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999～1062），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天圣（1023）进士。他早年因父母老迈坚决不做官，等父母去世后才出任地方官。先后做过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又知江宁（今江苏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等职。特别是在开封府任职时，他执法严峻、平冤狱、抑豪强，当时的贵戚宦官对他无不惮惧，把他比作“阎罗”，在京城内传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老百姓也称赞他的清廉，连妇女和小孩子都知道他的名字，称他为“包待制”。
包拯是封建社会中有名的清官，他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史书也多有记载。他在做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知县时，有一个人前来告状，说自己家养的牛被人偷割了舌头。包拯说：“你只管回去，把牛杀了吃。”时隔不久，又有一人前来告状，说牛的主人在家私自杀牛，包拯说：“为什么割断了牛的舌头又来告牛主人的状呢？”这个盗贼听了这话非常惊讶又十分叹服。
包拯虽做了大官，但衣服、日用、饮食和平民时一样简朴，为官也清廉。他在端州（今广东高要）为官，端砚非常有名，以前的官员往往借向朝廷贡奉之机向民间搜刮十倍于进贡所需的砚台，以便拿去巴结权贵，然而包拯除了完成进贡数目外，再无所取。他在临死前交待后人说：“后世子孙当官者，如果贪赃犯罪，不能让他回本家来；他死后也不允许把他埋进祖宗的坟地。如果有人不按我的意愿做，那么他就不是我的子孙。”从这里可见其为人，“阎罗包老”的称呼还是较为恰当的。
唐介因何被士大夫赞为“真御史”
唐介（1010～1069），字子方，江陵（今湖北江陵）人。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有人借钱给他赌博，他没要。擢第以后，历任平江令、殿中侍御史、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枢密直学士、参知政事等职。他为人正直敢言，许多人都很怕他，每当他论及官吏缺失的时候，其他官员都安静地望着他，看他的风彩。在他任殿中侍御史一职的时候，启圣院制造了一辆龙凤车，皇宫大内拿出珠宝玉石给车子做修饰之物。唐介知道后说：“这是太宗神御所在之处，不可喧闹亵渎它；后宫里这些奇珍异宝浮靡的东西，不应该超过规定限制。”因此，给龙凤车加修饰的诏书立即被废除，官员张尧佐一下子被授予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唐介与包拯、吴奎等据理力争，又请中丞王举正留文武百官在朝廷上论争，张尧佐终于被罢去二使。不久，张尧佐再次被授予宣徽使、知河阳县。唐介知道这个消息后，对其他官员说：“这是要给张尧佐宣徽使一职，却假以河阳令作为名目罢了。”在其他官员都不出来反对的情况下，唐介挺身而出，一人抗议。宋仁宗不听，并告诉他说：“这是中书省的任命。”于是，唐介转而弹劾宰相文彦博，说文彦博未做宰相之前每天拿金银珠宝，通过太监送到后宫嫔妃手中，以求执政；现在他这么重用张尧佐，更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请皇上罢免文彦博而重用富弼为宰相。同时，谏官吴奎也弹劾文彦博，话语非常恳切率直。仁宗听了大怒，将唐介的奏折未看退回，并说打算将唐介贬往远地。唐介不但不惧反而说道：“臣忠心耿耿，义愤所激，就是被鼎镬煮了也不怕，难道还会对被贬有所推辞吗？”仁宗急忙召集人告诉唐介说：“你直言论事是你的职责，但你说文彦博是借助嫔妃的关系做了宰相，这从何说起呢？宰相的任用是有司决定的，你怎么能干预？”当时文彦博也在眼前，唐介责问他说：“文彦博应该自己反省，如果有这样的事，不可隐瞒。”结果文彦博磕头谢罪不已，仁宗怒气更盛，贬唐介为春州（今广东阳春）别驾，王举正为他说情，仁宗第二天命改置英州（今广东英德），并罢去文彦博相位，吴奎也得到重用。仁宗又担心唐介在路上死去，自己会担上杀直臣的罪名，就命中使护从唐介去英州。因为这件事，朝野都称赞唐介的直名，梅尧臣、李师中还专门做诗来赞美他，由此唐介“直声动天下”，士大夫说到真御史，一定说“唐子方”，而不敢称“唐介”这一名字。
欧阳修在史学、文学等方面有何贡献
欧阳修在从政方面有很多建树，但他在史学、文学两方面做出的贡献更大。
宋朝自建立以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文章体式仍旧延续着五代时的风气。这种五代余习的显著特点就是：精雕细刻，讲究对仗、对偶，文风绮靡不振。受这种风气影响，士子们做出来的文章都词气卑弱。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都有心改变这种风气来振作士气，但是成就都不大。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奉召知贡举，当时的士子们依旧崇尚五代这种险怪奇涩的文章，并把这种文章风格称为“太学体”，欧阳修对这种文风坚决予以痛斥和压制，凡是做“太学体”这种文章的士子，都被罢黜。事后，先前那些气焰嚣张的轻薄之徒在欧阳修出来的时候，围住欧阳修的马头聚众闹事，结果就连街上巡逻的吏卒也无法平息这种骚乱。尽管如此，“太学体”还是被抵制下去了，五代以来的文风由此发生了改变。
