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英格兰，准备等到冬天过后再起程。我花了多得有些离谱的时间在购买旅行装备上面：一个旅行闹钟、一把瑞士军刀、一个亮色系的绿黄相间的帆布背包——我妻子向我保证，如果你想拥有一次快乐的露营经历，那你一定不能少了它。我还花了一天时间在阁楼上爬来爬去，寻找我挚爱的K&F[20]地图。在1972年，我几乎买了一整套欧洲系列的这种地图，这是我年轻时为数不多的明智投资之一。啊，我在说什么？这是我年少轻狂时做的最聪明的投资。
这种地图通常是在瑞士印刷，有着强迫症般的精准度，价格也自然贵得离谱。每本地图覆盖一两个国家，都有着光鲜的蓝黄封面，你一打开它，就会看到幅员辽阔的地图被漂漂亮亮地印在质量上乘的纸张上。最妙的是，这种地图的注释部分只有法语和德语，在1972年，这种异域光环深深地吸引了我，直至今天依旧如此。一个旅行者携带着一幅满是“Jugoslawien 1:1 Mio'”[21]“Schwarzwald 1:250000”[22]这种标题的地图，仿佛天生就带着一副认真和精明的劲儿。这仿佛在告诉世界：别来惹我，我可是看得懂地图的人！
面对着一大堆K&F地图，和一张《托马斯·库克欧洲火车时刻表》，我全身心投入地花了几个晚上，想要研究出一条线路来，既要够丰富有趣，又得具有实操性，但我一次次地尝试，总是以两头不讨好而告终。欧洲不是一个能够轻易梳理清楚的地方，你无法从海岸这一头走到另一头去。欧洲没有什么地形地貌，能够自然地标志一段旅行的开始与结束，就算有，比如阿尔卑斯山、莱茵河、多瑙河，要么是我力所不能及的，要么是已经被提了数千次的。还有一点，欧洲太大了，塞满了太多我要看的东西，那里没有一个地方是不值得去的。
最后，我决定采用一种相当随性的方式。我要回到奥斯陆，重走我当时走过的道路，随心而动，想去哪里就走到哪里。大约过了一个礼拜，我突然感到一阵寒意，我发现奥斯陆是我实在没办法才会去的地方。奥斯陆现在依旧是冬季，我两个月前才刚刚去过。一个听起来并不是由我自己发出的声音对我说：“嘿，比尔，去巴黎吧。”我就这么干了。
在我约克郡旅行社里的那个女孩，对利兹以南的世界地理知识掌握得少得可怜。我曾经让她帮我订一张去布鲁塞尔的机票，她过了10分钟后回电问我：“请问，是不是比利时的那个布鲁塞尔啊，布莱森先生？”她帮我把旅馆订在了第742区，那里毫无迷人之处，荒凉程度堪比加莱外围。旅馆正对着一个崭新的综合体育馆，这座体育馆被造得看起来有点像一座山：在它的各个方位，都长满了短短的参差不齐的草。我根本不知道如此陡峭的墙上栽着这么多草，既不能走，又不能坐，到底用意何在？它唯一的目的在于让那建筑师可以说：“大家快来看，我设计了一座种着草的房子，是不是很厉害？”走着瞧，这是巴黎建筑师最大的败笔。
这个旅馆是死气沉沉环境中的一抹亮色，十分摩登，但总会让我想起英国BUPA保险公司的宣传广告。不过它至少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延时照明，延时照明称得上是法国旅馆走廊的一大特色。我第一次从美国来到这里时，这东西于我而言就像是“天外来物”一样新鲜。所有走廊里的灯都被设计成以10秒或15秒为间隔开关，大概这样比较省电。如果你的房间离电梯很近，那还可以。但如果你的房间在走廊深处很远的地方，那就不妙了。巴黎的旅馆走廊总喜欢绕来绕去，像极了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男人。所以一般情况下要在黑暗中一步一步地摸索前行，张开手掌贴着墙，感受前方的道路，而且在走到半路的时候，一定会撞上放在角落的19世纪的橡木桌子，它在那里的意义就是让你撞上它。有时候你正在摸索的手指还会碰到一些柔软的、毛茸茸的东西，过一会儿你会发现，这是另外一个人，要是这个人恰好也说英语，你们就能愉快地交流彼此“这一路”以来的心得了。
