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的兴起
周族是我国陕西省渭水流域的一个古老的部族。传说周的始祖姓姬，名字叫做弃。关于他的身世还有一段颇为神奇的传说。弃的母亲叫姜嫄，是有邰氏部落的女子，嫁给五帝之一的帝喾为正妃。传说，有一次，姜嫄出外游玩，看到沙滩上有一个巨大的脚印，十分好奇，便用自己的双脚去比量，忽然觉得身体内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不久，姜嫄就怀孕了，生下了一个男孩。联想到巨人脚印，姜嫄认为自己生下的一定是个怪胎，这个孩子是个不祥之兆。于是，姜嫄就偷偷把这个孩子扔到了荒郊野外。可是，奇怪的现象发生了：把这个孩子放到牛马经过的地方，牛马见了他都绕着走而不去踩他；放到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忽然一下子来了一群人；放到冰冻的河面上，一群小鸟飞过来，用翅膀依偎着他，替他保暖驱寒。姜嫄认为这是神灵在庇佑这个孩子，于是又把他抱回家抚养。因为当初自己曾想遗弃他，便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弃”。这个传说表明，周部落在“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而从弃开始，人类则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周字的古文象田中有种植之形，表示这一国族是以农业见长的。传说弃小的时候就对播种五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大后成为了当时著名的农业专家，并因此被推举为部落首领。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帝舜发现了弃的特殊才能，提拔他担任农官，指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弃果然不负厚望，指导人们科学地选用品种，按时令及时播种、整地、施肥、收割，几年之内，人人丰衣足食，无饥寒之忧。于是帝舜论功行赏，封弃于邰（今陕西扶风），号称“后稷”。后稷成为周族始祖。
后稷的子孙辗转迁徙于泾渭一带，他们最初居住在豳（今陕西邠县附近）。到古公亶父（后来追称太王）时，率领周人来到岐山下的黄土高原定居，于是这个高原被称为“周原”。在岐山的南面建造都邑，后来又率众迁居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境）之下，这一带土地特别肥沃。古公亶父是周族的一位杰出的首领，他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发展壮大周族的势力。一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周人垦荒种田，兴修水利，使周人在农业生产方面远远超过了其他部落。二是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古公亶父一方面实行仁政，爱民如子，一方面在部族内部设置了一套管理机构，建立了“五官有司”，设官分职，管理庶务，开始形成初步的国家机器。由于周族人民生活富足，社会秩序井然，附近的一些小部落纷纷前来依附，周族的势力和影响日渐扩大。
古公亶父死后，他的儿子季历（后来追称王季）即位。季历即位的同时，也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他对内进一步整顿国政，对外发展周族的势力。在部落斗争中竟大败鬼方，俘其酋长二十人。周族四边的部族，要么前来归顺，要么被武力征服。
古公在豳，还住地穴，其时周人的文化可想而知。迁岐之后，他们开始有宫室、宗庙和城郭了。季历及其子昌（后来追称文王）皆与商朝联姻，这促进了周人对商文化的接受，也促进了周人的开化，周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二）周商矛盾
自古公以后，周为商朝的诸侯之一。季历受商命为“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但商与周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尤其是自周强盛以来，即以东向发展为一贯之国策，一直就有“翦商”的企图。而周族势力的迅速膨胀，也自然引起了商王朝的注意和恐惧。
统治全国的商王朝，当然不能容忍自己的诸侯国强大到威胁自己的王权和地位。但商王朝也找不出适当的理由讨伐周族。于是此时的商王文丁想到一个计策：一方面采取怀柔政策笼络周人，封季历为“西伯”，另一方面把季历诱到商都加以软禁，来观察周人的反应。
