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瓷器在我国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金代瓷器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前为前期，迁都以后为后期。金代前期瓷器釉色单调，造型朴拙，缺少装饰，加工粗糙，胎骨厚，颜色杂，釉面不匀，缺乏润泽感。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后，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在他的引领下迅速地发展起来，从而刺激了制瓷业的发展，北方的定窑烧制出好多精美的瓷器，如“金定窑赭釉鱼藻纹瓷匜”，1975年于吉林省前郭县塔虎城出土，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高6厘米，口径17厘米，呈直壁圆钵形，胎较薄，一侧口边有平槽短流，矮圈足。此器内外为两种釉色，外赭内白。内底阴刻一尾鲤鱼，刻纹精细，鳍鳞俱全。鱼的上方有水藻，鱼的下方有起伏的水波纹，构成一幅生动的图画。此器造型美观，制作精细，施釉独特，是北方定窑瓷器中极为少见的珍品。
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器大量运销外国。南宋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德化窑、同安窑的产品，如“南宋龙泉窑青釉塑贴双鱼纹洗”，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高6厘米，口径23.5厘米，足13厘米，敞口，折沿，圈足。洗心内塑着两条游鱼，外壁刻凸菊瓣纹一周。口沿两侧各有两个穿孔，相互对应，可穿金属提环。釉色青翠，鱼纹清晰，是南宋龙泉窑的典型作品。
北宋灭亡时，窑工纷纷南迁，带去了北方的新工艺，使南方的青瓷工艺和白瓷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从而形成了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六）元代瓷器
元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元代的钧窑、磁州窑、霍窑、龙泉窑、德化窑等主要窑场仍在烧造我国传统瓷器品种。
由于外销瓷增加，元朝瓷器生产规模普遍扩大，不但大型器物增多，而且烧造技术也更加成熟了。
在众多窑场中，景德镇窑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
首先，景德镇窑采用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烧制温度，减少了器物的变形，因而能烧出颇具气势的大型瓷器。
其次，景德镇烧出了青花、釉里红等名贵瓷器，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具有强烈中国气派与风格的釉下彩瓷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青花是指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的优点十分突出：一是青花的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窑内气氛对它影响较小，烧成范围较广，呈色稳定；二是青花为釉下彩，即先绘画，后涂釉，纹饰永远不会褪掉；三是青花的原料是含钴的天然矿物，我国云南、浙江、江西都有埋藏，还可以从波斯进口，有充裕的原料可供使用；四是青花瓷的白地蓝花明净素雅，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五是具有实用美观的特点，深受国内外人士的喜爱。青花瓷器的这些优点是其他各类瓷器无法与之相比的，因而一出现便迅速发展起来，使景德镇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青花瓷器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标牌产品，畅销国内外，如“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大罐”即青花精品，描绘的是鬼谷子下山的情景：鬼谷子坐在由狮和虎共拉的两轮车上，后面跟着两个骑马的人，其中一个武官打着一面旗，上写“鬼谷”二字。鬼谷子是中国古代著名谋略家，曾教出孙膑、庞涓、苏秦及张仪等高徒。
釉里红是指用铜红料在胎上绘画后，再涂一层透明釉，高温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瓷器。釉里红和青花同为釉下彩，只是呈色有红、蓝之分。它们同样是用笔在胎上绘画，差别只是一用铜，一用钴。它们都要在高温下烧成，但对气氛要求不同。釉里红对窑中气氛要求严格，铜非得在还原焰气氛中才能呈现红色；而青花对窑中气氛要求稍宽，窑室气氛的变化对钴呈蓝色的影响不大。因此，青花瓷器的烧制比较容易，而釉里红瓷器烧制很难，如“元景德镇窑釉里红雁衔芦纹匜”，1980年11月于高安市出土，现藏于高安市博物馆，高5.5厘米，口径14.3厘米，底径8.7厘米，撇口，底略内凹，长方槽形短流，流下有一卷云形小系，芒口，砂底。此器腹下部饰有艳丽的釉里红宽带纹，内刻水波纹，底心绘飞雁衔芦纹，巧妙地利用釉里红呈色的变化，十分精美。
元代景德镇窑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明、清两朝制瓷业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景德镇因此成为全国制瓷中心，荣获“瓷都”之美誉。
