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会议的紧张局面，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将原来的发言稿改为书面报告散发，而另作一个补充发言。19日下午，周恩来仔细地听完大多数国家代表的发言之后，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他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接着，周恩来就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所谓颠覆活动问题阐述了中国的政策。他说："第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因为从挑起那种纷争中得到的利益并不是我们中间的人。""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会议进入实质性的讨论和起草公报时，遇到了台湾问题。周恩来总理在4月19日的补充发言中明确地指出，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施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在周恩来大会发言后的两天，21日，各国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开会的时候，锡兰代表团团长、总理科特拉瓦拉忽然退出了会场，单独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说台湾在历史上是独立国家，建议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然后独立建国。面对这二挑战，周恩来冷静沉着。他首先在会上表示中国不能同意科特拉瓦拉总理的这一言论，但不准备展开争论，并保留下次会上发表意见的权利。周恩来充分利用休会的时间耐心地向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团长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和政策。在4月23日印度尼西亚总理举行的8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更为细致地介绍了中国的立场：（1）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2）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武装干涉造成的。会后，周恩来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声明又一次粉碎了破坏会议的阴谋，而且导致了尔后的中美大使级谈判。
在讨论要不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时，会议争论激烈，几乎陷入僵局。周恩来又一次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力挽狂澜，他说：与会各国代表都是"一致呼吁和平"的，既然谈和平和合作，亚非29国就应该首先"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等问题，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考虑到"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在联合国宪章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同意的。"至于"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周恩来这些发言无疑成为消除障碍的关键。接着，周恩来提出了中国代表团起草的议案。这个议案将连日来各国代表发言中能为大家所同意的共同点，归纳成七项原则，并采纳日本的建议，将议案定名为"和平宣言"。
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在4月24日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就发展和加强亚非各国经济和文化合作、保障人权和自决、解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等问题提出了共同的主张。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提出了指导国家关系的十项原则。宣言提出："各国应当在消除不信任和恐惧、彼此以信任和善意相待的情况下，在下列原则的基础上，作为和睦的邻邦彼此实行宽容，和平相处，并发展友好合作：（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3）承认一切种族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5）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尊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7）不以侵略行为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月24日，亚非会议胜利闭幕。这是第一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参加、而由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会议所表现的亚非各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友好合作而共同斗争的"万隆精神"，是推动亚非国家和人民团结前进的巨大动力。中国代表团所坚持的正确方针和卓有成效的活动，不仅对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而且为进一步开展中国和亚非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
潘汉年、杨帆事件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生于1906年。早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五卅运动后参加了郭沫若、成仿吾创办的"创造社"，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在南昌、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的《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和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大革命失败后，潘汉年继续坚持革命文化活动，同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9年、1930年前后，他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了上海文化界的工作，并代表中共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建立了联系，与鲁迅等联名发起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还参与"社联"、"剧联"的领导工作，并在"左耋蚊化总同盟"中任中共党组书记，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的影响，促进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在此期间，他还从事了对敌隐蔽斗争和情报、保卫工作。1933年，潘汉年转移到江西苏区工作，先后任江西苏区党中央宣传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底参加红军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潘汉年又回到上海投入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潘汉年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曾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于1934年去福建与蔡廷锴领导的19路军谈判并签订停战抗日协定；去广东与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为中共与地方实力派建立起反蒋抗日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遵义会议后，他被党中央派往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情况，并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中，潘汉年与"救国会"、"各界救亡协会"等爱国团体和某些国民党人建立起合作关系，组织起公开的救亡队伍，转人内地和前线工作。在此期间，把经过长期谈判才获得释放的"政治犯"安排工作或送往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任命潘汉年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就运用这个身份应陈诚、张发奎、罗卓英（"八一三"时他们是淞沪前线3个兵团的指挥）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组成的3个战地服务队派进国民党的军队，担任宣传、组织、救护工作。同样利用这个身份把大量来自敌人方面的情报，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动态，来自各界人士的反映等等及时送往延安；并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具体情况开展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
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即将覆灭的前夕，时局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有些民主党派，如民盟、民革、民进等都在香港召开全会，中共中央也发出号召，重开政治协商会议。为此，潘汉年作了周密的安排，把大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无党派人士等，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沈雁冰、叶圣陶等350人以上的著名人士，从内地转移到香港，再由香港转移到解放区，从而为新政协的举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无论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潘汉年置自己生死于不顾，与敌人展开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斗争，使保卫工作、对敌隐蔽斗争长期坚持下来，直到取得全国的胜利，其功绩是卓著的。正因为如此，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先后任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社会部长、统战部长、市委常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负责公安工作）兼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在此期间，他积极协助陈毅等同志主持上海的日常市政工作，领导上海人民反对美蒋封锁，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团结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继续作出了很多的贡献。
这样一位为革命事业的胜利出生人死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忠贞的共产党人，却在1955年4月因为"内奸"问题，而被关押审查。当时所列的罪名有三："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抗战时期"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分子"和"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其实所有这些罪名根本不能成立。潘汉年在1936、1937年间，是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正式代表，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坚定执行党中央的谈判方针，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在此后几十年中，也无任何事实表明，他有勾结国民党给中共造成危害的行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是根据党中央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的指示，在敌占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人敌伪组织开展工作的，他进行这方面的活动的情况，是向中央作过正式报告的。他执行这项特殊任务所采用的一些特殊手段都是组织上允许采用的，而且工作很有成效，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实确切证明，潘汉年同志没有"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充当了日本特务"，而是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至于他"秘密会见汪精卫"的问题，实际上是他在执行任务中被汪伪特务头子李士英突然挟持发生的，当时已不可能向组织上请示。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接触后，我党在政治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至于"掩护大批特务分子"和"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的问题，经过复查根本不存在所谓掩护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二六轰炸"是国民党潜伏电台为敌人提供情报所导致，与潘汉年毫无关系。但是，这样一位忠贞而功绩卓越的战士，却以"内奸"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判刑后假释，与妻子董慧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团河农场。"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收监，并于1970年改判无期徒刑，1977年含冤病故在湖南的一个劳改农场。
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他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党中央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知》还指出：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他被逮捕时的历史条件下，严重地忽视了对敌隐蔽斗争的特殊性，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以致作出错误的决定。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错案，应予彻底纠正。
2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座谈会，深切怀念潘汉年同志，号召全市人民学习他的优良品德。4月15日，经中央批准，潘汉年夫妇的骨灰从湖南长沙移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杨帆原名石蕴华，又名殷杨，生于1912年，江苏常熟人。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就走上了革命道路，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工作，在组织的同意下，担任了该校训导委员会秘书，努力联系校内进步师生及社会上的进步人士，积极组织救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