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降低成本大多靠管理和技术的创新，而总价值依赖于企业家的想象。在这里我提一点：想要创新成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人性要有透彻的理解。伟大的企业家都是对人的心理有非常好的理解。我们区分三类企业家，第一类企业家能够识别消费者自己都没有明白的需求。刚才讲企业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其实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实际上是企业家去想象消费者需要什么。第一类企业家创造的是一种新产品、新产业，是原来没有的。检验者是消费者，而消费者不会告诉你他需要什么，你的产品生产出来以后他如果不买，那你就完蛋了。现在中国好多企业的新产品，在技术上确实是生产出来了，但经不起消费者的检验，所以无法成功。第二类企业家满足市场上已经表现出来的需求，要住房你就盖房子，要穿衣服你就做衣服，饭馆、汽车、计算机等，都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好。第三类企业家按订单生产，这是最简单的企业家行为，这类企业家是比较少的。但第一类企业家更少，引领产业发展、引领经济的领袖基本都属于第一类企业家。在中国，第一类企业家不能说没有，但是很少，像马化腾、马云，我认为是第一类，而大量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可能还够不上第一类。我希望未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第一类企业家，他们是最重要的。刚才讲的套利型企业家，他们需要非常重视对市场的了解，而创新型企业家有时候不搞市场调研，像乔布斯并不搞任何市场调研，但是生产出的产品消费者拿到以后喜欢得不得了，这才是最伟大的企业家。如果企业家每天问消费者需要什么，那我觉得就比较差劲了。举个例子，假如你有一家装修公司，人家请你装修，你问客户要怎么给他装修，全部问客户，那你这家公司肯定要完蛋。如果你看了房子能够马上提出一套方案，客户一看正是他所需要的，这样你的公司才能赚钱。
创新和模仿区分开来并不容易，山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创新，我今天讲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创新。创新的利润和套利是不一样的，套利的利润一开始很高，逐渐趋于零。创新的利润一开始是负的，你投入很大，但是没有人买你的产品，或者你的规模达不到。随着市场被发现、你的产品被更多消费者接受，你的利润会越来越高。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别人就开始模仿你，开始跟你竞争，然后你的利润就开始下降了，最后也趋于零。企业为什么要不断创新，就是因为没有哪个产品能让你持续地生存下去。好的企业一定是在已有产品最赚钱的时候就开始搞新产品的开发。在中国，很多企业夭折了或者搞得不是很成功，就与此有关。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四通的电子打字机很赚钱，可是计算机进来之后打印机就没人要了，四通没有把它从打字机中赚的钱真正用于计算机的开发。
很多企业都始于一个想法
创新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创新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有一个想法而已，这个想法是常人没有的，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你想出来以后，别人觉得你是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能实现，这很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当然，你要把这个想法变成消费者愿意埋单的东西，如果你做出来的东西消费者不愿意埋单，那就说明你这个创新是失败的。我们过去200多年的经济史，而这基本上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出新产品的历史。我们今天消费的好多东西，三四十年前谁都想不到，150年前没人能想到的东西，100年前就出现了，而且市场不断扩大，这就是企业家做的事情。
我给大家举几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宝洁公司生产的一次性尿布现在市场上已经很多了，1956年，市场上一次性尿布只占1%，是强生公司生产的。这里不是技术问题，是成本太高，花了十年时间，降低了生产成本，这才替代了重复使用的尿布，一次性尿布普及了，变成了一个大市场。索尼公司1956年第一台家庭录像机售价5500美元，但是公司要求技术人员们必须做出550美元的机器，最后成功了，从5500美元到550美元，降到原来的10%。这就是企业家的想法，把产品变成每个家庭都能用的东西，前提是每个家庭都买得起，那么价格就不能太高。如果只是在技术上生产出来，成本高就卖贵一点，这不是企业家的作为，企业家要想我的市场有多大、我究竟要卖给谁。索尼让这个想法变成现实，做了20年的努力。
