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后，建立了新的国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定都的问题。都城建在哪里，对一个新兴的王朝的巩固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起初，汉高祖刘邦本想长期在洛阳定都，朝廷中的大多数群臣也都持赞同意见。因为朝中的众臣多为六国旧人，难舍故土。这时，齐人娄敬求见刘邦，向高祖刘邦陈说关中的地势险要，劝刘邦不要定都洛阳，改为定都关中。他说：“请问陛下您定都洛阳，是否想与周朝一比隆盛威势呢？”刘邦说：“是。”娄敬接着给刘邦分析道：“可是您和周朝夺取天下的方式大相径庭啊。周朝的开创者，靠的是几十代人的积德累善，正因为凭借着高尚的品德，所以使得天下的诸侯纷纷仰慕，前来归顺，最后消灭了暴虐的商纣王。到了周成王继位后，周公辅佐他，在洛阳建立都城，因为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各地诸侯前往交纳土贡和赋税，所走的道路里程是相等的。这也说明了有德的人可以得到天下，而失去德行的人则会遭到灭亡。所以当周朝兴盛的时候，天下和谐。但是等到周朝衰落的时候，天下的诸侯都不来朝见，周朝统治者对这种情况也是无力控制。这并不是周朝的德行淡薄，只是它所处的形势变弱了。可如今陛下您呢，您是从沛县起义，席卷蜀、汉，又平定了三秦之地，和项羽在荥阳和成皋之间作战，大大小小加起来也有少说数百场战役，天下的百姓在这场楚汉战争中，死伤无数，可以说在您的这场战争中，天下是怨声载道。百姓哭泣的悲声还未断绝。伤残的人员还不能行走，您就想与周成王、康王时代的隆盛威势相比美，我私下认为两者不能相等。再来说秦地，地理位置披山带河，地理形势坚固，即使突然有了危急，百万军队可以立即调动停当。正因为秦地素来是丰美膏腴之地，崤山以东地区就算是乱了，秦国的旧地也仍然可以完整地占有。所以，我建议您应该入关在这里建立都城。如今如果您在秦地建都，就好像是和人打架，掐住了他的脖子又攻击他的后背。能充分占据主动的地位。”
一番话，说得刘邦没了主意。朝中的其他众臣纷纷劝刘邦不要听信娄敬一面之词，竭力陈说洛阳也有很多天然的险要，非常适合建都。这时，张良在关键的时刻说了话，他支持娄敬的主张，说：“洛阳虽有这些天然的险要，但它的腹地太小，方圆不过数百里，容易腹背受敌，不是安邦定国之都。但是关中却不是这个样子，它既有险要的地理位置，又有肥美的土地和富饶的物产，加上北面还有可供放牧牛马的大草原。若在此建都，可以凭借北、西、南三面的险要固守，又可向东控制其他诸侯。天下如果安定，则黄河、渭水可以开通漕运，往来运输天下的粮食，供给京师所需。如果天下诸侯一旦发生兵变，也可顺流东下以运送粮草，这足以维持给出征队伍的补给。这正是所谓的坚固的城墙千里之长，富庶的天然府库之国啊！还是娄敬的主张切合实际情况。”张良的分析详细而又深刻，加上他的决定经过实践的检验，往往是正确的，所以深得刘邦的信赖。因而汉高祖刘邦当即决定定都关中。八月，刘邦正式迁都长安(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此次顺利定都也多亏了张良的通盘考虑，若没有张良鞭辟入里的分析，单评娄敬一人的劝谏，高祖刘邦可能不会同意得那么痛快了。
汉六年(201年)，汉高祖刘邦将功臣包括张良在内的二十多人封为侯爵以后，剩下来未被受封的功臣们议论纷纷，日夜争功不决。