随即你就会意识到，要把钥匙拿出来，朝着房间飞奔而去。就在你以为总算跨越黑暗见到光亮时，麻烦也随之而来，走廊再度陷入一片黑暗，而且，请注意，好像存心似的，没有一点亮光，你只能伸出手臂在黑暗里摸索着踉跄前行，就像《木乃伊》里面的鲍里斯·卡洛夫[23]一样。这时，你只能暗自祈祷不要跌进哪个楼梯间里。这件事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法国人不喜欢我们。
不过这也无妨，毕竟我们也不喜欢法国人。好巧不巧，我刚刚看过一份英国报纸做的调查：这世上有哪三样东西是你最看不惯的？调查结果如下（按顺序排列）：花园侏儒[24]、挂在汽车车窗上的模糊骰子[25]和法国人。我爱死这个结果了，在所有令人厌弃的事物里——瘟疫、贫穷、专制政府、迈克尔·菲什[26]……他们选了花园侏儒、汽车车窗上的模糊骰子和法国人。我认为这太棒了！
在第一次巴黎行时，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讨厌我呢？才刚下火车，我就向北站的一个旅游者岗亭走过去，那儿有一个年轻的女人，穿着蓝色制服，像看传染病人一样看着我。“你要什么？”她说道，或者看起来像是在说。
“我想要订一个房间，可以吗？”我马上温和地回答道。
“哦，填这个。”她把一张长长的表格推到我面前，“不要在这里填，去那儿。”她摇头晃脑地暗示我去另一个专门的柜台填表，然后马上转过头去对下一个排队的人说，“你要什么？”我非常震惊，我可是来自一个人人都非常友好的地方，那里就算是在殡仪馆里，你埋葬了你的奶奶以后，经理都会对你说一句“祝你今天好运”。但我很快就发现，巴黎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你走进一家面包店，会碰到一些懒洋洋的家伙向你问好，然后他们会用眼神告诉你，他们压根就没把你当朋友。你用磕磕绊绊的法语说你要一条面包，那女人会冷冰冰地凝视你一会儿，然后把一只死海狸放在柜台上。
“不，不。”你激动地挥着手说，“不是一只死海狸，是一条面包。”
那个懒洋洋的女人会死死地盯着你，带着明显的不信任。然后转向其他顾客，以一种超快的语速和他们用法语对话，快得让你根本不明白她在说啥。但她滔滔不绝地肯定是在说，在这儿的这个人，这个美国游客，进来要了一只死海狸，然后我就给了他一只死海狸，结果他说他根本不想要死海狸，他要的是一条面包。其他的顾客就会望向你，仿佛你刚刚想在他们的手提包里放屁，你根本别无选择，只能悄悄溜走，安慰自己说，再撑四天，那会儿你在布鲁塞尔，在那儿你应该就能吃上面包了。
另一件我永远无法理解法国人的事情是，他们为什么会如此不懂得感恩。我总是觉得，事实上，是我们解放了他们——让我们直面这个现实，法国军队连一支女子曲棍球队都打不赢——他们应该给所有来这个国家的盟军游客一沓优惠券。让我们在皮加勒免费畅饮，再免费去一次埃菲尔铁塔的塔顶，但是，他们永远也不会感谢你。我遇到过一些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他们会热烈地拥抱我，直至我们双腿相缠，他们任由我拽着走过整条街道，就为了感激我解放了他们的祖国，就算我和他们解释1945年的时候我连一颗精子都不是。但法国人永远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晚上我走了18英里路到了西岱岛和巴黎圣母院，途经一些街道时，我看到那里站着一些穿着条纹布列塔尼衬衫[27]的黑乎乎的男人，他们斜靠在路灯杆上，用弹簧小折刀剔牙，在你经过时，吐一口唾沫在你腿间。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可爱的3月的夜晚，到处弥漫着隐隐约约的春天气息，我摇摇晃晃地走到塞纳河畔，走到苏利桥上，我觉得一切都非常完美。在我面前的是圣路易岛，它发出美妙的柔光，像幻影般漂浮在河面上，就像是一座中世纪的村庄奇迹般地保存在现代都市的中心。我穿过桥，在几条已经沉睡的街道上游走，还有些期待能看到小鸡在马路上跑来跑去，还有农夫推着装有黑死病病人尸体的大车走过。但我看到的只有小巧的瑞士餐厅和老建筑群里惹人视线的公寓。