季历的儿子姬昌得知父亲被软禁的消息后，十分着急，赶紧搜罗了一批珍宝和美女给商王送去。但商王文丁更关注的是自己的王权和江山，并不为姬昌所送的珍宝和美女所动。文丁幽禁季历是为了抑制周的势力的发展，担心西岐强大起来威胁自己的统治。但是为季历来说情的人越来越多，不仅有朝中大臣，也有各方诸侯；季历也在想方设法逃走。这更使得商王文丁感到自己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软禁季历的做法是正确的。但现在既然已经无法再幽禁下去，又不能放虎归山，商王文丁只好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匆匆处死了季历。可以说，正是姬昌和诸侯的营救活动，使商王文丁看到了周的巨大威胁潜力，从而痛下决心，促成了季历的被杀。这件事，进一步激化了周商矛盾，在周商之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处死季历之后，为了缓和商周矛盾，平息朝中大臣和诸侯的不满情绪，商王令姬昌袭封“西伯”，西伯侯姬昌就是历史上的周文王。
（三）文王之治
姬昌即位后，决心为父报仇。心怀杀父之仇的周文王姬昌开始起兵攻商，却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商纣王借口姬昌对商纣王不满，将其囚于羑里长达七年之久。文王姬昌被囚禁在羑里的时候，据说曾经增演《易》的八卦为六十四卦。世人称颂西伯，说他断决虞、芮争执以后，诸侯们尊他为王，那一年就是他承受天命而称王的一年。九年后姬昌逝世，谥为文王。他曾改变了殷商的律法制度，制定了新的历法。姬昌还曾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也就是说，大概帝王的瑞兆是从太王时开始兴起的。
但姬昌比他的父亲要幸运得多，他这次面对的纣王帝辛，虽然凶狠残暴，但只知享乐却胸无大志。西岐大臣闳夭从国中挑选一名绝代佳人，又从骊戎、有熊国挑选了几十匹骏马，加上其他奇珍异宝，一齐送给商纣王。商纣王乐得眉开眼笑，说：“一个美女就足以换回西伯侯了，你们何必如此多礼呢！”于是在饱受了牢狱之苦后，西伯侯姬昌终于平安地回到了西岐。
姬昌回到西岐后，一心想要报父仇、雪己恨，但并没有立即出兵，因为他知道，以现在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周同商还根本无法抗衡，所以更加发奋图强，为灭商而做着积极准备。文王在国内修整内政，巩固了统治基础，也在诸侯间赢得了“仁义”的美名。具体表现主要有：一是在政治上宣扬德教，修德行善，使国内出现了清明的政治局面。当时，西伯侯将他的领地建设成了一个经济发达、人人谦让、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地方。那时候，岐山的百姓有了过错，士兵们只要在地上画个圈，作为牢房，被惩戒的人就会自动待在那里接受惩罚，而不会“越狱”。他的“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政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护，巩固了内部的团结。二是努力发展农业经济。姬昌实行比较宽缓的政策，鼓励农民勤于耕种，关心人民疾苦，使国家仓库日渐丰富。三是招纳贤才。姬昌礼贤下士，多方寻访有才能的人，而那些贤能的人也闻风而至，一时间周人才济济。他重用了谋略过人的吕尚（即后世传说中的姜太公）、散宜生、太颠、闳夭、南宫适等贤才。
在修明内政的同时，文王向商纣发起了积极的政治、外交攻势，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以争取更多的诸侯。一方面，他以献出洛西的土地的代价，请求商纣废除炮烙之刑，制定罪行不要牵连亲属的政策。这既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拥护，使百姓从内心里拥护他，也争取到了那些归附商朝的小诸侯国，最大限度地孤立商纣。另一方面，诸侯们有什么事情也都来找文王处理。文王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领土纠纷。当时一些诸侯发生争执的时候都来找他决断，其中最著名的故事是周断虞、芮之讼。虞、芮都是商王朝的属国，两国相邻，发生了领土争端，它们本应到其共主商王那里决断此事，但二者倾慕周文王的威名，不朝殷，却去请周王公断。两国的国君进入周境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在街头看到一匹马和一头牛相向行驶，相遇之后都礼让三分，让对方先走，以致谦让到一个早上都还在原地不动。他们看到这一情景，内心感到羞愧和感慨，难道人还不如畜生？因此，二人立刻握手言和，相互谦让，没有见到周王就返回了。这件事影响很大，许多小国纷纷前来归附，标志着周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开始取得对商王朝的优势。此外，文王还颁布“有亡荒阅”（搜索逃亡奴隶）的法令，保护奴隶主们的既得利益，争取奴隶主和贵族支持。