一天，刘邦在洛阳南官，从复道(搭建在半空中的通道)上望见许多大将三三两两地坐在沙土上彼此间窃窃私语，刘邦很好奇，就询问身边的张良他们在谈论什么事情。张良回答：“他们在商量如何谋反呢！”刘邦听张良这样说，不禁大吃一惊，急忙追问：“天下刚刚安定，他们为什么又要谋反呢？”张良回答：“陛下您有所不知啊，当初您起自布衣百姓，是凭着这些人才夺得了天下。现在您做了天子，可是受封的都是像萧何、曹参这样的您平时喜爱的人，而诛杀的都是平时和您结怨的人。现在这些还没有得到封赏的其他功臣们都在琢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天下还有多少可以拿来封赏的。这些人还担心，您不但不能封赏他们，还怕您追究他们过去的过错，最后会被杀，因此聚在一起商量谋反的事情呢！”刘邦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急忙向张良问道：“那该如何是好啊？”张良给他出了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张良问高祖：“请陛下想一想，在这些功臣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功劳非常大，可是您平时又是最恨他的，且大家都知道你们的关系。”刘邦说：“那就是雍齿了。这个人非常的可恶，自恃自己是豪强出身，多次羞辱我，还在战争中屡次背叛我，但后来又归顺我，还立了很大的战功。所以我虽然早想杀他，但考虑到他的战功，始终下不去手。”张良说：“那您赶紧先封赏雍齿。大家看到连您这样痛恨的人雍齿都被封赏了，自然就都会放心了，就不会再想什么谋反的事情了。”于是，刘邦听从了张良的建议，摆下酒席，宴请群臣，并当场加封雍齿为什方侯，还催促丞相、御史们赶快定功行封。群臣见到高祖这样做，真是皆大欢喜，纷纷道：“像雍齿那样的人都能封侯，我们就更不用担心了。”
张良的这个做法，不仅纠正了刘邦任人唯亲，按照自己的私心进行封赏的弊端，而且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轩然大波，及时稳定了刚刚建立的国家的政局，使一个新生的政权暂时得到了安定。综观之，张良就是先分析问题的原因，并以改变认知的方式，采取不计前嫌的攻心术，轻易平息了一场骚乱，稳定了大局。这种做法也常常为后世政客们效法。
借言学道远离政治
汉朝建立后，刘邦为了稳固既得的利益，开始分封有功的将士，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帝王的猜忌心都是很严重的。所以此后不久，刘邦开始有计划地铲除一些势力比较大，有野心的异性王。公元前197年，陈稀谋反，自立为王。次年，张良跟随刘邦出兵，消灭了陈稀。这年正月，刘邦的妻子吕后在长乐宫设计杀害了韩信，三月杀彭越；七月，英布反汉，第二年败死。张良看到这种情况，便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
其实，从一开始张良辞谢刘邦的厚重封赏就可以看到张良为人清醒的态度。汉六年(201年)，刘邦大封有功之臣。张良虽然没立过战功，但刘邦给予其很高的评价：“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虽然你没有带兵出征，但你的功劳比那些奋力征战沙场的将士都大。每次战争的取胜多是你的功劳，你自己在齐地选择三万户作为封地吧！”确实如此，张良虽未效命疆场，可是他所提出的计谋，对刘邦的战役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比攻杀战场的将军高明万倍，受封也当之无愧。可张良却说：“当初我在下邳起事，和陛下在留县相会，这是上天把我授给陛下您的。陛下采用我的计策，只不过是我侥幸料中的，我希望只封给我留县这个地方就可以了，不敢承当三万户的封地。”于是刘邦就封张良为留侯。那时的县，刚经战乱，大概不会超过一万户。从这个角度看，张良对财帛一点都不贪心。俗语说的好“无欲则刚”，正是因为不贪心，所以张良才不会像其他那些有功之人那样，最后落得个“狡兔死，走狗烹”的可悲下场。
此后，他总是托辞多病，闭门不出，在政治斗争中保持着清醒的态度，后来，他上书说：“我的祖先曾是韩国几代的宰相，不幸韩国灭亡，我不惜舍弃万贯家财，为韩国向强大的秦王朝报仇，震动了天下。后来，我蒙皇帝的信任，当了军师，不过出了点主意就被封为万户侯，这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已经是所能享受到的最高待遇了，所以对我来说已足够啦。我只愿抛开人间俗事，将追随仙人赤松子去云游罢了。”
