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富于智慧的人总是善于把握自己行为的界限，使自己时刻处于恰如其分的状态。礼就是防止美德转化为恶习的手段。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原文】
【3.8】子夏问曰：“‘巧笑倩①兮，美目盼②兮，素③以为绚④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⑤也！始可与言《诗》⑥已矣。”
（《八佾第三》）
【注释】
①倩：形容笑的样子。②盼：形容目光流转的样子。③素：原为绘画的底色，这里比喻礼。④绚：绚丽多姿。⑤商：指孔子的弟子子夏。⑥诗：指《诗经》。
【译文】
子夏问孔子：“《诗经》上说‘甜蜜的笑容，流盼的眼神，必须得体且合乎礼仪，方显绚丽多姿。’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回答道：“这就如同绘画一样，各种颜色必定与底色合理相间，方才文采斐然。”子夏说道：“所谓底色也就如同礼仪对人的作用吗？”孔子一听，欣然叹道：“子夏呀，你悟性很高啊！和你说话我自己也很受启发呀。既然如此，我现在就可以和你开始谈谈《诗经》中高深的道理了。”
在孔子的思想中，仁和礼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内容。上面我们谈到了仁德，这里我们说说礼法的意义。
所以说孔子思想中的仁和礼的精神是不分家的，原因就在于仁德的修养是从内心出发，由爱自己到将心比心，真诚地爱他人、爱万物。这种爱不是盲目将自己具体的爱憎强加于别人或者万物，而是在了解他人和万物生存方式的基础上尊重其选择，包容事物的个性特点，从而实现在共同的宇宙下和谐自然地发展。
《庄子》一书曾经围绕事物的是非、可知与不可知等问题深刻地进行了一番思索。它发现一个问题，即：鹤有着长长的腿，而鸭子腿却很短。究竟谁更好些呢？如果鹤或者鸭子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那么必然会出现争议。因为它们各自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准则，并且生活得很好。如果一定要统一起来那就有麻烦了。同样，泥鳅在潮湿的淤泥里十分自在舒服，人去了就不行。鱼在水里自在吧，有吃有喝，马在陆地舒坦吧，奔跑飞驰。掉个位置，你再看看，两个都活不成了。
《庄子》书中同样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国王弄到一只漂亮的鸟，爱不释手，精心侍候。弄个纯金的笼子养着，每天珍馐美味、甘泉玉露地喂着。结果时间不长，鸟就给折腾死了。可以想象连最某本安静的生活都无法保证，那还活个什么劲啊。甭说鸟，人都受不了！所以说，孔子讲爱人、修养仁德那是要讲究方法的，即应该在充分理解对方的前提下按照适合对方的方式去爱，这才是真正爱到点子上了。否则便是好心办坏事。《易经》中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何才能在各正性命的前提下实现仁德呢？这就涉及到礼的精神了。
所谓礼就是人在理解人与万物各正性命的前提下，对人自身行为进行规范化。换句话说，就是在知道事物间的联系与区别后，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行为准则。当一个人真正懂得顺应事物自身的方式去生活后，那么他的行为自然也就是合乎礼法的。仁是从内心情感讲做人的仁道关怀，礼是从人的行为准则上讲仁道关怀的具体合理实现。二者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目的却是一致的。生活中，我们往往会根据一个人的具体行为来判断他的内心道德修养如何，道理就在于此。
我们前面提到的吴起，虽然做人不合格，但却是春秋战国时的一位名将，很善于统兵打仗。一次作战，敌我双方刚刚摆开阵势，他的一个士兵便非常勇猛地杀出去，提了一个敌人脑袋回来。他满以为会得到封赏，然而吴起却把他杀了。为什么呢？他够勇敢没错，杀敌报国也没错，错就错在不听号令，不守礼法，忘了一个士兵基本的职责，结果就成了乱干。
如果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即使他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也会由于这种盲目的固执狭隘而背离仁德。因为这种盲目固执缺少礼法的约束是无法实现与他人、万物自然地沟通的。而不能与他人、万物相通，不能遵循其各自的生存之道，那必然导致任性胡为。别说实现仁爱之德，就是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从这个角度讲，遵守礼法乃是一个人成长的必要要求。它在于使一个人明确其自身的生命职责，通俗点儿讲，就是随时确定自己的身份，做好本职工作。