（七）明代瓷器
明朝建立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稳定，南北各地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于工业产品的需求。明朝瓷器不仅畅销亚洲各国，而且还大量销往欧洲。
当时，外商根据本国的生活需要和民族习俗，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提出要求，订购他们所需要的瓷器。我国许多窑场适应西方市场的需求，生产专供外销的瓷器。明代瓷器不仅从海路输出，而且还从陆路输出。
16世纪，明代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
明朝瓷器生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很快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品种上，明代不仅有青花瓷，还出现了釉上三彩瓷，如“明嘉靖景德镇窑素三彩龙纹绣墩”，现藏于故宫博物院，高34厘米，口径22厘米，底径22.5厘米，鼓形，上下圆面。此墩腹部上下各有凸起鼓钉一周，墩面绘双龙荷花纹。腹部纹饰三层，上下绘回纹各一周，中部绘双龙穿莲花纹。此墩整体纹饰为黄、绿、紫三色，色彩协调，构图生动，是嘉靖素三彩的代表瓷器。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窑、龙泉窑仍在烧造外，瓷器生产已经遍及河南、山西、甘肃、江西、广东、广西、浙江、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琉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山西所制的法华器多为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年间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不同：景德镇所烧制的法华器用瓷胎，而山西所烧制的法华器用陶胎，因而烧成温度不一样，如“明景德镇窑法华彩堆贴菊花耳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高43厘米，口径10.1厘米，足径15.9厘米，撇口，圆腹，圈足，颈部两侧各堆贴一只菊花形耳，器体浅雕折枝菊花及飞鸟纹，彩釉以蓝为地，交错涂以紫、绿、白、黄等色。此瓶釉色鲜亮，为景德镇仿山西法华之杰作。
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则是在明代开始的。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期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的白瓷也不一样。德化窑的白瓷瓷胎致密，透光度好，从外观上看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之称。流传到欧洲后，法国人又称它为“鹅绒白”“中国白”，如“明晚期德化窑白瓷雕花耳杯”，小巧玲珑，精美如玉。
明代外销瓷的生产主要在福建，广东也有相当大的规模。但是，就整个制瓷业来说，代表明代水平的是全国制瓷业中心江西景德镇。
明代景德镇所产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聪明的制瓷工人将釉上彩和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釉下彩结合起来，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斗彩，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如“明成化景德镇窑斗彩绿龙纹盘”，现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高4.5厘米，口径20厘米，底径12.3厘米。盘内壁涂以白釉，光洁晶莹。外壁釉下用青花勾勒出双龙戏珠纹，并在釉上轮廓线内填以绿彩，彩色透明，色调淡雅清新，是成化彩瓷中难得之珍品。
明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元代的基础上突飞猛进，不仅满足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还担负着宫廷御用瓷器的制作，全国制瓷业中心的地位岿然不动。
（八）清代瓷器
清代前期和中期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时期，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府为了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蠲免一些赋税、对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国家越来越富强。他从小努力学习汉族文化，并十分喜爱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他在位期间，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的影响，如“清康熙景德镇窑画珐琅菊花方壶”，高9.6厘米，口径6厘米，壶内施浅蓝珐琅，器表颈部为浅蓝地，每一菊瓣内各画一朵小菊花。壶腹为黄地，四面以菊瓣式铜圈围成开光，其内部绘有不同颜色的盛开的菊花各一朵。此壶形制端庄稳重，线条流畅，是康熙时期的首创器型，其后出现的与之相同或相近的造型都是以此为雏形演变而成的。