虽然不再介入政治，从帝王之师转为了帝王的座上宾客，但在张良的晚年，如果汉王朝中出现了棘手的问题，有很多人会向张良问计。如汉十年(公元前197年)，汉王朝内部又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因为刘邦晚年宠幸戚夫人，而且感觉到吕后有异心，有代刘而改朝的迹象，所以萌生了改立戚夫人的儿子——如意为太子的意思。当时朝中的大臣，纷纷上书，陈说改换太子的弊端，但刘邦执意不听。眼看自己儿子的位子就要被剥夺，吕后只好向久已不问政事的张良求救。张良考虑到太子之位，事关重大，不可轻易更立，若随意更换，只会造成朝廷内外的权势之争，不利于刚建立的王朝的稳定发展。于是他给吕后出了个主意，让他请“商山四皓”出山，在太子左右跟随。原来这商山四皓，都八十多岁了，节义清高，不肯接受汉朝所赐的爵位，隐居于山林中，高祖刘邦屡次聘请四位出山辅佐自己，四人都不来。如果这四人跟随太子左右，刘邦一定会询问。事情果然和张良预料的一样，在一次酒宴中，刘邦看到太子身后站着四位须发皆白的老人，非常诧异，就问太子，太子如实禀告，说是自己请来的隐士。刘邦长叹一声：“看来太子羽翼已丰，翅膀变硬了，我也是奈何不得他了。”于是从此再也不提更换太子一事了。后来，太子终得继承王位，吕后为此对张良也是非常敬重。张良的这个举动为汉王朝稳住了大局。体现出张良考虑问题的全面和深入。
司马光对张良有这样的评价：“人世申有生就有死，犹如黑夜过后是白天一样的必然。自古至今，根本就没有任何超越自然而独立存在的事物。张良是如此明辨事理和深谋远虑，他是完全知道神仙不过是些虚幻奇异的东西罢了。但他却要随同赤松子远游，他的聪明智慧是显而易见的了。在功勋和名位之间，正是做人臣的难以选择、难以放弃的地方。即如高祖刘邦所称道的，不过只有三个才能出众的人罢了。但是淮阴侯韩信被诛除，相国萧何被拘禁到狱中，这不就是因为功名已达到巅峰却还舍不得罢手的原因吗？所以张良借与神仙交游相推脱，遗弃人间凡事，视功名如同身外之物，把荣誉利禄抛在脑后，所谓“明哲保身”不问世事。
所以，张良正是能看清形势，知道利益纷争的利害关系，到了晚年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静居行气，学习辟谷(不吃东西)之术，欲轻身成仙。但吕后感念张良的恩德，看到他不吃东西，实在是看不过去，就劝他不要太难为自己，张良最后还是听从了劝告，仍食人间烟火。直至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病逝于长安。张良采用了这一明哲保身的办法，抛弃功成名就后的荣华富贵，飘然出世，避开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与清风明月为侣，逍遥自在地度过了晚年。为人为事真是精明啊！
回顾张良的一生，一个文弱书生，从国破家亡，遍散家财，致力抗秦，体现出的是大勇；到青年时代，巧遇黄石公，偶得兵书，学得兵法，体现出的是大幸；到后来追随刘邦，转战南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体现出来的是大智；晚年看清形势，借言学道，远离政治，明哲保身，体现出来的是大忍。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写诗赞道：“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固陵始义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全诗肯定了张良作为谋略家的一生，不愧为帝王之师，为大汉王朝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