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八年（1063），沈括进士及第，除扬州司理参军。熙宁五年（1072），任太子中允、检正刑房公事的沈括又被任命为兼提举司天监，主持司天监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任用卫朴编修了新历《奉元历》；在对天文仪器作了系统的研究后，又写出了《浑仪》、《浮漏》、《景表》等三篇论文，建议制造更精确的浑仪、浮漏和圭表，并于熙宁七年完成这些仪器的制造。
沈括还参与了王安石新法的系列活动，汴河水利就是沈括负责的项目之一，他通过实地考察，从治汴的历史和现状出发，说明了治汴工程的必要性，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变法。此外，他还在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兼提举该路保甲时，就兴修防御设施、推行保甲法等问题提出过三十一项建议。沈括在熙宁七年九月受命兼管军器监，在近两年时间里，军器监生产的兵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提高，还重订了《九军阵法》，编成《修城法式条约》等。
沈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博闻强识，对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方面无所不通。他的著作很多，今存《梦溪笔谈》、《补笔谈》、《续笔谈》、《苏沈良方》以及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原有四十一卷，仅存十九卷）等。其中《梦溪笔谈》是沈括晚年将一生所见所闻和研究心得以笔记文学形式写下的不朽著作，现存《梦溪笔谈》共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十七门，分类系事，考辨精邃，共有六百零九条。它不仅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典籍，而且是一部科技史资料汇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司马光在史学、文学方面有何重要贡献
司马光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他在史学上的突出贡献，是编写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一部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三百多万字，共分二百九十四卷，考异目录各三十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后代五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跨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它网罗了众家之长，包括正史、别史、杂史三百多种，取材的广泛性是任何一部史书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但记载了政治史，还涉及到了经济、文化、天文等等，史料翔实，叙事客观准确，文字朴实生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部书的编纂从英宗治平三年（1066）开始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结束，历时十九年，可以说凝聚了司马光毕生的心血。
司马光《资治通鉴》是在司马光领导下集体编写而成的。早在熙宁三年（1070）他还在京城时，就举荐了范祖禹同修；后来他退居洛阳，又聘请了刘恕、刘攽参预此事。他们分工合作，草拟初稿，最后由司马光定夺成篇。在编纂之前，他们还制定了一个共同遵循的方法和原则，就是先作从目，然后修长编，最后由司马光勒定成书。这样的修史方法，既保证了全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也保证了它在政治观点上的一致性。
修撰这样一部巨著，作为主编，工作量本来就大，加上司马光为人又谨慎细致，精益求精，因此工作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到了五更初，挑灯再干。相传，为了提醒自己不要贪睡，他专门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取名“警枕”，入睡后只要稍稍一动，“警枕”就会翻滚，人也马上就醒了。他用这种方法提醒自己要珍惜每一寸时光，经过十几年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勤奋工作，他们终于在元丰七年十一月完成了这部巨著，这时的司马光已经累得发白齿落，完全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了。
司马光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的散文不事华藻、朴素通畅却能够寓情于辞、言之有物；诗歌则平实流畅，通俗易懂，也能够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现实。
为什么说吕公著是“守成之良相”