康熙死后，雍正即位，励精图治。他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对瓷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如“清雍正景德镇窑粉彩山水人物斜方笔筒”，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高14.2厘米，边长10.2厘米，边宽7.7厘米，呈平行四边体形，底微内凹，侧面有垂直细棱纹，前后两面用仿木纹釉作边框，足以乱真，框内微下凹，一面绘墨彩山水图，一面饰粉彩人物图，形象生动逼真。
雍正死后，乾隆即位，国家更加富强。他对各类瓷器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下令集中全国最好的能工巧匠到宫中，制造出精美的瓷器珍品。乾隆时期的突出成就是转心瓶的烧制，如“清乾隆粉彩镂空转心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高40.2厘米，口径19.2厘米，足径21厘米，瓶口外撇，颈短粗，两侧堆塑象耳，垂肩，鼓腹，圈足。此瓶内部套着一只直腹小瓶，与外瓶颈部相接，可以转动。小瓶白釉地上饰粉彩，瓶的颈部与肩部各绘12个开光，上下相对。颈部开光中，有楷书“万年”“甲子”及篆书天干名；肩部开光内是用篆体书写的地支名。腹部饰黄地缠枝花纹，并镂出四组四季园景开光景窗，透过景窗可以看到套瓶上的婴戏图，图上的童子或骑马，或执旗，或持伞盖，或击鼓，或打灯笼。此瓶象耳、口沿及镂空景窗边缘部位均施金彩。瓶的口、颈都能转动，尤其是颈部和肩部的一部万年历，可以使天干与地支转动相配，有实用价值。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贸易机构，将中国瓷器运到欧洲，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商号，仅在伦敦就有52家。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繁荣，中国瓷器的生产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已有的工艺和品种，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如康熙青花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瓷器的色彩更丰富，更明亮。
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的阶段，黄、蓝、绿、矾红等釉色也有很大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雍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瓷工们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如粉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
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仿古、仿其他工艺和仿外国瓷器的制品都极为精致。
清代瓷器的产地比较广，而代表整个时代水平的仍是瓷都景德镇。
青花瓷器仍是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但民窑比官窑的烧造技术要高，民窑的釉上彩也比官窑丰富多彩。其他瓷器产地如福建德化窑、广东石湾窑也很活跃。
嘉庆前期，基本上仍保留着乾隆朝的遗风。但从整体上看，已远逊于乾隆盛世了。这时，士大夫阶层风行鼻烟，瓷制鼻烟壶除粉彩外，也有不少青花和白釉的。
道光时期，青花和颜色釉制作已趋衰落。粉彩瓷器的数量虽然很多，但品种、造型已大为减少，产品中以莲花型的盘、碗较为突出，少量慎德堂款的粉彩、霁蓝描金和抹红描金瓷器较为精致。此外，陈国治所制的黄釉仿象牙瓷器也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咸丰朝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国内太平天国革命的战争中度过的，官窑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更趋低落，但民间日用粉彩瓷器却还有一定的数量。
同治、光绪两朝，整个社会陷于动乱，景德镇瓷窑虽然没有停止生产，但所制瓷器大多是一些宫廷应酬、赏赐之物。民窑所产虽无特殊精致之作，但数量却是巨大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民窑烧制了一些比较好的仿古瓷，如“清光绪景德镇窑反瓷贴捏彩绘水洗”，高13.8厘米，口径23厘米，底径18厘米，口沿如唇，鼓形腹，平底足，足心微微下挖一块，大小似纽扣，口阔底宽，给人以平稳的感觉。此器弧圆形的轮廓增添了动势，避免陷入呆板之态。腹内满施乳浊状哥釉，白中泛灰，肥厚润泽，开有不规则的方圆形纹片，妙趣天成。腹外壁以白色反瓷为地，素胎无釉，粘贴着密密麻麻的如高粱米粒大小的圆珠，与腹内的哥釉开片遥相呼应，极为和谐。腹部中间以铁褐色釉绘饰葡萄藤，缠绕一周，每串葡萄旁都有一只小松鼠垂涎窥视。葡萄成串，老鼠多子，寓意多子多孙，家丁兴旺。此器交叉运用捏塑、堆贴、彩绘、划花、反瓷、哥釉等多种装饰技法，各尽其妙。
由于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制瓷业渐趋衰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瓷都景德镇终于获得新生，中国制瓷业又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