当时那里人烟稀少，只有一些在餐馆里的闲散游客、一对在门口舌吻的年轻情侣、一个穿着皮草鼓励她的贵宾犬在人行道上拉屎的女人。楼上公寓的窗户倾泻着温暖的灯光，从街上朝里望去，能看到一墙排得满满当当的书，一排排充斥盆栽植物和古董饰物的窗沿。住在这样一个小岛、这样一条街上，凝望着这样一条小河，感觉一定好极了。最幸运的是那些住在最西边的人，那里的街道更加繁华，窗子正对着巴黎圣母院。我怎么也看不厌这般景象，即便是想到在8月，这种舒服的感觉就会消失不见，因为那时街道上会挤满旅游巴士和随之而来的100万身穿百慕大短裤、大喊大叫的旅客。
就算是现在，晚上8点，圣母院大教堂周围的街道也是人山人海，很多纪念品商店都没有打烊，还在非常欢快地做着生意。我不紧不慢地逛了一圈，然后把自己像窗帘一样，挂在塞纳河边的一道栏杆上，看着河上的游船划过，船上张灯结彩，装饰得像自动点唱机一样，这样的场景简直浪漫得无可救药。
我在街边一家半空着的餐馆里简单地吃了一顿，还打了一个小小的嗝儿。随后，我漫步过河，去了一家叫作莎士比亚公司的书店。这家书店十分晦暗，布满蜘蛛网，散发着一股霉味，里面还有沃里克·狄平[28]这样的作家写的又老又旧的小说。房子里散落着胀鼓鼓的椅子和松扑扑的沙发，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年轻人，戴着那种一看就是聪明人戴的眼镜，缩在那里读着书店里的书，那姿态很明显是要从头到尾都读一遍（我看到了一个年轻人，像猫头鹰一样严肃，他把书页折了一个角，放回架子上，然后朝我狠狠瞪了一眼，就转身离去）。这家书店有一种非常排外的氛围，但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维持营生的。不仅柜台旁的那个人很明显是大材小用（要隔很久，他才能从他自己正在看的书里抬起头来，做一笔小生意），而且这个书店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在塞纳河边，又正好在圣母院的阴影下，这里的租金一定贵得非常离谱。
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莎士比亚公司都会是一家大型的纪念品商店，卖着印模压制的圣母院模型、钟楼怪人烟灰缸，还有“呜啦啦”T恤；要不就是一家快捷咖啡馆，服务员不停地走来走去，让你等40分钟才为你端上你点的东西，然后明确地告诉你，你需要在25秒内风卷残云地喝完咖啡、吃完朗姆酒婆婆蛋糕，如果你想要一杯没溅上口水的水，那简直是在做梦。对我来说，这家书店能够摆脱这种悲惨命运真的是一个奇迹。当我悠闲地漫着步，经过幽暗的街道回到旅馆时，我真的发自内心地觉得，巴黎是个好地方。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早，在依旧沉寂的街道上走了长长的一段路。我很喜欢看城市慢慢醒来，而巴黎的苏醒特别突然，会让人大吃一惊，比起我知道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甚。一分钟前，整个城市还尽在你手中，街上只有你和一个运送成箱面包的家伙，还有两台街道清洁机器。（这事儿值得一说，巴黎每年花在街道清洁上的钱是平均每人100美元，而伦敦只有30美元，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巴黎看起来光洁明亮，而伦敦就只是一个大马桶。）然而突然间，巴黎发起了疯：汽车和巴士一下子蜂拥而出，飞速开过；咖啡店和书报亭一下子都开张了；人们在地铁站里闪进闪出，就像一大群“惊弓之鸟”，到处都能看到成千上万条匆匆而过的腿。