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寿州（今安徽凤台）人。他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吕蒙正、父亲吕夷简都官至宰相。吕公著从小酷爱读书，以至废寝忘食，所以父亲吕夷简大胆预言公著“他日必为公辅”。他通判颍州（今安徽富阳）时，得到了欧阳修的器重，不仅与他结为讲学之友，还向朝廷推荐他和王安石一起担任了谏官。后来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主问他中国有哪些有学行的士人，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吕公著。仁宗也对吕公著的恬退精神非常赞赏，任命他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英宗即位后，又加龙图阁直学士。后来英宗要追崇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有人就建议称“皇伯考”，吕公著进言表示反对，但是英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又贬斥了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吕诲等人。吕公著一气之下，坚决请求外放，英宗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出知蔡州（今河南汝南）。
神宗熙宁初年，吕公著知开封府。夏秋时节，大雨成灾，京城又发生了地震。他借机上疏，提醒神宗要提高警惕，认为只有君臣上下一心，才可以消除灾害；作为君主不能偏信独断、不能以先人之语为主，这样才能远离小人。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他极力反对；后来神宗要任用吕惠卿为御史，他又对神宗说：“吕惠卿确实有才，可是他是一个奸邪小人，这样的人怎么可以重用呢？”王安石本就生他的气，这次火上浇油，于是很快就把他贬到颍州。元丰八年（1085）三月，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派使臣迎接吕公著回朝。他立即上十事疏，认为人君即位，要注意修德以安定百姓，而修德最重要的也是首先要办的是“学”，有十件事最为重要，即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又请求增加谏官，广开言路。终于在元祐元年（1068），他升任宰相，与司马光一起辅政，废除新法。司马光去世后，他继续推行司马光的政策，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可专用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出题也不准涉及佛学内容，并恢复了贤良方正科。
元祐三年，吕公著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在整个宋代历史上，只有四个人享受过这一殊荣，吕公著和他父亲吕夷简都位列其中。次年二月，吕公著去世，终年七十二岁，太皇太后哭着对大臣们说：“国家真是不幸啊，司马相公已经过世了，现在连吕相公也去了！”非常悲伤。哲宗亲临赐奠，追赠他为太师、申国公，定谥号为“正献”。与司马光一样，吕公著身后也受到了党争风波的影响，哲宗绍圣初，他被削谥、毁碑，徽宗时也被列入了“元祐奸党碑”，直到南宋初年才得以平反。
在文学方面，苏轼有什么重要成就和贡献
苏轼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大家，他才气横溢，在散文、诗、词等文体的创作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是人们公认的天才、全才。一代文坛盟主欧阳修在他刚刚崭露头角时就断言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宋神宗也曾称赞他是“天下奇才”。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一生在散文上用功最勤，成就最大。他现存各种体裁的散文四千多篇，大致可以分为议论文、记叙文、杂著几类。议论文中最重要的是史论和政论，如《思治论》、《六国论》、《教战守策》等。这种评史议政性质的文章，大都语言明快，气势雄浑，说理透彻，他尤其善于运用一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来阐明深刻的哲理。记叙文包括碑传文、山水记等。他的碑传文善于运用描写对象在日常生活中的素材和细节刻画其个性，以《方山子传》为代表；山水游记除了描写景物和叙事抒情外，还特别喜欢议论，阐发哲理，名作如《喜雨亭记》、《石钟山记》等都是如此，而其中最著名的是《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两篇赋不仅抒发了作者的人生哲学，而且语言优美，富于诗情画意，不愧是宋代文赋中最出色的作品。除了议论文和记叙文外，书札、序跋和杂文，在苏轼的散文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类作品或记友情，或写抱负，都能夹叙夹议，挥洒自如，充分表现出了作者的个性和风趣。
在艺术上，苏轼的散文在前辈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推进和开拓。他的散文豪放自然、气势纵横，艺术手法多变，往往突破固定格局，使情景事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仅以议论见长，而且常常向思辨化的最高层次升华，尤其善于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可以这样说，苏轼的散文，代表了北宋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除了以散文著称，苏轼也是一位博采众长、别开生面的大诗人。他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敢于用诗歌来揭露时弊，在现存的二千七百多首诗中，社会政治诗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乌台诗案”以后，他对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诗歌创作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充分吸取了前代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伟大诗人的不同风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融豪放、雄浑、清新、典雅、婉约、朴实、幽默于一炉。他用诗歌来抒发对国家前途、民生疾苦的关心，用诗来表现山水风光的优美，用诗来表达对亲朋好友的深情厚谊。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比喻是苏诗非常突出的艺术特色，在《百步洪》一诗中，他连用了七个比喻来形容水势的磅礴，奇思妙想，生动形象。在诗歌史上，苏轼是继李白、杜甫后的又一个高峰。
