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早期情况
山东大鼓发展之初都是男艺人一人演唱，流行范围也仅限于山东省西北部运河一带的农村，何老凤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后来随着山东大鼓的进一步发展，女艺人开始出现，山东大鼓也得以进入城市演唱，女艺人的出现，为山东大鼓的艺术发展带来了空前的影响力，使得山东大鼓的影响范围得到了迅速扩展。
如《历下志游》对郭大妮在济南演唱过程的记载说，开始到济南演唱“仅敷日食”，同治十年（1871年）秋，则已是“曲则抑扬顿挫，奕奕有神，绚烂之余，变以平淡，觉耳目为之一清”，到光绪二年（1876年）已是“立而观众几无余地”了，前后不到十年，梨花大鼓已在城市站稳了脚跟。《历下志游》（游客中原客师史氏撰）外编卷三《歌伎志》对此有详细记述：“郭大妮者，不传其名字，说者为武定人，善鼓词……奏曲于章夏，仅敷日食。辛末（同治十年，1871年）秋来会垣，择西关隙地，支彩棚，大妮率两妹登台演说。肌肤光泽，媚态横生，身无罗绮，荆钗布裙，精致无纤尘。横波甚清，莲钩尤细，曲则抑抑顿挫，奕奕有神，绚烂之余变以平淡，觉耳目为之一清。凡座上客，无不称赞，门前车马渐盛于前，缠头之资，积至巨万。丙子（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上元后五日，邑之千佛山开市，大妮就中设雅座，遍招所欲欢者来，庆曲永日，极尽所长。而观者几无余地，识与不识，鲜不欣欣然称大快。”
郭大妮之后，又出现了个黄大妮，临清人，同样很有影响力。再之后，黄大妮的表妹王小玉姐妹便来到了济南，在明湖居、趵突泉观澜亭等处演唱山东大鼓。
王小玉姐妹就是《老残游记》“明湖湖边美人绝唱”所描写的梨花大鼓女艺人白妞、黑妞，王小玉更是被誉为“红妆柳敬亭（明末清初著名评话艺术家）”。
关于王小玉的演唱，刘鹗的《老残游记》中记载说：“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帖；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哪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这一声飞起，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那弹弦子的亦全用轮指，忽大忽小，同他那声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耳朵忙不过来，不晓得听哪一声的为是。正在缭乱之际，忽听霍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老残站在听众的角度，用观后感的形式，将王小玉对山东大鼓精湛的演唱和表演描写得淋漓尽致。王小玉对山东大鼓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她使得山东大鼓在艺术上得以创新和突破，在她的努力下，南口梨花调发展到了极致，山东大鼓也得以在济南这座城市拥有了稳定的观众市场，影响力还拓展到了济宁、开封等城市和地区。
2.山东大鼓的兴盛
民国头二十年间，山东大鼓不仅在济南打下了江山，而且在女艺人们的努力下，影响遍及京津、重庆等地区，山东大鼓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黑白妞之后，又出现了上半截、下半截，盖山东（董连枝）、响三省（郭彩云）、白菜心（杜婉君），傅大抓髻（傅金华：山东齐河人，丈夫傅玉河也是著名弦师）等著名艺人，其他的代表人物还有：谢、李、赵、孙“四大玉”（其中谢大玉为四大玉之首，擅长《草船借箭》等曲目，她的父亲就是为王小玉姐妹伴奏的著名弦师谢化南），乃至民国二十年前后专唱《红楼》的杜大桂（山东嘉祥人，父亲是杜增益，母亲是“白菜心”杜婉君，可谓出生于山东大鼓世家，杜大桂演唱考究，入耳动心，有“说书女状元”的美誉），“鼓届皇后”鹿巧玲（山东夏津人，出生于鼓书世家，父亲人称“花弦鹿”、母亲就是誉满济南的傅大抓髻，鹿巧玲的代表曲目是《昭君出塞》）、姬素英、白大玉等新秀也相继在济南书坛崭露头角。20世纪30年代，谢大玉等人还在上海灌制了《火烧成都》等十几张唱片，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山东大鼓的班社，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济南杜增益、杜婉君的杜家班，李泰祥、李大玉的李家班，姬兴居与其妻“上半截”的姬家班等，山东大鼓的发展如火如荼，形势喜人。山东大鼓的影响力在济宁也非同小可，另外李大玉、杜婉君、董连芝、傅金华、徐翠兰、徐凤云等人又把梨花大鼓带到了河南，在开封也打下了市场。山东大鼓影响力越来越大，先后传播到洛阳、徐州、南京、上海和京、津等大城市，进入了空前的兴盛时期。
3.山东大鼓的衰微
20世纪30至40年代，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很多女艺人被迫放弃了对山东大鼓的演唱，同时山东大鼓也因为唱腔缺乏改革，音乐形式僵硬，文词太过讲究，缺乏新鲜感而逐渐远离了基层群众，再加上西河大鼓、河南坠子等诸多新兴曲种的冲击，很多艺人放弃了山东大鼓，山东大鼓也逐渐走向衰微。
济南及其以北地区，包括农村的老北口、南口在内都受到了河北新兴的曲种——西河大鼓的冲击。因为西河大鼓的唱白比较灵活，很多艺人开始改唱西河大鼓，山东大鼓渐渐退出了观众市场；济南以南鲁中、鲁西南一带，山东大鼓也被河南传入的坠子书所取代，坠子书虽然大量吸取了梨花调的特点，素有“梨花为骨，坠子为肉”的说法，但是坠子书还是以自己的艺术特色吸引了大批听众，山东大鼓几乎无人问津了。
抗日战争时期，文艺工作者借助山东大鼓的创作和演唱为武器来宣传抗战，充分发挥山东大鼓的诸多优势，发动群众和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配合抗战，为活跃战地生活、鼓舞士气出了不少力，也为山东大鼓的发展创造了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山东省曲艺工作改进协会为抢救山东大鼓作了大量工作，筹备委员会主任陶钝曾多次登门、拜访谢大玉等著名老艺人，请他们配合参加镇反、抗美援朝等街头宣传任务，山东大鼓得以重现济南。1957年6月，山东省组织第一届曲艺会演时，为了抢救挖掘曲艺遗产，广泛发动了各地的山东大鼓老艺人，但是“文革”的到来，使得山东大鼓的抢救工作再度停止。
一直以来，山东大鼓的独特价值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发掘。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的猛烈发展，使得山东大鼓这一基于农耕文明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艺术，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更加狭小。一方面，这种根植于传统土壤的艺术形式，和现代观众的欣赏习惯、审美需求存在距离；另一方面，山东大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基础也在现代社会形态的挤压下越发弱化，使得山东大鼓的传承出现断层。社会环境的改变、群众社会心理的改变，都影响着山东大鼓的生存处境，山东大鼓这一传统文化正在面临消失的危险。
山东大鼓是普通百姓代代相传的文化财富，由于存在很多认识上的误区和文化盲点，导致人类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认真清查过这一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外来文化的涌入、时代的进步、经济体制的变革等因素都使得山东大鼓的发展措手不及。
4.山东大鼓的现状
山东大鼓的发展还是存在一定优势的，具体而言：第一，山东大鼓本身具有艺术优势，其审美理念和艺术手段不仅表现了山东地区的文化历史脉络，也反映了当地群众的审美和价值取向，随着时代的发展，山东大鼓的文化内涵也在逐渐丰富化。同时山东大鼓作为一门艺术，具有商品属性，可以和商品经济相结合，扩大阵地，赢得生存；第二，山东大鼓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