孔子和子夏那番对话的深刻含义就在于，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是否得当，一幅绘画作品是好还是坏，需要合乎一定的规范，即要得体。一切美好事物的形成都是在发乎情、止乎礼的状态下实现的。可惜，生活中许多人在欲望的支配下，失去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自我反思和把持的能力，往往停留于动物本能的冲动上。相当一部分人爱就爱得死去活来，恨就恨得咬牙切齿，喜欢在两极冲动中去感受一种刺激的快感和痛楚，哪里还有美感可言。从这个角度说，还有很多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人之为人的责任和使命，这也显示出礼法教养的重要意义。
情感比仪式更重要
【原文】
【2.24】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为政第二》）
【3.12】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八佾第三》）
【1.9】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学而第一》）
【译文】
孔子说：“人们祭奠的往往是自己的亲人，如果祭奠的不是自己的亲人，那往往是出于谄媚别人、企求福佑的目的。看到符合道义的事情，应挺身而出。否则便是懦弱，没有勇气的表现。”
祭奠祖先的时候，一定要有真情实感，就像祖先还活在那里一样。不要流于表面形式，敷衍塞责。祭奠神灵也是如此，要有恭敬之心。孔子说：“如果我亲自参加祭礼的话，那么我一定在内心保持恭敬之情。如果我不参加祭礼却让别人代替的话，不管怎么说，还是缺乏恭敬之心，那跟不祭祀是一样的。”
曾子说：“父母去世了，儿女要竭尽哀痛之情，办好丧礼。此外儿女还要按时追祭远祖，表达恭敬之心。这样天长日久，百姓感化其德行，民风自然淳厚。”
孔子一生虽然重视礼仪，但是他最讨厌那种虚情假意的人。那些人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仪表堂堂、八面玲珑、信誓旦旦，却是心怀鬼胎，另有图谋，言行不一的人。在孔子看来，这种不真诚的人所行的礼根本称不上真正的礼。因为真正的礼既不是用来装装样子的道具，也不是用来达到功利目的的手段，它是用来传达人的真实感情的。
当人的情感得到自然合理的表达，实现了与他人、与万物相沟通后，人的善性才会实现，礼才会显现出它的真正意义。那时人才会品味到一种发乎情、止乎礼、自然中道的审美愉悦感，领悟到一种超越自我、提升自我的责任和使命。从这个角度说，心怀真诚是遵行礼仪的必要前提。
古时人们为父母守孝是一种正常的礼。它有着许多具体的仪式和禁忌，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人们对父母的那种亲情能够顺其自然地体现出来，这就叫尽人之情。如果没有真实情感的投入，那么儿女即便举行声势浩大的仪式，那也不符合真正的礼的精神。可见，孔子讲礼是以情为本的。中国汉代非常重视人的品格修养，尤其重视孝道。
汉代在一个时期里往往由地方官向上级推举地方贤良出来做官，其中推举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行孝道。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一个官员如果自身道德品质很坏的话，那么他才能越大，带来的社会危害也会越大。问题在于汉代官员对人的德行的考察往往流于表面。于是一些不良之徒为了当官便频频跳出来虚设礼法。例如，他们为了借助父母去世的契机来达到他们当官显贵的卑劣目的，便总是要将父母的葬礼搞得极其复杂而隆重。于是一些所谓的孝子出现了。
古人为父母守孝通常也就三年而已，但也有唯利是图的家伙动不动便发誓守个十年、二十年的。通常守孝期间是不许歌舞奏乐取乐以及行房事的，但他们在守孝期间往往熬耐不住，守孝结束后，往往已经是“子孙满堂”。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由此可见，礼在脱离了人的真情表露后，便直接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反而成为一种为小人所利用、发泄私欲的工具。孔子在上面讲的关于丧礼的话，大意就是如此。
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往往把交际公关作为一种单独的专业技巧来加以学习和修炼，这种想法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过于看中人们交往中的技巧，却忽视了真诚做人做事的主题。所以，我们每每可以在各种场合下见到那些职业性的微笑和关怀、体贴；年节和各种纪念日里，我们也可以收到各种问候的信函、贺卡。然而我们面对这些花样不断翻新的问候和关怀，却越来越麻木、冷漠。这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
同样，许多人在婚礼之日，仪式极尽奢华，搞得人疲惫不堪。然而奢侈华丽的典礼却往往成为婚后沉重压力的开端，越是如此，婚姻越是在后期显现出脆弱。只要人们细想一下个中缘由，就会明白原来此前所有的花样都是做给别人看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内容并没有。因此说，没有真情的投入，花样再多，礼仪再周到，也是繁华一梦！因为那并不是真正的礼的精神，仅仅是虚伪、浮华和做作。
有所为有所不为
【原文】
【1.1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学而第一》）