到了8点半，巴黎就变得让你下不去脚了。交通非常拥堵，每条林荫道上都笼罩着未燃尽汽油的蓝色烟雾。我知道奥斯曼男爵[29]让巴黎看上去非常不错，但他对交通应该是一窍不通。在凯旋门那儿，13条马路汇聚到了一起。你能想象吗？我的意思是说，这座城市里的司机，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勇猛——要是在别的地方，人们早就想像给自行车轮胎打气一样，给这种司机注射镇静剂了，还要把他们用皮带绑在床上——而巴黎又为他们提供了能够同时向13个不同方向横冲直撞的空间。这不是在自寻麻烦，又是在干什么呢？
有趣的是，法国人这种驾驶的臭名声已经流传了很久，打从内燃机发明之前就有了。甚至是在18世纪，去巴黎的英国游客们就意识到，法国司机是怎样一群发疯的人：“车马人群以惊人的速度在街上乱窜……如果看到有小孩被轧倒撞死，那真是一点都不奇怪。”在这里，我引用了克里斯托弗·赫伯特《大旅行》里的一段话，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知道，欧洲大陆上的人是如何在300年间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很久以前，早在16世纪，游客们就发现意大利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腐败得不可救药；德国人暴饮暴食；瑞士人爱管闲事，爱干净到了变态的地步；法国人呢，就是法国得让人忍无可忍。
你也会时不时走到纪念碑广场和开阔地带，然后就寸步难行了。当时我和妻子是去巴黎度的蜜月，我们竟然还妄想在不在大使馆留名的情况下，穿越市中心的协和广场。她差不多成功到了广场中心的埃及方尖碑那儿，而我却被一群群马戏团玩杂耍一样的汽车给缠住了，我只好轻声呜咽着向我新婚两天的妻子无力地挥着手。这个时候，成百上千辆黄色小型雷诺牌汽车里的司机都带着《蝙蝠侠》里杰克·尼克尔森的那种表情死死盯着我。
现在也还在发生这样的事。在巴士底广场，有一片非常广阔的空间，东北边是美妙的巴黎歌剧院。在那里，我花了45分钟的时间，试图从里昂街走到圣安东尼街去。问题就在于那个交通灯，这明显是为了让外国游客困惑不已、备感受辱才这样设计的。游客如果不改路线的话，甚至会命丧黄泉。
事情将会是这样：你来到一个广场，所有的车子都停在那里，人行道边却亮着红灯，但你清楚地知道，只要冒险走下人行道一步，就会被之后一拥而上的汽车轧成一摊肉饼。于是你静静等待着，一分钟后，一个盲人穿过了大圆石铺就的人行道，没有一丝犹豫。之后，一个90岁的老奶奶坐着电动轮椅来了，她摇摇晃晃地推着轮椅，穿过马路到四分之一英里开外的斜对面去了。
你很尴尬地意识到，所有50码之内的司机都坐在车里，舔着嘴巴看着你。你只好假装一点儿也不想过马路，你只是来这里看看这根有趣的世纪末路栏杆的。又过了一分钟，150个学前儿童在老师的带领下走了过来，而之前那个盲人，现在已经手拎两个购物袋从对面返回了。然后，人行道上的交通指示灯终于变成了绿色，你安心地步入人行道。正在这时，所有车子都向你冲来。我才没有心思管这些车发出的声音有多么丧心病狂、让人害怕，我只知道，巴黎人是想让我死。
最后，我不再尝试任何一种看上去能够成功穿过马路的方式，只是沿着那些看起来没那么可怕的路走。我历经艰难险阻，承受了不小的惊吓，终于在下午时分到达了卢浮宫。在那里，我看到了一条长长的一动不动的队伍围绕在院子的入口处，就像一根废弃的灌溉橡皮管。
