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阿里巴巴决定开发诚信通时，马云这样说：“诚信通是给诚信的商人特有的服务，只有诚信的商人才能富起来。现在，诚信通的会员已经达数万人。
马云说：“依靠市场而不是依靠‘市长’发展起来的浙商，在我看来是全国诚信度最好的商人。”
是的，最早进入市场的浙商们，在市场经济初期的一路摸爬滚打中，深刻地体会到诚信的重要作用，更加珍惜诚信的招牌。
在浙商看来，创业项目、商业计划、企业模式都可以适时而变，唯有创业者的品质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的，而且决定着企业的声誉和发展空间。诚信是创业之本，更是经商之本。
4．不做一锤子买卖
在浙商的商旅生涯当中，他们遭遇过困难和打击，也遇到过无数精心安排的谎言或圈套，但他们始终笃信：遵守约定，诚信经商，定会成就大业。
浙江商人从不做“一锤子买卖”，那种“只要每个人上我一次当，我就可以发财了”的想法，在他们看来无疑是自取灭亡。
按理说，浙商云游四海，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这种状态就很容易实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短期策略和流寇战术，而实际上，浙商绝没有这种劣迹，而且是信誉卓著，其经营的商品或服务也都属上乘佳品，从不以次充好。为什么？因为他们悟出了什么是真正的经商之道，那就是诚信经商，为自己负责，为顾客负责。
因为不管是把事情推给别人，还是归咎于环境，自己的责任仍然存在而无法消失，所以浙商从不把责任推给别人，而是自己承担。经商做生意，赚的是老百姓的钱，自然要对老百姓负责，只要企业存在一天，就会有一天的责任，即使可以把其中的一半责任推给环境，但自己仍需负担另外的一半责任。
为了负起自己的责任他们甚至可以去倾家荡产，可以去牺牲性命。正是因为浙商在任何时候不会放弃自己的责任，所以他们在别人心中讲究诚信，在商场注重合约。
有一个浙商，接到美国芝加哥一个公司3万个餐具的订货单，双方商定的交货日期是9月1日。这个商人必须在8月1日从本港运出货物，才能在9月1日如期交货。
但是，由于一些意外事故，商人没能在8月1日赶制出3万个餐具。这位浙江商人陷入了困境，但他丝毫没有想要要求延期交货并表示歉意，因为这本身就是违背合约，不符合浙江商法，并且也是逃避责任的做法。后来，这位浙江商人花巨资租用飞机送货，3万个餐具如期交货了，这位浙江商人因此损失了1万元。虽然有所损失，但是这一行为却让芝加哥的客户看到了他们的诚意，也看到了他们的诚信，后来一直与其保持良好的关系，还经常介绍一些美国的商人给他们，这位浙商也因此赚了很多钱。
不逃避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责任自己负，这是浙商处世为人的一个原则。也正是他们这样做了，浙商才在世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浙江商人笃信一个信条：浙商生活在哪里，就应该在哪里生根。他们不但诚信经商，更与非浙商和谐相处，甚至用自己的财富和实力去帮助去庇护浙江同胞或非浙商。他们相信，只有以诚相待，取信于人，就不愁没有钱赚，就不愁不成功。
5．向浙商学诚信
都说做人要讲“诚信”，也就是说，要遵守诺言、实践成约、诚实可信、办实事、不撒谎、不食言等。诚信不仅是做人的一种必备品质，做生意更离不开诚实守信。
诚信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理念，现在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核心理念之一。当一个市场上所有的商家都讲究诚信的时候，市场才是健康的市场、有秩序的市场。在这种状态下，社会运行成本降低，各方面的信任度提高，社会关系和谐；反之，则会出现另外一种景象。
我们都信得过百年老店，因为能有这种称谓的店铺或品牌，一定是有着良好的信誉，正所谓“百年老店，信誉第一”。在评价一个企业时，除了看它赚不赚钱，更重要的是看这个企业所拥有的信誉如何。很多世界著名品牌在某个营业年度会出现巨额亏损，但最终都扭转亏损，其原因就是在长期经营中建立起了诚信。
现在，浙江老板一个签名就能贷款几千万。握有这种“金笔”的浙江老板，到银行贷款不需办理担保、抵押手续，签个名就行。其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的含金量最高，仅某个银行给予他的授信额度就达到2亿元。银行为什么信任这些浙商，就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信誉。
著名的“柳市黑潮”和“火烧武陵门”事件，曾使浙江温州商人的市场信誉降到了零点，但温州商人“壮士断臂，知耻而后勇”，毅然决然与失信的昨天告别，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找回了曾经去失的诚信。
刘秀是安徽农村的农民。1996年，她听说温州的皮鞋厂对用来抛光鞋面的布轮需求量很大，利润也不错，就带着自家人办起了做布轮的小作坊。东西做出来了，刘秀就带着布轮去温州推销。她去的第一家是温州泰马鞋厂，很顺利地做成了生意。温州人做生意的习惯就是一段时间结一次账，但因为刘秀要钱心切，经理陈海永破例马上支付给了她现金。