再比如吉利刮胡刀。吉利这个人是个小商贩，到处卖小东西。刮胡子很麻烦，他想能不能发明一种真正便捷的刮胡刀，问了很多技术人员，坚持努力了20年，做成了，这家企业现在仍然主导着刮胡刀市场。福特汽车也是始于一个想法—让每个人都能用车。联邦快递改变了整个美国的航空运输业，现在讲的物流的基本思路都是从它那里来的。阿里巴巴、微软、QQ、微信、新东方等，好多企业都是始于一个想法，它们都成功了。这些想法里包含人性，我不是做广告，马化腾的微信就包含对人性本身的理解。每个企业家都应该多多地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的企业家过去做了些什么？大致来讲，到目前为止做的主要是套利，发现市场的不均衡，通过改变资源的配置效率来赚钱。但是这种套利行为，赢利的空间越来越小，未来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套利型的企业家从古到今一直都有，而创新型的企业家是近代才出现的。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写的全是套利型的企业家，没有创新型的企业家。200年前人类能够消费的产品品种是10的2~3次方，现在是10的8~10次方，实在没办法想象有多少产品，这些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这是中国企业家现在面临的问题，与中国发展的大趋势相关。我们知道，中国过去30年走过了西方200年的道路，那么中国人凭什么用30年走过西方200年的道路？是我们中国人聪明？如果聪明的话，那我们早走过了。是体制优越？现在有人这么思考：我们之所以比他们发展得快，是因为我们体制优越，这叫中国模式。对这个说法也有疑问。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别人在修路，我们在走路，走路花的时间比修路短，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们用的所有产品，有哪些真正是我们原创的，很少很少。一些山寨版的产品，基本技术全是人家的，一些赚钱的产业，比如造船、汽车、钢铁、软件、计算机，都不是我们的。我们是后发，叫作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是西方的技术加上中国的劳动力，前提是我们开放市场，计划经济没有办法利用后发优势，但我们还是利用了一些。我们这种经济可以叫作继生经济。我们能利用的技术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更先进的技术人家不让我们用了，人家淘汰的我们可以用。德国人20世纪70年代把捷达汽车淘汰了，中国上海20世纪80年代引进来，仍然赚了很多钱。现在这个空间越来越小，这就是我们第二次转型面临的问题。
从技术到市场的转型，我们可以靠套利型的企业家，他们敢冒险，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进行套利，然后不断地使经济走向市场化。现在我们面临如何从套利效率驱动的增长走向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的问题，这也要靠企业家。斯密模型没有办法解释我们的模型，靠资本积累、靠宏观政策来刺激转型，这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尤其是对第二个模型来讲。企业总是找最简单的办法赚钱，如果政府的宏观政策很宽松的话，卖什么东西都可以赚钱，那就没有真正的压力去创新。从这个角度讲，政府的刺激政策恰恰是阻碍中国企业创新和转型的重要因素。
我还想讲一个观点，我认为市场有广度和深度的区分。广度就是量，深度是值，它的附加值。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任何一个市场从广度来讲都很大，中国的企业家可能不太善于开发市场的深度。你去国外的商场看看，里面人很少，半天不进一个人，照样能活下去，但中国的商场客流如果不是很大，就不容易活下去。为什么？我们只能做广度的市场，而不能做深度的市场。要把市场做深的话，很显然要搞创新的东西，不论是我前面讲的五种创新里的哪一种，至少要有一种，如果一种都没有的话，那你是不可能做成这个市场的。
大数据不能代替企业家
最近有一个炒得火热的概念—大数据，好多书和文章都讲到它。大数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工作以及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原来都是用抽样样本，现在变成了全样本，每个人的消费数据企业都可以掌握。我现在必须跟大家讲一点，大数据不能代表企业家，凡是企业家能做的，一定是大数据无法做的事情。所有通过数据可以得出的结论都不是企业家思考的问题。大家想一下，40年前，就算那时候有大数据，你能预测到软件产业？不能，只有比尔·盖茨能想到软件产业。同样，五年前有大数据，你能预测到微信吗？你预测不到，只有马化腾能想到。企业家总是面对着无法用数据分析来得出结论的问题。
企业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类人？我们自己思考一下，我们面对着不确定的世界，风险和不确定是不一样的，风险是可以用概率分布计算的。企业家做的所有决策都是没办法用概率计算的，他们面对的完全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比如在没有任何软件的时候，比尔·盖茨想到了软件。企业家对未来市场的判断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要有赢利的警觉。哈默去苏联救死扶伤，旅游一趟就可以发现市场，当然有不确定性，要承担损失。我们一般人认为企业家在承担风险，其实他们有更大的自信，他们的好多判断都依赖于自己的想象，这一点非常重要。
以此来看，我们怎么去培养企业家？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培养企业家，企业家是天生的，他们是一种怪物，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可能很贪婪，也可能为了高尚的目的、为了国家利益办事，但他们就是与众不同。我们的政府应该做什么？就是要创造一个制度环境。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我认为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自由，心理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如果没有心理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我不认为能真正出现创新型的企业家。企业家最初的想法都很古怪，而我们现在一想到创新，事先就老想给它设一个框框。大家可以想象100多年前发明飞机的时候，如果政府出一份怎么监管航空业的文件，那我估计人类到现在都做不成飞机。创新一定会面临不确定的未来，人类只有心灵自由，才可能创新。那时候想着在天上飞，一定是有风险的，现在一些西方国家想把人类送到太空旅游，在我们国家想都不敢想。现在离地三尺就属于航空管制，好多生产民用飞机的企业都做不起来。自由很重要，虽然我们觉得自由，但实际上我们很不自由，这就是创新出现不了的原因。