我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做什么决定，是加入排队大军，最后无奈发现队伍丝毫不会缩短呢，还是像法国人那样，插进队伍里去。哦，法国人在这一点上真是毫无羞耻之心呢！每过几分钟，就会有一个人靠近队伍的前方，假装在看自己的腕表，然后弯下腰穿过栏杆，隐没在队伍前面的人群里。不过我惊讶的是，竟然没有人表示抗议。在纽约，这些插队的人——其中十有八九来自纽约，这是我根据他们的口音和军用防水衣上的枪眼得出的判断——可是会被人群抓住，然后痛扁一顿的。事实上，我在谢伊球场，还真的亲眼见过一次。这样其实也不大好，但你还是忍不住欢呼“干得好”。就算是在伦敦，这样的恶习也会受到尖锐的指责：“我说，你最好给我排到队伍最后面去。”但在这里，竟然一点抗议都没有。
我无法说服自己干插队这种事，也无法忍受身处这样一群对其他人违反规则、侥幸得逞而无动于衷的人当中。于是我离开了，并且感到如释重负。我上次去卢浮宫是1973年，和卡茨一起。那时候也是人山人海，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我是在另一栋建筑里，越过一个个挤在我面前的人头，才看到千古名画《蒙娜丽莎》的，它小得就跟张邮票似的。显然，现在的情况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此外，在卢浮宫，我只有一幅特别想看的画，那是一幅18世纪的杰作，在这200多年时间里，在卢浮宫无数画廊中，除了我以外，任何游客都不会注意到它。我自己都差点在经过时错过了它，但有什么东西划过我的视线，让我转过身去。画上有两个贵族女士，很年轻，但也没有多漂亮，两个人并排站立，除了她们身上的珠宝和脸上狡黠的微笑外，她俩全身赤裸，一丝不挂。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其中一人把她的手指随意地，几乎可以说是漫不经心地插进了另一个人的臀部。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事儿在艾奥瓦州[30]应该没什么人知道。于是我立刻去找卡茨，他在卢浮宫刚待了15分钟就绝望地大喊：“这地方除了画和大便之外，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十分不满地去找咖啡店了，并且说他只会在那儿等我半小时。我找到他时，他正在喝可乐，刚见到我就和我大倒苦水，这么个可乐竟然要花两法郎，而且，为了享用在男厕所里小便的特权，他还给了一个干瘪的老女人一把分币（“她就一直在那里盯着我看”）。
“这些事你没必要往心上去。”我对他说，“你快过来看看这幅画。”
“干吗？”
“它非常特别。”
“为啥？”
“它就是……你相信我，我保准你一分钟后就会谢谢我。”
“究竟是什么啊？”
我告诉了他，他不肯相信，这种画从来没人画过，而且就算有人画，也不会出现在公共画廊里。但他还是过来了，而我怎么找，都无法再找到这幅画了。卡茨觉得是我狠狠地耍了他，我是存心想要浪费他的时间，还不让他喝完最后两盎司[31]可乐。因此在这天余下的时间里，他都像吃了火药一样，一点就会着。
其实我们在巴黎的大部分时间里，卡茨都非常不开心，他觉得一切都在和他对着干。在我们到那里的第二天早上，我们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着走着，就有一只鸟在他头上拉屎。“你知道吧，”我走过一两个街区以后对他说，“有只鸟在你头上拉屎了。”