欧阳修在随（今湖北随县）游览的时候，曾经得到一本唐韩愈的遗稿，读了之后对韩愈十分仰慕。他精心钻研韩愈的文章，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并下定决心一定要赶上韩愈，取得和韩愈古文运动一样伟大的成就。欧阳修写出来的文章具有自然天成、繁简合度的风格。他使用的语言简练明朗，平实而又畅达，在援引事物进行比较的时候，常常能传达出人生的至理，所以能够打动人心。这种成就是别人难以达到的，所以天下的读书人都尊他为师，向他学习。
欧阳修还对史学有浓厚兴趣。史书载，凡是周代、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他都有所收集。他经常钻研它们，把成果和心得写在《集古录》一书中。此外，在做翰林学士时，欧阳修还奉诏撰写《唐书》，他执笔《唐书》的纪、志表等部分，并且还写了《五代史记》一书。他写的史书具有“法严词约”，与《春秋》的写作风格一脉相承。
苏轼对欧阳修很是敬重，他在文章里谈到了欧阳修在史学、文学两方面的成就，他说道：“欧阳修在谈论大道这方面就像韩愈，在论事方面就像陆贽，记事方面如同汉代司马迁，而他做的诗赋成就如同李白。”
作《四贤一不肖诗》的蔡襄有何政绩与才能
蔡襄（1012～1067），字君谟，是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举进士后，任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馆阁校勘等职。范仲淹被贬后，余靖上疏营救，尹洙请求有司将他与范仲淹一同贬往外地，欧阳修也写信责怪当时的司谏高若讷，说高若讷不知羞耻，这三人因此都被贬。蔡襄有感此事，作《四贤一不肖诗》，京都的人士都争相传写，卖书的人把这首诗拿到集市上去卖，还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当时恰好契丹的使者也在此地，这个使者也买了这首诗并带回了契丹，把诗陈列在幽州（今北京市城区西南）馆里。
蔡襄博学多才，他的书法是当时第一，宋仁宗特别喜欢他的字，曾经让蔡襄写过他自己作的《元舅陇西王碑》一文。后来，仁宗还诏令蔡襄写《温成后父碑》，蔡襄认为这是越职，没有奉诏。
蔡襄书法第一，人品也为人称道。《四贤一不肖诗》已表现出他正直敢言的一面，他对朋友也是讲究信义的，他的朋友如果死了，他就会不吃酒肉表示哀悼。蔡襄曾与朋友们在会灵东园饮酒，有一个人不小心射出箭来并误伤了人，这个人慌乱中指出是蔡襄所射。过几天，皇帝问蔡襄是否有这件事，蔡襄再三表示愧意和道歉，始终不曾为自己辩解一句。
蔡襄为政期间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庆历三年（1043），仁宗更用辅相，亲自提拔了余靖、欧阳修及王素等人为谏官，这三人同时荐举蔡襄，仁宗命蔡襄知谏院。当时国内正有旱蝗、日食和地震等灾异现象出现，蔡襄上疏说：“灾害的到来，都是因为人事方面做得不好。数年以来，这种天戒屡屡到来。推究这种灾害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君臣上下都有缺失。陛下的缺失之处在于号令不被百姓信服，恩泽没有施及百姓身上，而大臣们的缺失之处却在于没有想出好的办法和谋略来矫正时弊，也未能尽到自己作为臣子的忠诚和职责。朝廷有不好的政策却不能矫正，百姓有疾苦而不能帮助他们解决，陛下处理事情宽仁而不能决断，大臣们明哲保身而不能斥离佞臣，这些都是臣子们的罪过。”这个奏疏一出，所有的人都心生畏惧，蔡襄因而被召进直史馆，兼修起居注一职。
在此期间，蔡襄在政治方面又有建树，保州（今河北保定）一带兵卒发生动乱，事后这些兵卒推出十几个懦弱胆小的人出来算作首恶，并把这十几个人杀了来求朝廷招抚。蔡襄提议道：“天下有兵百万，如果没有诛杀决断这样的命令，一定会成为兵卒们骄傲轻慢以至形成暴乱的祸源。今天保州的兵卒杀官吏，关闭了城门，不去讨伐他们，反而还要招安他们，不是要被所有人嘲笑吗？我恳求朝廷把这些兵卒召进城中，全部杀掉。”朝廷听从了蔡襄的建议。
蔡襄任知制诰一职的时候，三御史提议梁适应当罢官，蔡襄不同意。此后，每当有司部门在授予官职时有不恰当的地方，蔡襄都不写诏书。因此，皇帝对他更加礼遇，赐他母亲凤冠霞帔，又亲笔写下“君谟”二字派人给他送去表示恩宠，迁蔡襄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蔡襄精于吏事，谈笑之间就能明断是非，揭发奸邪隐秘之事，所以官吏们都不敢对他有任何欺瞒。以枢密直学士再知福州，后召为翰林学士、三司使，英宗时拜为端明殿学士。卒后朝廷赠吏部侍郎一职。因为有这些功绩，所以史臣评价说，蔡襄、王素、余靖都是昭陵贤御史。
