋杀的故事。连帕慕克自己也宣称小说“在描述她（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她的桥梁，她的人民，她的狗，她的房舍，她的清真寺，她的喷泉，她的奇怪的英雄人物，她的店铺，她的著名人士，她的暗点，她的白天和黑夜，使它们都成为我的一部分，使我拥有这一切”（《我父亲的手提箱》）。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一个关于自己民族、关于自己历史的真实的世界。其间，蕴含着深广的宗教和文化，创造了一个多元化的和平世界。
在帕慕克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写的新书《伊斯坦布尔：记忆与这个城市》中，他深有感触地写道：“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他造就了今天的我。”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历代庞大帝国的首府，不同文明曾在这里碰撞，无数次战争在这里爆发，这里有历史伤痛，又有灿烂的文化，帕慕克把文学之根扎到这里，无异寻到了一座文学宝库。伊斯兰与基督教文明不仅塑造了伊斯坦布尔的精神灵魂，也造就了帕慕克的文学辉煌。对作家来讲，文化比血统重要。
1952年6月7日，奥尔罕·帕慕克出生在伊斯坦布尔一个殷实的西化家庭。父亲是一个建筑商，喜欢文学，热衷写作。帕慕克在《我父亲的手提箱》中说“我父亲有一个很好的书房——共有一千五百多册书籍”，这对一个求知欲很强的孩子来说绰绰有余。他从小接受美国人开办的私立学校的英语教育，高中时开始练习写作，后父母婚变，他随母亲生活。二十三岁时，他放弃大学建筑系，转而从事文学创作。
帕慕克的第一部小说《赛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出版于1979年，那年他二十七岁。该小说获得《土耳其日报》小说首奖，奥尔罕·凯马尔小说奖也颁给了他。一出手，即受关注，对帕慕克是一种激励。
1985年，帕慕克出版了历史小说《白色城堡》，引起世界文坛广泛关注。《纽约时报》立刻做出反应，其书评惊呼曰：“一位新星正在东方诞生——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
20世纪90年代后，帕慕克的作品开始转向社会问题，对民主、人权表态发声，这势必涉及对土耳其当局进行批评，引起当局的不满，发展成为“国家公敌”，以致要动用司法，捆住他的手。
2003年，他的《我的名字叫红》发表，改变了帕慕克的命运。他已被世界文坛公认是当代优秀的小说家之一，获世界重要文学奖——都柏林文学奖，还获法国文学奖和意大利林札纳·卡佛文学奖。
后来，帕慕克以自己的文学创作成果，拿奖拿到手软，如欧洲发现奖、美国独立小说奖、德国书业和平奖等。2005年，他的小说《伊斯坦布尔》问世后，即获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因瑞典文学院内部争议不休，竟使诺贝尔文学奖十年以来首次推迟一周才公布获奖者名单。即便此届帕慕克名落孙山，但2006年，他还是实至名归地摘得此奖。
获奖之后的帕慕克，陷入“死亡之吻”的百慕大，即大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除极少数外，大都再也写不出称得上大师级的作品，真正的文学生命就此与作家割席断袍。对此，库切曾经深有感慨地说：“我吃惊地看到，文学名望会带来如此之多的怪诞副产品。你展现的本来不过是文学写作才能，但人们会突然要求你到处去演讲，去谈你对天下大事的看法。”库切跳出了“死亡之吻”，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佳作连篇。但正值壮年的帕慕克陷进“死亡之吻”，从此再也拿不出像样的东西。地位、荣誉同样异化人。2007年，奥尔罕·帕慕克作为该届评委会出席戛纳电影节，满面春风地走在猩红的地毯上，接受人们的欢呼。
文学世界是公平的，帕慕克凭借其作品，被称为“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但有人将帕慕克与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博尔赫斯等大师相提并论，则有些溢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