卡茨本能地用手去摸自己的脑袋，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的手，嘟囔了一句“在这儿等着”，就身子僵硬地朝我们的旅馆走去。他有那么点抵触排泄物之类的东西，我曾看到他跑过得梅因的格林伍德公园，就像爱德华·蒙克的名作《呐喊》里的那个人物一样，就因为他不小心用手指触碰到了狗屎。等20分钟后再次出现时，他涂满了百露牌润肤液，闻起来香气扑鼻，头发也被他打理得油光发亮，十分像一个西班牙的三级舞男。好在他恢复如常了。“好了，我们走吧。”他说。
话音刚落，又一只鸟在他头上拉屎了，而且这一次，真的是飞天巨屎。我不想形容得太生动，或许你现在正在吃东西，但你只消想一下，一杯酸奶倒在头发上的情况，那你就差不多能知道是什么样子了。“天哪，史蒂芬，这鸟拉肚子了。”我好心地说。
卡茨彻底无语了。他不发一言转身就走，直挺挺地奔回旅馆，也不管路人投来的目光。他去了将近一小时，等再次出现的时候，他穿了一件雨衣，还戴上了雨衣的帽子。“什么都别对我说。”他警告我，然后大步向前走去。从此之后，他就没看巴黎顺眼过。
既然卢浮宫里都是人，那我就去一个对我来说各方面都很新奇的地方，那就是奥赛博物馆。它坐落在塞纳河左岸，杜乐丽花园的对面。我16年前经过的时候，那里还是废弃的老奥赛火车站，但一些眼光独到的人决定把它改造成一个博物馆。这个点子实在是太棒了，不管是对建筑物本身还是对藏品，都是如此。我在那里愉快地逛了两小时，又去看了看卢浮宫那边的情况，依旧是令人绝望的人山人海。然后我就去了蓬皮杜艺术中心，我试着去喜欢它，但我根本做不到。我感觉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错误。这个建筑本身有些风化和褪色，就像是一整个冬天都被遗留在那里的儿童玩具一样。我惊讶的点在于它从建成到现在才过了十几年，而法国政府为了修理和维护它已经花了7500万美元，我觉得这东西用塑胶就能做出来。而且它被建在这样一个逼仄的环境里，有些超出大家的承受范围，如果它建在公园里面，那情况或许会不一样。
但我最不喜欢蓬皮杜这类建筑（巴黎已经被它们弄得喘不过气了）的一点是它们那副炫耀的样子。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曾经对世界宣告：“你看，我把所有的烟斗都叼在外面了，我是不是可爱得让人想亲一口？”如果说蓬皮杜真的有一些实用的功能，那我兴许还能原谅，但似乎没有人考虑过，蓬皮杜到底应该用来做什么？它其实应该用作集市或港口，因为它内部非常拥挤和混乱。它不像奥赛博物馆那样有空间感，有不错的光影以及静谧庄严的氛围，它就像是一家正在进行第一天大促销的百货商店。它没有歇脚的地方，没有醒目的标志，没有硕大的时钟，你根本就无法约人在这里碰面。它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东西。
外面的东西也没有变好的迹象。在一天中最好的时间里，圣马丁街上的那个主广场仍处于阴影之下。它被造在了一个斜坡上，所以显得很晦暗，总是湿漉漉的，而且也没有歇脚的地方。如果它们把斜坡改造成梯形剧场，人们就可以坐在台阶上，但现在这种设计，你一旦坐下，下一秒就会滑下去。
我对建筑上的标新立异并不反感，我就被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迷住了，我也很喜欢拉德芳斯区那些中间开着大洞的建筑物，但我就是讨厌那些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其他需要为城市生活负责任的人的可恶做派，他们似乎并不清楚城市是为谁打造的，他们不明白城市是为了人而存在的。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都在为了其他东西建造城市：为了汽车，为了商业发展，为了开发商，为了那些兜里有钱、目空一切、不肯脚踏实地考虑城市建设的人，偏偏人们需要的正是脚踏实地地生活和工作。为什么我经过一条繁华的街道，就得穿过潮湿的地道，还要再走两截楼梯？为什么汽车比我们优先？为什么我们能够在那么富有的同时又那么愚蠢？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诅咒——太多的金钱、太少的思考，而蓬皮杜就是在用它的塑胶庆祝这个可悲的事实。