仁宗、英宗时王安石有何建言与事迹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是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从小就酷爱读书，写的文章，读过的人都说精妙。曾巩把他的文章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也对他十分称赞。
王安石文章写得好，思想也常能出新，有志于矫世变俗，为此他曾上万言书，内容大致为：如今天下财力日益匮乏，民风民俗也日趋败坏，原因就在于朝廷没有建立法度，没有实行王安石先王的政策。实行先王的政策，就是实行先王政策的思想，那么我们实行变法改革就不至于惊世骇俗了。我恳请陛下能废除那些因循守旧的弊政，实行新法以跟上时代的变化。以后王安石登上相位实行的新法，思想依据都源于此书。
不久，王安石入直集贤院，在此以前，他一直拒绝做官，士大夫们以为他无意仕途，都想结识他，朝廷每次想要给他官做，也都担心他不接受。入直集贤院的第二年，朝廷任他做同修起居注，王安石又推辞了许多天才肯接受。不久，朝廷命王安石掌知制诰一职，负责纠察在京城中的所有刑狱，这以后他才不再辞官了。在此期间，他接手一个案子，一个少年得到一只斗鹑，被他同伴抢去，这个少年情急之下杀死了这个同伴。开封府判处这个少年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说：“按照法律，这个被杀的人因为少年不给他斗鹑就动手抢去，属于强盗行为，少年追上去把他杀死，属于捕盗行为，因此即使死了人也不应判少年的罪。”王安石据此纠劾府司失职，府官不服，提出上诉，结果审刑、大理都认为府官判断的对，朝廷让王安石道歉，王安石认为自己无罪，坚决不肯。当时又有诏令说舍人院不能申请涂改文字，王安石争辩说：“如果像这样审理的话，那么舍人就不能再实行他的职权了，一切都得听从大臣的意思去做，立法不应该这样。如今懦弱的大臣不敢坚守陛下的法度，有权势的大臣则拿陛下的旨意任意下达命令，谏官、御史都不敢违逆这些大臣的意思，这种状况，实在令臣忧虑恐惧。”这番话语都是针对执政大臣而言的，王安石由此得罪了权贵，正赶上为母守丧，王安石辞官，整个英宗朝，王安石虽几次被召用，但屡辞不就。
什么叫新学
新学，也称荆公新学。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后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的三年时间里，著有《淮南杂说》一书史称“自先王泽竭，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郡斋读书志》卷四下《王介甫临川集》）。这句评价已把王安石的《淮南杂说》与一代大儒孟子相提并论了。这是王安石创立“新学”的开始。嘉祐八年冬至治平四年秋（1063～1067）间，王安石居丧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在那里聚徒讲学。后来推行新政时，王安石与吕惠卿、王雱等人重新训释《诗》、《书》、《周礼》，先儒们所做的传注一概废而不用，终于在熙宁八年（1075）完成了《三经新义》，这部《三经新义》在学官中颂行，学官和士子们为了登科都不敢不用。《三经新义》的颁行标志着王安石学派的完成，当时称为新学，从此新学大行，不久即成为宋学中的最大学派。王安石后来被封荆国公，史称王荆公，因此他的新学也称荆公新学。
沈遘、沈辽、沈括各有什么特长
沈遘、沈辽与沈括被合称为“沈氏三先生”。
沈遘（1028～1067），字文通，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为人博学通达，善于吏治，所到之处，令行禁止。百姓有因为贫穷而不能给亲人下葬的，沈遘给他们公钱办理丧事。他还帮几百个孤苦零丁的女子找了婆家，如果有人逼良家子弟作了倡优，沈遘就会派人把这些良家子弟夺回来，再还给他们的父母。沈遘待手下人十分仁慈，这些手下都愿意竭尽全力为他做事，闾巷里的是是非非，无论事情大小都能被沈遘的人了解到，所以一旦有案子出现，沈遘往往能当机立断。
沈辽（1032～1085），是沈遘的弟弟。沈辽在年幼时就挺拔不群，长大后爱好读书，并广泛结交朋友，为人不喜进取傲睨一世。他的文章自成一家，志趣高远，不同流俗。王安石过去很赏识他，曾给他写过一首诗，其中有“风流谢安石，潇洒陶渊明”两句，表达了对沈辽诗风的赞赏。后来，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沈辽与王安石意见相左，友情就日益生疏了。
沈辽在做地方官时，留连山水，更加傲睨人世，曾在齐山上建了房子。并起名“云巢”，许多好事的人都去游玩过。到了晚年，沈辽对自己不羁的生平很是后悔，改去了年轻时的所有陋习，杜门谢客，就连笔砚也终日染上灰尘。偶尔，沈辽还会作篇文章，雄奇峭丽，人们评价很高，但更善于写诗，当时曾巩、苏轼、黄庭坚都与他唱酬往来。
沈括（1031～1095），是沈遘的堂弟。多年辗转四方，担任地方低级官吏。虽然职位低微，沈括还是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政绩。在沭阳主簿任上，沈括整治了该县年久失修的水利工程，使危害多年的沭水得到治理，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