在词的创作上，苏轼以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来填词，在柳永发展长调慢词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词的意境，把歌者之词变成了诗人之词，打破了“词言情”传统，开创了豪放的词风。苏轼用词来说爱言情、怀古、咏史、说理、谈禅，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什么叫蜀学
宋代儒学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少派别，除了理学外，王安石创立的“新学”，以苏轼、苏辙兄弟为代表的蜀学都对当时或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蜀学不仅与新学对峙，也曾经与司马光的朔学，二程的洛学鼎足而立，在宋代儒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蜀学的创立者是苏洵，完成者则是苏轼、苏辙兄弟。因为苏氏父子是蜀眉山人，因此这个学派被称为“蜀学”。嘉事占元年（1056），苏氏父子三人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次年，苏轼、苏辙中进士，蜀学才开始逐渐形成，苏洵著《六经论》阐述了他的观点。治平三年（1066）苏洵病逝，临终前嘱咐苏辙继续完成《易传》。元丰三年（1080），苏轼被贬到黄州，以后的几年中，苏辙也把所著的部分《易解》寄给兄长，可以说这部《易传》是苏氏父子三人的合作，也标志着蜀学学派的基本完成。除了《易传》外，苏轼还著有《论语说》，苏辙还有《老子解》、《孟子解》、《诗集传》、《春秋集解》等儒学著作。
三苏虽然都是著名的文学家，但他们却都认为为学最深处在于性命之学、经世之学，而“杂”是蜀学最突出的特点。他们公开接受佛学的影响，也讲求道教方术，三教合一的宗旨在他们的学说中体现得很明显，他们的理论中甚至还包括了纵横家的思想，思想成分十分驳杂。
高宗初即位时，李纲对军民大政有何建言及规划
宋高宗即位后，任命了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但是他认为这两个人声望不高，于是又拜李纲为右相。这个任命遭到了御史中丞颜岐和右谏议大夫范宗尹的反对。颜岐连续五次上奏章，他认为金人非常厌恶李纲，应该趁他还未到任把他罢免，高宗冷冷地反驳他：“恐怕朕做皇帝，也不是金人愿意看到的吧！”一句话使颜岐哑口无言，只得悻悻而退。建炎元年（1127）六月，李纲刚刚到任就向高宗上了十议书，提出了一系列抗金立国的建议：整顿朝政，维护朝廷纲纪；严惩叛徒，表彰忠臣烈士，以整顿士风；在对待金人入侵的问题上，一定要首先使自己强大起来，坚决抵抗金人的进攻，不能只想着乞和，投降卖国；要加强河北、河东地区的防务；要积极组织民间的武装力量，参加抗金斗争；要重视人才；修城池，整军器，造战船，加强军纪；严惩张邦昌等叛贼；反对迁都到建康等。他积极支持两河地区人民的抗金活动，筹划设置了河北招抚司和河东经制司，向高宗推荐了张所、傅亮，于是高宗封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北经制副使，又任命老将宗泽为开封府知府。他认为只要上下一心，就一定能够报仇雪耻。经过李纲的苦心经营，南宋政局逐渐稳定下来。
张浚为何使“天下占其出处为安危”
张浚在平定苗刘之乱中居首功，高宗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事。张浚认为川陕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国家应该从川陕开始加强治理，于是高宗又任命他为川陕宣抚制置使，并给予他先斩后奏的权力。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张浚在秦州（今甘肃天水）设立川陕宣抚处置使司，开始经营川陕。他体察民情，罢斥奸吏，整顿军政，很快改变了当地各路军队彼此排斥、不肯相互援助的混乱状态，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局面也为之一新，但是后来由于他指挥失误，导致在与金兵的作战中大败，陕西的大部分地区都被金军占领。张浚痛定思痛，重用善于理财的刘子羽、长于作战的吴玠等贤才，又接受了刘子羽的建议，决定确保四川。他深入部队，自我检讨，逐渐安定了军心，使宋军的战斗力得以迅速恢复。金军统帅粘罕病危时，曾嘱咐部下，自从我进入中国，还从没有人敢阻挡，只有张浚能够与我对抗，我活着的时候，都无法攻取四川，我死了以后，你们更应该放弃攻打四川的念头。但兀术却不服气，在绍兴元年（1130）十月大举进攻和尚原，被吴玠痛击，大败而逃。川陕战局终于稳定下来，有力地支援了淮南军民的抗金斗争。
绍兴三年五月，张浚被召回临安，随后遭到宰相朱胜非、御史中丞辛炳等人的攻击，被逐出朝廷。次年春天，吴玠指挥守军在仙人关大破金军。张浚断定金军进攻四川失败后，一定会进攻江淮地区，就上疏高宗要求积极备战。不久，金伪齐联军果然向江淮发起进攻，于是高宗罢免了朱胜非，又下诏为张浚平反，重新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事，派他前往江淮前线督战。韩世忠、张浚部下将士见到张浚到来，勇气大增。兀术接到消息，大惊失色：“张浚已经被贬到岭南去了，怎么能在这个地方？”立刻撤兵。绍兴五年，张浚被任命为右丞相，他先是都督岳飞等将领镇压了洞庭湖杨公的起义军。次年，又督战江淮前线，再次挫败金齐联军，由此深得高宗信任，大小事情，都征求他的意见，下达给诸将的诏书，也往往让他草拟，而张浚也不断提醒高宗要报仇雪耻，鼓励高宗到前线督战以激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