有一天晚上，我走到了共和国广场，在一家叫作温度计的餐厅吃了一顿怀旧的晚餐。我曾经和妻子在马路对面的摩登宾馆里度蜜月（现在那里成了一家连锁假日酒店），那时我们就经常在这家餐厅吃晚饭，因为它很便宜，那会儿我们也没什么钱。
我把我所有的钱——18英镑——花在了结婚礼服上，那是一件很不错的翻领衣服，采用了1957年“城市之杯[32]”的尾鳍款式；还有一条裤子，宽宽地向外展开，宽到我走路的时候，你都看不到我的腿在动。我还向我的岳父借了12英镑，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这样他的女儿就不会在新婚第一个礼拜被活活饿死。
我本以为，“温度计”餐厅里会充满甜蜜的回忆，但我记不起任何事情了，只记得那里有个全巴黎最凶猛的厕所看门人，一个看上去像俄罗斯摔跤选手（当然是男摔跤选手）的女人，她坐在地下室的一张桌子旁，桌上放着一个粉红色的放满硬币的碟子，她会伸出头盯着你瞧，以防你把小便滴在瓷砖上或者是顺走几个厕所除臭球。当你发现有人正盯着你看，你会尿得非常困难，但你又害怕自己会因为肾脏负荷超时而产生功能障碍，会真的尿不出来。你也不能用德拉诺[33]清洗自己的整个身体系统。因此，我拉上裤链，很不舒服地回到了座位上。在回到宾馆之后，才尽情释放了积蓄于我体内的尼亚加拉瀑布。我很高兴地和你们说，那个厕所看门人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厕所看门人了，连厕所除臭球都没了。
过了两三天，我才注意到一个现象：巴黎人经过20年时光的洗礼，已经变得有礼貌了许多。虽然他们还是不会冲到你面前拥抱你，感激你为他们赢得了二战的最终胜利，但他们确实变得更有耐心，更懂得谦让了。出租车司机仍然很威猛，但除他们以外的其他人——营业员、服务员和警察——看起来都非常友善了。我甚至看到一个服务员微笑了一下，还有人竟然会在开门的时候为我停顿一下，而不是把门直接甩在我脸上。
我有点不大适应巴黎现在的样子。在巴黎的最后一晚，我去了塞纳河附近散步。有穿着时髦的一家子人（两个成人和两个小孩）从我身边扫过，他们既没有被打乱步调，也没有暂停他们的谈笑风生，径直把我弹进了沟里，我本来可以拥抱一下他们的。
在离开巴黎的那天早晨，我艰难地穿过灰蒙蒙的雨来到里昂火车站，我需要在那里打一辆车去北站，然后坐火车去布鲁塞尔。因为下雨的缘故，没什么出租车，我只能站在那里等待。整整五分钟的时间里，都只有我一个人等在那里。渐渐地，其他人也来了，排在我后面。
好不容易来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停在了我面前。我惊讶地发现我身后的17个成年男女竟然都相信他们比我更有资格抢在前面。一个穿着羊绒大衣的男人还把手搭在我身上，他看上去十分富有，受过良好教育。我叫苦不迭，用庞大的身躯死死挡住车门：“不要，不！”我迅速跳进车里，还要防备着那个推推搡搡的男人把他的领带夹进车门里，同时告诉出租车司机快把我送到北站去，让我逃离这里的深渊。那司机看着我，就像看一坨硕大的、奇形怪状的屎一样，然后他充满厌恶地叹息一声，发动了车子。我很高兴地发现，巴黎的某些情况是永远不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