第二，稳定的预期。稳定的预期最重要的是法制，法制一定是保护自由、保护私有产权的，产权的保护也非常重要。
两百年前，亚当·斯密讲一个国家要从最原始的状态发展为最大限度的繁荣，除了和平、轻税赋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不需要其他东西。一个企业要赚钱，和平当然很重要，但从历史来看，和平不是必要的，我们知道好多企业在打仗的时候发展非常快，有些人是发战争的财，也有好多人不是。
面临的障碍是：经济方面，国有部门太强大，国有企业与公平竞争不相容，政府管制太多，金融不自由，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政治体制方面，司法不独立，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寻租和腐败。
经济发展不能依靠产业政策
中国有不少人推崇产业政策，我的研究发现，几乎没有一项产业政策是成功的。那为什么人们还推行产业政策呢？我想只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无知；另一个不好听，就是无耻。从理论上讲，产业政策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下：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怎么比企业家更能知道什么是未来的产业？看看美国那么多年发展的产业，单纯由政府批的话，哪一个能出现？现在很多产业发展得好，都是政府不懂的时候做起来的，一旦政府觉得懂了，这事可能就麻烦了。
光伏产业本来是私人做起来的，一开始发展得不错，政府一旦认为它是战略性产业，就会大力支持，各地免税，给各种优惠，到处开花，结果把这个产业毁了。这是毁掉的一类，还有扼杀掉的一类。20年前李师傅生产汽车，我们的主管部门告诉他生产汽车很复杂，一家民营企业生产汽车不是找死吗？李师傅说，给我一个找死的机会好吗？我们有大量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证据可以证明产业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包括我们的软件园，我们希望提供的是一个环境，包括硬件环境，更重要的是软件环境。中国的硬件环境比世界上好多国家的都好。比如中国的大学，现在中国的一所三流大学的教学设施比美国的一流大学都要好，尤其是这几年特别好。但是，我们的软件环境在什么地方？最重要的是软的制度而不是硬的制度，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我给大家的忠告是，做什么事一定不能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当然，我知道大家会忍不住，因为政府会给你优惠，人都是贪婪的，政府给我几千万，我干吗不要？但这很可能会让你走入歧途。我反对政府给任何企业优惠，从历史来看，企业家就是靠自己，该死就死，有本事就存活，这才是经济的活力所在。我们的政府关注的是什么？是森林的茂盛，而不是树木的死亡。没有树木的死亡，森林不可能茂盛，所以政府不应该实行歧视性、特权性的政策。我觉得非常遗憾，我们真正要争取的是废除任何特权，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体制下，一旦你做得好了，你就容易变得有特权，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
再进一步讲，要让企业家真正发挥作用，要建立市场经济。只有计划经济是政府建的，没有市场经济是政府建的。政府要做的是扫清市场的障碍，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的精神自然而然就来了。
中国目前的改革是功利主义的改革，什么意思？经济发展是最大的事，GDP是最大的事，衡量一切事情好坏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GDP，有利的就是好的，不利的就是不好的。这是有问题的，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不利于我们今天的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有效率，但我觉得效率不是唯一的理由。我们应该真正认识到自由创新、自由创业、自由交易都是人的基本权利，不可以轻易剥夺。我们应该由功利主义转向权利优先。人应该有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先于任何的功利，先于任何的利害标准。当然，涉及物质利益的可以用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衡量，但涉及基本权利—人权和尊严，就不能用功利主义来衡量。我们的市场不是经济增长的工具，市场是实现人的自由的一种途径。如果我们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市场经济自然会来。反之，如果我们的体制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再多的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民营企业对发展经济有利，中关村开辟专区给予优惠政策，过几天发现它对发展经济不利，又收回来。作为权利，不管有利没利，都不能收回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真正给民营企业家和每一个人安全感，有了这种安全感，我们才会去创新、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