正是在上述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文王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从前的威信，取得了政治斗争的重大胜利，周的国势由此更加蒸蒸日上，逐渐超过了商王朝，成为各诸侯国的首领。
在整饬内政、争取诸侯支持的过程中，文王还努力处理好与商周的关系，假意臣服于商纣王，以麻痹纣王。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向其显示所谓的“忠诚”。同时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击鼓”，并故意表现出纵情声色，沉迷享乐的假象，令纣王对他放松了警惕，确保灭商的准备工作能够在暗中顺利地进行。
在文王积极进行准备期间，他已受命称王。所谓“受命”就是受上帝之命。《诗·大雅·皇矣》写道：伟大的上帝从天上往下观看，从四方观察，寻找一个有光明德行的人，最后找到了季历的儿子文王，这就是接受上帝的 命令而称王的意思。周文王“受命”称王，也仍然不改变小心翼翼朝殷的态度。周这时对殷商的和平政策，可说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不是一般的屈辱的表示。周原甲骨文中有一条“彝文武帝乙”之辞。文武帝乙是殷帝乙的异称，他是纣王的父亲。为什么在周原甲骨文中却有帝乙的名号呢？这可能是因为周原有殷商的宗庙。殷纣王曾经到过周原，故有祭祀其父文武帝乙之辞。这反映了周在文王时确已成为殷商的诸侯了。作为殷商的一个诸侯，在表面上对殷纣十分驯服的同时，周又渐渐向东发展。
（四）扩展疆土
文王即位之初，周仍是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国。但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文王在吕尚的辅佐下，制定了正确的伐纣军事战略方针，开始拓展疆土，周的势力开始沿着渭水向东发展。
文王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剪除商的羽翼，对商都朝歌形成战略包围态势。周文王姬昌通过兵进西北，相继征服北方的犬戎、密须（在今甘肃安定县）、阮、共等方国。紧接着，文王又组织军事力量渡黄河向东发展。为剪除掉商的右翼，首先尤其是攻占耆地（耆也作黎，位于今天山西长治西南），成为商朝岌岌可危的一个重要征兆。耆在今山西黎城，是殷商的门户，耆被攻占对商的都城殷（今河南安阳）形成威胁。
据史书记载，在耆被打败之后，商朝的大臣祖伊既怨恨周国，又非常害怕，于是跑到纣王那里去报告说：“上天已经断了我们殷商王国的命根子了，不管是能预知吉凶的人，还是龟甲的神示，都不敢告知殷的前途有什么征兆了。并不是祖先神灵不肯保佑我们这些后人，而是大王你荒淫暴虐，不遵守王道常法，以致自绝于天，所以上天抛弃了我们，使祖宗不能安食供享。你伤天害理不走正道，弄得天下臣民无法正常吃饭睡觉，如今我国的老百姓无不盼望殷国早早灭亡，他们说：‘老天爷为什么不降下惩罚？真命天子为什么还不来到？’现在大王你该怎么办？”纣王有些慌乱，但仍然强作镇定说：“我生不就是真命天子吗！他们的恶言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听到这句话的祖伊踉踉跄跄地走下殿来说：“纣王真是不可劝谏了。”纣王没料到天命是可以改变的，也没有觉察到周人正在积极地做着改变天命的准备。
在攻占了耆地之后，周又正面进攻邗国，直接威胁商纣王所在别都朝歌；随后又剪除掉商的左翼，攻取商朝西南方向的战略重镇崇（今陕西户县附近）。这为以后周军东进打开了通道。灭了商室的重要属国，打开了进攻商都——朝歌的通路。至此，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态势，西至今陕西、甘肃一带，东到今河南沁阳，南达长江、汉水，对商都朝歌已形成了进逼之势，为攻灭商朝奠定了基础。
随后，姬昌将都城由岐下迁走，在沣水、渭水之间建立城邑即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水西岸）。自岐下东迁居之。他东进的意向已经够明显了。这样，周基本完成了攻商决战的准备，伐纣灭商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至此，西伯侯的威望大增，许多诸侯都来和他示好。但西伯侯仍然隐忍，对纣王越发恭敬，给纣王的财物也是越来越多。商的大臣们都感到西伯侯有着更大的目标，纷纷进谏纣王要他做准备，但整日沉湎于酒色的纣王却说：“区区一个百里小国，能奈我何？”
受命九年，即周迁徙到丰的第二年，在完成灭商大业前夕，姬昌得了重病。他自知不久于世，就嘱咐儿子姬发要抓住时机，不要犹豫不决。姬昌虽然没有亲自攻灭商朝，但他为儿子灭商建立周朝扫清了道路。他以德兴邦、以德治天下的丰功伟绩，受到了后人的推崇。后世儒者也将他列入圣人行列，成为帝王政治风范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