生意这样做了几次以后，刘秀觉得再像这样一送去货就要钱，确实不好意思了。于是第四次送货过去后，她对陈经理说：你打个条给我就行了。经过6年的努力，刘秀的客户已有20多家了，她也早就习惯了拿欠条结账的方式，而且因为彼此信任，有的客户甚至一年才结一次账，凭证就是这些欠条。这些欠条成了刘秀的命根子。
可2002年10月底的一天，刘秀的包在回家的长途车上丢了，里面装着一年来20多个客户打的36张欠条，一共134000元钱。刘秀疯了似的到处寻找也没找到。
刘秀做布轮的利润薄，一年下来撑死也赚不到2万元钱。丢的这13万欠条里是她这6年来省吃俭用的全部心血啊，说没就全没了。没有这13万块钱，意味着自己要倾家荡产了。
但刘秀还是硬着头皮去温州，一家一家上门重新补开欠条。
刘秀的第一个目标是较为正规的泰马鞋厂，经理老王知道情况后说：“欠条丢了？多少货没结账？谁收了货就叫谁补个条吧。”刘秀没想到“要债”居然这么轻松，心里一阵狂喜，马上就去财务室补了条，领了钱。
刘秀趁热打铁。紧接着又一口气跑了四家大型鞋厂。这些厂子因为都有存底或电脑记录，所以不费一点周折，或给她补了欠条或付现款。一上午，刘秀就收回了3万多块钱的损失，脸上笑开了花。可随即又愁成了苦瓜：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欠条是一些小厂开的，那些小厂的欠条是随手开的，不像大厂那样有存底，更谈不上什么电脑记录，她们会不会不认账呢？刘秀下午去的第一家是位女老板，女老板知道她的来意后说：“条丢了就丢了呗。只要货送来了，我们承认就是，但我记不清具体金额是多少啊？”
刘秀想：不能跟她闹翻了，否则她一分钱不认你也没法，于是说：“老板娘，你说是多少就是多少吧。”女老板说：“哎，你话不能这么说，我们都靠做生意赚钱，都要讲求个诚信。别以为你的欠条丢了我就赖你的账，不可能的。”后来女老板在刘秀的提示下想起了金额，痛痛快快的将钱付给了她。刘秀的13万元巨款就这样神奇地失而复得了。
现在，刘秀逢人就说，要向浙江商人学习，学习他们诚信的品德，做一个讲诚信的人。虽然浙江商人具有草根性，学历普遍不高，但他们不虚荣、不张扬、诚信做人、以德经商、赚钱务实。
6．重信守约，坚守承诺
浙江商人重信守约的作风成了中国商业活动的典范，各地商人与浙江人做交易时，对对方的履约有着最大的信心，而对自己的履约也有最严的要求。浙江商人的这一素质可谓对整个商业世界影响深远，真正是“无论怎样评价也不过分”。
下面讲一个古代的事例来说明实际经营中浙江人信守合约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有一个浙江老板和雇工订立了契约，规定雇工为老板工作，每一周发一次工资，但工资不是现金，而是工人从附近的一家商店里购买与工资等价的物品，然后由商店老板结清账目领取现款。
过了一周，工人气呼呼地跑到老板跟前说：“商店老板说，不给现款就不能拿东西。所以，还是请你付给我们现款吧。”
过一会儿，商店老板又跑来结账了，说：“贵处工人已经取走了东西，请付钱吧。”
老板一听，给弄糊涂了，反复进行调查，但双方各执一词，由于毫无凭证又谁也不能证明对方说谎。结果，只好由老板花了两份开销。因为唯有他同时向双方作了许诺，而商店老板和该雇员并没有雇佣关系。
浙江商人首先意识到的是守约本身这一义务，而不是守某项合约的义务。他们普遍重信守约，相互间做生意时有时连合同也不需要，口头的允诺已有足够的约束力，因为他们认为有“老天爷听得见”。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浙江商人的重信守约给他们带来的积极效果。
我们都知道，大多数的浙商都是通过小生意做大发家的，而做小生意最重要的就是拉拢更多的“回头客”，正是浙江人的重信守约才会让他们从一个小作坊、小摊位，走向今天的大公司、大企业。也正是凭着这一点，浙江商人才游刃有余地纵横捭阖于世界商海之中，并充当了商业世界经济秩序的台柱。
浙江商人是一群重信守约的商人，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恪守律法的地区特性，又使得他们具备了现代商业运作中不可或缺的信守合约的商业意识，这也是浙江商业文化底蕴中一块坚厚的历史基石。在他们看来，契约是不可毁坏的，相当于西方人的《旧约》就是上帝与人类之间订立的“古老契约”。而现代意义上的契约，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叫合同，是交易各方在交易过程中，为维护各自利益而签订的在一定时限内必须履行的责任书。
在中国商界中，浙江商人的信守合约是有口皆碑的。在他们看来，毁约是绝对不应该发生，也是不可宽恕的。契约一经签订，就得设法遵守。很多作家笔下的浙江商人，在读者心中或许是一个老谋深算、十分有城府的精算家，但从另一方面讲，正是在说明浙商对待商业合同与合约的重视。
浙江人的经商史，可以说是一部有关契约的签订和履行的历史。浙江人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一旦签订了契约就一定执行，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与风险也要自己承担。他们相信对方也一定会严格执行契约的规定。签订契约前可以谈判，可以讨价还价，也可以妥协退让，甚至可以不签约，这些都是我们的权利，但是一旦签订了就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不折不扣地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