【8.8】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泰伯第八》）
【译文】
有子说：“行礼贵在顺人情，合于自然，此为先前圣王之道。如果大事小事皆拘泥于礼法的话，则会有所偏废。而如果一味追求顺行人情，不以礼节制的话，也是不可行的。”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想要立身成德的话必须先学《诗经》，这样才懂得合理表达自己的感情。然后还要学习礼法指导自己的行为，最后在雅乐中获得精神的自由愉悦。”
在孔子的思想中，仁和礼是相互包含的。礼如果没有仁心贯穿其间，便只能是虚礼。仁心不以礼节制，则又不足以成为善，即好心未必办好事。仁和礼的结合则往往就会体现为一种很高的人生智慧，即在生命实践中即时体察天地万物的生存之道，成己、成人、成物，进而实现仁德的理想境界。由此来看，为人既要明礼，为人所应当为之事，不拗人物自然情理，同时又要显露真情，不矫揉造作。当一个人真正发乎情、止乎礼、从容不迫，随心所欲不逾矩，知晓天命，成就仁德后，他也就进入了和乐的、自由的、愉悦的精神境界中。
孔子本人是很喜欢诗的，据说他曾删编《诗经》三百。在孔子看来，诗言志，并且和于礼，正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对人而言，它恰恰体现了情礼的自然中和，顺势而为。
《诗经》中有这样的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首诗细腻地描述了青年男女相恋时的那种心潮起伏、朝思夜想的情景，书写得十分传神。可是我们别忘了，尽管这里面求爱者思慕未得，但他也仅仅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而已。他既没有抢亲或者无赖般纠缠，也没有抹脖子上吊以死相威胁，更没有肆意污蔑、败坏对方名誉，这种行为就叫发乎情，止乎礼。反观现在，一些人在谈恋爱、处理家庭问题时做法往往失于偏颇，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要么全凭一时冲动，把爱理想化或者干脆不去细想，草率行动，缺乏必要的反思和节制；要么就是功利至上、死要面子。总之是容易偏激，难得中和之道，其结果自然是苦涩不堪。
孔子讲丧礼同样强调子女要体现真情实感。但孔子认为这种对父母去世的哀痛之情也要有一定的限度：本着适度的原则，不能伤身。这就是合乎礼的要求。因为一旦伤身的话，那就会令父母牵挂，反而违背了孝的精神。所以孔子既反对丧礼大操大办走形式，也反对一味陷溺于整日啼哭，哀伤得不能自拔，以致伤害身体。就现代生活而言，许多人无论是在婚礼节日上，还是在服丧、失意、挫折时，态度都很容易走极端。他们往往在狂喜与悲凄的两极上颠来倒去，缺少合理的节制，这都不合乎正道。因为这仅仅停留在生物的本能欲望发泄上，对人所应当有的反思智慧和成仁的责任还缺乏认识，离仁者心境贯通、自然无争的境界更是相差很远。
中国传统京剧曲目中有一出描写包公秉公执法、有情有义的大戏。大意是说包公查案时发现自己的亲侄子贪赃枉法。若论礼法，当处斩；若论私情，包公自小由嫂子带大，小侄子是大嫂一生的寄托，这里面的亲情关系很深厚，包公应该多加关照才是。要么徇情枉法释放侄子；要么铁面无私，不徇私情。结果包公先铡了亲侄子，再向嫂子请罪陪情。
现在世人多谈论包公的铁面无私、公正廉明的一面。可是包公公正廉明并非不尽情理，而是他对自己之情进行了合理约束，这样才能和众人之情相通，从而在社会上立足。所以执法者不是不要通情理，相反他要深通情理，这样才能张弛有度。
所以单纯地强调包公铁面无私的一面是不对的，他是人不是神，礼法也是体现人情的。因此我们还要看到他情深义重的一面，即向嫂子陪情请罪。没有这一环节，那包公也就不会那么可爱、深入民心了。
有钱了并不等于有德行
【原文】
【3.4】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八佾第三》）
【3.17】子贡欲去告朔①之饩羊②。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八佾第三》）
【注释】
①告朔：指用生羊在朔日告祭祖庙，人君在此日听视朝政。 ②饩羊：在行告朔之礼时，所使用的牺牲、祭礼。
【译文】
林放向孔子询问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很感慨地说：“你这个问题问的好啊！礼从根本上讲，与其注重奢华的形式，不如节省一点。丧礼与其失于和易，还不如显露真情、哀伤一点好。”
（春秋时期的鲁国自文公开始已经不举行告朔这种古礼了。但是用于告朔之礼的牺牲——羊，还一直保留着。）子贡觉得这样做没必要，礼都已经废除了，还留羊干什么。孔子听了子贡的想法后，很不高兴地说：“子贡呀，你吝惜这只羊，我却更重视告朔之礼。没了羊，更是无从见礼了。”
现在有些人写文章搞艺术越弄越玄。譬如论文越写越是让人看不懂，好像很专业、很高深，其实真弄明白了，道理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只不过由于他自己理解不到位、表达不出，所以只好拉个架子在上面唬人。其实那些真正的高手是通达、看得开的。他们于生活中随处见功夫，嬉笑怒骂皆是文章，就像武侠小说中所描述的武功高级境界——不必刀剑，以神御气，摘花飞叶皆可伤人。